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货币制度的奠基
[attach]27737[/attach]朱镕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1993年7月到2003年3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1995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看似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
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当年5月21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1993年7月1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一制度的运作，直到2003年3月从总理的职位退休。1995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惟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1983年，香港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 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一组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邀请我到深圳会谈。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很忧心。在讨论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因为意识到朱镕基做对了。只三年，他把中国的通胀率从20％以上调整至零，而当时的产品质量正在急升，通缩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论，亚洲的金融风暴是人民币突然而又迅速地转强的结果。当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钩着美元，所以，当中国的通胀骤然间终结，在国际竞争下钩着美元的亚洲小艇纷纷脱钩，因为他们的币值是偏高了。
一年之后，我更为理解朱镕基的货币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为给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得到朱的启发，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不着要有真实物品的储备，条件是央行要有些外汇储备，必要时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把货币的用途限于货币现象，将汇率与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挂钩是不难维持的。
是市场合约的自由与弹性协助中国在90年代幸免于经济衰退的蹂躏。朱镕基把市场全部放开，大力推行国企的私有化，拿开约束劳动人口流动的限制，也加速了经济决策的向下分散。
回头说中国的货币问题。要清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困难。与其愚蠢地遏制人民币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这样做——他们大可取消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大量地流进国际市场。一种货币的下降与上升的压力是不对称的。有下降压力很头痛，但上升压力绝对不坏。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泛滥，有需要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币买回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而解决了。
得到朱镕基的启发，2003年我建议，也重复过几次，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正确一点地说，是以这篮子的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他们只要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这篮子物品。
北京考虑了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他国家争吵。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
央行没有接受建议我不感到烦扰，但两三年来他们的操作使我担心。我的感受是他们要尝试美国的无锚货币制。货币政策早晚会大手采用。这会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到后来可能把制度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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