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金融危机“周年祭”——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不靠谱
[i] 无论是从哪个层面考量，这都是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的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对这样的窘境，决策者该怎么做？很不幸，宏观经济学爱莫能助，因为本应对经济衰退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本身已陷入一片混乱。[/i]错误的乐观
不久前，经济学家还在为自己领域内取得的成就弹冠相庆，但现在看来这种行为让人难以置信。
鲜有经济学家预见到了经济危机，其实这不算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家对市场经济中可能发生灾难性失灵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黄金时代里，金融经济学家盲信市场的内在稳定性——他们坚信股票和其他资产的定价正确无误。各种流行的模型中，没有一个对去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有任何暗示。
紧随经济危机，经济学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分歧。卢卡斯说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基于“水货经济学”；他的同事，芝加哥大学约翰·柯克兰也说，经济刺激计划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童话”。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隆教授对此的回应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已经“崩溃”，而我本人则写道“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是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的产物，我们辛苦学来的知识全被忘到脑后。”
经济学界怎么了？将向何处去？
在我看来，经济学界的迷失是因为经济学家常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误当作真理。直到大萧条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还幻想着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幻象。这一幻想在面对大规模失业之时变得支离破碎。但是，随着对大萧条的记忆日益淡漠，经济学家又重拾“经济行为是理性人在完美的市场里的互动”这一古老而理想的经济学视角，一切都重新穿起了精美方程式做的华丽衣裳。
无可否认，这一次对完美市场的旧爱重燃，部分是因为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部分是因为金钱激励。确实，大量的使用数学工具的动机部分是为了能在胡佛研究所或是在华尔街获得好的职位，但是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学家们苦苦追求一种包罗万象、思维优雅、并能给经济学家炫耀数学才能机会的研究思路。
很不幸，这种浪漫主义的或者理想主义的经济哲学观导致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错误的可能。他们对很多市场的缺陷视而不见。例如，人类的有限理性常常会导致泡沫发生和破灭；机构会因失控而胡作非为；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可以导致经济的操作系统发生突然的、难以预料的崩溃；以及由于监管者本身对监管不信任所产生的种种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要讨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就变得更困难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学会与无序共存。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无理性的不可预知的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正视各种独特的市场不完善之处，并接受一个优雅的“万能经济理论”在现在还遥遥无期的事实。在实践方面，这种认识将变成更加谨慎的政策建议——不会再因相信市场万能而随意拆除各种经济保障。
凯恩斯的轮回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亚当斯密居功至伟。此后，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其核心理论即对市场的充分信任。当然经济学家也承认，在某些不能预知的情形里市场可能会失效，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一种被称为“外部性”的情形。所谓“外部性”，也就是一些人不为自身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却将费用强加在他人头上，比如交通堵塞或者是环境污染。但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就是：我们应该对市场经济体系有信心。
不管你曾经听说了什么，凯恩斯并没有像谣传的那样企图让政府来掌控经济的运行。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纠正资本主义存在的不良问题。但凯恩斯的确是在叫板“自由市场经济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仍能如常运行”的观念，表现出了他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极度蔑视。在他看来，金融市场完全被短期投机行为所操控，连基本的经济规则也几乎被忽略。为了降低经济沉降期的失业率，凯恩斯呼吁政府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加大货币发行量，必要时还应为公共基础设施做出更多投入。
凯恩斯精到深邃的言论无疑让当年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由衷佩服，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史却发生了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倒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说的复兴最初由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领导。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观点的反击是从货币主义论开始的。力主货币主义的人们认为，只要政府对金融市场给予相应合理的干预，指示央行保持国家的货币供给，使之处在平稳增长的道路上，就足以防止经济的衰退。而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施瓦茨则拿出他们的著名论调对此进行反驳：如果美联储足够恪尽职守，也许经济大萧条就不会发生了。据此，弗里德曼还预测，过度扩张的政策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高企不下的失业率的到来。这个预言后来为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滞胀所证实，为反对凯恩斯主义运动赢得了更高的呼声。
最终，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们甚至抛弃了立场相对温和的弗里德曼，宣扬起“有效市场论”。这自然让相当一部分的人选择相信，任何对抗经济衰退的行为都是弊大于利的。甚至即便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人们也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投资者和消费者足够理性，金融市场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办好事情。
上世纪30年代，由于一些显见的因素，金融市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凯恩斯甚至把当时的金融市场比作“一些报纸上哗众取宠的竞赛”——参赛者须从一百张人物照中挑选出六张最漂亮的面孔，谁挑选出的脸孔与全体参赛者的选择趋势最接近，谁就能获胜。参赛者们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仅仅考虑其他选手喜好的误区而完全忽略了自身的真正需求。
凯恩斯还认为，投机者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紧张激烈的相互角逐与利益争夺，如果让如此混乱的市场参与重要商业决策的判断无疑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决定。“当国家的资本发展沦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这简直是糟糕透了。”
