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我认为中国需要左派，这里我所指的左派，是一种“合成”左派。他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也更能使中国接近民主体制。我的推理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之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前提不成立，那我的推理和结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必须先把我的前提说清楚。对于这些前提的是与非，我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希望对以下推理的逻辑，我们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第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现在的右派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不挑战现行体制的。这和1957年的右派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倡导价格改革比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更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比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更积极。到了2009年，中国右派学者至少不会积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十年前，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主要是经济学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必要或者经济改革本身就可代替政治改革的大有人在。
中国左派也不挑战现行体制，也就是说在体制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右派和左派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评估左派和右派时必须去看他们在其它问题上的主张和观点。这样说可能对右派有些不公平，也许下面的说法更客观：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这是我第二个前提。
第三个前提是我文章最初所说的，左派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型的。 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左派作为一种“品牌”是有严重缺陷的。我们一说起左派就想起张春桥、姚文元，其实无论中国需要什么，也不需要张春桥、姚文元。
左派和人民福利
传统的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的利益。比如左派会更支持劳动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收入再分配以及给农产品补贴等政策。而右派都是反对这些措施的，这并不是说右派不关心穷人利益，而是因为中国的右派和其他国家的右派一样都反对政府干预。右派的观点是，政府直接干涉经常是事与愿违，是达不到保护穷人和弱势者利益这一目的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右派的逻辑是建立在一个错误基础上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右派脑子里的天方夜谭——就是政府在社会领域少干预，并在经济上给予更多的自由。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的干预无处不在。它不在经济领域干预，就会在社会领域干预，它不在社会领域干预就会在文化领域干预，它不在文化领域干预就会在教育领域干预，它不在教育领域干预就会在体育领域干预。政府总是要干预的，而且是直接地、不受制约地干预。这是由中国的体制决定的。
所以右派反对政府在社会领域干预等于是支持政府在其它领域（比如经济领域）增加干预。为什么呢？我们用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政府有100个工作人员。为了解释方便我们进一步假设只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社会。又假如政府现在有50个官员去干预经济，有50个官员去干预社会。如果我们实行右派的方案，那政府干预社会的官员减少到40个而它对经济的干预就增加到60个。如果我们实行左派的方案，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增加到60个官员而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到40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的方案比右派的方案更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不成文的假设是政府规模没有变化）。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如果政府的干预是一个给定的条件， 那剩下来的问题就不是政府应不应该干预，而是哪种干预相对而言更能增加社会福利。
比如在媒体上争论的经济适用房问题就能说明这个道理。右派知识分子反对经济适用房，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政府没有去建经济适用房，它就会拿这笔钱去建生产过剩的钢厂、铝厂，去给自己建华丽的办公大楼——不是有一个区政府给自己建了个“国会大厦”吗？对经济适用房的争论不在于建或不建，而在于建经济适用房的机会成本是什么，以及不建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我想任何一位讲道理的人都会同意建经济适用房要比政府建华丽的办公大楼更有意义。
但是右派知识分子会反驳说，建了经济适用房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获得经济适用房，因为中国有腐败。前些时候有一位经济学家建议经济适用房不要建私人厕所，这样富人就不会去买经济适用房了。虽然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这样就会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首先这个提议把治理腐败的成本转嫁给了老百姓，我可以想出很多减少腐败的办法，比如制度改革，但我不认为减少老百姓上厕所的隐私是克制腐败的最好办法。另外，如果你是个富人，真有钱，你就可以给自己修一个厕所，更何况富人不会自己住在那里，他们一定是要出租给穷人的。所以我看不出为什么不修厕所就会遏制富人对经济适用房的需求。
退一万步讲，即使富人获得了经济适用房，但只要是富人没有获得所有的经济适用房，也没关系，也应该建设经济适用房。原因很简单，因为富人可以利用腐败住进经济适用房，但穷人无法利用腐败住进政府大厦和产能过剩的“大项目”。该不该建经济适用房不取决于中国有没有腐败，而取决于穷人入住经济适用房的概率和穷人入住政府大厦的概率。要建经济适用房不要求前者的概率是100%，只要求前者的概率大于后者的概率就行。我们知道前者的概率肯定不是100%，因为有腐败，但我们可以肯定前者的概率一定大于后者的概率，因为后者的概率只能是零。
左派和私有经济
我上面的推理是想说明，左派的理念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比右派的理念更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右派也支持私人经济发展，但右派更关心“企业的私人经济”而不是“个人的私人经济”。在中国，企业发展是离不开政府支持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分野也越来越不明显。私营企业发展要靠与政府拉关系，与政府结盟。而国营企业的发展要靠上市和高管的股票期权。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一个是表兄表弟、女婿的关系，一个是亲兄亲弟、儿子的关系。也就是这么一点的差别。所以，即使左派是支持国营企业的而右派是支持私营企业的，他们观念的沟壑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左派代表民众说话和右派代表企业说话，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比如所谓消费过低的问题其实就是私人消费过低。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工人工资增长太慢（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在这个现象后面是企业依赖政府的保护来压低工人工资。前几年山西黑砖窑就是典型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一个左派与这种力量抗衡。补贴、转移支付，甚至制止企业裁减工人都是左派提倡的。我认为这些政策是中国现行体制下尽快提高私人消费的最佳选择。
