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吴敬琏在一九九○
[b]吴敬琏先生八十寿辰纪念专题[/b][b]2010年1月24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迎来他八十岁的生日。吴先生早年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尤其是理论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又首倡市场经济理论，长期以来代表了一种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与民主法治而孜孜追求的精神。所有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国家的珍宝，而吴敬琏先生正是中国杰出经济学家的楷模。[/b]
吴敬琏的夫人周南回忆，吴敬琏自己从来记不起过生日。自打两人结婚以来，也极少正正经经过生日。吴母邓季惺在世时，都是由老人家张罗在京的姐姐等一大家人在家吃顿饭，而且时间不一定是1月24日生日这一天，往往是24日前后的某个星期天。
春寒
2000年70岁生日的时候，吴敬琏还在匈牙利做访问研究。眼看生日临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频频向他发出过生日的信息，他一再拒绝。最后，因为盛情难却，吴敬琏提议召开一次以“中国改革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要求所有人不论地位高低，都以同行和专家身份出现。会议隆重而务实，会后，李剑阁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站在市场化改革前沿——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讨论会论文集》。但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也已是吴敬琏生日过后的一个月零两天——2月26日。
吴敬琏60周岁的时候是1990年的1月24日。1990年正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为沉闷的一个年份，这应了吴敬琏后来的一句话：“我个人的生命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头一年2月，父亲陈铭德去世，这时的母亲也已83岁高龄，身体不好。周南记得清楚，吴敬琏60岁生日没有举办任何活动。
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反和平演变”再次被提到新的高度，是年秋天爆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1989年11月7日，邓力群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总结70天经验教训座谈会，吴敬琏和另一位主张计划体制的学者争论了整整三个小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风波的发生原因有二：其一是1985年之后的宏观失控，通货膨胀；其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权租泛滥，腐败横行。但因为这时的争论已经被打上“姓资姓社”的色彩，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自然处于下风。到了1990年初的时候，官方文件上已很少出现“商品经济”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老话。
1990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吴敬琏和夫人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回来时，一路上顺道走访了波兰、捷克、德国和苏联。当时，这些国家正处于“苏东剧变”的一系列事件之中。穿过已于1989年11月倒塌的柏林墙，吴敬琏夫妇惊诧于东西德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在正酝酿政权更替的波兰和捷克，火车上随处都能遇到因没钱而逃票的穷苦百姓；在苏联，两人更是明显感到执政党大势已去，国家出现解体的迹象。1990年夏天回到北京后，面对国内改革搁浅、政策倒退的局面，吴敬琏只有焦虑和沮丧。
1990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令吴敬琏十分郁闷。他与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一书辗转数家出版社仍无法面世。江西一家出版社已将纸张、装帧设计等准备就绪，但就是在进印刷厂的最后时刻撤稿，怕挨批，不敢出。北京一家出版社愿意出，但条件是删去“市场经济”的字眼，而吴敬琏又不答应。这本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就完成的书稿，直到两年后的1991年12月，在中国财经出版社三位负责人的共同签名担责之下，才得以出版。
廷辩
1990年7月5日下午，吴敬琏接到单位通知，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等十多人。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座。会上有人打头炮，认为改革有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第二个发言，针锋相对。他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坚持讲完了自己的观点。会上，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这三位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而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倒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86岁高龄的薛暮桥因为一时激动，话也说不出来了。与会的几位从未遇到这样的场景。会后，从国家计委传出吴敬琏受到批评的消息，他还得了一个在当时明显带有贬义的外号——“吴市场”。
事实上，在十多人参加的会上，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三人确是少数派。会后，薛暮桥感觉意犹未尽，又向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必须跳出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放-乱-收-死”的怪圈，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基于商品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写这封信时，薛暮桥在烟台，他与在京的吴敬琏传真往来，修改补充，集中了二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封信后来以《深化改革，摆脱困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为题公开发表，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