可是到了1970年左右，金融市场这个研究领域似乎都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占领了，此人坚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一个。对投资者非理性的讨论、对泡沫的讨论、对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几乎都从学术话语中消失。支配学术领域的是由芝加哥大学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声称，在给定所有公开信息的条件下，金融市场中资产的定价正好等于该资产的内在价值。（例如，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给定所有可获得的诸如公司收益、企业前景等资料的条件下，始终准确地反映公司的价值。）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金融经济学家们，特别是哈佛商学院的詹森争辩说，由于金融市场总是正确定价，公司头目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不仅对其本人而言，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就是令股票价值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家的资本发展，交让给被凯恩斯称为“赌场”的手中。
公平地说，金融理论家接受有效市场假说并非仅仅因为它既优雅、方便、易生财。他们也提出过许许多多的统计证据，起初似乎都强烈支持该假说。但是，这样的证据都带有一个奇怪的有限形式：金融经济学家只研究给定其他资产价格的前提下某资产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但是很少研究给定现实世界的基本面比如说收益，某资产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后一问题看似明显，其实不易回答。萨默斯，现为奥巴马政府头号经济顾问，曾经用一个“番茄酱经济学家”的比喻嘲讽过金融学教授——番茄酱经济学家“证明了两夸脱瓶装的番茄酱所卖价格刚好两倍于一夸脱瓶装的番茄酱”，因此得出结论说，番茄酱市场是完全有效市场。
但是，无论是如此辛辣的讽刺，还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希勒比较客气的批评，都没起什么大作用，金融理论家继续相信，他们的模型基本正确。许多进行现实经济决策的人士也这样相信，其中的强硬派尤以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为首。他对于放松金融管制向来抱以支持态度。他之所以对人们要求控制次贷的呼声毫不理会，对人们要求他回应日益膨胀的房地产泡沫的声讨充耳不闻，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始终相信现代金融经济学已经可以掌控一切。2005年，在一个为表彰格林斯潘长期任职于美联储而举行的会议上，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一位出身芝加哥大学的勇敢的与会者当场出示一篇论文警告说，当前金融体系所担的风险水平已经具有潜在危险。这一举动无疑遭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哂笑，其中当然包括美联储主席萨默斯，当时的他也将这个突如其来的警告当作是“被误导”的言论而拒绝考虑。
终于在去年10月，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格林斯潘承认说，当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他正处于“极度震惊，甚至难以置信”的状态中，灾难的发生对他而言意味着“整个理智大厦”的崩溃。更可怕的是，理智大厦崩溃的同时也是真实世界里市场经济的崩溃，直接后果是不能想象的经济衰退。无论是从哪个层面考量，这都是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面对这样的窘境，决策者该怎么做？很不幸，宏观经济学爱莫能助，因为本应对经济衰退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本身已陷入一片混乱。
作者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朱兀尘、关晓蕾、单丽霞译 克鲁格曼也有自己的经济学说，而且因此获得诺贝尔。可他又有拯救世界经济，或美国经济的高超处方么？ [b][size=5]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size][/b]
[i]胡祖六[/i]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但即使克鲁格曼、萨默斯、萨克斯，或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否认，尽管市场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她仍是迄今人类历史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如同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替代的其他更好选择。
保罗·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意料之中的——他是当今世界最有创意的经济学家之一。
如颁奖词所言，克鲁格曼获奖，是因为他对“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活动区位”所做出的突出研究。
克鲁格曼建立了自己的新贸易理论。他分析了规模经济、收入增长、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影响，解释了为何现实中国际贸易集中发生在劳工资本比例相同的国家之间，并回答了“城市化何以发生”这一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是最成熟的经济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静态环境下（不存在规模经济）、生产要素在国别之间不能自由流动、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等严格假设的前提下，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个国家应选择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各国都能通过国际贸易提升本国福利水平。
克鲁格曼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做了放松、延展，引入了动态分析，是对这一成熟理论的补充、延伸和推广，对理解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城市化等重要主题意义重大。
克鲁格曼的理论形成在二三十年前，他此次获奖，一些评论认为，这与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无关系——他对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他曾断言单纯依靠资本积累的亚洲增长模式将难以维系。
我不认同这一揣测，此次他获奖虽名至实归，但在时间上有偶然性，纯属巧合，瑞典皇家科学院选择他，是基于他的学术贡献，而非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立场。
我与克鲁格曼在许多研讨会、圆桌会议上常常碰面，他是一个坦率直言的人。作为一位左倾的经济学家，他强烈倾向于民主党，而对共和党——不仅对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就是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他都是一以贯之地给予苛刻而严厉的批评。这次金融危机，他全部归罪于小布什政府，但是我们都知道，就危机根源而言，或许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责任更大。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其共同的成因都是经济泡沫。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收支，即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外债过高，不适当的固定汇率无法维持，亚洲国家的货币被迫贬值而利率上升，债务负担显著加重，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以及银行坏账激增信贷紧缩，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危机发生。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金融体系坏账攀升、信用紧缩、市场恐慌，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
1990年代，他强烈抨击东亚模式，在亚洲危机期间他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与增长前景也持极悲观态度。基本上他对中国认知甚少，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分析判断被证明是错的，在几次国际会议上，我曾与他同台辩论交锋。再优秀的经济学家，离开自己熟悉的世界，一些分析或许中肯，但如果推到极致，就可能失之客观。令人敬佩的是，当他意识到他的结论错了时，他会坦然虚心地承认。
