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经济危机下，警惕重商主义抬头
在目前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纵深的传导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再次抬头。我们不希望重商主义所引发的贸易战乃至军事战争在今天重演，因为如果这样，那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不幸。关于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想就它们的根源和发展，以及它们在世界近代史中，尤其是世界霸权争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讲一讲。重商主义是十七世纪兴起于欧洲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一个国家掌握了金银，也就掌握了武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因此，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重商主义是早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富论》中用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批判重商主义，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对自由贸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斯密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他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为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指明正确的方向，而实现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正是自由竞争。斯密在清算重商主义片面强调金银储备和贸易顺差时指出，重商主义干涉国际间互通有无的主张和手段，会减少一国年产出的价值，也一定会减少国家的实际财富和收入。因为一国的资本总量决定了其全部的产业种类和规模，贸易保护并不能增加资本的数量，只能转移一部分资本的投向，而这种非自发的资本投向的转移会降低资本的收益，也不利于国家的产业发展。这就是斯密所说的“资本限制产业”的内在含义。
此外，斯密还指出，在本国以耗费很大的费用生产国外价格低廉的产品是荒谬的，应该重视国际间的分工，按照国家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来参与国际贸易。所以斯密认为重商主义在总体上是完全不可取的，必须开展自由贸易。1776年《国富论》问世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起点，机械化导致的产能过剩需要自由市场，同时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大量的廉价原材料。斯密的政策建议在一段时期成为英国乃至其他资本国家的施政准则。
在《国富论》问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以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德国重商主义者指责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实际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在当时几乎粉碎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想。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提倡自由贸易的前提是“统一的世界联盟和持久的和平已经存在”，而这一假设前提是根本错误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还为时尚早。李斯特指责亚当·斯密从他所处的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出发，把全面的自由贸易看作是在各个国家之间合理分配劳动和资源的天然制度，显然是在为英国的利益代言，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德国和其他分裂和落后国家的利益。李斯特主张在德国实行关税保护制度，不要把“唯利是图”的自由贸易原则当作政策准则，并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说”来为其保护贸易提供理论根据。李斯特对《国富论》的强烈批判，有其自身的特定背景。李斯特所处的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但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由许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组成的分裂国家，各个邦国之间的贸易都还存在关税，直到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领导普鲁士完成德国历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才结束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当时的德国和英国相比，在工农业的各个方面都落后很多，此时如果与英国等发达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必然是不利于德国的产业发展的。因此，李斯特事实上是站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猛烈地抨击了亚当·斯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
1500—1945年的约450年间，世界经历了一个战争的多发期，大小战争此起彼伏，世界霸权不断交迭，包括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这一期间内发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国争霸接力赛”中，似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规律，那就是，谁控制了贸易的主动权并积累了贸易顺差，谁就掌握了金银的储备，也就掌握了武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16世纪初的世界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掠夺迅速发家，但没有发展工商业并且忽略贸易和输出的帝国很快盛极而衰。取而代之的“海上马车夫”荷兰靠转口贸易发家，他们成立的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曾经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英国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开始登上国际舞台，18世纪初完成工业革命后，更是在其强大工业能力的支持下，推行自由贸易，拓展全球市场，大肆掠夺金银，成为“日不落帝国”。同样，一战和二战给美国带来的大量订单最终使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由此开始主导世界。1500—1945年间大国的争霸，凸显了贸易顺差和金银储备对国家地位的重要性，这一历史背景是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得以出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在国际贸易中，一国的顺差就是另一国的逆差。重商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的顺差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更多的经济摩擦和军事战争，这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1945年后，各国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对两国人民的利益都是没有好处的，转而采取相互理解，相互购买的妥协方式来处理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并派出采购团，以及近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都有利于世界避免重蹈世界各国在1500—1945年的那段历史。
历史已经证明，以邻为壑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1919年凯恩斯在其《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就已经预料到一战后过度惩罚德国会给世界招来恶果。而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和德国，就没有再严重地惩罚这两个战败国，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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