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年终策划】孙政才：但愿苍生俱温饱
[i]经济观察报 孙健芳/文[/i]他从一出生就注定与“农”有缘。
农民家庭出身，在农学院求学，做农业研究，即使走向政界，从事内容也多与农情相关。他随身携带1934年中央红军向当地农民借粮食的欠条，这些欠条提醒他农民对新中国的贡献。
“但愿苍生俱温饱，”这是他内心最为朴素和真实的想法，在这个大想法之下，他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行惠农措施、利用科技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
他，就是目前吉林省省委书记孙政才，前中国农业部部长。
“孙政才的父亲是谁”，在孙政才当选为吉林省省委书记之后，在百度和谷歌上，输入孙政才三个字，有40多万条的搜索结果，但关于孙政才身世背景是最受关注的文章。
这是一位有山东农民家庭背景的省委书记，当社会已经习惯于那些有着资深背景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政时，有农民背景的官员让人倍觉亲切。
2006年12月底，孙政才出任农业部部长后，有记者到他家乡荣成市虎山镇五龙嘴村去采访，作为当地有史以来学问最大、也最有出息的人，故人的回忆带有理想和神话般的色彩，当地的百姓回忆说，上小学时，孙政才就学习很好，性格平和，一直都是班长。上高中时，孙政才和同学们一起住校，当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每个周末同学们都结伴回家背干粮，孙政才总要比其他同学早回校，学习也很刻苦，在1980年孙政才高中毕业时，班上只有三四个人考上了大学，他就是其中之一。
孙政才就读的大学是山东莱阳农学院（青岛农业大学前身），四年大学生活荏苒而过，但对一个走向仕途且有所建树的官员来说，过往经历总被加上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就如“司马光砸缸”一样，故事代表的标签性意义足以影响一个人一生。
“粉笔头事件”就是被人津津乐道且被认为影响孙政才研究态度的标签事件，据说在莱阳农学院学习期间，孙政才与教授一起搞小麦品种实验，不慎将一块粉笔头丢失在已翻过并做过土壤成分分析的试验田里，教授认为它改变了一部分土壤的成分结构，就有可能影响一颗或几颗种子的发芽、生长，进而影响到整个实验的效果。于是，老师硬让孙政才将试验田认认真真地又翻了一遍。
1984年孙政才大学毕业，同年考入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师从著名玉米栽培家陈国平，当时陈国平只带了两个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孙政才又获得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毕业农学博士，并担任过农林科学院研究室副主任，土肥所所长、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等职。1997年，33岁的他因科研成就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这项津贴的最年轻获得者之一。
1997年孙政才身份发生转变，他出任了北京市顺义县副县长，据说在顺义担任副县长期间，在孙政才分管的领域里，他都运用严谨的理论和科学的统筹方法，将每一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高效而成果显著，一些机关人员私下里亲切地称孙政才为“孙有才”。
这位高学历和做事果敢的“孙有才”受到北京市党代表们“偏爱”，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选，按照差额一人的规定，市委将“年轻有为”的孙政才增为候选人，但外界并不看好孙政才，因为他太“嫩”，当时孙政才只有39岁，而且当年2月他刚从区委副书记、区长晋升为区委书记，但选举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孙政才当选为北京市委秘书长。
2006年底，精通农业的孙政才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此时他是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这位“少帅部长”不仅要计算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还得考虑8亿农民的增收问题。
从2007年初，农产品粮食价格就如芝麻开花一样，节节攀高，一开始食品价格上涨是从部分农产品开始，后来由点到面，全面扩张，上涨幅度越来越大。2007年8月份以前，中国还有水果产品是负增长，突然到9月份以后，水果也成了正增长。当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还发现，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在地区上带有广泛性和奇怪的现象，凡是农村，农产品价格上涨比城市还高。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食不稳，人心自然不稳，孙政才深知粮安天下的道理，他清楚的记得，1949年建国前夕，当时美国国务卿曾经有一句话，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正因为如此，与民生相关的超市是他最常光顾的地方，在超市中他不仅关注农产品的价格，也关注农产品的稀缺程度。在2003年他当市委常委秘书长时，他就带几个同事逛超市，当看到米篮子全部都是空的，当时心里就开始恐慌，最后北京市从黑龙江农垦紧急调来大批大米。
类似的经验在2007年被重新借用，政府动用了大量的储备粮投放市场，粮价开始回落，民心安稳起来。之后，为了预防粮价问题重启，2008年2月26日至3月19日，农业部组织人力赴北京、山东、河北、黑龙江、吉林、河南、湖南、广东、海南等省市，对粮食、畜产品、蔬菜三大类9个品种进行调查。调研结果显示：农产品涨价主要来自成本推动和产后各环节加价。之后农业部决定，要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避免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着力控制农产品生产成本过快增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流通领域各环节的价格监控。
刚处理完粮价上涨问题，一头猪又飞起来了。
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猪肉价格开始狂飙，由于粮价上涨推高了猪肉的成本，加上生猪蓝耳病导致大量生猪死亡，从当年5月11日到8月3日猪肉价格上涨了41.89%，之后政府通过加大对养猪业的扶持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抑猪肉价，民心开始稳定。
粮价和猪肉问题占据了孙政才大量时间，但孙政才没有放弃对农业科技的关注，他曾多次表示，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
在孙政才领导下，农业部启动了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种体系以一个农产品为单元，以整个产业为主线，产业上有不同的链条，每个链条每个链条去分析存在什么问题，从源头上把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现在农民高兴，基层干部满意，广大科技工作者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孙政才事后说。在农业部里，有孙政才抱着一个大包心菜的照片。
经历重重艰险，前方道路未必一定光明，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粮食增产原因，国内粮价开始不断下跌，谷贱伤农！粮价下跌不仅影响到百姓的收益，也影响到未来粮食的生产。于是农业部开始推动“促进农民增收重点八项工作”，部署了“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等8条措施。这些措施导致2008年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761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4.8%。即使如此，这位农业部部长仍反复说，农民生活还相对困难，农民增收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所以应让农民真正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更多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
2009年，新考验接踵而至，中国遭遇了近半个世纪罕见的冬春连旱，持续百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2.99亿亩，比常年同期增加1.1亿亩，此时，能否取得夏粮丰收不仅仅关系全年粮食增收的格局，而且关系到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稳定。
事后在回忆夏粮丰收原因时，孙政才用了“三个没有因为”来表示，“没有因为连续五年增产而放松生产，没有因为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就动摇农业发展的决心；没有因为面临金融危机动摇农业增收的决心。”由于采取措施得当，2009年国夏粮总产量达到12335万吨，比上年增产260万吨，保证了“六连增”的格局。
在孙政才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之后，就有人表示，这位“少帅部长”知识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看好他的人都说他前面的道路还很长。
2009年底，这位“少帅部长”被任命为吉林省省委书记，这次任命让人不由自主想起之前他的一次任命，1997年北京市决定派孙政才到郊区县政府任副职时，去哪个区县他自己可以挑选，但孙政才选中了顺义县，有人分析，顺义县的特点是农业基础好，到此地可以好好发挥孙政才的专业特长，巧合的是，此次孙政才赴任的吉林省也是农业大省。
2008年7月2日，国务院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表明吉林省在中国粮食生产中的战略性位置。但吉林省当地的一些地方官员介绍，当地人也不甘心坚守农业阵地而放弃工业化的冲动。所以去吉林任职必须面对中央政府让吉林省坚守粮食生产底线和与本地工业化冲动之间的矛盾。
孙政才深知上述道理，他曾表示，把农业农村这个大局稳定了，我们就掌握了全球的主动权。“据介绍，孙政才在熟人之间也喜欢开玩笑，但他从不拿农业问题开玩笑，”13亿人口吃饭问题，是这么一个大国的安全问题，”他曾在今年9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通过进出口适当调剂。或许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中央才会选择这位农业口官员驻守吉林这个中国产粮大省，而在孙政才之前，刚卸任的吉林省省长韩长赋也是来自农业口。
不过对于这位中青年干部来说，即将面临的不仅是农业问题，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刘庶明告诉本报，未来吉林要取得较大发展，财政能力也是一个较大问题。
这位领导已经在采取行动，他在参观了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告诉企业，要以自主发展循环经济为重要突破口，转变发展方式，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促进企业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
除此之外，民生一直是孙政才关注的重点，他赴任后，吉林省就迅速推出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加强社会救助工作，在对吉林省的调查中，他再次发挥“超市部长”的精神，到吉林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窗口逐一察看，并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了解情况。
2009年11月底，在吉林省干部会议上，孙政才与当地主要官员见面，正式“亮相”。按照正部级官员的任命程序，中组部一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中央的任免决定，并代表中央分别对卸任和新任“一把手”进行评价。
其中对孙政才的评价亮点是，“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强”、“工作有朝气，推动工作力度大”，“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
这位46岁的省委书记，路还很长。
[b]【年终策划】胡春华：最年轻的省委书记[/b]
[i]经济观察报 翁仕友/文[/i]
