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谁能阻住“国进民退”的脚步？
【本期主持】陈平（特约评论员）【本期嘉宾】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回望金融危机发生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先是有国有钢铁吞并民营钢企，然后有民营航空被破产清算，接下来又是各大央企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豪掷千金……如若把目光回溯到几年前，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流域，高速公路里的民营资本也早就开始了被集体清退的命运。那么，面对“国进民退”的汹涌大潮，我们是否还有机会遏止呢？
陈平：有没有可能在目前这个，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一些过渡性的（办法）？因为我想这种既得利益，我认为它不会是这个执政者，比如说，这个中央委员会里面的整个常委们的既得利益，和这一个个大国企，和这一个个部门的利益，还是有区别的。对吧，因为这个常委们，他还是要承担这个国家责任的了，对不对。另外这个常委们，他和实体经济是有一个距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过渡阶段的话呢，那么可以从这个政府的高层，包括立法的机构，采取一些这个一些限制性的法律。
许小年：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陈平：比如限制国企，哪些领域就是不能进。
许小年：对。这个完全有可能。
陈平：你说现在大部分，一说要以国营企业来做，都说打着这个，叫什么国计民生的这个旗号，对不对。或者关于国家安危的旗号，那么好，我想把一个什么是国计民生，什么是国家安危，公开来讨论，这一点不是不可以做到吧。
许小年：这个实际上在学术界，我们早就要求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早就要求讨论这个问题了。
陈平：你哪些是的，对不对。
许小年：你所说的国计民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给出我定义来，好不好。你说国计民生，那我说农业不关系国计民生吗？民以食为天，这个粮食供应要是跟不上的话，要天下大乱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行业，你为什么不国家统起来？为什么不由国家来掌握？为什么不由政府来经营？而农业反而你把它放掉了。这么重要的战略性部门，这么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部门，你都把它放掉了，那还有什么事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呢？哪一个，我看它的重要性，都没有比农业更高的。你说哪一个吧？是吧，这个我们早就提出来，要求讨论。你说的国计民生，到底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明确的定义，起码给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
陈平：不，我现在这样子吧。
许小年：一个明确的定义。
陈平：我们说现在政府，什么人的政府，如果说是人民的政府，那么这些应该人民来讨论，对不对。你干脆你说不是人民的政府，也可以。那咱们就博弈，对不对？哪怕由他说吧，由这个政府、权贵们说去，他们说哪些是划入国计民生，哪些没划入的，你能不能规定，一条法律上规定，这个国企不能伸手。你总得要，因为要给民间留一个生路，否则会伤害你自己的统治的利益的。
根据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8月份，大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2985亿元，同比增长33.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8729亿元，增长39.9%。从行业来看，政府基建投资仍是主力：铁路运输业投资3106亿元，增长103.5％；与基建相关的煤炭、有色金属投资分别增长36%和20.7%，电力投资增长23.5%，均保持强劲。
许小年：现在就出了问题了。现在出什么问题呢？现在你看，今年上半年，政府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压着银行放款，银行这个上半年就放了七万多亿的款，要拉动内需。其实我们发现呢，除了政府花钱的这个部门，投资上去了，其它部门的投资，没什么变化，甚至在下降。为什么？因为民间不能跟进，民间为什么不能跟进？就是民间发现，它即使想跟进，也没机会。凡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部门，全都产能过剩。
陈平：对啊。
许小年：凡是产能不过剩的地方，民间资本又进不去。怎么办？只是靠政府，铁路、公路，这个机场，“铁公机”，在那里独立支撑，来拉动内需。民间的投资，根本就跟不上去。这样的政策无法持续，等政府的钱花完了，银行的钱发完了，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又会掉下去。除非你说，政府有用不完的钱，可以永远这么花下去。
陈平：不不。
许小年：除非银行有发不完的票子。
陈平：继续印钞票，一直印到这个。
许小年：通货膨胀为止。
陈平：就是几十年前，重新出现那种情况，拿麻袋。
许小年：恶性通胀。
陈平：背钱，背着一袋的钱，买一小包米。
许小年：那这什么后果，大家都知道。
陈平：如果像这样走下去，这个厄运是没法逃脱的。
许小年：所以我说，你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不能再搞了，你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不能再搞了。一定要把这一些，目前由政府垄断的行业要开放，要开放给民间去投资。这样的话呢，你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的投资上来，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未来还是有保障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作茧自缚，把自己捆死在这里。