另一个例子就是国营企业私有化。右派支持私有化，而左派反对这样。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会支持右派的立场，但在中国这种体制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个人权利基础，所以私有化是不可能彻底的。比如在中国，私有化总是管理层借助其内部人优势获得利益，而职工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又例如，亏损的国企私有化了但赚钱的国企被政府保留下来。这是一种非常没有效率的私有化。第一，亏损企业是劳力密集型企业，私有化后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安全感。我认为国人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消费谨慎和90年代的私有化不无关系；第二，政府本来应该履行它的社会职责保护弱势群体。这本来是政府的强项，而政府的弱项是管理和经营企业。经过90年代的私有化，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它擅长的事而去做它很不擅长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放弃垄断这么难，因为一旦放弃垄断，马上就会向世人揭示它的利润来自于垄断。也许放弃擅长管理的形象比放弃利润本身还要痛苦。最理想的私有化应该是政府保留亏损的国企而把赚钱的国企卖掉。
反驳我的观点的人会说我的逻辑自相矛盾。他们会指出虽然右派支持的私有化方案没有获得最佳效果，但右派是支持私有化的，而左派是整体反对私有化的。所以至少过去十年中国在私有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认为如果中国没有经历90年代的私有化风潮，中国整体私有经济就会停滞不前。其实中国到了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私营经济体——就是它的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即使没有经过城市国企的这场私有化，通过竞争和兼并，中国的私有经济也会发展壮大（虽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如果中国没有经历90年代那场私有化运动，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国进民退”。“国进民退”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既得利益，因为主管国企部门一夜之间有了“吹牛权”（bragging right）。另一方面，在“抓大放小”之后，所谓的“抓大”导致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各种国家资源和垄断权力。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国营企业整体亏损，中国的官界和学界达成了当时的“北京共识”——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但这个共识被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取代了。这个新的“北京共识” 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指的是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和总经理的ＡＲＭＡＮＩ西装）。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因为有了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而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着巨大的代价。
左派和民主
正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个人权利基础的市场经济，因此在社会结构上，存在只有“抽象人”，没有“具体人”的情况。
民主制度和一党制的区别是前者有选举而后者没有选举。但民主制度和一党制还有一个派生的区别——民主制度是一种具体人的制度而一党专制则过于抽象化。所谓政府、公司和社团都是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机构自己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它的生命是法律授予的而不是天生的。在中国我们经常听到的，比如 “政府英明的领导”，这是不准确的说法，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抽象人是无法做决策的。“政府英明领导”准确地说是组成政府的具体人的英明领导。我们在夸奖微软时一般都会夸奖比尔·盖茨，我们在夸奖通用电器时一般都会夸奖杰克·韦尔奇。没有比尔·盖茨和杰克·韦尔奇，微软和通用电器只是一堆水泥和椅子。顺便说一下，在中国经常把具体人取得的成就错误地归结为抽象人的成就。比如有些国企在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主管单位会突然把经理换班，因为它认为企业自己就会做出优秀成绩了。而这一般就是企业沉沦的开始。
但是我们如何能保证政府作为一个抽象人能够准确地、忠实地代表组成一个社会的具体人的利益呢？其中一种办法是通过选举。选举是具体人控制抽象人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选举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抽象人失控造成组成抽象人的利益实体——具体人，比如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追求自己利益而牺牲社会具体人的利益。我想读者对这一情况都很熟悉。
失控造成另外一种后果就是抽象人过分追求抽象的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时把家里的铁锅、铁碗拿去炼钢、炼铁，目的是提高没有任何意义的钢铁生产指标。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用强迫拆迁、压工资增长来提高GDP也是一个道理。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一般除了学者和经济官员很少人知道它的准确意思，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从来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
第二种情况是组成政府的具体人在意识形态取向上接近社会具体人，因此即使没有选举，这些具体人也会自觉地代表社会具体人的利益，会自主地去实行符合社会具体人利益的政策。其实“以人为本”在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具体人组成的政府能够最有资格代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我认为是左派，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民主体制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总之，中国需要左派，越多越好。 脑袋进水的人是说不清左右的。 黄亚生，黄钢之子，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黄亚生教授曾获在研究领域享有重大声誉的研究金支持，如斯坦福大学的国家研究金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麦克阿瑟研究金。除了在哈佛商学院任教外，黄教授同时还任教于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和费正清中心（InternationalAffairsandFairbanksCenter），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密歇根商学院威廉大卫逊学院（WilliamDavidsonInsti?tute）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员。黄亚生教授的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目前，他正着力研究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在制度上和政策上的驱动力。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他目前正在撰写的一本书，从制度上追溯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高需求的根源。除了为专业通讯和专栏撰写文章外，黄教授在《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外交政策》上都发表过大量文章。 黄钢是批《苦恋》的急先锋，给白桦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黄钢父黄负生，是早期党员，所以黄亚生是烈士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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