胡春华接替储波，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11月30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全区干部大会上，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宣布了这项重大任免决定。
这是一个全速前进的省份。在胡春华赴任前，内蒙古有过全国其他地区从未有过的辉煌：在过去7年，GDP增速连续保持全国第一，地方财力快速扩张，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黑马”。
新书记如何谋划其治下的内蒙古？昔日的“黑马”将以何种速度驰骋？内蒙古经历又会给其个人从政生涯留下一笔什么样的财富？
上任不久，胡春华便收到自治区测绘事业局送来的五幅地图。这些类别不同的地图内容丰富，不仅有自治区行政区划、地势地貌，还有资源分布和交通旅游状况。
为领导送工作用图，是自治区测绘局“份内”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让刚刚上任的新书记尽快熟悉区情。
仅一周之后，这些地图上由一连串数字介绍的地区和企业，就迎来了这位新书记。这位新掌舵人的第一次调研开始了。
首站，胡春华选择了经济最为发达的鄂尔多斯、包头。
12月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的第二天，胡春华在包头市委书记莫建成等人陪同下，来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等五个旗（区）、包头市青山区等四个区，实地考察两市工业经济、城市建设、社会事业、民生工程和党的建设情况。
敏感的政治观察人士总是喜欢从调研“首站”管窥继任者的执政思路。鄂尔多斯和包头市是内蒙古地方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内蒙古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观察人士认为，要保持内蒙古经济快速增长势头，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市。
少说多听，这是调研中胡春华给人的印象。除了深入企业车间、探访居民，胡春华还专门听取两市的汇报，据了解，他充分肯定了两市经济发展势头和干部的精神状态，并期望两地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结束四天对“优势地区”考察后，12月13日，胡春华又来到了经济并不发达的通辽市和赤峰市。
东部盟市历来后进，在考察后，胡春华说：“就区域协调发展来讲，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不仅是东部盟市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西部优势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
在基层调研，拉开了胡春华执掌内蒙古的序幕。来内蒙古前，胡春华的身份是河北省省长。在得知调离的消息后，河北当地一位学者感叹，“怎么这么快就调走了呢！”
2008年3月，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春华“空降”到河北，出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一个月后，被任命为副省长、代理省长，2009年1月当选河北省省长。
在省长位上不到一年，胡春华便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根据公开报道，胡春华有过地方、中央任职的资历。在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之前，胡春华在西藏工作达20年之久。
1963年出生的胡春华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他20岁的时候，进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工作，从政生涯自此开始。
1987年，年仅24岁的胡春华担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此后担任过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后位至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2006年11月至2008年3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之后“空降”到河北，不到两年，又被调往内蒙古，执掌一方。
“沉稳，看问题很深刻，而且他有开放精神，很有魄力。”河北当地一位学者说。这和中央对他的评价相当：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思路清晰，有开拓创新精神，领导驾驭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比较强……；为人谦虚谨慎，处事沉稳低调，坚持原则，公道正派。
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岚梳理了最近两年河北的发展脉络。
李岚介绍说，首先，省委省政府以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为抓手，增强城市对人才、资本吸引力，增加城市承载力，增强城市竞争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再次是以双30（30个重点企业、30个重点县市）为切入点，抓节能减排。
“胡春华省长比较务实，他特别重视沿海经济发展。”李岚说，目前全国正兴起新一轮沿海开发开放，河北也不甘落后，据了解，河北省的沿海经济开发开放规划主要是胡春华倡导制定，目前该规划正向国务院报批。
“内蒙古跟河北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内蒙古刚刚起步，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主要是煤炭资源的后发优势。”李岚说。
而同样是资源消耗型产业、同样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在这些问题上，内蒙古和河北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学者认为，河北的这段经历将使胡春华在掌握全局时更有把握。只不过，在内蒙古还得面临牧区发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等问题。
地处中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是成立最早的民族自治地区，拥有辽阔的土地和富集的资源。同时，它还是全国唯一独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双重政策支持的省份。
在内蒙古，有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感慨，以前的鄂尔多斯破烂不堪，路也不好走，现如今它成为内蒙古最富的地区，“有很多有钱人”。
2009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超过了香港，对此，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大学的校长连辑自豪地说，世界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内蒙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
胡春华的前任储波，在内蒙古工作了8年3个月18天，留下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财力迅速扩张的内蒙古，在过去7年GDP增速连续全国第一，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黄金七年”。
截至2008年底，全区生产总值完成7761.8亿元，增长17.2%；地方财政总收入突破1100亿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内蒙古在年初提出了今年GDP增长13%的目标，据了解，这还是一个有所保留的目标。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乐奇将它概括为“内蒙古现象”，它表明西部地区能够摆脱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的困境。
然而支撑这些辉煌数字的全是资源型产业。煤炭、电力、乳业、化工、钢铁等重点产业也都离不开资源消耗。目前，“能源大省”内蒙古煤炭产量全国第一，一部分外运，更多的是内部消化。
“把煤的文章做足，推动煤炭产业向下游延伸，大力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矿机械制造、煤物流等产业，全面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更好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鄂尔多斯调研时，胡春华说。
很多人疑问，能源消耗能让经济高增长多久？在“十二五”期间，内蒙古如何拿捏自己的发展速度，是否还是延续高增长？如何正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对GDP贡献最大。一产、三产对经济贡献较小，两者加起来在40%左右，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同时，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
更为突出的是，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现象严重。
胡春华提醒，要见盛观衰，在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鼎盛期，就要着手谋划和加快非煤产业发展，形成多元化产业支撑的发展格局，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难度不小。
对于上任不到一个月的胡春华来说，他能给内蒙古带来什么，在内蒙古的主政经历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备受关注。
现年46岁的胡春华，是全国内地31个省区市中最年轻的党委一把手之一。
首次出现“60后”的政治新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的成长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际，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独特的年龄优势。
据悉，目前初任省委书记平均年龄为57岁，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建国前出生的依然是主体。近年来，中央对干部选拔更加注重年龄、知识结构、履历等，一批“50后”的官员逐渐走上省部级岗位。
有人做过专门统计，目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9位常委中担任过省委书记的有8位，25位政治局委员中，担任过和正担任省委书记的有18人。
政治立场坚定，能够掌控大局，有过中央、地方工作历练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被委以重任。
观察人士认为，在未来10到20年里，一批“60后”官员将左右中国的政经走向。 [b]汪洋：从铜陵改革 到南粤新政[/b]
中评社北京12月31日电／最新一期人民日报《大地周刊》刊文说，作为“少壮派”官员，汪洋的仕途轨迹，似乎平淡无奇，但其出场，却显得异同寻常。
政情人士分析，汪洋曾历任安徽省副省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重庆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在地方打滚过，也在中央历练过，既有鲜明的“团系”色彩，又是难得的财经好手，前途无可限量，未来当有想象空间。
有消息指，2007年十七大前夕，各地官员忙于宣传造势之际，汪洋也没有封锁“十一”黄金周期间重庆发生客车爆炸、导致27人死亡的消息；加上早前引发中外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问题，最终通过谈判方式得以妥善解决等等，都令他在民众和媒体的心目中加分，无疑增加了其在政坛的筹码。
一位认识汪洋的人士如此评价：其升迁之快，与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据称，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
不过，熟悉他的人表示，这远远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的超前思维和果敢作风，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长，真正开始主政一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铜陵改革
