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后 东来顺为何不好吃了
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最大私营企业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不过，事情快起来之后，也会发生预料之外的状况。正是在这次重要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向陈云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
东来顺是北京城里一家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饭馆，它以涮羊肉出名。1955年，东来顺搞了公私合营，改名为民族饭庄，从此它的羊肉再也涮不出原来的鲜美味道了。民间因此有人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羊肉经社会主义改造后，就不好吃了。”这些言论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陈云对这一现象也早已观察到了，自从公私合营之后，很多老字号的质量明显下滑，除了东来顺的羊肉，常常被群众议论的还有全聚德的烤鸭。陈云专门针对东来顺羊肉和全聚德烤鸭去作了调研。所以，当毛泽东向他提问时，他当即给出了回答。
东来顺的问题是 “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
毛主席问陈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陈云坦言了他的看法，他谈道：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
陈云以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小铺子为例，详细阐述了他对个体小商业的看法。他说：“那是一个只能站两个顾客的小店，但是它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对群众很方便。如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一律30块、35块发工资，我相信品种就不会那么齐了。全部改变以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
在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是，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出了巨大的体制性隐患。
就当陈云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时，中国两位学者却从制度层面上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他们是顾准和孙冶方。
此时的顾准正在中央党校潜心学习。在1955年12月的日记中，他如此评论 “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必须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不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言论在当年无疑是大逆不道。
与顾准达到同样思想高度的是顾准的江苏老乡孙冶方。1954年他赴京升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接着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所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有一次，顾准翻出《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与孙冶方进行讨论，这段文字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更重要。”
对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让两人的思想打开了一扇危险的窗户。他们破天荒地认为 “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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