陈平：但是你看，我觉得九十年代，各个城市，找的外企，找的民企，说你们把这个钢铁厂，能不能改制，你们能不能投资，都找来，现在开始都是，把大家赶出去。
许小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赔钱，现在钢铁厂赚钱。
陈平：对，而且你这个政府信用也荡然无存了。你知道现在，因为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民营企业绝大部分已经几乎是。
许小年：不想做了。
陈平：对，不想做了。
许小年：说不想做了，算了。
陈平：你就看现在，往外面投资移民，现在又是一个高潮了。
许小年：不想做了。现在我们为什么楼市股市这么红火，就是因为很多企业家，越做越伤心，算了，我有一点钱，我本来做企业，钱挣的也差不多了，过日子也没问题。
陈平：我就听到很多人说。
许小年：我炒炒股票算了。
陈平：很多人说，说你还在电视上说什么，你还看不透。就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吧。
许小年：是是是，所以他们现在，宁可炒炒股票，炒炒房子，不愿意再做企业了，做企业做的太辛苦，做企业做的太辛酸。我们政府应该体谅到企业家的难处。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家，没有我们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没有这些企业家，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怎么办呢？如果大家都不想做企业了，这个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动力靠谁呀？靠国企吗？国企是赚钱的，我承认。但是国企未必创造价值。赚钱和创造价值是两回事。
陈平：那赚钱是靠垄断的。
许小年：靠垄断，靠特殊政策，靠自己制订游戏规则。当然赚钱了，我嘴上含着个哨子去踢球，我是百战百胜之师。规则是我制订的，银行都跟着我走，这次七万多亿贷款，大部分跑到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照样拿不到钱，这问题连政府自己都看不过去了，现在拼命压着这些大银行，你们要成立中小企业的信贷部，要给中小企业放款，大银行怎么可能给中小企业放款？我打了一个比喻，我说你要抓这个老鼠，拎着一头狮子过来。
陈平：不不，还有一点，这个没法给中小企业放款，还有第二个原因。就你刚才说的，中小企业，你都是让它们，就是让民营企业只能做不赚钱的，但银行怎么能给不赚钱的放款呢。
许小年：放下来也难。
陈平：对不对，我有时候碰到一些银行，我说确确实实，你们给这些民企，确实也没法贷款。确实的话，就你刚才说，产能过剩的。对不对，那么产能有，有增长空间的，那全给国企占了，对不对。所以来讲，即使银行想贷款，愿意一视同仁。
许小年：它商业利益决定了它有倾向性。
陈平：这一点所以说，你也不能怪银行。
许小年：你也不能怪银行，也不是银行嫌贫爱富，它站在它的那个位置上，它的商业模式就是那样的。它给一个大国企贷款，一笔贷款下去，几十亿的信贷额度，那个它能赚多少钱。它给中小企业贷款，一笔下去，二十万，它能赚多少钱，所以它的商业利益，也在它的大客户上。我一直在讲，你给中小企业贷款，最好的办法，你就把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通通合法化就行了。但是金融它又不放，它又要抓在自己手里，它又不放。你把那些地下钱庄合法化以后，它们会做中小企业的生意，草根性的，社区性的，它对它身边的这一些中小企业，非常了解，信息成本比较低。所以它贷二十万贷款可能赚钱，你这个大国有银行，去贷二十万贷款，可能就赔钱。你让大银行去放小款子，那是从商业上来讲，那根本就是，没有任何道理能够讲清楚。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中高层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认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会造成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比例为50%，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更有利于国企的比例高达86.36%，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的也有76.19%的比例。在回答哪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的问题中，中选率在10%以上的行业从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钢铁、煤炭和金融。
陈平：唯一现在可操作的，就是立法禁止国有企业进入的领域。
许小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喊了很多年的口号了，叫政企分离，就是政府和企业分离。现在呢，不但三十年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政府和企业非但没有分离，反而越靠越紧，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重提政企分离的任务。
陈平：不，但是它必然会越靠越紧的，因为这也是利益。
许小年：是啊，但是这是和我们三十年改革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陈平：但这个是，你只有政治体制改革了，没有其它办法了。但真的体制改革呢，它又考虑到稳定因素，需要有一个过程。
许小年：你如果要立法，那我就讲呢，这个这样的改革方案，应该参考我们改革初期，这样的改革方案，不能由政府部门自己来设计，这样的改革方案，应该由独立于部门利益的，像国家体改委这样的机构来设计，交全国人大讨论立法。
现在我们的立法呢，是部门立法。部门立法，它把它自己的利益，全都立在里面。如果你想从法律上，这个做一些修补，可以考虑。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不能够部门立法。要有这个超脱部门利益的，这样的中立的、独立的，像国家体改委这样的机构，来起草、来做研究，来起草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直接送到全国人大去讨论，通过了以后执行。你现在如果让部门去立法，你看立出来的是什么，医疗改革，你交给行政部门去立法，你看它那个法立出来以后发现，全都是说，它怎么怎么重要。你这个金融部门改革，你要是把一个利益相关方的部门放进去。它的立法全都是在扩张它的部门利益。这个现在的这个立法的程序有问题，所以你要是靠立法来做出关于这个某些部门，国有企业不得进入，那你这个立法恐怕是要交到国家体改委那儿去做。