“娃娃市长”是汪洋在任职安徽铜陵市长时，当地政界及老百姓对他的戏称。
汪洋于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铜陵是个较小而且贫困的省辖市，在安徽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铜陵4年，汪洋雷厉风行，颇具改革和创新意识，并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震惊海内外。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
此文犹如平地惊雷，由这个贫穷的皖北山区传遍了神州大地。而汪洋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令人振奋的是，15年前在皖北山沟吹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在15年后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粤大地再次响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这与此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思想很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层，尤其是邓的关注。
主政铜陵时，汪洋还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且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
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很快就招致了许多保守势力的反对。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中央高层放话：可以先行试点。此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醒来，不仅仅是铜陵！》
对是次改革，汪洋自己评价：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而铜陵百姓也对他这个“娃娃市长”的做法从怀疑到逐渐认可，并评价他：聪明能干、思维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
铜陵改革的成功让世人瞩目。中国青铜文化节即是从1992年开始的，汪洋当时的主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直至今日，铜陵人依旧会不由自主地把后来的铜陵市长与汪洋作对比。
“铜陵改革”让汪洋获得了邓小平的赏识。有说法称，邓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并特别召见了汪洋。也有香港出版的相关图书如此描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会见后，邓对汪印象深刻，认为其是个人才。”
知情人士透露，关于邓小平接见汪洋的说法版本不一，很难有人能准确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显然在见汪洋前就已注意到他。
果然，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
在皖省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很少有人知道，汪洋还是个孝子。
但自从离开宿县以后，汪洋就很少回到家乡。尤其是后来，他也想把母亲接到合肥、北京长年居住，但都被母亲婉言拒绝了。汪洋在安徽省任职期间，每年春节都要回宿县看望母亲，母亲认为路费很贵，表示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不必每年都回。
汪洋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更加紧张，回老家的机会也愈发稀少。6年间，只有一次春节回家看望母亲，而且还是悄悄地，没有带秘书，也没有惊动地方政府，汪洋自己乘坐火车从北京回到了宿县。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悄悄地离开了。
知情者说，整个过程非常安静，即使他们家的邻居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母亲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重庆治吏
由于汪洋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干练、超前的改革思维，再加上其有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的任职经历，使得中央在考虑西南重镇重庆市委书记的人选时，迅速锁定汪洋。
记者多方调查获悉，国家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致力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但收效并不明显。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的核心城市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重点，急需一个年富力强、有魄力、有能力、有眼光、能把握大局的当家人来规划和协调大的区域经济整合，汪洋正是合适人选。
2005年底，汪洋空降重庆，正式履新。据信，这一人事任命是考量其曾在国家计委工作，熟悉经济课题，并参与制订“十一五”规划，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楚，可助力这座中国最大直辖市新阶段的发展。
此外，中央曾为解决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等因素而决定重庆直辖。8年间，重庆主城区获得了发展，但三峡库区却困难重重。而在处理库区矛盾方面，汪洋富有经验。2004年，四川大渡河兴建瀑布沟水电站，汉源县约10万人将被迫迁移。由于居民不满政府的土地征收赔偿方案而引发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当时，就是汪洋带着胡温的四点重要指示前往汉源平息。
平息“汉源事件”，让外界对汪洋的手腕与才干评价颇高。
当地官员称，汪洋对中央三峡库区的政策了解透彻，也因做过宣传工作，他知道如何把握舆论，让全国知道重庆在三峡工程中所作的牺牲，从而争取到中央和其他省市对三峡的支持和投入。
在汪洋的强力治理下，截至2007年4月，重庆已迁移三峡库区移民102.4万人，完成了113.8万人任务的90%。汪洋当时自豪地说，“对于三峡百万移民这个世界级难题，我们已是胜券在握了。”
汪洋到任后，重庆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重庆官风被严厉整顿。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重庆2006年遭遇特大旱灾时，汪洋到农贸市场视察，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便态度傲慢地两次叫菜农站起回话。汪洋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从菜农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该工作人员，事后表示：“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也有人指汪洋是在作秀。但后来的一些事实让这种论调很快破产。
一个突出事件就是，震惊2007年中国新闻界的“最牛钉子户”事件。
汪洋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以开明、冷静、务实的态度解决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时，“钉子户”户主杨武爬上孤岛般的楼顶大喊：我要见汪洋！
舆论一下子将汪洋推到了风口浪尖。
汪洋没有寻求有关部门封锁媒体的报道，没有动用执法部门“硬来”，而是指示各方与户主积极谈判，并最终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此事，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称赞。
有媒体说，汪洋此举为各级地方政府解决同类纠纷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还有媒体甚至戏称，汪洋通过了“考试”并获高分。
香港一家媒体评价说，“最牛钉子户”结局皆大欢喜，汪洋为胡温强力冲关通过的《物权法》、为大陆私权保护，写下了一个理想的注脚。
而就在“最牛钉子户”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之际，汪洋的另一个重大举动在山城重庆火爆出炉。
2006年年底，重庆市出台了一份传媒改革文件，在全国首开先例。文件要求，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重庆日报》二版刊发消息，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000字；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长度原则上不超过3分钟。
汪洋的一句“让读者习惯到二版找汪洋”，让重庆新闻界至今仍记忆犹新。
南粤新政
2007年，任职重庆两年之后的汪洋，奉调南下，主政广东。
汪洋履新广东时曾表示，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不过，汪洋所面对的挑战不少，因为今天的广东已不是以前那个拥抱改革，时刻希望走在前沿的广东了，而是官场积弊重重。所以，汪洋要使广东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必须另辟蹊径。
当年邓小平铺开改革新局时，广东也是他十分重视的地方。杨尚昆、任仲夷、习仲勋、吴南生等中共元老，均曾主政广东，力推改革。1992年邓小平向极左阵营开火，为市场化改革打气，也是通过南巡广东实现。
在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汪洋就给各级官员以“当头棒喝”，一口气说了22个“解放思想”，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
此外，汪洋还大力推动“双转移”经济战略，即进行全省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把落后的密集型企业驱赶到广东偏远地区，然后在原有的地方进行产业升级。汪洋还主张企业“该倒的就让它倒”，让发达起来的企业去施惠普罗大众，问题是，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牵连，广东近来有五万多家企业倒闭，庞大的失业潮迫使总理温家宝站出来表态“该扶的就要扶”，这种中央与地方互杠的罕见现象，令外界多所揣测。
广东媒体甚至报导，在去年举行的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还坚持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与“解放思想”和“腾笼换鸟”相伴随的，则是广东官场的持续震荡。
知情人士透露，广东虽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但本土官员的保守意识却由来已久。
比之更甚的，则是广东官场的贪腐之风。
2009年，广东爆发官场大地震，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革职查办，广东官员人人自危。知情人士表示，陈、王、许的落马，与汪洋的强势治贪有关。
另有消息指，汪洋治贪，曾得中南海意旨，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亦曾亲赴广东，坐镇督办治贪查黑。
香港媒体指，解放思想，整肃官场，是汪洋主政广东后的得意之作。但广东本土官员对汪洋阳奉阴违、消极支持，使得汪洋治粤阻力重重。
分析人士说，查办贪腐案，对于汪洋来说，既是一次政治考验，也是一次政治契机。汪洋如果在其任内大力刷新广东吏治，引领广东经济更上层楼，其仕途再上一个台阶亦未可知。
观察人士分析，广东官场历来排外倾向严重，所以中央空降省委书记时，通常以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式来强化其权威，以便开展工作。而汪洋是政治局中资历最浅的委员，虽然有安徽、重庆工作的地方经验，但这些省市的地位仍难与广东相提并论，故部分广东官员对其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看他到底能否压得住阵脚，能否带领广东走出新天地。
正因如此，在一次省委会上，汪洋还痛斥广东官员的优越感，要求他们克服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克服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同时，汪洋还痛批50名代表缺会，要求纪委严查，此举迅速震慑广东官场。
时至今日，多方事实证明，汪洋治粤已显成效。
