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青睐新制度经济学 桂冠首次加冕女性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日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以表彰他们在经济管理分析方面所作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姆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奥斯特罗姆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是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威廉姆森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他是继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之后，又一位获得该项殊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
“新制度经济学”一词，来自于奥利弗·威廉姆森1975年的著作，也被叫做“数理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或“新型制度经济学”，其主要目的在于和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划清界限。
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指出，威廉姆森系统地推广了科斯定理，“科斯的理论如果不好好宣传就被埋没了，是威廉姆森大声疾呼大家来讨论这个理论，并把它系统地体现出来了。”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制度，因此成为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科斯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道格拉斯·诺思也于1993年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威廉姆森1932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1960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63年，他获得了卡内基—德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威廉姆森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工业组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1966年9月他前往华盛顿，担任美国反垄断部长的特别助理。这一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机会经手了一系列重要的反垄断案例，也深入地了解企业兼并中会发生的种种问题。这些经验对他今后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必不可少。
与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不同的是，威廉姆森著述颇丰。“威廉姆森与科斯的风格几乎完全相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这样评价，科斯的代表作只有两篇著名的论文，而威廉姆森的著述很多，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和价格应用理论。比如，他的第一篇论文《管理权限和企业行为》（1963），他的第一本专著《自由支配行为的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1964），都是关于工业组织的。1970年，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时，需要他开设一门组织理论的课程，这成了他转向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契机。
在关于市场失效的分析方面，威廉姆森的重要贡献是具体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他指出，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专用性资产四个因素是市场交易中会互相影响并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综合性的市场交易费用。对于复杂的、因而是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资源配置过程，就可能不应由市场机制来运行，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即所谓“内在化”，从而能够实现降低费用的目的。不能一般地、笼统地评价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而要依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特点，分析它的交易费用的高低，从而得知这个过程是适合还是不适合采用市场机制。
关于企业组织有效的分析方面，威廉姆森认为，内部组织值得作为市场替代的厂商的主要特征，可表现为三种类型：激励、控制和所谓“内在结构的优势”。这三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是使企业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原因。内部运作费用在不同的企业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在泰罗勒制为代表的管理思想阶段，激励、控制的手段对市场的优越性是有限的，经过霍桑试验的冲击，行为主义管理思想的出现并发展到当代管理思想，使激励和控制日益多样化，而且，更多地放弃了以金钱来表达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激励和控制，才使内部组织的优势日益明显。而新技术的使用，比如信息管理的电脑化，也是使内部组织优势上升的一个条件等等。
奥斯特罗姆：首位女性获奖者
奥斯特罗姆严格说应该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而此次并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授予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86年，詹姆斯·布坎南就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我国多位经济学家对其并不熟悉，但对于研究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来说，奥斯特罗姆显然并不陌生。
奥斯特罗姆被中国学术界所熟悉，是其著名的公共政策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该书的中译本于200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身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奥斯特罗姆，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她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公有产权研究协会主席等学术职务。奥斯特罗姆曾在2005年获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200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博士。
她和她的丈夫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polycentrici circles)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
奥斯特罗姆十分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及其发展。目前，每年都有2-3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到其创办的研究所系统学习其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期一年，为中国学者的职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曾先后于1997、2007、2009年三次访问中国。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厄奎斯特在宣布了获奖者名单后拨通了奥斯特罗姆的电话向她表示祝贺。奥斯特罗姆向在场媒体表示，能获得诺贝尔奖她感到很吃惊，也深感荣幸。她说，自己并不打算将奖金用于自身，在美国和中国等国家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与研究人员，如果有可能的话，她希望把奖金用在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工作方面。
■ 观察
东方不亮西方亮
经济学奖“美国独大”的背后
□本报记者 杨博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谜底揭晓，大都给人这样的感觉，今年也不例外。