1991年6月，吴敬琏将1989年11月和1990年7月两次会上的讲话内容，合并写成《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文章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并指出，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指的是经济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没有直接联系，“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同资本主义画等号，是很难讲得通的。”针对一些人对搞“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指责，吴敬琏回答，“事实上，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经济学早已观察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的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文章最后论证了计划经济在当代中国的不可行性，结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就是市场经济体制。
但1990年北京的理论界仍然处在僵持和胶着状态，一些学者见风使舵，开始撰文点名批判吴敬琏。然而形势比人强，当理论上没有出路的时候，吴敬琏却从基层实践中看到了希望。该年9月初，吴敬琏到江苏省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南方一行，使他听到了企业家强烈的改革呼声，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吴敬琏从江苏一路南下，又到浙江、广东和海南。从北到南，越走信心越提高，越看心情越开朗。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走过临界点，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中国经济会很快好转。一路上吴敬琏所表现出来的兴奋甚至使同行的学生张春霖感到不解，觉得吴老师书生气太重。直到后来对吴敬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才体会出老师当时的心情。
吴敬琏对现实经济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始终关注着江浙一带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吴敬琏之所以与一般的学院派教授不同，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从社科院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对基层实践有频繁的调研和接触。而这一点，大概又是得了老领导薛暮桥的真传。薛暮桥动手写文章前，先下去调研，文章初稿完成，修改文章时，再下去调研。讲到这里，顺便说一件与笔者相关的往事。2000年，我在苏南一家县级市的党校教书，因写了《苏南模式的终结》一文，一时压力颇大。吴敬琏从一位当地学者那里打听到了我的电话，主动联系我，了解情况，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多个场合为我说话，并写文章予以声援。2000年底，当在电视上看到吴敬琏高票当选首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绝响
1991年的春天，政治气候已逐渐变暖。二、三月份，《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文章。文中写道：“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实际上是小平在上海春节期间谈话的原话。
1991年底，吴敬琏、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次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发表，该书迅速脱销，第二次印刷5万册，又很快售罄。1992年，该书获国家图书奖，1998年又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4月30日和9月5日，吴敬琏又在李剑阁等人协助下，两次写信给中央主要领导，建议即将召开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与刘国光等人力主“市场经济”一定要出现在报告的总论部分，同时贯穿于经济建设的其他内容之中。
1992年的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到此终结。中国当代的经济思想完成了一次飞跃式的大解放，“吴市场”的含义也由贬而褒。吴敬琏等人，以一介书生，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介入如此之深，今天听来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也成了绝响。
2005年3月24日，人民大会堂常委会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人颁发了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当年“廷辩”时的少数派，现在已成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一点，甚至令国外同行也十分羡慕。当然，在这个群体中，除了上面提到获奖的四位之外，还有许多，如：杜润生、于光远、董辅礽、厉以宁、高尚全、苏绍智、张维迎、华生、王建……
树欲静而风不止。计划经济退出的历史绝不会像切豆腐一样，彻底两断。薛暮桥在1992年后便放弃了争论，他的理由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们所持的论点论据始终没有超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水平。但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兼具理性与激情的人，他始终是市场经济坚定的捍卫者，对任何反对市场经济大方向的极左论调，他一个都不放过。这正如马洪在他70岁生日的贺辞中所说的，吴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只不过，在将近80岁的时候，“勇敢的战士”“吴市场”又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就像是一个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吴敬琏是也。 [b][size=5]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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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中国之未来变革，需要更多结合了“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出现。这正是我们从吴敬琏——这位八十岁老者身上得到的最大的财富。