“个性官员”VS“资深网友”
有人士分析，人口众多的中国从来都不缺官员，缺的只是个性鲜明、敢于直言、有所作为的官员。而汪洋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个性官员”。
汪洋的个性表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爱，敢恨，敢背弃官场规则，敢与上级意旨相争辩，不按官场常理出牌。
一个典型事件是他对广东媒体的批评。
当地媒体为了抢风头，争先报道汪洋的调研。但汪洋对这些报道也“烦”了，说：“我下去调研，跟群众交谈，这有什么新闻性？也真难为了摄影记者，每次要拍出不同姿势，我又不是体育运动员，运动员摆不同的姿势还有意义，我拍来拍去不就那个样子吗？有些报道里，大会才刚开，就说‘大会一致认为’，这不是糊弄群众吗？”
汪洋的一番话，对当地一味跟风的媒体无异于当头棒喝。
除了是一名个性官员，汪洋还声称自己是一名“资深网友”。
2006年，汪洋被评为“年度网络知识分子”。这一消息成为2006年度网络界最热新闻之一。许多网友“挖掘”到，汪洋与网络竟有深厚的渊源！
汪洋到重庆上任后的一系列执政措施和理念深得重庆网民赞赏，被网友称为“汪帅”；2007年重庆经济工作会上，汪洋使用笔记本电脑开会，6月汪洋公布个人电子邮箱向全球网友征集建设“新特区”的意见，并两次约见提意见的网民，20多次以个人名义回覆提意见的网民。
主政广东后，汪洋继续延续了其“资深网友”的品格。
中央某大报资深评论员与汪洋曾有过接触，他对汪洋的做派深有感触。
该评论员说，2008年5月17日，他应邀到岭南大讲坛作了一次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的演讲，广东有人觉得汪洋的“解放思想”有点空，但他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讲述了一个他在广东切身经历的事实：湛江书记公开述职大会。一把手述职各处都有，但湛江很不同。湛江的做法是，述职大会之前，11位一把手的述职报告都在新浪网发布，欢迎网友“拍砖”。
重要的是，这个大会，从始至终都由湛江电视台和当地网站同步直播、全程报道，湛江市民都能看到。
令该人士特别感慨的是，市委把11个市区县的网友对述职报告的“拍砖”打印成册，发给与会人员。网友对当地情况很是了解，有些评论很不客气，连他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湛江的改革探索随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央某大报还进行专题报道，给予充分肯定。
而就在湛江市一把手公开述职之后的第五天，2008年4月17日，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在广州珠岛宾馆和26位网友进行了一次座谈。汪洋的开场白就颇具网络特色：“过去你们在网上‘华山论剑’，今天我们在珠岛‘当面拍砖’。” 呵呵，这些都是注定十八大以后进入权力核心的，并且很可能是核心之核心的搭档。 汪洋，1955年3月生，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1963年4月生，现任中央委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孙政才，1963年9月生，现任中央委员，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b]王珉执政吉林5年 被称“王大胆”[/b]
吉林5年之变
王珉，孙政才。
一位工学博士，一位农学博士，一前一后被派往吉林。观察者注意到，支撑吉林发展的两大板块工业与农业，正在发生变化。
自王珉执政吉林后，从国企改制到经济转型，吉林某种程度上成为东北三省的急先锋。过去五年吉林暴风骤雨般的国企改制到底催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一个新的国家级综合试验区——长吉图又会给吉林带来什么变化？
记者深入长春、吉林、图们、珲春，试图通过还原主政者王珉五年来的执政轨迹，吉林国企改制的变化及其影响，长吉图规划出台前后的幕后方案，以及小城珲春在延边开放12年来的嬗变，给关注中国区域变化的人们提供一种粗线条的勾勒。
关注过去，恰是为了看清未来。
吉林的变化才刚开始，现时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孙政才面对的难题不小于他的前任。熟悉工业企业的王珉打开了吉林的工业产业链，擅长农业的孙政才又会给产粮大省带来何种变化？在东北三省中，夹在中部的吉林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是这个心脏部位的变化，将会激活东北振兴的全盘棋局。
吉林省能否真正成为延边“特区”？未来吉林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东北三省的重新崛起？这一切，都令我们期待。
王珉的吉林五年
王珉以国企改革、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南资北移为核心的南方思维，和“软环境是发展的硬条件”的执政理念，在其执政吉林的五年中有效地破解了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的诸多难题。
2009年11月末，从吉林省委书记调任辽宁省委书记的王珉连续参加了两场干部会议：一场是在吉林辞旧，一场是在辽宁履新。
11月30日上午，吉林省委领导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王纪南宣布王珉即将离开吉林就任辽宁省委书记后，王珉发表了临别感言。
“他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执政经验，说一个领导班子要更加注重发展，更加注重民生，更加注重让全省老百姓分享改革成果。”一位参会的吉林省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小康》记者，“大概有4次，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王珉示意大家，但掌声仍然不断，最后会议组织者只好宣布会议结束。”
“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王纪南代表中组部对王珉在吉林执政期间的评价中，此为结束语。
为什么是王珉？
2009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此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已走过了五个年头，王珉主政吉林也已经五个年头。
六年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200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吉林考察工作，希望吉林这个老工业基地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风貌。
被选中担负此重任的正是王珉。2004年10月，时任苏州市市委书记的王珉从任上调往吉林省，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代省长。
从苏州走出去的高级官员，多有“学者型官员”之称，王珉也不例外。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毕业，曾被国家教委、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当过大学老师，后任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务。1994年7月，王珉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岗位转到地方工作，担任江苏省省长助理，完成了从“学者”到“学者型官员”的转变。
之后，苏州官员的频繁升迁成为政坛瞩目的“苏州现象”——相继担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与王珉先后出任陕西、吉林两省的代省长。流行至今的说法是：“苏州出干部，苏州出经验。”
对于过度强调一个地方出干部的言论，王珉曾公开反对，他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巧合”。
“事实上，中央对干部的任用是非常严肃的，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和用人标准，绝不会看你是哪里人，在哪里供过职。”在王珉看来，中央比较多的从经济发达地方调干部去相对不发达地区任职，主要是发达地区已经走过了一些落后地区即将要走的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提前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可以把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带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单强因担任民盟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市政协委员及专家顾问团成员而与王珉有过许多接触。他说，王珉在苏州主政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多，但其发展思路和前几任相比却有显着的区别。
“在王珉之前，苏州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外向型经济，通过吸引外资来迅速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他主政期间，苏州提出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新加坡工业园区亲商理念三大发展思路。苏州的发展不再是单靠外资，而是有民资进行协调。”有分析认为，王珉因此得到中央的青睐。
王珉到任吉林的施政演说中承诺，要让吉林变“快走”为“快跑”。
“王珉速度”
从苏州到长春，除了2000公里的遥远距离外，两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及其背后的政治土壤也截然不同。王珉显然并不轻松。
他到吉林后的第一张薪资条，上面的金额是2000元左右。“是津贴还是补助？”他问秘书。“是工资。”秘书回答。
王珉随即陷入了沉思：2004年吉林省GDP总量为2958.21亿元，而一个苏州市的GDP为3450亿元，一个省却敌不过一座城市。
从苏州到吉林后，王珉发现吉林省的经济发展要比自己想象的落后，但吉林省的基础要比自己想象的好。“吉林的计划经济色彩还比较浓，不仅仅是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干部群众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创新意识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基本上还是处在计划经济氛围里，什么事都靠政府。这一点不像苏南，苏南地区本身市场经济萌芽出现得就比较早，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很好，像当年的乡镇企业，风一吹就遍地开花，两地在这方面有很大不同。”
“王珉主政吉林后，有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吉林省的政风，他没有官架子，既有学者型官员的温和，又有在基层打拼中磨炼出的坚韧和铁腕作风，工作上可谓刚柔并济。”单强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王珉到吉林后第一次给省级领导干部开会，不到半天时间就散会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很多领导的司机都来不及开车过来接。”
吉林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坦言，跟不上王珉的速度。到吉林后，王珉在各种场合都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贯彻“三短”和“三实”作风，即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并以此为切入点，促进政府提速。
速度对于振兴中的吉林显然最为需要。
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印证王珉对于“吉林快跑”的迫切心情，在制定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时，省发改委原想在2004年基础上再增长20%，王珉觉得太低了，应该增加一倍，后来将2005年的目标定在了1600亿元——比2004年增长42%，但王珉还是觉得没有苏州增长快。
单强回忆说，“记得王珉刚到吉林3个月的时候，我去拜访他，那时候，他的脑海里就已然形成了吉林未来发展的大框架。他对经济发展有着战略性的眼光，政府决策者应多考虑战略问题，而非战术问题。”而在王珉的老同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教授、博导左敦稳看来，王珉的执政风格和在高校时的教学风格一脉相承，“他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却严谨求实，执行力非常强。只要是他认准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雷厉风行地做好，并且他有很多想法，有很好的切实可行的思路。”
