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走路
像许多同学一样，对我来说，母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有了这个驿站，我才得以从一个地道的山村农民变成都市的知识分子，从一个生产队干部变成专家学者。在师专学习的时间还不到3年，但这3年对我的意义远远超越30年。3年中有意思的事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件在许多人看来可能很不起眼的事，于我来说却印象至深，很值得说一说。这件事便是走路。走路是人生的第一课。人一生下来便首先得学会走路，会走路才能自立，才能正常地生活、学习、工作。如果把人的一生当作通向事业的旅程，那么上大学学习，也是学会走路的一个环节。不过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走路，我这里所说的走路，完全是原始意义上的行走，包括散步、行路、疾走和漫游。除了上课、睡觉、吃饭之外，我在母校3年中最经常做的事就是走路。多的时候，一天要有三次长时间的行走：早餐前的晨跑或疾走，午饭后的散步，晚饭后的长走。每天两次的走路是常态，每天走一次的情况反而很少见。即使是雨天，也少不了打着伞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悠然行走。走路是我在母校期间的生活方式，走出了许多趣味，走出了不少名堂。
我出生于农村，刚进师专时农村的改革还没有开始，家里极其贫穷。父亲年轻时就重病在身，只有大半个劳动力；母亲是民办老师，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加起来总共一个多点的劳动力。当时，每个劳动力一天只有不到1元钱的报酬，要养活全家7口人，其贫困状况可想而知，当时，全靠国家的全额资助，否则我根本上不起大学。记得当时每月的菜金是6元钱，我还想在这6元钱中省下一二元来买点书，因此吃饭总挑最便宜的菜，加上我本来也不吃肉，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青春期的严重营养不足。我在大学三年期间，瘦得真叫皮包骨头。有几位关心我的大哥大姐同学，多次悄悄地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然而，我不但没有病，而且身体出奇的棒：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照样精力旺盛，浑身是劲。用时下流行的话卖个乖：那健身的秘密是什么呢？答曰：走路。我在校期间通常每天走路在四五公里以上，常常是疾走。疾走或慢跑，其实有一个很流行的洋名，费孝通先生译为“脚勤”，英文是jogging，被公认是最简易有效的健身方式。30年前，我当然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洋名，更没有人告诉过我疾走有利于健身。纯粹是歪打正着，我在“前现代”时期做了一件“后现代”的运动。走路走出了健康。
我上师专时，已经做了近3年的地道农民，还是当时生产队里负责生产科技和植物保护的干部，也算是有一定实际经验的“社会人”了，与现在的“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很不一样。但从年龄上说，我也才19周岁，按现在上大学的年岁标准看还不算太大。这正是人生中一个情重泰山、义薄云天、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好义结金兰，多莫逆之交。现在的好朋友中，好几位都是当年大学时代的“恰同学少年”。细细数点一下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竟然发现基本上也都是当年的“走友”。在大学期间，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路不是独自行走，而是结伴而行。几个同学一招呼，便争先恐后地行走在田间山野的乡村小路上，一边行走一边高谈阔论，谈理想、谈人生，谈家庭、谈国家，几乎无所不谈。谈着谈着，常常会争吵起来，吵得脸红脖粗；走着走着，还经常动起手脚，你一拳打来，我一脚踢去。现在老同学相会时还会提起当年的“金家脚”、“陈家拳”。古人说的“青春结伴好还乡”，在我们这里变成了“青春结伴好行走”。走路走出了友情。
现在的绍兴文理学院已经是一所相当现代化的本科大学，从硬件上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差距已经不大。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优秀的教师、众多的成果，无不展示着母校今日的风采。但当年的绍兴师专，地处偏僻的攒宫，原先是一所监狱。我们住的宿舍，在我们入住不久前还是犯人的牢房。多数老师也都刚从中学选调上来，教学图书设施连一些好的中学都不如。学习条件之差，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当时同学们刻苦好学的精神，恐怕是现在的大学生所难以想象的。记得食堂排队买饭菜时，许多同学手中除了拿饭盒外还拿着书籍和笔记本，边排队边读书学习。晚上在校园里幽暗的路灯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同学正在借光阅读。许多同学甚至出去走路时都不放过学习。外出走路时，经常带着书本或课堂笔记。走着走着，便在水库边或山脚下坐下来，打开书本开始翻读；或者干脆是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外语单词或经典文章。按照字义来讲，这才是真正的“走读”，我自己也是“走读”群体中的一员。早晨慢跑至数公里之外，回来时则改为慢走，边走边读书思考，边欣赏周围的湖光山色。许多当时在学校里没有开设的课程，许多在学校里没有选修的外语，许多人生后来的选择，都是当年在母校周围的走路中获得的。走路走出了学问。
当年的母校在有数千亩之大的“东方红茶场”中间，周围是一片绿油油的茶树，再远处便是荒山野外。离校最近的村子恐怕也有数里地，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正是当年监狱留下的独特遗产。这一遗产使得我们的走路看起来有些疯狂：由于太孤单，总想走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去看看外边世界的精彩。经常一走就是十几里地，一走就是一个下午。“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有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是绍兴的上旺大队。这个村离师专足足有十四五里地，却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见证了这个村怎样从当年的生产队集体经济，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攒宫离绍兴县城大约有五六十里地，校门口有长途汽车可到城里，但在3年求学期间我从未乘坐过，而是走路到好几里地外的码头，坐小船到城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坐汽车比坐船要贵两三倍钱，我舍不得多花几毛钱，另一方面也是因我更喜欢多走路。到轮渡码头要走过好几个村庄，可以沿途领略绍兴乡村的风土人情。当时，国家刚开始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也是在走路中最早知道这一基本国策的。有一次远足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山村，见墙壁上贴着一张令我们既好笑又惊讶的告示，我现在还记得告示的内容：“村民陈某某，又生一儿子，造成无计划生育，罚款一百元。”告示的行文令我们个个乐开了怀，而罚款100元更使我们相互咋舌：快抵得上我们在校一年的生活费了。走路走出了见识。
在师专的最后一个学期，大学生活还没有结束，我就随77级大学毕业生报考了研究生。考完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我便离开母校，被分配到老家诸暨的三都中学，边教书边等待厦大的录取通知。虽说离开母校后自己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但是走路的习惯却一点没有改变。三都中学在数个村落中间，周围没有青山绿水，但几里地外有一座小山。每天傍晚我便穿过村子，来到山脚下走路。这时没有了昔日的同学，只能独自一人走路了。走着走着，有一天我的跟前忽然冒出一位老人来。他先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看山人，就住在山里。接着他说，傍晚几乎没有人会独自到山里来走路，他看我孤身在山里转悠了好几天，不禁感到奇怪。“我以为你有什么事想不开，怕你寻短见，这些天一直悄悄地跟着你。”听了他的话，体会到老人对一个陌生生命的深切关爱，我非常感动。此后，我便与这位章伯伯成了忘年之交，直到老人去世。我也是章伯伯山居里的唯一常客。每次走完路后便在他那里喝喝茶，还不时从他那里拿些散发着泥香的鲜花和果蔬。你看，走路走出了奇遇。
我离开母校快30年了。这30年间我不知走过了多少路，说得夸张一点，足迹已经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世界的五洋七洲。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母校期间所走过的路，因为那是青春的脚步，它所发出的是青春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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