尽管不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对克鲁格曼非常尊敬。他从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与同时代人相比，克鲁格曼极富创意，在研究中强调直觉和感性认识，非常忌讳玩复杂的数学游戏。他的研究从数学上看非常简洁，不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那样滥用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最终经济学是要解释现实世界的，要提供简洁明晰的分析，而不是使复杂问题更为复杂。
这样的研究态度源自价值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萨克斯等人同时成名，他们秉承哈佛、麻省理工的传统——关心现实、积极入世，对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汇率、通货膨胀、失业、全球贫困、气候变化等重大现实议题高度敏感和关注，并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言论和行为影响社会。
哈佛、麻省理工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与芝加哥学派看起来分野明显。这次克鲁格曼获奖，有评论说“凯恩斯归来”。然而，事实上凯恩斯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多亏了凯恩斯，这次深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才有望不至于演变成1929-1935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现代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制度与政策基础有许多已深深地打上了凯恩斯主义的烙印，现实经济中许多司空见惯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款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物，它们何曾消失？
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还是强调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都认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只不过一方认为市场有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介入干预，而另一方认为政府干预常常好心办坏事，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更好。事实上，这两个学派只不过在基本假设、主观信念、研究风格和取向上略有差别而已，绝非誓不两立。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
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但即使克鲁格曼、萨默斯、萨克斯，或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否认，尽管市场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她仍是迄今人类历史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如同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替代的其他更好选择。
[b]经济学家邹恒甫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b]
昨天，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本报记者昨晚就此采访了知名经济学家邹恒甫。
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上无人能及
潇湘晨报：据说克鲁格曼曾经成功预测过11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邹恒甫（以下简称“邹”）：对啊，克鲁格曼1994年预言亚洲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又把预测写进了1996年写的一本叫做《流行国际主义》的书里。不过克鲁格曼确实在经济学领域很有造诣，1991年曾经获得过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又称“小诺奖”，所以有人断言，克鲁格曼获得诺奖只是时间问题。
潇湘晨报：他主要研究什么领域呢？当年如何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
邹：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当时他对固定汇率制持强烈批评态度，点名批评过很多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因为他的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会给过于依赖外来资本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带来不稳定因素。实践很快证明了他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
潇湘晨报：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愈演愈烈，您觉得克鲁格曼获得本届诺奖，与他曾经成功预言过亚洲金融危机有没有关系？
邹：（笑）不排除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有“赶时髦”成分，所以（此前的成功预测）可能给克鲁格曼获奖加了分。不过他获奖绝非仅是运气，瑞典官方同样说了，为的是表彰他在“商贸模型分析和经济活动区位领域”的贡献，克鲁格曼当之无愧，他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上的成就确实无人能及。
言谈风趣的新凯恩斯主义者
潇湘晨报：您与克鲁格曼有过接触吗？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学者呢？
邹：20多年前在耶鲁大学，我和胡祖六（美国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一起上过他的课。只记得他言谈非常风趣幽默，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能够通过极其通俗生动的讲解来说明。现在他任教之余在《纽约时报》开了专栏，名气在美国有点类似国内的“学术超男”易中天，红得很。但是听说他的文章在美国的经济学核心刊物上往往发不出，原因是主编认为“过于通俗易懂”了，哈哈。
潇湘晨报：克鲁格曼会不会也能开出根治美国金融危机的药方呢？
邹：11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现在的美国次贷危机现象相同，根子却不一样。克鲁格曼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但现在的美国金融危机却非因为全球贸易失衡引起。不过，他是新凯恩斯主义者，1929年的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我估计他要是开药方，可能还是会鼓励政府干预，政府加大投资，但会否有效却需要实证检验。
克鲁格曼此前认为抑制金融危机最好的方法是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的管制，现在全球一片恐慌，唯有中国和印度基本置身事外，就是因为资本项目一直在严控。
“克鲁格曼魔咒”影响中国
潇湘晨报：克鲁格曼来过中国吗？他的学术观点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邹：他似乎没来过中国，不过他对中国的经济非常关注，经常发表文章谈到中国。作为大师级的人物，国内关于他的译著非常之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比较著名的是他的“克鲁格曼魔咒”。
潇湘晨报：“克鲁格曼魔咒”？
邹：这是克鲁格曼在他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靠资源大量投放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无法摆脱边际效益递减定律的，是无法长久的。我们以前崇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一种典型，依靠的正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劳动力成本的资源集中投放，来实现经济的发展，但却极易受到外国引擎的牵制。我们现在从“中国制造”转而强调“中国创造”，强调在创新上、在效率上做文章，这正是克鲁格曼指出过的“无限”的增长模式。 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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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观点千差万别，以至截然相反，任何时候，总有经济学家不靠谱-----------也会有人说对了，问题是不知道下回他说还对不对。 何必称“克鲁格曼魔咒”，这本就是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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