陈平：我觉得有些没办法，比如石油没办法了。
许小年：石油，石油为什么不可以民营。
陈平：那就现，它现在就，它既得利益，就让它既得下去，对不对。但是我的意见是，先把它手还没伸进去的，那个贪婪的权利之手，这个权力不是力量的力，是两个权利（力），贪婪的权利之手，还没有伸进去的。
许小年：现在还没有伸进去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不赚钱，只要一赚了钱，这个手就伸进去了。你说煤，挖煤的，这个几年前，谁看得起挖煤的，为什么这几年，这个挖煤的地位提高这么快，它不都是跟着煤价上来的吗，你凡是什么地方出现这形势发生变化了，以前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眼的部门，它现在赚钱了，你看又进去了。
陈平：所以说，那就先立法。
许小年：我是觉得，这个要把，要把这个道理，要跟老百姓要讲清楚。
陈平：不是老百姓不知道。
许小年：你这个监督政府，只能靠老百姓来监督。靠你我来监督，没有用，监督不了。
陈平：老百姓怎么监督？
许小年：老百姓有公众舆论。
陈平：老百姓哪儿有公众舆论？
许小年：网上总是可以发发牢骚的。
陈平：那网上的牢骚还少了，它不能网上还给你封掉？我这是最近我经常跟一些说过道理，我说真的把一切都变成喉舌，实际上是一个很蠢的行为。
许小年：很蠢。
陈平：你把一切都变成喉舌，你自己就失去了耳目。
许小年：对了，是这一得。
陈平：谁愿意失去耳目。
许小年：是这样的。
陈平：这是自残行为。
许小年：对啊，是。
陈平：对吧，就像把一切都变成了这个国企，实际上面，你连剥夺的对象都没了。你要去剥夺，你还要有剥夺对象，对不对。你把都变成国企，就像我们在三十年前改革前一样的，都是全民所有制，都是大集体所有制，最后到处全是伸手的了。你想去收，你想去都没了。
许小年：那就根据这个权力，力量的力，来分配财富。
陈平：不，力量分配财富。
许小年：那就是国有部门内部根据权力，力量的力，来分配财富。
陈平：实际上你看，整个几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践，最后到了我不是说，没地方收钱去了。也就是说，你统治，你还要被统治，对不对，你剥削你还要被剥削，你收税的，还要被征税的人。这里面，你也有个主体和客体，你说现在政府执行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你也要把客人，不是主人摆在，要让他有一个空间，你把所有都变成了，你的国有，意味着你丧失了，丧失了你去这个获取的空间去了。
许小年：这个逻辑，可能还是要值得推敲。
陈平：我没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我指的呢，最起码可以作为现在的权宜之计。作为现在，朝野，作为官僚权贵资本和老百姓，大家可以目前一个阶段，做个权宜之计的方式。
许小年：权宜之计，像这个渐进式改革，这我都是非常赞成的。但是，权宜之计呢，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未来的方向，非常清晰，方向一定是政府退出经济。
陈平：是是是。
许小年：方向一定是政府退出经济。
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在回答“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普遍选择了这样几个选项，它们依次是：创造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和全面开放垄断行业准入。 三五年以后再来一次“改制”，再圈一次地，估计不用象六十年前那样先砍几千万人头，还得算社会进步呢。这“国进民退”不仅不该“阻住”，而且应该促进。第一幕不快快收场，第二幕如何开锣？ [b][size=5]国进民退的“硬币效应”[/size][/b]
[i]钱宏[/i]
先提一个粗浅的问题：如果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天生就是为政府提供服务，那么，政府是为谁提供服务呢？
在宗法社会、中央帝国、皇朝家天下时代，政府是“私器”，其主要职能是为君主、皇家、王公贵胄服务，其次也兼顾为天下百姓、子民、臣民服务。而当人类进入法治社会、共和制民族国家时代，政府成了社会“公器”，所以，不管其奉行什么主义，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其主要职能都必须是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服务、为国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所以，经济学家们的职能，就是正确地告诉政府：国家财富是怎么来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财富增长遇到问题时，政府应当怎么办？经济运行在什么状态下将会有怎么的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及其作者亚当·斯密是如此，拯救大萧条的《通论》及其作者凯恩斯是如此，后来的供应学派、货币主义也莫不如此。
然而，自1984年实行“财政包干”和“双轨制”奠基，1990年代“南巡讲话”和“市场经济”真正开始，中国几万个政府性利益单位（各级地方政府、行政公司、准政府性行会）打着国有招牌一条条、一块块、一层层、一级级地分解、解构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绝对垄断者的身姿直接参与经济（市场）博弈、乃至政治（文化）博弈，允许同时迫使民营经济成为其附庸、家庭经济及其产品（包括广大“农民工”和“大中专毕业生”）成为其“剩余价值”和社会性服务提供者……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家，包括所谓“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和各个大型经济体研究部门培植的、或个体亦商亦学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未必完全自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争相博弈施加影响（在技术层面他们也许功不可没），乃至误导政府和国民而失职、缺位，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格局（顺便说一句，我对经济学科乃至所有学科及智库性机构的发展是否有赖于“人海战术”表示怀疑，据说英国的Mark Leonard2005年来中国，当他了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50个研究所、60个研究室、4000全职研究人员后被震住了，而且社科院这一家外，官方智库还有中央党校各省市区的社科院、各级各类政府性政策研究室、各大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全职研究人员总数超过15万人，简直把他吓晕了）。