通过对吉林省9个州市的调研，王珉很快就向吉林省厅局长们推荐了一本书——《东北咋整》，这本听上去有些像2009年出版的《中国怎么办》的书，竟在当时的吉林省厅局长干部中悄然形成了一股阅读热潮。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王珉能否成功移植“苏州模式”时，残酷的事实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2005年上半年，吉林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增长速度跌落到全国倒数第一，吉林经济不但没跑起来，反而慢了下来，王珉的“快跑”战略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王大胆”的选择
王珉要破解的难题在吉林省已经根深蒂固——沉重的国企包袱、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外来投资。
最大难题无疑来自国企改革。这是一场攻坚战。而在攻坚战开始之前，苏州经验就已在王珉的思想意识中悄然登场。
苏州的国企改制以快着称，王珉主政苏州时，曾创造了仅用一年半时间完成1034家单位改制的纪录。按照他的计划，吉林必须在一年内基本完成816家省属国有企业的改制任务，使国企迅速变包袱为“吉林快跑”的动力。
“苏州和吉林都在走工业化这条路，吉林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苏州已经到中后期了，这样苏州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为吉林所用。比如苏州较早地解决了一千多家国有企业的改革难题，为推动吉林三千多家国企改革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为改革发展过程中更好地解决诸如降低企业成本问题、减少污染问题等等提供了借鉴。”单强说。
王珉就任后不久，即提出希望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学习苏州改制的经验。“刚开始打算请苏州官员到长春介绍经验，后来我们干脆主动南下取经，待了一周，参观了一些企业。”
据当年国资委一位赴苏州考察过的官员回忆，那阵子，很多和王珉接触颇多的官员都干劲十足。“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苏州被实践证明为成功的“四到位一基本”政策，时常挂在大家口中，而这也是王珉的大致思路。
“胆子非常大”，吉林省政界一位官员如是说，“‘王大胆’的绰号怎么来的呢？从吉林省长到省委书记，王珉根据吉林的实际情况，将‘苏州经验’加以改良，推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攻坚、扩权强县、权力下放等重大改革措施，并且实施力度特别大，改革非常迅速。”
“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大，而且企业的质量差、成本高、资金财力不足，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两年之后，王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我们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办法。实施国企改革攻坚计划，按我的说法就是要‘连锅底抄’，把最难的解决好，不留下任何问题，这也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最大特点。应该说这次改革成效很大，共完成了3200户国有工业企业和粮食、流通、商贸等行业企业改革，筹措支付改革成本217.9亿元，安置职工87.5万人。”
到了2009年年初，王珉向媒体透露的数据是：“2005年一年基本完成了计划的816户国企改制任务，到目前为止，全省3366户工业及非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安置职工100万人，支付改制成本229亿元。改制后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和国有资本控制力明显增强，到去年末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达4118亿元，比2004年净增1318亿元。”
虽然一切都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王珉仍然在2009年初召开的吉林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清醒地指出：2009年将是我省振兴发展面临较多困难的一年。
王珉的话在半年之后得到了印证。
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部分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聚集上访”的群体性事件震惊全国——参与通钢改制的民营企业方代表、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总经理陈国君被殴致死。
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钢铁永久退出通钢重组。至此，一场由当地政府强力推动的、民营企业参与的国有企业改革，因为企业内外的既有利益群体形成强大的对抗力量，终以失败告终。
成立于1958年的通钢集团几乎是通化市的代名词：通化市各种产业均围绕这个庞然大物而建立，与通钢上游关系密切的产购销一条龙的各个环节无不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光晕，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在对这个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改革的阻力和难度显然被低估了。由此亦足见，未来吉林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与难度。
吉林省的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几乎所有人都在问：未来，通钢怎么办？吉林怎么办？
8月7日起，《吉林日报》接连发表3篇社论——《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改革是国企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称，国企改革过去不是一帆风顺，现在任务还没有完成，将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结论是：不能徘徊，不能退缩，更不能回头。
这像是对通钢事件的回应，也像是对吉林未来的一种回应。
接棒辽宁
“虽然发生了通钢事件，但王珉对吉林省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通钢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大家对他的评价。”一位当地官员说，王珉在干部中的威信及口碑都出奇得好。
在王珉主政的时间里，吉林也确实跑出了“王珉速度”：2008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424.06亿元，增幅居全国第三位，GDP总量是2003年的2.4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全国第三，年投资量是2003年的5.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2829.45元和4930元，分别是2003年的1.8倍和1.9倍。
王珉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平静地谈到自己从政、升迁的经历：“从政不是我的个人选择。我曾跟一些干部说过，人生的道路不要太过于注重设计，那太累了，碰到一些事想去试试，这也是对的，但不要过于追求要干成什么样……我当过农民、当过工人、老师，现在还当了政府官员。无论干哪一行，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像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样把吉林的各项工作抓起来，让发展振兴的步伐再快一些，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2009年，王珉卸任时，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代表中央对王珉作出的评价比他上任时足足多了27个字：“处事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组织领导能力强，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王珉在吉林力推改革也受到肯定，“能够抓住机遇，认真研究解决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辽宁省和吉林省虽然同属东北地区并紧紧相邻，但两省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水平却差别很大，辽宁是中国的传统工业基地，其经济规模和在全国的地位都远远超过吉林。
王珉则表示，他将同4300万辽宁人民一道，共创辽宁的美好未来。
吉林国企改制调查
从吉林省长到省委书记，王珉领导了一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攻坚战，被认为是其任内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春，二道区。
绵延数公里的棚户区现在被林立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所替代，只有走到最深的巷子里去，才会发现零星的未被改造的棚户。
黑青色的带着苏联建筑烙印的大工厂依然还在，只不过没有了机器轰鸣的声音。五年前，站在二道区政府的楼外面，能看见大片大片的玉米地，还有马圈。在没有空白的地方，则是一间接一间的旧工厂，工厂外面就是矮小而绸密的棚户区。
现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已经破产重组，在古旧的厂房旁不断冒出了新建的高楼大厦，新旧交替的痕迹如此鲜明。
自行车变成“座椅”之后
沿着二道区荣光路一直往里，会看到无数的老式工厂。
长春自行车厂，位于大大小小的工厂中间，现在被四周诸多的“花园小区”所包围。鼎盛时期的长春自行车厂，在职员工有2000名，整个自行车大院有3500人靠厂子吃饭，可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厂子渐渐运转不下去了，后来靠着政策，自行车厂开始转产，为一汽生产汽车配套座椅骨架，成立了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60多岁的总工张震洪，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到厂里。在这位“老国企人”的心里，老自行车厂的印记依旧清晰。
张震洪说，转产的时候，厂里因为长期亏损，水、电、暖气都被断了供应，但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职工们硬是坚持了一个寒冷的冬天，转产成功了。
张震洪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并不是真正的主人。不正经上班的职工不用害怕被开除，干得好的职工也不会比别人多得到奖励，即使厂长也做不了主。碰上有责任心的好干部是职工的福气；有的领导把企业搞垮了，可以罗列一大堆理由，不用负什么责任。“私企就不同了，工厂的每一分钱都挂在老板的肋骨上。”
艰难而又漫长的改革随后开始了。“一刀又一刀切下去”，达到“内部退休”年龄的职工拿着每个月在岗60%的工资一批又一批地回家了，冗员的问题解决了。到了1999年，从濒死的自行车厂转身的汽车座椅骨架公司已经成为小有盈利的企业。这一年，在汽车骨架公司全部净资产3400万的基础上，又联合了一家国有小企业，再加上四家非国有性质的小股东，旭阳集团成立了。
从长春自行车厂向东前行2000米，就会进入另一家巨型企业——长春拖拉机制造厂（下简称长拖）的地盘。这是一个曾经有过17000名员工，生产出超过83万台拖拉机的国有企业。在1999年，它得到的待遇要超过长春自行车厂，当时长拖是吉林省国企改制的唯一试点单位，但前后两次改革却均以失败告终。
吉林省的众多国有企业都曾试图寻找出路，合资、改革，其困难艰巨唯局内人所知。
2005年1月13日，在吉林省国企改革动员大会上，时任吉林省代省长的王珉提出要求，要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816户省属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攻坚战由此开始。长春税务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宋东林对此的评价是，王珉一开始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企业如果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就没有动力和活力推动经济发展。”
