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一名村主任的故事
[b]许知远：一名村主任的故事[/b]
“我最喜欢《农村社会学》”，陈蓬希说，“它贴近现实，对工作很有用”。二十年前中专毕业时，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再入课堂。今年三月起，每个周末，陈蓬希前往市区的经济管理学院上课。他是汕头市“千名村官进大学”的第一批学员，汕头大学为他们制定了三年的大专课程。
他三十八岁，去年五月当选汕头市龙湖区龙头村的村主任。这个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嘉靖年间，福建莆田县的乌衣巷村民集体迁移至此。宗祠中的密密麻麻的牌位，暗示着这个大家族绵延的生命力。
不过，当陈蓬希出生时，世代流传的宗祠已是被批判的“旧遗产”。自从一九四九年的新政权建立以来，长期处于自治状态的乡村已被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造。人民公社取代了小农经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消失了，村子里的道德与权力中心，从宗祠转到了公社党委。这种变化给一些人带来了希望，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灾难。
陈蓬希的祖父曾是村中的首富，在芜湖与汕头之间经营米业。于是，在新政权的政治风暴中，他被打入“资本家”的行列，并在文革的高潮中丢掉了性命，家产则被剥夺。他的孙子陈蓬希在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黑五类”。即使中国复归正常，陈蓬希也要承担家庭破落的后果。少年起，他做过各式各样的零工，从木匠到建筑工人，最终在纺织业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他自行创业。来自于俄罗斯与东欧的订单，帮助他事业的最初起步。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像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很多小型企业主一样，兢兢业业、精明圆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生意上。二零零五年春天的一场变故，中断了他的生活轨道。那天，他正在浙江桐乡，刚刚和人谈定一笔大单，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
半个小时内，他卖掉了自己的工厂，遣散了员工。一股深深的悔意与困惑涌上心头——连父亲去世时，他都不能在身边，这种生活即使再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
他搬回了龙头村。两年的时间里，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直到村里的一位老党支部书记来劝说他竞选村主任。最初，他对这个建议不以为然。他猜想，刚刚去世的父亲一定会反对这个建议——他吃了一辈子这个政权的亏，至死都难原谅。
但是，老支书一再的说服，让他改变了主意。这个村子需要他这样见过世面、有生意头脑、手段灵活的人来领导，他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新的人生意义。
他在竞选中获胜，村民们希望一张新面孔。上任后，他发现领导一个村子要比运转一个工厂复杂得多。后者的关系简单，一端是客户、另一端是工人，经济逻辑决定着游戏规则。而作为一名村主任，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世界。
龙头村五层办公楼的安置表明了村干部的繁多的职责。一层接待室经常是村内各种纠纷的调解处，二楼则是计生办，说服一心要生男孩的家庭节育仍不是件容易事;三楼有会议室,书记和村主任的办公室，他们在此接待上级的各种考察;四楼是民兵训练的办公室;五层租用给一家国有的通讯公司。
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家庭纠纷、自来水管、企业用地，陈蓬希发现自己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村中的贫富差距，农村凝聚力的减弱，是他最忧心的事。作为中国行政权力最底层的村干部，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不再有人民公社时代的权威，不再控制着村子里的所有政治与经济资源，村民有越来越对他们的命令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们则必须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没有能力和更高一级的镇干部的讨价还价;同时，单向度的经济改革，正使各种公共功能被扭曲成经济利益，村领导越来越像一个企业家。
就像村里小学遇到的问题。六年前，镇里要求它扩大规模，将隔壁村的学生也一并招收，答应会拨款八十万元支持。但当新校舍建好，拨款却迟迟未来，陈蓬希一上任就开始向镇里追要这笔款项。“我的急脾气都改掉了”，他笑着对我说过去一年的收获。今年，他雄心勃勃地要改造村里的所有公共厕所，兴建一个新农产品市场，以解决村里的财政问题。
现实的复杂性，让他强烈地感受到昔日的知识已不足够。汕头大学的教育计划，让他有机会深入思考这一切。他的同学都是各个村的村干部，不管年龄差异，或许都与他面临着类似的焦虑与困惑。这些课程未必立刻生效，却有助于他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现实的困境;和有着相似背景的同窗的交流，则是另一种启发和相互慰籍;更重要的是，他也希望这段经验和这张学历，能给他搭建起一张更宽阔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能够帮助他在和更高一级政府交涉时，有更大的发言权。像很多基层干部一样，他深深感受到私人关系，对于他想完成的公共事务有多么重要。他也清楚，即使他不当政了，这种关系也对他个人的前途大有裨益。
历史充满了意外的嘲讽，一个依靠构建与动员基层组织而获取权力的政党，如今发现自己面临着基层组织退化的危险。比起“大学生村官”，让村官接受大学教育，似乎是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但即使如此，它仍像是个表象的措施。倘若村庄的根本自治权力得不到保证，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的吞噬性得不到制衡，即使村子中有了再多的大学学历的村官，他们都能熟练的引用各种理论，似乎仍难以保证乡村的健康发展。 农村基层看起来处于分崩离析的自然状态，一个地区一个样，物竞天择，不知道归演成什么样子。
广东农村、江浙农村演化成新型的城乡一体的现代社会，西部边远社会宗教、民族问题复发，中部山区似乎有几股势力竞相争斗：
一是乡村旧官僚体系，正如文中所示，权威性越来越弱，很多指令难以执行，年轻一代可以出门打工，完全脱离这种村官的管辖，村官们上头的指示执行一点、贪污贪一点、平衡乡里矛盾也平衡一点、宗族地缘情面也讲一点，横行乡里独霸一方也时有发作一下，各个地区特征不一。
二是外出打工做生意的新农民，包括已经成为老板的一些人，这些人才沿海学到新兴的市场观念，回乡创业或者回乡打工，多少带回现代化的一些东西，其实邓玉娇也是带回沿海的穿着上的一些时髦新风。
三是乡村地痞恶霸，这股势力是最坏的东西，这股势力或者与权力勾结，或者做一点黑市生意，目前这股势力对付良民，与官勾结，扰民不扰官，所以官方打击不力，但是不剿灭这股势力，最终吃大亏是官方。
四是留守农村的弱势群体，大多年龄较大的人群，担负着农业生产的天职（血液里对于种植热爱），受官僚、地痞，同时缺乏现代知识，受到就传统意识和新专制文化双重愚弄，盼望新的陈胜吴广，重男轻女，种种。
这些势力构成中国中部的乡村社会图景，未来社会趋向难以预测，但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将来的乱子主要出现在矛盾尖锐的中部，维稳大业也在广大的腹地展开，成本消耗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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