因此，值此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之际，我们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和执行层，在宏观经济决策上，首先要排除各种利益集团操纵国家的可能（尤其是打着“国有招牌”的单位——自单纯讨论制定《物权法》而非与《人权法》、《事权法》配套制定实施以来，在“新老双轨制”方便法门基础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成员的经济政治实力在现行体制下游刃有余和随心所欲的程度，已经到了打不打国有金字招牌实际上完全视他们自己的现实需要和方便情况而定……从而对国家权威和领袖威信构成严重挑战），让国民充分意识到政府遏制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可能的决心和善待每一位国民的诚意。
在一次研讨会上，我作了一个题为《回归亚当·斯密主义》的发言，其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从里根经济学中汲取什么样的营养？我的意思是，也许用不了多久，尤其是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遭遇滞胀时，里根经济学（至少其中核心价值部分）又将重新成为各国政府的选择，而不是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本能地认为的片面回归凯恩斯主义。
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许还要完整地重温亚当·斯密主义，即同时从《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汲取精神营养，以实现国家的“良治”。
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当年里根政府（甚至现在的奥巴马政府）相比，可谓幸运得多。有朋友指出：“奥巴马上台，可以说国家已经破产了，美国已经破产了。但他拿出来的施政纲领是：第一件事情，教育、全民医疗、绿色能源。你看他的资金投入，他就是借债花着，从全世界吸取资源，来完成国家的再造。反观我们，就不好意思再看。”
其实我想，只要中国政府真的愿意“花钱”，而非“敛财”，只要中国政府主动降低一点对于美国人创造的“GDP增长率”的指标要求（开个玩笑，有时真让人怀疑GDP是美国人引诱中国官员的一个阳谋，目的就是用这个GDP增长率带来的“政绩与寻租双丰收”，把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吊死在一棵树上”！），丰富或改变一下经济社会发展业绩、政绩（考核）的价值评估标准或体系，而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民意识培育，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言行一致地善待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比如，以中国政府这些年的各种财政收入及储备总量，中国政府至少不必象里根政府那样，到金融市场高利率举债、低利息贷款，就能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家庭-家族生产单位、为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以保持中国的基本就业、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而且，中国政府应当也有能力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各个方面具体探寻“国家财富再分配”及其“财政转移支付”方式问题。我最近才了解到，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年薪少则60万元，多则几百万、几千万元，而广大职工最低还有300元月工资的，这无论如何于理、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因为，在中国，第一，这些国企的底子是五六七十年代全国城乡居民勒紧裤带换来的；第二，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益”，主要来源于国企对于资源（自然资源、政策资源、社会资源）的垄断，而非管理层创造性的智慧经营；第三，由于它们对于资源的垄断且远未充分利用还存在大量浪费，大大增加了大多数国民创业的社会交易成本和生产、服务的边际成本，对整个社会政治伦理也是极大的损害。所以，比如有人提出“建立居民基本住房保障（补偿）制度”：即用“市场”的办法，对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在住房上都未得益甚至受损的一部分人给予补偿，同时，将给消费者以“选择消费的自由”这一市场经济中最进步的因素体现出来。
但这里，我要作一个说明：我国政府4万亿救市实际投入是1.2万亿，这是“花钱”；而1-5月财政收入虽然同比下降，但除各种预算外税费收入之外全国财政仍然盈余累计人民币4,611.7亿元，6月财政收入大涨19.6%，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才11.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还算了一笔账，近二十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的40%以上，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样一比较，一算账，当然就是“敛财”。
