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转向长期
渡过2009年的难关之后，对于2010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各方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分歧多多。其实要预测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很大，其中最大的变数，是采取不同的政策，结果会差别很大。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短期政策难解长期问题
金融危机的第一个表征，是由于一系列重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崩溃引发了债务危机，于是大家都捂紧自己的钱袋，刹那间流动性极度短缺，市场需求严重不足。为了应对短期的问题，各国都增加流动性，用政府信用取代出现短缺的民间信用。但是，危机爆发时的流动性和信用短缺只是一时的现象，它的根源恰恰是原来资产杠杆化，消除泡沫，危机前的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因此，在应对危机时就必须正确地处理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危机发生以后，各国宏观经济当局通常都会立即通过扩张性的短期政策注入流动性，维持经济的运转和防止市场崩溃。与此同时，会设法去改善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并注意掌握火候，在市场信心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择机从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退出。而各国的救急措施，此时又形成了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
中国也存在同样的矛盾：中国经济之所以从2008年秋季开始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出现了需求疲软、部分企业发生财务困难，也是因为前些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中巨量的虚拟财富和资产泡沫在外部冲击下突然爆破的结果。因此，它也和卷入危机的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如何处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的矛盾的问题。
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以超常规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4万亿投资和近10万亿的银行贷款形成的巨大需求，拉动了GDP增长率的迅速回升。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GDP增长的“V”形回升。现在的问题是：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能否保证今后的经济走势不会出现另一个“V”字，“二次探底”，出现人们所说的“W”形走势。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危机前若干年的讨论中，许多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采取了一种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政策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的。只专注于短期经济政策，用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却在“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那就会埋下再一次资产负债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定时炸弹。
现在我们的经济分析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态势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这意味着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使总需求增加，就能维持GDP增长稳定上升的趋势。其实，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乃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着重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短视，说得严重一点，是一种误导。误用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的危险，在于这会误判经济形势，作出不能解决实质问题的政策决策。
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都增长了30％左右。根据过去的经验，货币流通量的年增长率超过20％，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资产价格飙升或通货膨胀的效应。当然，在危机刚爆发的初期，由于人们持币惜购，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大量注入的货币并不会立即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危机发生以来，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正在减慢。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在2009年9月出现了逆转。到11月，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个百分点以上。到11月末，M2只增长了29.7％，M1却增长了34.6％，这意味着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货币流通正在加速，国民经济面临着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险。
以上的情况说明，必须赶快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工作努力转向长期增长存在的问题，即转向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提高效率等方面。
着眼长期的关键所在
即使我们从“三驾马车”的分析出发，也可以看出不解决长期问题，短期经济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的道理。在构成我国的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短板”是居民消费需求。2009年净出口是降低的，消费需求的比重增加甚微，当前旺盛的总需求是靠投资支撑起来的。这当然是一种不正常，也不可持续的状况。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呢？目前，一般居民消费水平低，不是他们没有消费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足。“农民工”的待遇不用说他，就是受过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本应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们，从一些大城市对所谓“蚁族”聚居区的调查也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人至今收入水平极低。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上，他们怎么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呢？也许有人说，不妨运用政府发放消费券或者通过其他政府补贴。其实这种办法也并不可行。因为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其所有支出都是从国民手里收来的。如果一味花钱，必然要加税，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并不能增加国民的收入。
那么出路何在呢？马克思有一段话说得很正确：人们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现代经济学也认为，居民的全部收入都可以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根据索洛改写的生产函数，参与生产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四类，这就是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广泛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在传统的粗放发展方式下，增长主要是靠自然资源（如土地）和资本的投入拉动。因此随着生产的增长，增长得最快的是来自土地和资本的收入。由于政府能够低价征地，土地收入绝大部分归各级政府所有（根据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提供的无偿贡献高达数十万亿元），资本收入则归政府和富有的人群所有。而以上的两种主体的消费倾向偏低，所以它们或他们的收入增加对消费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多大助益。
上述生产函数的分析告诉我们，要促进居民消费，基本的办法有二：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依靠这两项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专业人员的收入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是和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价值含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随着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发展，出口加工企业所拥有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消减，不提高它们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就难于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甚至无法生存，就更无法保证为普通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了。
把以上所讲的道理换成经济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方式的语言，就应当说，为了彻底走出危机，中国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是推进改革
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已经明确，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率和附加价值的主要途径包括：第一，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其次，推动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具有更多附加价值的环节延伸；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最后，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装备改造各行各业，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为了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加紧努力。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口号。早在从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不但重提转变增长方式的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看来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在30多年改革中不但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业基础，还培育出人数众多的技术人员；因此近年来技术发明正在大量涌现，完全有可能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但是实践表明，这些具有先进水平的产业却遇到了上面讲到的体制性障碍。
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以及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只有依靠坚定和切实的改革。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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