也是在这时候，江浙一带对资本运作十分敏感的企业，嗅到了东北的新契机，大量涌进来对改制企业进行考察。先后有五六家企业向旭阳抛来了橄榄枝。这其中不乏谋图全盘收购的投资公司，对此旭阳的决策者想得很明白，被投资公司收购后包装上市再转卖掉，企业就前途未卜了。最终，他们选择了产品结构相似的宁波华翔集团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现任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的申立杰曾被派往浙江宁波挂职锻炼，对于“没有民营企业概念”的吉林人来说，南方的情况很受触动，宁波的国有资产与民营资产之间的比例与吉林正好相反，国企改制的问题到90年代末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思想观念也不同”，不像吉林企业“不找市场找市长”。
2005年，宁波华翔集团以4900万持股27%的方式进入旭阳集团，国有资产比例减持到52.3%。与此同时，旭阳集团按照“攻坚战”的要求，对自己的职工身份进行理顺，以“买断工龄”的方式，全体员工与国企身份作了了断，与改制后的新集团签订了劳动合同。
对于“一年内改制完成”的期限，申立杰这样的经营者有一番自己的算盘，不管是对收购企业还是破产企业，优惠政策的期限也就是2005年，如同“最后的晚餐”。其时中央对东北有政策倾斜，比如社保并轨政策，中央可以出50%的资金，省里出30%，企业只要出20%。但这一政策在一年后就将到期。
旭阳集团最终对老国有企业进行破产式收购，把有效资产拿过来，债务包袱留在壳企业解决，以这样的方式先后收购了老汽车厂、汽车配套总厂和橡胶总厂。原企业职工的国企身份不能带到新厂，富余人员也要清理，因为有大量优惠政策作支持，旭阳集团也因此不必承担过多的收购成本。
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但是，解决东北地区的“老大难”问题谈何容易。任务布置下去，有的干部不敢接，二十年都做不好的事情，一年内全部解决？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等着看王珉笑话的人也是有的，一个南方来的干部能玩转东北的棋局吗？”
何谓攻坚？资产状况好的企业已经顺利进行改革，剩下的都是不好改的，被限期改制的186家企业多数无力支付改革成本，其中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占60%，30%是空壳企业。
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迅速成立，由吉林省人大、省政协、省纪检委的领导担任组长，组成10个国企改革督查推进组；还抽调1420名中青年干部下派到企业，直接参与国企改革。王珉的思路是“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把我们共产党所有的办法都用上”，另一方面，吉林省各级地方政府出面，承担起了改革成本的最终支付责任，将改革强力推进下去。
把国企改革化繁为简，从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钱和人的问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孙志明向本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列入改革攻坚的816户国有工业企业，全部的改革成本大约需要200亿元，其中化解金融债务大约需要50亿元，转换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金和退休人员预留款大约需要100亿元，接续职工社会保险大约需要20亿元，清偿拖欠职工债务大约需要30亿元。企业承担不起改制成本，而吉林省财政拨款只有区区7.9亿元，缺口巨大。“钱从哪里来，需要从更广阔的思路上来谋划。”
招商改制，这一做法日后被认为是王珉将“苏州经验”成功嫁接东北改制的案例而备受赞扬。当时的情况是，吉林省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0%，民企不发达，想为已经僵化的国企输送新的血液，引进救命的资金，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思路。按照经济学者孙志明的观察，“吉林人脑子不笨”，招商的办法不是王珉的创新，但是真正落实这件事，还是在这位领导者主政的“攻坚战”时代。
从“2005中国.吉林网上招商会”，到“2005中国.吉林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转让暨项目招商大会”，再到“第一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一个个由政府主导的招商平台被搭建起来，吉林省罕见地迎来了一番投资浪潮。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江苏企业来得特别多”，王珉在2007年接受媒体专访时曾经说，“当然我人缘比较好，有很多人是来看看老书记，看看能不能投资啊，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看重这里振兴东北的政策，以及本地的劳动力水平、土地优势、产业链优势等等。”
在这场改革中，创新的办法还有很多，《香港商报》副总编辑曲直曾经长期跟踪过着这场攻坚战，他说：“解决庞大的不良金融债务，解决因国有企业员工分流不得不支付的巨额改革成本，以及使改制企业获得自我发展的宝贵资金这三方面的突破，正是国企改制吉林模式的重要构成内容。”
钱的问题解决了，人员安置就有了可能性。曲直认为，在国企职工安置的问题上，“主政者把国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能够给予吉林省的优惠政策用到了极致。”
相关数据显示，816户改制工业企业中，共52.06万在册职工，有47.13万人转换了劳动关系，1.7万人办理了退休手续，2.5万人办理内部退养，共支付经济补偿金59.17亿元。
孙志明说，“集中改制的好处是有统一的政策，补偿标准有最低线，职工起码可以得到最低标准的补偿，而不会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过低。”尽管时至今日，国资委依然是上访户聚集的部门，但是按照王珉等决策者的说法，“不怕利益调整带来的小动荡，因为小动荡可以换来长久稳定。虽然改革不可避免地在企业职工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随着吉林经济的活力再现，所有的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公为天下的改革者也终将因此获得彻底的认同。”
到2005年底，816户改制企业中的813户按照“四到位一建立”（即实现整体改制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职工劳动关系转换到位和国有资本退出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基本完成改制，堪称“神速”。
2007年攻坚战总结表彰大会上，旭阳集团成为816户改制企业里的先进单位。最初的老自行车厂变成了一家拥有8个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制造集团。截至2008年末，吉林省已有3381户国有企业完成了改制任务。
甩开包袱的吉林省在2005年以后每年以12%以上的增长速度向前迈进，最近三年其增幅更是连居全国前三甲。
通钢后遗症
正当吉林省在后改革时代渐入佳境的时候，“通钢事件”爆发了。
随后，建龙集团永久性退出通钢，吉林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改制逆转退回原点。外界评论直指“通钢事件”是当初“神速”改制的“后遗症”。
人们的视线开始关注吉林省国企改制之后的遗留问题。
事实上，吉林省一直在消化当年急速改制后的利益调整问题。“让所有的改制企业经营者，一下子都支持改革是不现实的。”《吉林日报》的报道描述其时的攻坚之难称，吉林省国资委领导做了大量工作，“有时候的谈话不免针锋相对，甚至在现场就痛哭流涕。”
学者宋东林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依靠通钢“边脚余料”谋求不当利益者甚众。而民企进入后，自然对国企的“顽疾”深恶痛绝，陈国君担任通化钢铁总经理时，曾雇佣武警守钢材，严惩内鬼。当时公司还曾联手政府部门，对全区74个废钢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取缔无照经营业户28家，吊扣有问题营业执照19户，吊销违法营业执照3户。
但是，通钢的悲剧毕竟是个教训。在宋东林看来，国企改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改革的设计者在设计实施的过程中把复杂的事情想得多一些，预案多一些，问题就会少一些。归根到底，“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否定改革本身。”
学者孙志明分析说，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国企改制负责人却无视群众意见，将职工视为资本的一部分，可以随意删减处置，在改革方案尚未征得广大职工认可的情况下就强行实施，一些未留用职工和退休职工的薪酬福利问题被置于一旁。这也成为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神速”改革目前看来只解决了“卸重”的问题。而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也很多，“很多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实”，孙志明说。
在宋冬林看来，经济生活的活力在于多元化，能够把规模以上国有经济的比重由原来80%以上下降30个百分点，有创业激情和能力的民营企业能分享30%资产，就是一种进步。他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在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后起地区，需要通过强政府或者强势领导人来进行科学决策，推动经济发展。”
现在，吉林省正在试图解决另一个难题，集体企业的改制之路。截至2008年10月底，吉林省三个试点城市，共有706户大集体企业，499户完成了改制方案，25.02万转换劳动关系人员中，5.9万人已发放了经济补偿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报告称：试点工作进展不快在于这项试点是在地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有顾虑，认为改革成本高，难以承担，且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下一步，吉林省想要跑得更好更快，接任者孙政才将面临不同的难题。（来源：《小康》杂志） 6个了，旧苗继续~~ 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
本刊记者 路琰
18岁，“文革”后陕西省中学生党员第一人；20岁，北京大学第一位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27岁，最年轻的国有大型企业“一把手”；32岁，最年轻的北京市正厅级干部；35岁，最年轻的北京市副市长；41岁，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现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陆昊，走过的是一条非凡之路。
“领军人物”
陆昊总是在忙。3月17日，他刚刚在全国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对青年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19日又主持了共青团十六届中央书记处的第七次集体学习。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统领7000多万青年团员的他，正全力以赴抓紧青年工作的方方面面。
在去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十六大会议上，刚刚上任的陆昊带来了很多新鲜变革，其中之一是大大缩减了经费。有评论指出，这是他“善管经济”所带来的新气象。但也有舆论认为，26年来，陆昊是首位未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对于一直主攻经济的他来说，“执掌共青团，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