常识告诉我们：政府敛财，就意味着社会交易总成本和生产边际总成本的提高，结果，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打击了社会创业的积极性。据刚刚出版的全国工商联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称：“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民营经济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随着行业垄断的逐步强化，4万亿投资正在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最近，全国政协常委、前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呼吁：“民营企业能不能得到国民待遇，还是让特殊利益集团再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再让我们的人民吞下一颗又一颗的苦果？这是绝对不行的！”
我想说的是，全国工商联蓝皮书说的这种“挤出效应”，与对国有招牌的单位的“宽松放贷”，以及中国官方及其经济学家们宣称的经济“企稳向好”，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不妨称之为“硬币效应”——象玩儿“剪刀、石头、布”那样向空中抛硬币，跟未来赌落下的结果。而实际上，真正发挥这一“硬币效应”作用的，主要还不是1.2万亿“救市投资”，而是近半年来高达7.5万亿的国有银行的放贷，即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然，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或者说民营经济，不是宽松放贷的受益者；而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未必全是受益者，即使是“受益”，还要具体分析结果受的是什么益——是生产、研发之益，还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出之益，还是股市、楼市、金融之益？从块块上讲，受益的还是少数CBD模式的大中城市的基础建设，而非广大中小城镇的基本生活，结果还是有利于GDP的增长，有利于“生钱”，还不是回归生活本身。
我们的生活真的要变成“穷得只剩下钱”了吗？
一边是对国有经济的宽松放贷，一边是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于是，“硬币效应”的结果——抛向空中的硬币忽明忽暗地不断翻转，令人眼花缭乱永远落不到地上——不是泡沫，不是滞胀，乃至长期滞胀，还能是什么？所以，我冒昧地认为，如此下去，中国及世界经济的滞胀-长期滞胀格局，已经埋下伏笔！
既然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了国家财富的源泉是劳动，社会稳定的基础是道义，那么，从就业、税收、生存方式和人格教育、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国民身心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想，中国政府应当从中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就是无私无畏地果断扶持各项社会建设，扶持中小城镇的发展，扶持中小企业的成长，在中国，特别是扶持家庭经济、家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成长。
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一定不需要传统“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是的，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意味着城市化，但是，如果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化，不顾及“人民的安居乐业”这一生产、生活、生态的永恒主题，我想这样的现代化在人类精神价值发展的时间之维上，也未必具有“现代性”——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
人类行为或劳动，也是一种能量转换，现代化只是通过严密的组织方式和高超的科技手段，使这种能量不断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这是一种进步，但也是一种倒退，因为它给人类一种财富增长、竞争对抗、随心所欲都可以是无限膨胀的假象。
“大萧条”已经证明这种“假象”和“倒退”有多么可怕，而这一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再次证明，无论科技手段多么发达，组织方式何等严密，如果人类再不从这种“假象”中警醒，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大风险将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能重新“归零”。而它不再是“天灾”，而是“人祸”——操纵世界的强势精英贪婪的无限制、无节制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满足其贪婪的手段、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恒矛盾的总爆发！
各国政府技术方法上修修补补的政策，最多只能暂时掩盖推迟这一矛盾的总爆发。如今，我们经济学家和我们的政府决策者、执行者，必须明确意识到：财富增长是有极限的，竞争对抗是多余的，贪婪施恶是会遭报应的。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倾听民间的呼声，审时度势，回归简约生活的常态，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收手时能收手。
我的意思是，只要精神上与时俱进，思想上求真务实，决策上坚定果断，就不难明白一个简单真理：社会的成长，中小企业、家庭-家族生产力的成长，中小城镇的成长，乃至老子崇尚的“小国寡民”式生产方式，永远是人类生活的阳光、空气和水。