上个月24日，是吴敬琏先生八十大寿，对于中国经济理论界而言，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在过去的半年多里，我有机会接触这位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并协助他完成了长篇口述史的记录。在这段时间里，我亲身感受到了前辈学人的风采与学识，同时也在思考一个命题：在吴敬琏的身上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人格气质，得以在一个如此混乱的转型社会中发挥出知识分子的作用，并能够保持独立性？
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心得。我认为，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在五十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的，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是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他的女儿吴晓莲也这样评论他的父亲，“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本性而言，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破坏、乐于破坏、沉浸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他对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的独特理解，可以为证。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充满了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考答案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
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坚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从吴敬琏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胡适、晏阳初、顾准的影子。的确，中国之未来变革，需要更多结合了“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出现。这正是我们从吴敬琏——这位八十岁老者身上得到的最大的财富。 [b][size=5]吴敬琏的生命密码[/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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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
在我近三十年的工作履历中，持续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为时九年。是我从38岁到47岁的时间，是儿子子尤从8岁开始热爱读书到16岁去世的时间。
1998年，金立佐为我和吴敬琏度身定做了这个工作方式，以民间的、个人的方式支持研究，这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创举。立佐对我说：“柳红，就算咱们两个人为中国做点事！”这样的话总能打动我。他是看到吴敬琏尽心尽力推动改革，长期单枪匹马，没有自己的机构，也不擅长此道，有过一些助手，都是阶段性的，或是以课题的方式。吴敬琏所服务的机构，无法从制度上保证他有一位长期的专职研究助手。经过吴老师的一番考核，我们就开始一起工作了。那年，他68岁。
这样亲近的工作自然带上了家庭和生活。我常把儿子的诗拿去给他们读，过节时一起度假。进入2000年，吴老师的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多，站在风口浪尖上。他的言行，不断成为争议焦点，而他的严谨、认真，稿子每一遍都改成“大花脸”的习惯加剧了工作负担。我也跟着愈发忙碌。就在这些忙碌的日子里，儿子渐渐长大，长成一个博览群书、丰富有趣的少年。十年前写《吴敬琏评传》时，我很拘谨，因为不会写，头一次写作，就是那么重的东西，还是子尤从旁在细节上给我提意见，使之增色。
2004年3月23日，在吴老师家工作，晚上9点多回家，进门是按的门铃。儿子是从床上起来的，他说，“我有点发烧，给你留了个纸条儿”。纸条贴在门上，上面写着：“妈妈，我可能感冒了，喝了感冒冲剂，先睡了……”谁想到，第二天他就从学校直接被送进医院，因为突发呼吸窘迫，发现纵膈肿瘤。那张纸条从此永远地留在了门上。接下来就是拼命地求医。我给吴老师打电话告知情况，他的夫人周南立刻联系了他们在美国的女儿和做肿瘤医生的女婿，为我咨询，提供资料。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需要理智，要知道怎么明确诊断，什么是恰当的治疗途径，在哪里做手术，其间所经历的心灵和现实的曲折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吴老师并不是一个在日常事物上非常灵活和给予关注的人。在我们以往的工作中，基本上不谈工作以外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常规做法：通过肿瘤标记物就可以确诊子尤这种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国内的做法是先手术，然后做病理，明确诊断。但因为胸腔环境复杂，我们被告知可能下不来手术台，那样，便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那时，我觉得医生是权威，比较强势，不知道怎么能让他们听一听我所了解的信息。情急之中，我想到了请吴老师出面。他答应了，并认真阅读寄自海外的相关医学论文，用记号笔标出重点，像对待平时的研究工作一样。这是子尤发病后的第四天。吴老师夫妇先来病房看子尤，然后去医生办公室和主任彼此听取意见。真难为他，他把刚研究完的论文反复向医生表述，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医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到了下一个阶段，做手术前，因为不同医院的外科大夫对手术的估计差距较大，我又邀请朋友去吴老师家开会，请大家帮助判断选择。实际上，当我们面对这么复杂和严重的病情时，能做的事十分有限。但是，在有限中，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恰当选择，力所能及地减少失误，还是十分重要。长期和吴老师一起工作，与其说受益最多的是获得知识，不如说是训练逻辑思维。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训练在一次生命考验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被调用了。