或许只要回溯一下陆昊的青年时代，人们就会发现他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优势所在。生于1967年6月，就读于西安市第85中学的陆昊，曾是“文革”后共青团西安市委的第一个学生委员。3月20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他当年的班主任兼化学老师顾铭琴。“他家距离学校有四五站路，每天他都是一边读英语，一边走到学校。不管什么时候去他家，总会看到他在自己房里学习。”顾老师骄傲地告诉记者，陆昊一直是她最钟爱的学生。高三文理分科的时候，陆昊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文科。“在一般人看来，只有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才会选择文科。而陆昊一直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当时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当时的任课老师都记得，陆昊对文史、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这几门课的课堂笔记记得非常仔细，还经常在每个历史事件、人物后面，加一段自己的评论。
现任西安85中体音美教研组组长的郑九峰老师，曾是当年陆昊所在的校排球队教练，他对陆昊中学时代就表现出来的组织领导能力，印象格外深刻。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找到郑老师时，他还在上课。提起当年的陆昊，他赞不绝口：“他是队里唯一的二传手，也是整个队的灵魂人物。”陆昊初三便加入排球队，高中三年一直是校排球队队长。郑老师说，排球队员的年龄秉性各异，每次队友间闹矛盾，都靠陆昊去做思想工作，而他也总能在同龄人中树立起威信。“热情而不失稳重、处事成熟、组织能力强，在哪里都是‘领军人物’”这些评价从中学时代开始，就贯穿了此后陆昊的每一个人生阶段。
由于成绩优异，陆昊被保送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攻经济学专业。进校不到一年，他就成了北大学生会的骨干。第二年成为“文革”后北大第一位通过直选产生的校学生会主席。主持学生会工作的同时，他更加努力学习。1989年初，他被保送读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唯一被保送读研的学生。陆昊曾告诉朋友，自己要全力以赴扎实读书，因为“未来无论干什么，都要有一个扎实的学术功底。”
“陆昊现象”
读研究生期间，陆昊在北京制呢厂挂职任厂长助理。此后，他先后担任厂长办公室干部、下属“金时代呢绒时装厂”副厂长、“清河制呢厂”厂长助理、副厂长等职。1995年，年仅28岁的他出任北京制呢厂厂长，成为这个有5000多名职工的国有企业最年轻的“一把手”。
为了摆脱企业困境，陆昊做起了产品营销工作，奔走于西安和北京之间。短短几年，北京制呢厂扭亏为盈，超额完成多项指标。陆昊也因此连续两年当选为纺织系统优秀厂长，被授予“扭亏增盈突出贡献厂长”、1998年北京市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并升任北京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
随后，陆昊被任命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32岁时出任管委会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上任后，陆昊迅速发动了一系列“创新”运动，使中关村成为当时智力资源最集中、最具活力的中国“硅谷”。
政绩突出的陆昊成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眼中“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者”。35岁时，陆昊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舆论认为，陆昊的从政轨迹折射出了中国选任、提拔年轻干部的一些新标准，海外媒体将其称为“陆昊现象”。
“三个风格”
2006年3月，在京郊宽沟举行的一场“媒体答谢会”上，陆昊一亮相，就引起了记者们的特别关注。有记者评价他“说话非常得体，也很有礼貌。记者每次同他打招呼，他都会起立，举杯向记者致意，并聊上几句，待人没有距离感。”同年5月18日，北京房山史家营乡莲花庵第六煤矿发生矿难，深夜到达现场的陆昊得知媒体采访受阻时，当即作出承诺：一定接受媒体监督，营救工作将全程向媒体披露。当晚，他责令在现场用警戒线拉出一块采访区，为整夜守候在那里的记者专门提供一个用来发稿和休息的房间，并请记者和现场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这种透明、开放、敢于承担责任的作风，赢得了媒体对陆昊的喜爱，“重视媒体、善于和媒体沟通”也由此成为了他特有的工作风格之一。
陆昊的第二个工作风格，是低调踏实。2008年5月，陆昊接替胡春华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在“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光环之下，陆昊依旧保持着一贯的低调踏实的工作风格。同年7月，他到南昌大学视察共青团工作，到了午饭时间，便主动提出去学校食堂就餐。陆昊借了校长周文斌的校园卡，自己拿着盘子在食堂窗口打菜。一碟辣椒炒肉、一碟包菜、一碟酱干，这顿午餐只花了4.5元。
说话办事直截了当，反感官场上的客套和“面子往来”，是陆昊的第三个风格。今年年初，他在全国共青团农村工作会议上，明令禁止各地团组织春节前去团中央‘汇报’工作。陆昊一改往日的随和，不留情面地指出：“大家都清楚春节前工作“汇报”背后的内容，假如中午应酬，晚上也应酬，白天再接待拜年的，节前还有时间工作吗？”这番话，被媒体广泛报道。而他在工作中所坚持的严正风格，也对各地团干部起了表率作用。 [b]汪洋粤政：“不允许不改革”[/b]
[i]李杨，王攀[/i]
54岁的汪洋，鬓发已斑。在中共高层官员中，他是几位不染发者中的一位。
他强调执行力，有时甚至爆粗口。
他不时“微服私访”，搞得有些官员很有些狼狈不堪。
他也有宽容的一面：“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允许他讲错话。”
他不喜欢新闻单位对他逢事必报。他说，自己外出调研很平常，没有新闻性，新闻单位不要每次都报道；还说，一个出色的党委书记要为新闻舆论部门撑腰打气。
对外部世界，他保持了广东官员一以贯之的开放心态。他聘请洋专家把脉广东经济。他喜欢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并邀请弗里德曼到广东作客，还把“广告”做到了美国《纽约时报》上。
农民送给他一个石头雕成的南瓜，他说这份礼很“重”。
全球金融危机，使广东成为重灾区。对此，他语出惊人：“政府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引来激烈争议。
当改革遭到质疑、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2007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至今整两载。
“不争论，允许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月后，他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上任第一天，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汪洋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说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一表述，被舆论评价为明确回应了当时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争论。
这场始于2004年的争论，由“郎顾之争”即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关注的一场大讨论。
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相继作出表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更在十七大上强调，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早在1991年，作为安徽省铜陵市市长的汪洋，即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后来，汪洋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他的强调的即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汪洋入粤之后，随即发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2008年春节前夕，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网站给网民拜年，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欢迎网民对他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拍砖”。
《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奥一网立即推出民间议政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此后，该报选择其中富有建设性的10篇文章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
刊出的当天，汪洋就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将《岭南十拍》的主题念了一遍，还对报社的记者说，“你们‘拍’得不错。”
这一年的1月到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有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
这篇文章引起汪洋的注意，他在思想解放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告诉汪洋，这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关飞近写的，“关山”是关飞近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近站起来。关飞近因为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事后，关飞近告诉媒体的朋友，汪书记肯定这篇文章，他有点意外，他还担心观点太解放了呢。
后来，关飞近随汪洋进京参加全国“两会”。整个春天，关飞近都忙着给报纸撰写专栏，参加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有人戏称他是“解放军”。
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使广东这个流动人口大省遭到重创。很快，国际金融危机向广东这个世界工厂的主营地袭来。
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汪洋的处事风格发生了微妙变化。
2008年11月，他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表示，坚持不争论，坚决试，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一直和媒体走得很近的关飞近婉拒了《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他说，“前不久汪书记特别嘱咐他，在广东，要少说多做。”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这种惯性就是利用外资，通过“三来一补”搞起来的世界工厂，产业链低端，再加上广东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过高，使得广东看起来像个流大汗、挣小钱的超级打工仔。
丁力举例说，东莞一家工厂，一个旅行箱的成本9美元，出厂价仅为10美元。运到香港之后，以20美元一个卖给沃尔玛，沃尔玛在美国销售，40美元一个。
丁力描述了广东面对的问题：大多数工厂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只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靠出租土地、出租厂房，坐收渔利；地方政府“求稳”，只要工厂在这里，只要出口，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丁力对广东的判断，得到了汪洋的认同。
2007年12月底，在汪洋赴任广东的当月，由丁力撰写的6万字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的会议材料“之一”发放，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的讲话，作为“之二”和“之三”。
对丁力提出的问题，汪洋提出的应对办法是“双转移”、“腾笼换鸟”，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