果如此，作为一种“新政策”倾向，我想，中国政府在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上也完全可以做到“五大并行不悖”：“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并行不悖；中国式的小生产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并行不悖；中国政府利用所谓经济奇迹积累的巨额财富坚定扶持小生产成长与“走出去”进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少数CBD模式大中城市的集中建设与广大生活质量型中小城镇的分散发展，并行不悖；最后，达到财富创造与公平分配，并行不悖！
在当前，世界各国可能既需要“救需求”或“救市场”，也需要“救生产”或“救社会”，也就是需要重新整合“罗斯福新政”与“里根新政”的经验教训，超越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作钟摆式选择的否定之否定的“世纪宿命”，在理论支点上，回归完整的亚当·斯密主义，实施“五大并行不悖”新政策，从而创新当代富有中国人整体智慧的经济理论——世界性的全生态经济体系，即“生产、生活和生态通论”，亦即“共生主义经济学”理论。目的还是实现国家的“良治”，还原人类生活的常态。
明年，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就要开馆了，世博会作为世界文明集中展示的平台，我们这个号称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央央大国，在精神文明方面将拿什么展品奉献给世界呢？
钱宏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世界共生价值研究院院长 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 老话题，胡适还是鲁迅？
胡适的选择是正确的，问题却是，胡适不是孙中山，不仅孙中山不听他的，连二流军阀冯玉祥也不听他的。
结果，选择了鲁迅。
而鲁迅的结果呢——看来，还是要继续革命。
老毛说走出了历史轮回的宿命，吹牛而已。 许小年的姊妹篇：
“国进民退”背后的政府利益冲动
许小年
阳光卫视《论衡》，10月18日
目前，经济复苏的乐观势头已蔓延至政学两界，四万亿与天量信贷的积极影响甚至已形成所谓的“共识”。但是另一个担忧却不幸地成为了现实，那就是民企的生存环境在日益恶化。
2008年下半年，巨亏的山东钢铁“鲸吞”了盈利的日照钢铁。今年3月，宝钢又重组了民营钢铁宁波建龙。
而放眼民营航空，先是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注资；再是东星航空被裁定进行破产清算，法院裁定的理由之一就是，整改方案缺乏国资监督部门同意的批复意见；眼下，奥凯航空还在寻求着天津市政府的注资。
如果按地域来看，即便在经济活力最旺盛的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等地也相继宣布，高速公路建设放弃之前的“经营性公路”的投融资模式，转而全部改为政府“收费还贷型”公路，先前进入的民营资本早已开始了被集体清退的命运。
鉴于以上种种，媒体不断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潮来袭。然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却在今年八月份的岭南大讲堂上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国企民企都在成长。
陈平： 我看这个国资委一再说，没有国进民退，但是实际上呢，处处又表现出来了国进民退。
许小年：是。
陈平： 民间的感受国进民退非常强烈，国企的感受它觉得没有国进民退，因为在得到的人，总是觉得得到的不够多。
许小年：进的都说没进，退的都感觉到退了。
陈平： 对对，因为这个三十年前的改革是以放权让利，是以国退民进，这个是我们获得这个三十年这个成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许小年：非常重要的一条。
陈平： 对吧。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逻辑，三十年前没必要改的。
许小年：你改它干吗？国有企业都可以有效地运转,对吧？为什么要改革呢？这个人民公社也不要解散，农村还是集体制多好，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三十年前要改革？要把人民公社解散掉，要取消它，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来经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城市经济改革？为什么要开出一个民营部门来？允许民营部门，允许私营经济，逐渐逐渐地成长起来？为什么？我们全忘了，我们把邓小平他老人家的政策，全给忘了，把我们从哪一条路上走过来，全给忘了，现在我们还想再退回去。
陈平： 但是这是利益。现在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也可能他们也真以为是在改革。但是呢，利益的主导，让它这个一定会这样地走下去。就是权力和经济利益，这两者一旦结合在一起，这就会对于任何一个，哪怕心地善良、人品高尚，原来原则性很强的人，都会禁不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身边的人，不断地去打你主意，所以我称之为是被迫。有些人本身呢，这个参加共产党，然后要求到国企，到政府部门。他原来动机就是，冲着那个权和利。那么所以这个动机不纯的人，就变成坏人，大坏人。好人也会在周边的这一个，我们叫逐利场的压力下，也变成坏人。这是我指的个人。那么作为这个企业，而且企业是国企。什么叫国企？国企就是政府直接管的企业，干部们是组织部任命考察的。它的企业的各种权力授予可以说，这个政府行政权力，直接授予它的权力，所以这样子，作为企业来讲，它不去向民间扩张，那才是不合理的。
许小年：是，你用这个被迫，其实我感觉这里。
陈平：不，我对个人用了被迫。我对这个垄断实际上主要还是权力垄断，垄断的这么一个企业，也就是官僚资本，对官僚资本，它会是主动的。对于这个官员，个人，在这个体制下面，他，我觉得绝大多数会是一个被动的。这是我这个，为什么官僚企业会主动的呢？你看现在官僚企业，已经做到了把经济利益，包括里面每一个普通的，官僚企业里面每一个普通员工的利益和这个官僚，官僚资本的地位，权力结合在一起了。这个状态下面，国企一定会把它们是政府这个所有和政府的权力，用到极限。因为它也是追逐权力的，追逐利益的。所以我说现在，没必要去，说争辩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不承认这一点。你只要这个体制这样的，你看今天国企的工资，尤其垄断国企工资，远远高于民企，它就一定去像一个这个横行霸道的螃蟹一样，去到处侵占，这是必然的了。