吴老师是个不谈钱的人。他的家世和他的清高让他耻于谈钱，也基本不摸钱。他极其理性，把感情藏起来。即使流露感情，也事关大局，而非私人生活。我虽然陪孩子住在医院里，也常和他们联系。有一次接起电话，吴老师开口就问：“柳红，需要钱吗？”那是一句冲口而出的问。情急之中，真情流露。事实上，在子尤生病的两年七个月里，周老师代表吴老师给过我们好几次钱。患难之中，大恩不言谢。
他们也多次来家，来医院看我们，在化疗时，在危重时，在稳定时，在中日医院胸外科，在肿瘤医院，在北大燕北园。2005年8月，子尤一篇《让人心痛的<妞妞>和妞妞》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周老师告诉我，他们全家人都看了，支持子尤。她还说：“子尤这么写妈妈，柳红值了。”2006年春节，学生们在北师大和吴老师聚会，我推着轮椅上的子尤也参加了。这样的场合，吴老师总是滔滔不绝，讲宏观经济形势，讲时局，海阔天空。子尤在座，他对子尤说：“我说这些你可能觉得没意思吧。”子尤不足16岁。但是，吴老师看重他的感受，特意关照，知道他也是有见识的孩子。
子尤去世的第二天，周老师来家看我。又过了几天，吴老师和周老师一起带了些吃的，来北大燕北园的家和我吃晚饭。我们谈到一些英年早逝的人，包括吴老师的生父去世时只有24岁。周老师说：“他也多有才呢！”吴老师说：“可是他没留下东西，子尤留下东西了。”看到家里到处摆放着子尤的大照片，他们怕我触景生情，一再嘱咐我取掉一些；还建议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换个环境。看我悲伤而不知前程，吴老师对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人生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得了。他本不是擅长这样表达的人。而他说出来，就更让我觉得珍贵。
其实，他说英年早逝的生父没有留下什么是不对的。我越来越相信生命有密码。1931年，吴敬琏一岁时，他的父亲吴竹似因肺病去世。吴敬琏的身体也极其孱弱，医生说这个孩子养不活。到了16岁，吴敬琏也得了肺病，休学休养是他的常态。而因为肺病，吴敬琏放弃了喜欢的电机专业，改为经济学；直到从复旦大学毕业他的体检还是不过关，不能分配，留校休养一年。连夫人周南，也是他在金陵大学疗养院中认识的。父亲除了留给他代表聪明的宽大额头和倔强的上唇，还留给他虚弱的体质和肺病，从而牵出了和周南的姻缘，从而有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是“文化大革命”下干校，在风吹日晒下劳动，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根本转变。如今，吴敬琏80岁了，除了白发，没有老态。耳不聋、眼不花，反应快，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对新事物敏感，工作强度高。谁能想到，最终，竟然是他的身体成就了他的事业，成就了他60年以及更长的学术生涯。真是祸兮福之所倚啊！
2003年，在房山集中和吴老师一起修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时，他每天快走。我们散步时常常碰上他正一圈圈地健步如飞呢。吴老师的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绍光说，吴老师走起来像竞走似的，走得比跑得还快。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之所以想起了这个情节，是因为生于1963年的李绍光如今也身染沉疴，生命垂危，让人不免感慨。
吴敬琏不是幽默的人，但也时常在无意中制造出逗乐的效果。我们在郊外工作时，一天早上，看到山顶云雾缭绕，他说：“照下来。”助手李瑞说：“我带着相机呢。”结果吴老师回头就往房间跑，说：“我得回去整容，两天没刮胡子了。”平时在家，老两口常常找东西。吴老师的书房里、桌上、地上资料堆得高而凌乱，加剧了找东西的难度。有一次我说：“收拾收拾吧，磨刀不误砍柴功。”他说：“砍的柴太多了。”吴老师和周老师曾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公室而有过一场这样的对话。周老师说：“你把这屋收拾一下。”吴老师答：“你看看，哪个教授屋子里是干净的。”“晚上7点要来人谈话。”“那怎么了？刘遵义的屋子都迈不进脚。”“那也不是什么好。”“那我现在70多岁了，我也改不了了。”
其实吴敬琏的生命密码中最大的一个，有待他在未来继续开解的，就是从祖辈传下来的对于宪政民主的追求。100年前他的伯外公邓孝可是追求宪政的风云人物；半个世纪后，学法律出身，曾经的《新民报》股份公司经营者，母亲邓季惺因为主张法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吴敬琏继续追求。说到底，他的忧患和关心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家子，四辈人，前仆后继地指向同一个目标，它也是100年来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法治的缩影。数年前，吴敬琏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面对深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基础。”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的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吴敬琏自觉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
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自1956年起穷一生之力，试图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传统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走入偏颇之路，但是谁能否定政治和经济的深刻联系呢？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大家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变迁之时，经济学家面对着独特而巨大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自以为了解吴老师的思想、追求、用心，在吴老师80岁生日之际，如果说想向他表达什么心愿和希望的话，我想说的是，放眼望去，在中国经济学界，或说在中国，吴敬琏是不多的再往前迈一步就可以起到特殊历史作用的人。可以说，他的天赋、家庭、阅历、勤奋和现实需求，是上苍和历史给他的条件。多么希望吴老师有意识地、恰当地使用这些条件，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洒脱，超越自我，自由自在，无所畏惧，言人所不能言，做人所不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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