2008年3月底，在未事先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的另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在结束对东莞的考察时，汪洋还留下一句话：“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两个月后，2008年5月底，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人民币，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均GDP。
巨大压力之下，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提出要建立产业转移倒逼机制，使企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
“当时，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赶尽杀绝’。”丁力向《财经国家周刊》说，“双转移”在基层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企业走了，集体分红怎么办？房子租给谁？等等，等等。
就在启动“双转移”、“腾笼换鸟”的当口，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广东一下被置于暴风眼上，“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二潮同现。有人说，这是对“双转移”的沉重打击，企业都死了，看看还怎么转？
2008年11月，汪洋来到湛江调研。他说，现在广东经济遇到困难，让人有天塌了的感觉。有人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
他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汪洋的话引起了一些争论。200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文章，说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腾笼换鸟的地方”，不言而喻，指的是广东。
汪洋自然也不乏支持者。“汪洋一定要挺住，‘双转移’这一步要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政经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今年7月被邀请到广东演讲，演讲中他对“双转移”战略表示赞赏：“某种意义上是金融危机帮了汪洋的忙，被动关掉许多企业，否则要主动关掉企业会更痛苦。”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汪洋的话更为直白。在郑永年呼吁“汪洋一定要挺住”半个月后，汪洋接受“世界媒体看广东”记者团采访，快言快语。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双转移”，正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丁力说，“现在笼子是腾空了，但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丝雀还没引来，广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广东改革的最新动向”
2008年4月，湛江市下属的11个市、区、县的党委书记作述职报告。其报告先在新浪网发表，让网友“拍砖”，并把“拍砖”的内容印成册子在会上散发，有些难听的话也没有回避。
在述职大会上，与会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人数更多的市党代表，对各人述职打分，然后据此评出等级，一一公布。排在末位的官员，留给一定时间改进工作。全部会议过程都由湛江电视台直播。
这是湛江市根据汪洋的指示开展的“阳光行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中央党校代表，对这次公开述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创新”。
2008年10月中旬，佛山市顺德区接到省委通知，汪洋要到顺德调研。区委书记刘海按照惯例，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汇报。但省委却要求他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材料，“汪书记要了解顺德历史上体制改革的试验结果”。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省里的意图。”刘海事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汪洋考察之后，今年8月，顺德深化体制改革的方案实施工作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
在顺德推开的还有“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机构减为16个；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顺德朝着“小政府”和权力下放的改革方向跨了一步。
同一时间段，在汪洋的直接部署下，东莞推行“强镇扩权”：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今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的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即“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随后，深圳准备探索取消区级政府的消息传出。
“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刚刚从中山大学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任剑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用大政府带动发展的行政体制，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了。”
任剑涛认为，最近10年，有些地方由分权性改革走向集权性改革，这是丢失了改革的根本精神。“汪洋让东莞把权力下方给镇，让佛山把权力返回给区，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基层政府以决策的活力。”
任剑涛说，他还注意到汪洋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
今年9月，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一位了解内情的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关于政协规程的酝酿起草，汪洋曾给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当面交任务，明确提要求”。
海外媒体认为，广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全国尚属首次，反映出“内地改革的最新动向”。
“这是政协功能的回归，”任剑涛认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的政协功能有所退化和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政协改革“具有爆炸性”。
“十七大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东省政府参事、原广东省政协常委王则楚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广州政协改革其实是贯彻十七大精神。”
“汪洋在广东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一片一片的，似乎不衔接，”任剑涛说，“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一定要以改革促进创新，以改革促进发展，但在不同的地方，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方式，安排不同的重点。”
任剑涛在广东任教期间，多次被省委省政府邀请参加座谈会。
汪洋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乐于倾听，也善于倾听，并善于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取舍。”
在一次和汪洋面对面的交流中，任剑涛提出了“大胆建议”。汪洋当即表态：“你们专家可以大胆设想，我是小心求证。”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i=s] 本帖最后由 老程 于 2010-1-10 21:20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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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高学历和做事果敢的“孙有才”受到北京市党代表们“偏爱”，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选，按照差额一人的规定，市委将“年轻有为”的孙政才增为候选人，但外界并不看好孙政才，因为他太“嫩”，当时孙政才只有39岁，而且当年2月他刚从区委副书记、区长晋升为区委书记，但选举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孙政才当选为北京市委秘书长。
[size=2][color=#999999]李旧苗 发表于 2009-12-31 12:19[/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99676&ptid=95812][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不是受偏爱而是占了蒋孝愚的光。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蒋孝愚是内定的新常委，为了让那些内定的常委当选，市委特意安排年龄相同的年轻区委书记孙政才和吉林为了差额选举而作陪。可偏偏就是只由六十五名新市委委员们投票选举出的市常委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作为那届党代会秘书长的蒋孝愚居然落选（其中原委就不敢多说了）。蒋孝愚这个倒霉蛋还得强撑着面对媒体宣布选举结果，据说当晚回家就瘫了。市委让蒋孝愚继续担任奥组委副主席但他在几位副主席中的排位也往后挪了几位。
那时不管是谁当差额陪选人都会因蒋孝愚的落选而当选。陪选常委的都有安排，落选者将在数月后的人代会上被当选副市长。 是的，当年孙政才的当选的确是因为蒋效愚的意外落选。不过吉林不是差额人选，而是内定的常委人选，预定当选后出任政法委书记，吉当密云县委书记已好几年了，而孙政才担任顺义区委书记仅三个月。蒋效愚落选后，原定出任市委秘书长的蔡赴朝接替蒋的宣传部长一职，市委秘书长一职由已当选副书记的原市委秘书长杜德印兼任，几个月后孙接任秘书长。只要是差额选举，就经常会有上级指定的人选被选掉，2001年，我所在的市市委换届，二名内定的下届常委人选落选，其中一个上届常委连市委委员都没有选上。陈元在80年代后期也曾以老常委的身份参选新一届常委班子落选，也是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只能调离北京市系统，去人民银行当副行长。当然，常委并不一定是要选的，可以由上级党委直接任命，如果上级组织部门感到某老常委在新一届常委换届选举中有可能被选掉，那最好是在换届前将其调离、重新安置，省得大家难堪。 都一撮什么东西啊。 孙政才在吉林颇有成就，老程出了不少力。 [quote]都一撮什么东西啊。
[size=2][color=#999999]WIND 发表于 2010-1-11 09:46[/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01791&ptid=95812][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均为治世之能臣 [i=s] 本帖最后由 老程 于 2012-11-29 21:27 编辑 [/i]
[quote]孙政才在吉林颇有成就，老程出了不少力。
[size=2][color=#999999]俊元 发表于 2012-11-29 20:37[/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592764&ptid=95812][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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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跟帖竟把2002年记为2007年，不是体制内的人就是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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