据统计，截至到2008年底，“国资委”掌控的企业共拥有资产总量55574亿元，比上年增长8.6%。国资委管控的中央企业，五年内增加国有资产2.6万亿元，年均递增13.7%。2008年央企的平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105.9%。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企业122家，占全部央企的86.5%。
许小年：在一个市场经济中，这个政府呢，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应该经营资产的。这个市场经济政府经营资产，会带来很多问题。一个问题，刚才你已经讲到了，是吧，就是公平性问题，是吧？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它的主要的职责，是制订规则，是这维护规则。我们用老百姓的俗话来讲，就是球赛中的裁判。那么这个球赛中的裁判，他不能够下场踢球。他如果下场踢球的话，这里就有利益冲突。他利用裁判的地位，谁踢得过他呢？如果他又是球员，他又是吹哨子的裁判，他所向无敌，他所向无敌。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你承认不承认，有这么一个趋势，我觉得这都无关宏旨。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不能利用它规则制订者的这种优势地位，自己来经营资产。
它用规则制订者的这种优势地位，自己来经营资产，那它肯定是把规则制订的，有利于它自己的资产增值。这样的话呢，就会对社会其它成员，造成严重的不公平。因此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应该去经营商业性资产，政府所经营的资产，只有一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就是，这样的资产，在民间经营要赔钱，而又是社会所需要的。
陈平： 现在正好反过来。
许小年：那就没有办法。
陈平： 现在正好反过来。
许小年：现在是啊，现在是反过来了。
陈平： 这个赔钱的，不好做的。
许小年：全甩给民间。
陈平： 叫做这个抓大放小，那个国退民进，赚钱的。
许小年：全抓在手里。
陈平： 我得要，要管理起来，要控制起来。
许小年：在石油价格还没有上来的时候，那是为了开发这个石油，为了调动社会积极性，开发石油，让大家都来石油领域来投资。那么投了以后，石油价格一上来了，它就把石油全收了，它就把石油全收。那个陕西的油田是怎么回事？那政府去收，收了以后。油田的这一些，这个企业主就说，你收了的话，我这是有市价的，你得按市场价格来支付，对不对？收购与兼并在市场上经常进行，但是一旦由政府来作为收购方，它就利用它规则制订者的优势，它就不走市场价格，它就不走市场规则。因此，陕西的油田打官司，陕西的这些油田的这些，前期投资了，眼看着辛辛苦苦打出油来了，那边政府要收它。那当然了，它的利益所在，它就讲，那你要收的话，你这个规则是什么？价格是什么？你怎么样进行补偿？这个官民双方谈不通，谈不通官司打起来。官司打起来以后，那司法体系，也是在政府这一边。那怎么办？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一个个全把油田交掉。这是石油价格起来了，它去收油田；煤炭价格起来了，它去收煤炭；煤炭不赚钱的时候，那要吸收民间资本，尽快地增加煤炭供应能力，煤炭价格一上来，有钱可赚了，手又伸过去。这个是我们讲这个经济学理论上，正好相反，政府应该做，民间做不了的，民间做了赔钱的事情。比如登月、嫦娥、原子弹，你民间开发以后，它不能卖。但是国家又需要，你国防、民族的独立，又需要原子弹。所以这些事情，应该是国家来做，国家做的，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是赔钱的。国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赚钱，它就过去了。这个从经济学理论上，我们无法解释。我们只能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解释，就是这个规则制订者，现在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方，它这个已经不满足于它裁判吹哨的地位，它一定要亲自下场踢球，一边踢着球，一边嘴里吹着哨。你说在这个市场竞争中，谁竞争过它，谁竞争得过它，它说你犯规，你就犯规，它说你合法，你就合法。
陈平： 这就不是政府了。
许小年：现在不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吗？
陈平： 这不是政府，这就是企业。
许小年：还是，它还是政府，它又是政府，又是企业。
陈平： 不，那就，那我们这么说吧，那就。
许小年：政企不分。
陈平： 那这就回到了，那这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了。
许小年：可以说是官僚资本。
早在2007年，纽约世界银行曾公布了一份“腐败贪污”的富翁榜单，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以150亿-350亿美元的赃款数额占据了第一位。其敛财诀窍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扶植子女和亲友构筑庞大商业帝国，通过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获取暴利。
苏哈托的长女曾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另外4个子女、1个儿媳是国会议员。仅这六个子女便控制了印尼的金融、汽车、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等重要产业。在苏哈托执政的30多年的时间里，其家族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尼经济。当然苏哈托也在1998年迎来了下台的时刻。
陈平： 它官僚资本最后其害处，是全民族遭殃。
