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反思里根的失误
《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在解决储贷机构的问题上，里根错了。与他设想的完全相反，该法案把储贷机构还不算大的问题变成了彻底的灾难。但对该法案的重要意义，他的判断没错。至于头奖，在25年之后终于来了，只不过是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形式到来的。对当前金融灾难的根源研究得越深，就越清晰地发现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性错误转折点就发生在里根执政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转折使得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里根经济政策的批评往往集中在贫富日益不均和政府的财政责任缺失上。的确，里根引入了一个少部分人成为巨富，而工薪家庭的收入却增长甚微的时代。他也打破了长期以来所推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就政府的财政责任缺失而言：美国政府向来只有在战时或经济危急时才会有巨额预算赤字。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联邦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但到了里根执政时期，政府负债又开始不断上升；到克林顿任内又再度下降，不过到布什当家时又再次上升，使我们在当前的危机临头时猝不及防。
然而，公共债务与可能是由于放松金融管制而带来的私人债务比较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美国财政法规的改变是里根留下的最大遗产，而且它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正如我说的，《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的直接影响就是把储蓄机构从问题变成灾难。储贷危机（The S.& L. crisis）没有写进里根的传记，但事实是，放松管制就是发执照给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储贷业。说得好听点儿，就是让他们拿纳税人的钱去赌博；说得难听点儿，就是抢纳税人的钱。当政府处理完此事时，纳税人已经损失了1300亿美元。
此外，该法案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里根时代的法令改变，从根本上终结了（罗斯福总统）新政时期对抵押贷款的限制，尤其是对那些没有能力支付大笔首期款的家庭的购房限制。
到了1980年，经济大萧条的记忆已经消退。里根宣称：政府是问题所在，而非解决之道，市场的力量必须得到自由发挥。于是，防范规定被废除了。加上对其它各类消费信贷的放贷标准变得更为宽松，从而导致了美国大众消费行为的彻底改变。
美国并非一直都是一个高债务、低储蓄的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会把将近10%的收入存起来，比上世纪60年代的比例略高。到里根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储蓄才逐渐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消失，结果是，在金融大危机爆发前夕，接近于零的储蓄率已相当普遍。里根上台时，美国人的家庭债务只占其收入的60%，与肯尼迪执政时期大致相当。然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19%。
有人向我们保证，这些都是好事：当然，美国人的债务的确越来越多，又一点儿钱都不存。但是，只要看到他们的房价和股票在节节上扬，就会觉得他们的财务状况还不错。
现在，要想怪罪人，有很多人都可以怪罪。不过，目前混乱背后的主要元凶，是里根和他的那群顾问，这些人把美国上一次最大的金融危机忘了，却去谴责别人重蹈覆辙。 [b]给克鲁格曼上历史课[/b]
[i]尼尔·弗格森[/i]
上周三，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视为长期利率的基准——升至3.73%以上。放在过去，这会被认为是很低的水平，但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去年年底，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降至2.06%。换言之，长期利率在5个月内上升了167个基点。比较而言，升幅达到了81%。
这种情况与有关美国财政健康状况的警告同时出现，令多数评论员感到不安。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与普林斯顿(Princeton)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之间一场较为公开的争论，由此尘埃落定。
向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新得主克鲁格曼发起挑战的人，不是勇气可嘉就是十分莽撞。不过，既然俗话说“猫也有权晋见国王”，那么有时历史学家挑战经济学家也无不可。
一个月前，克鲁格曼和我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我当时的观点是，“今年出现的超过GDP12%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量新债发行”可能推高长期利率，而在当时，美联储(Fed)的目标是将长期利率维持较低水平上。我预言，“随着市场意识到金融体系今年须吸收债券的庞大规模，我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将上演一场痛苦的拉锯战”。
高高在上的克鲁格曼降尊纡贵地作出了回应：我还处在经济学的“黑暗年代”。“非常可悲”的是，我对这门枯燥乏味的科学的了解，还未更新到1937年（凯恩斯发表《通论》）时的水平，更不用说2005年（克鲁格曼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问世）的鼎盛时期了。难道我还没领悟到，导致全球危机的关键因素是“人们渴望的储蓄远远超过了乐意进行的投资”？“我们面临着全球范围的储蓄过剩，”克鲁格曼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不存在利率上行压力的原因所在。”
如今，我并不需要《通论》方面的课程。但我认为，温习一下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或许会对克鲁格曼有益。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再版之后，他显然有意将当前的危机说成是上世纪30年代的翻版。但事实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美国的实际GDP今年将下降2.8%，明年则将停滞不前。这与上世纪30年代初的情形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实际产出急剧下滑了30%。迄今为止，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衰退——规模与1973年至1975年间的情况相仿。同时，全球化进程并未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土崩瓦解。
我们躲过了第二次大萧条，这主要应该归功于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上世纪30年代初的银行业危机。他开出了接近于零的短期利率以及定量宽松——自9月份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翻了一倍——这两剂药方，从而避免了银行大面积倒闭。同样毋庸置疑的是，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也对本季度的美国GDP起到了提振作用。
但预计美国联邦政府今年的赤字规模将相当庞大，经济刺激方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债务总额预计将达到18.4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所有开支的一半左右，占GDP的13%。这种赤字规模为美国二战以来所仅见。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预计，未来10年，还将需要额外借债10万亿美元。即使白宫过于乐观的增长预期得以实现，到2017年，联邦债务净额也将超过GDP的100%。这还没有考虑到医疗与社会保险体系的大量表外负债。
因此，债市出现恐慌情绪不足为奇。因为只有在以Econ-101（灌输给每一名美国大学本科生的宏观经济学标准课程）命名的星球上，这波发债浪潮才不会引起“利率的上行压力”。
当然，克鲁格曼明白我的意思。他在与我辩论时承认，“唯一可能推高利率的情况，是人们或许会对政府的偿付能力产生怀疑。”或许？可能？事实上，人们——尤其是中国政府——已经在明确表示怀疑了。他们明白，美国的财政政策意味着美联储将在今年购入大量国债，因为无论是外国投资者，还是美国国内的私人购买，都不足以为赤字融资。这种政策被认为是在印钞票，上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政府就曾尝试过这种政策，就算你不是历史学家，也不难回忆起它所引发的通胀后果。
当然，眼下也有一股强劲的通缩逆流，发挥着反方向的作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但自2月份以来，关键大宗商品价格均大幅上涨。美国的货币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增幅达9%——远远高出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平均水平——看起来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如果不是在今年，就是在明年。套用中国央行最新一期季报的措辞：“政策失误……可能给全球带来通胀风险。”
政策失误已然发生，那就是用世界大战时期的财政政策，来抵御经济衰退。在美国未承诺将结束其长期结构性赤字的情况下，利率上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尽管全球储蓄处于过剩状态。凯恩斯曾指出，“即使最现实的实干家，也往往会被某些早已过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所束缚。”目前，这位早已过世的经济学家就是凯恩斯，而受其观点束缚的并非实干家，而是经济学教授。
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劳伦斯·A·蒂什(Laurence A. Tisch)历史学教授，著有《金钱的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企鹅出版社((Penguin)
译者/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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