吴晓波：上海人为什么吃不到新鲜鱼
[size=4]2009年05月28日 第一财经周刊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
吴晓波
上一篇的专栏，讲了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如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人祸”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
用哈耶克的话说，计划经济是一群超级聪明和自信的人发明出来的，他们坚信用自己那双看得见的手，可以操控经济的每一个细节，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和《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就是对计划经济的总批判。
下面讲的这则往事，正发生在大饥荒期间，与上海和陈云有关。
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被毛泽东用一个字赞赏过—能。
1961年6月，陈云回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做了半个月的调研，同行的秘书周太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在日后都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行程：
地处上海城郊的青浦县古来是最富足的鱼米之乡，可是，“大跃进”之后，这里的农民也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的时候，农民把原本用做绿肥的红花草也吃光了。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陈云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说，攒起来能有一斗。陈云大惊。他很快猜出了答案：这是农民们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然后再把麦秆分回到家里，私下留了一点口粮。陈云感叹地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是有办法应付的。
陈云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他，去年一年公家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陈云算了一笔账，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
更让陈云吃惊的荒唐事还有不少。到了傍晚，陈云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在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只好用碗来卖了。陈云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城里去卖。实行统购统销之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上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和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它们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把活鱼硬生生运成了死鱼。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为运输费和手续费一加，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惊讶。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那些负责人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深叹一口气，对周太和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在其后将近20年时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形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陈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与老乡们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答：“好人。”陈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回到北京后，陈云给时任zhonggong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附三个调研报告，其中包括《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
总在时尚的《第一财经周刊》写这些老故事，有时会想对于读者来说是不是有点陈旧呢？细想我觉得不。毕竟，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是吃不到新鲜的“鱼”。[/size] 老邱怎么就不再进一步，说说这样的制度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
如此一来，做学问还是不究竟。:24d 上海吃上新鲜水果也已经九十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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