而几乎没有意外的是，大奖的光环所笼罩的多半是美国学者的身影。
从1969年首次颁奖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至今已颁发了整整四十一届，总计64人获奖。有意思的是，其中有44人来自美国，超过50人得奖时正在美国工作。41次颁奖中，仅有7次未出现美国人的身影。
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5%的美国人，却将超过八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收入囊中，这种“一家独大”的现象不禁令人感慨，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诺奖连年上演“美国秀”呢？
若将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要素归结起来，大致可包括以下三点：研究方法先进、客观条件优越、多样化的创造精神。
在美国，经济学领域的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其计量化的研究方法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从一般的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到复杂的数理模型，从工业、农业的行业周期和政策探讨到城市与环境保护、教育、家庭乃至犯罪等非经济性领域内容，美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几乎遍及社会生活中各个细微领域，而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也都是首先在美国诞生并得到发展的。
美国较为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讨论氛围为众多诺奖得主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在美国，专攻经济学的人数比任何国家都多，他们可以在各种交流平台上相互进行批评或评论。不仅如此，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能够获得丰厚的科研经费，同时研究成果可以获得相应的名誉和奖金，这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及的。
更重要的是，丰富多样的创新精神在美国得到最大限度的鼓励。作为全球私立大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学府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宽松环境，它们鼓励创新，创造条件使人创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研究人员自由与独立思考的热情，其结果便是，美国经济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始终走在全球前沿。
当然，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霸主”地位也被认为是为其独占诺贝尔经济学奖鳌头的重要因素。而在当前这一特殊时期，诞生如此多顶级经济学家的美国大陆，却陷入了巨大的金融危机难以自拔，又难免让人觉得滑稽。
近年来，不断有观点怀疑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的公平公正性，认为评审委员会对美国人情有独钟。历史数据或许可以给出回应：在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只有两人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两人当时还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工作；只有3名获奖人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3/4；仅在1998年，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凭借对福利经济学重大问题的贡献而摘得了当年的桂冠……
形容诺贝尔经济学奖“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归属并不为过。但必须看到，诺奖归属的地域之别，绝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规模、政治地位的差距，更多的还在于基本研究内容、研究思想、研究成果上的差异。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中国人对诺奖的期盼与日俱增，但光有想法不行，现在要做的，更多的应是将目光投向自身，切切实实地考察中国学者与获奖学者的差距究竟有多少，然后放马前行。如此，或许有理由期待不久的将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舞台上，也能上演亮丽的“中国秀”。
■ 新闻链接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流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该奖项并不在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和平等五大奖励领域之列，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增设并于次年首度颁发的。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颁发给单个人，也可以最多由3人分享，其主要目的是表彰有关人员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新经济分析方法等领域所作的贡献。
今年的评选流程是这样的：2008年9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向提名人发送邀请函和提名表格，受到上述邀请的经济学家在获得提名权的同时，也获得了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资格，但其中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提名自己；
2009年2月是提名者寄回提名表格的最后期限，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将从被提名者当中选举出250至350名初选者，该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但很长时间以来还包含了一些附属人员，这些人员拥有与5位委员一样的投票权；
2009年3月至5月，由相应领域专家对初选者进行评估，随后的6月至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确定最终候选人并撰写候选人报告，最终候选人及其推荐信将于9月上报给瑞典皇家科学院；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从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候选人中选出本年度经济学奖最终得主，而包括经济学奖在内的各奖项颁奖典礼，将于诺贝尔诞辰日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目前，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142万美元）。（高健） [b]今年诺奖忽视了张五常的原创贡献[/b]
薛兆丰
2009年10月12日
欣慰 Elinor Ostrom 与 Oliver Williamson 共同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Williamson 那一半，如果能跟 Armen Alchian 和 Harold Demsetz 分享就好了。关于 Williamson 那部分，容我有时间再谈，有很值得讨论的内容。但关于 Ostrom 那部分，我一定要先讲。Ostrom 夫妇是我母校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座上客，均曾担任公共选择学会会长。他们的一个博士生，是我为了拿奖学金而服务的第一老板，好些老师都写过专门讨论他们贡献的文章和书籍。他们是夫妻挡，出双入对，一样有名。我也见过他们。坐下来，听说我来自中国，就问我是否认识毛寿龙（他们的发音准确到“毛秀龙”的程度），我说我久闻其名，他们就很高兴。她得奖后，相信毛寿龙老师和王建勋老师会好好写些庆贺的文章。
然而，我认为这次颁奖对张五常不公平。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提供的证据（见证据一），Ostrom 的贡献之一是对“公地悲剧”的挑战。传统认为，资源要么彻底私有，要么彻底公有，否则就会被争用行为耗尽其价值。但 Ostrom 指出人们会自发地衍生出某些规则，从而降低非私有资源的价值损耗。根据 Ostrom 自己为 2008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的“公地悲剧”条目（见证据二），她也确认了自己的贡献。这两项证据都表明，她这一贡献的最早依据是她在1990年发表的一本书。
但是，我们知道，张五常早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价格管制的理论”里（见证据三），就明确地阐述了同样的思想。张五常写道：“在存在非排他性的收入，以及它具有耗散的趋势的情况下，与此有牵连的每方当事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把耗散减到最小。”由于张五常在公共财产的治理方面的洞见，他被邀请撰写1987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的“公共产权”条目（见证据四），这个条目也重申了人们会设法减少公用资源耗散的见解。