许小年：那当然。这个印尼，苏哈托家族的官僚资本是怎么回事？菲律宾，马科斯家族的官僚资本是怎么回事？都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结合。那么这样一种结合，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有时候把它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我觉得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它造成社会的不公平，这个很明显的几个不公平。
这个苏哈托家族在鼎盛时期，就是说控制了印尼的GDP，据说是一半以上的，三分之一，还是，反正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那么他以国家的名义，实际上呢，只允许他的这个家族和他的家族非常亲近的这些生意人，能够经营这些产业，其他人不能经营，是以国家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家族谋利益。那么其他的那老百姓看见的，当然这是非常的不公平。不公平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不安定，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因为它不公平。
陈平： 它不仅是造成不公平，实际上它造成社会，实际上它的生产率、技术发展，各方面的倒退。
许小年：这是我要讲的第二条。第一呢，它造成不公平，第二呢，它造成低效率。为什么造成低效率？因为它可以利用足球裁判的优势地位。因为它可以利用规则制订者的优势，来在市场上捞取他家族的利益。他不必把他的时间和精力，把他的资源用在技术创新上，不必把他的资源用在降低成本上，不必把他的资源用在如何开发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在市场上打败竞争者。他打败竞争者的方法，不是靠效率的提高，而是靠他自己制订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样的经济肯定没有效率。
陈平： 以及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暴利，对不对？如果背后不是暴利，人们不会去的。
许小年：那他掌握国家机器，所以他不必靠效率在市场上竞争，而是去靠自己制订规则在市场上竞争。那这样的企业，这样的经济能有效率吗？肯定没有效率。所以他两大问题，权贵资本主义就两大问题，第一叫不公平，第二就叫没效率。最后给社会造成的是什么？社会的动荡，社会生产率长期得不到发展。这个是从它骨子里，从这种经济政治制度结构本身，所带来的。这个我觉得，跟人品，跟个人的道德取向，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你是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它必然就是这样的结果。
陈平： 你有什么建议能够，能够改变这个趋势呢？
许小年：这个趋势，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到呢，就是能做的很有限。从学者角度讲，我们只能和政府，和民众，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政府呢，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政府与民争利，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除此之外，这个学者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有限了。
陈平：但是权力不受制约，它不争利，是不可能的。
许小年：肯定要争，它肯定要争。那有什么办法呢。
陈平： 就像普通人一样的，你如果告诉他，你可以为所欲为，权力不受制约，看他去抢不抢人家东西，拿不拿人家东西去。
许小年：那一定的，你把我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会做同样的事情。这不是我的觉悟的问题，这是体制所决定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激励机制下，人的行为，必然朝那个方向发展，这个跟个人的道德水准，这个跟个人的修养没有太大的关系。
陈平：所以我都想了，有没有可能，这个咱们现在社会，还是第一要坚持这个改良的道路。因为如果看到这样子一种发展下去，那真的会引发革命的。
许小年：会有严重的后果。
陈平： 而且这个后果呢，会导致社会又是。
许小年：大动荡。
陈平： 这个大动荡会动荡到，真的是因为怨气太大，怨气太大，你直接地压缩，在盘剥民间的生存空间了。
许小年：挤压得很厉害。
陈平： 这个怨气会大的。我告诉你，现在这些，这些权贵们，以为日子好过，会大到，是简直他们是，想不到的程度。
许小年：是。
陈平： 但这个对于整个，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许小年：是是。
陈平： 所以还是要。
许小年：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伤害。
陈平： 是，但总是还是要，是否能够寻找到一些改良的道路，你知道吧？
许小年：还是要，要我们三十年以来的这个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但是这个渐进式的改革，三十年前是小平同志在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远见，他可以推动这个执政党，来开始这个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现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和开放，再继续往前走，那你就必须要吸收民众来参加，你仅仅是政府来推，这个恐怕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政府现在已经成为市场中的利益相关方了，你让它来推，它往哪里推，它只是推着，朝向它有利的那个方向走，那你必须把其他的利益团体，吸收进来，来参与下一步的改革。
陈平：那这就是民主政治了，这说白了，就是民主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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