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关超编人员“吃”掉了纳税人多少钱？
王寿臣
有专家指出，国家行政机关超编是一种普遍现象。越是贫困的地区超编越严重。最近，媒体报道了两条关于国家行政机关人员超编的新闻，一个是，山东省贫困县沾化县除一名县长、六名副县长之外，另有15个县长助理（见《经济参考报》8月10日）；一个是山西省临汾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在任霍州市市委书记期间，霍州市检察院编制为36人，实际人数达到116人，其中王月喜批准进去的就有数十人。公安局有300多人，其中王月喜批准进入的就达85人。王在霍州市3年中，提拔调整干部1000多人次，科级干部由原来的5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霍州“吃财政”的人比以前增加了1800多人。王本人涉案违纪金额超300万元（见《民主与法制时报》8月6日）。
国家行政机关超编难以“消肿”的原因，一是权力的诱惑，二是可以吃“财政饭”。撇开权力的隐性腐败不谈，单就吃“财政饭”一项，便具有普通民众所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不用担心工资拖欠，旱涝保收。吃“财政饭”是贫困地区政府机关人员超编的主要根源。对山东省贫困县沾化县15个县长助理来说，权力是次要的，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贫困县能够进入政府机关吃“公家饭”，显然要比经商舒服得多。
连续十几年的报考公务员热，反映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对公务员吃“财政饭”以及各种福利待遇齐全的向往。然而，报考公务员之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考”、“天下第一难”，就在于考试的难度和录用人数过低。近几年，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位子的激烈场面。有的人为了当上公务员，连续报考多年，其毅力和耐力一点不比范进差多少。从正当渠道挤进公务员队伍是如此艰难，而通过权力的干预却是那么轻而易举。市委书记王月喜的一句话、一个条子，即可把一个县级检察院和公安局塞进几十人，可见，权力和“财政饭”的诱惑力是多么大。
毫无疑问，公务员队伍的严重超编，需要庞大的财政资金来供养。目前，我国有不少县市，每年的财政收入连公务员的公务开销和工资都不够，必须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填补亏缺。对于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县市，行政人员超编在财政难以全部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只好把权力作为谋利的工具，向有关权力机关下达罚款任务，比如给交警下达罚款指标等。有地方官员告诉笔者，超编不超编到单位一查就清楚了，“罚款创收”主要用于弥补超编人员的公务费用支出和工资发放。超编人员裁减困难的症结，主要是因为这些超编人员都是上面主要领导批准的，下级行政机关想裁减也无可奈何。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5.4万亿元。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2.9万亿元。虽然国家税收连续几年大幅度上升，但纳税人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待遇。出现这种高税收、低福利的反常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财政（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的行政机关超编冗员太多，政府行政成本过大，换句话说，公民缴纳的税收多半被用到了“养人”上。
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列出的关统计数字显示：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据统计，每年国家“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消费超过7000亿元，在这个庞大的开销中，有多少属于正常消费，超编人员占用了多大数额？没有人统计过。
提高政府施政效率，首先要做的是，善待纳税人的血汗钱，革除十羊九牧的官员超编机制。针对行政超编问题，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始终走不出越消越肿的怪圈，再多的财政收入，对纳税人、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其实又岂止是吃向财政的嘴，还有那不同权力部门不断伸向企业和百姓的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