要指出，1987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辞典》里张五常所写的四个条目（包括“公共产权”），在2008版里都被剔除了；而在2008版里 Ostrom 所写的“公地悲剧”条目，则不仅没有提及该辞典1987年旧版里张五常写的“公共产权”条目的内容，也没有提及张五常1974年的论文。
这是说，被2009年诺贝尔颁奖委员会高度评价的洞见，至少在张五常1974和1987年的两件作品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原型，而 Ostrom 被认定的相关贡献，则最早只能追溯到其1990年的作品。根据上述四项证据，我认为2008年的Ostrom博士和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均明显忽视了张五常早在1974年就作出的原创贡献。
[b]证据一：[/b]
Scientific Background on the Sveriges Rik：（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9
[url=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9/ecoadv09.pdf][size=2]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9/ecoadv09.pdf[/size][/url]
[indent]Elinor Ostrom (1990) has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common property is poorly managed and should be completely privatized or regulated by central authorities. Based on numerous studies of user-managed fish stocks, pastures, woods, lakes, and groundwater basins, Ostrom concluded that the outcomes are often better than predicted by standard theories.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dent][b]证据二：[/b]
Ostrom, Elinor.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i]. Second Edition. Eds.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 Palgrave Macmillan. 11 May 2009 <[url=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T000193][size=2]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T000193[/size][/url]> doi:10.1057/9780230226203.1729
[indent]Policy analysts tend to look for certainty and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ory is either right or wrong. A more productive approach is to ask under what conditions it is correct and when it makes the wrong predictions. In settings where there is a large group, no one communicates, and where no rights to the resource exist, Hardin’s theory is supported by considerable evidence. There are many settings in the world wher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as occurred and continues to occur – ocean fisheries and the atmosphere being the most obvious.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theory, however, multiple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users have overcome social dilemmas to craft institutions to govern their own resourc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2002; McCay and Acheson, 1987; Ostrom, 1990; 2005). The pos：（ity, however, that the users would find ways to organize themselves was not mentioned in basic economic textbooks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until recently (compare Clark, 1976, with Hackett, 1998). The design principles that characterize robust, long-la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have been identified (Ostrom, 1990) and supported by further testing (Guillet, 1992; Morrow and Hull, 1996; Weinstein, 2000).
[/indent][b]证据三：[/b]
Cheung, Steven N. S.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i]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i], 1974, 17(1), pp. 53-71.
[indent]Proposition 2: Given the existence of non-exclusive income and its tendency to dissipate, each and every party involved will seek to minimize the dissipation ：（ct to constraints. This will be done either through seeking alternatives in using or producing the good so that the decline in resource value is the lowest, or through forming alternative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to govern the use or production of the good with the least rise in transaction costs, or through the least costly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ocedures.
[/indent][b]证据四：[/b]
Cheung, Steven N. S. “Common property rights,” M. M. John Eatwell, Peter Newman, [i]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i].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indent]In the real world, the complete dissipation of rent is rare indeed. … Attempts to reduce rent dissipation go far to explain why common property in its ‘pure’ form is seldom observed. … What is useful and importa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conomic explanation is to view whatever rent dissipation does occur as necessarily a constrained minimum becasue, under the maximization postulate,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has an incentive to reduce that dissipation.
[/i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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