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迈向国际金融新秩序
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1933年5月1日出生于法国的巴约讷，曾就读于巴黎大学，后在政治科学学院读经济学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1960年进入法国财政部，曾任法国国库主管。1978～1984年任巴黎俱乐部主席。1982年11月～1984年11月任欧洲经货联盟货币委员会主席。1984年11月～1987年1月任法兰西银行行长。1987年～2000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2009年9月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金融业薪酬监察员。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行？坦率地说，15年来，国际社会对此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至少那些自认为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人是这样回答的。然而，形势在迅速变化中。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使大家想起，特别提款权可以有效应对几乎蔓延到全球的流动性危机；20国集团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探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管理和运作机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也撰文对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建立怎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证全球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出了建议。对这个议题进行评述，并不容易。但是，此时此刻，所有的各方都应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讨论中来。作为一个长者，我将以个人身份向大家介绍一下50年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创立一个中心储备货币的种种努力。然后，我要对我们面临的新形势进行分析，并对如何有序过渡到一个更稳健的、以特别提款权为中心工具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建议。
50年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种种努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不懈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可见此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不过，简要回顾过去的历程，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益的教训。
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国家——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此进程的贡献。众所周知，戴高乐将军曾谴责过“美元的超级特权”。此语雄辩地打破了国际讨论中的一大禁忌，让国际社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一观点有些偏颇，它忽略了美元作为全球普遍接受的货币给全世界提供的服务便利，而且也使这个在技术层面本来就相当复杂的问题被政治化了。
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也未能克服特里芬难题，未能在达到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充分满足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由于主要依赖于美国，全球储备资产不是过多就是过少。
需要说明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在改变对替代账户的支持立场之前，也曾积极参与储备货币多样化的讨论，它认识到了国内货币政策和为全球提供充分流动性的双重责任给世界及美国带来的麻烦。1965年7月，时任美国财长亨利·福勒在一个改进国际货币安排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观点。很快，10国集团的部长们获得授权，为“保证未来的储备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进行“以备不时之需的规划”。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进行的国际谈判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因此总结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如果要有效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必须首先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各方认同一个更加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只有达成共识，包括美国在内的关键各方才能部分放弃因主权而产生的国家偏好，这样才能缓解“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对主权国家而言，稳定的金融体系、实质性地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主权偏好这三者不可兼得)带来的约束。数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取得成功，需要真正了解当时阻碍国际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的障碍，即替代机制的汇兑风险担保被政治化和担保的成本分担。
当年的讨论以1969年创立特别提款权来补充官方储备而告终，IMF成员国通过了该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七款，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随后，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一条款。很明显，首次分配93亿特别提款权以及随后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于1979～1981年间的1210亿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之后的所有努力也因遇到障碍而无法成功。这些障碍是什么呢？我已经提到了关于特别提款权的讨论被过度政治化，但是还有其他因素。
最初的讨论不仅加深了那些主张再度分配特别提款权并改进这一工具的人士的担忧，而且导致因担心潜在通胀效应和对调控有负面影响而对特别提款权心存疑虑的央行及政府之间相互猜疑。不仅如此，联合国贸发会议试图将特别提款权和发展援助联系在一起，也加剧了对立情绪。另外，“全球流动性的长期需求”这一有待探讨的关键概念，需要85%的成员国投赞成票方能进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使得达成一致极为困难。即便在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之时，它是否属于长期问题总是受到质疑。
1997年，IMF决定给38个成员国提供特别提款权的“股权分配”，但是这一总量为210亿、规模有限的分配直到2009年9月才被批准。我们争取不到足够的支持，无法缓解那些平均储备不到8个星期进口额的国家的困难，这些国家几乎占发展中和转轨国家的三分之一，而国际上普遍认为储备水平应该是3个月的进口额。要提高它们的储备水平，要么从市场上举借高成本的资金(但不少国家根本无法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要么压缩国内需求和进口(但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认为，如果当时IMF的股东们能有一个更现实的态度，就会对世界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可惜事与愿违，1994年10月在马德里召开的临时委员会会议上，经过一个晚上的激烈争论，7国集团提出的规模有限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规模不够。
问题的症结在于，围绕着“全球长期需求”所进行的极为概念化的讨论，模糊了无序提供全球流动性带来的至少两个危险后果：首先，导致美国积累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以及国际收支盈余国家积累大规模储备，这与它们自己的需求不相匹配；其次，美元价值出现剧烈波动的风险日益提高。
第一个后果导致流动性过于充裕，在缺乏监管机构来保护系统稳定性的情况下，显然是促成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能让类似的危机再次出现了。全球失衡至少在几年之内不会完全消失，我们难道不应该通过20国集团的议程来建立全球流动性有序调整的机制从而放下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吗？既然各国已经自主开始了储备多样化的进程，回答显而易见是肯定的，但是无法保证这个过程会以我们想要的速度进行下去并且不造成破坏性影响。
所有这些，都表明需要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大胆改革，并深刻思考特别提款权在未来改进国际货币体系运作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现在，似乎出现了一扇机会之窗。
2010年的机会之窗
很显然，现在是进行大改革的良好时机，因为危机本身以及为保证危机不再重演而进行的空前合作为改革创造了一个适宜的气氛。大家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进行的讨论被现在的事实证明是无益的，这个成本相当的高。如今我们的领导者们本着务实的精神，采取果断措施遏制危机进一步恶化，并通过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全面的改革计划。公平地解决世界储备货币和IMF治理的问题，应该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目前合作和改革的良好势头将有助于克服以往的障碍，并最终取得成功。
在这种脚踏实地、团结合作的氛围的推动下，IMF已经出台了分配价值2500亿特别提款权的决定。这次大规模的分配本身就表明，IMF成员国愿意让特别提款权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为特别提款权的革新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为了保证本次分配的目的能真正实现，一些新的建议也正在考虑当中。例如，法国和英国已经共同宣布，为支持IMF向低收入国家的贷款，两国将各自拨出2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用于借贷。我希望其他主要国家也能参与进来。在目前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还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些计划的好处是双重的：既能减轻贫穷国家面临的困境，又能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行长富有远见的观点推动了这场变革，也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十分有益。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他的两个看法：一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解决缺乏国际储备货币这一问题；二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总量应该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变化进行增减调节，这种调节必须超越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从而实现“币值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供应、总量可调”。
很明显，如果20国集团或IMF的决策机构能同意对特别提款权进行改进，那将有力地推动“实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极为重要。如果这一代的世界领导人错失当前的良机，没有认识到国际储备货币是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的话，历史将不会原谅他们。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尽量增加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呢？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即使机遇之窗向我们打开，我们面临的任务也将是相当艰巨的，而且自始至终都需要高度的精诚合作。同时，我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并恰当把握采取行动的时机。在初期，行动的力度可能并不大，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对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有清晰的认识，那么这些行动就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延续。我建议从三个方面来启动改革进程：第一，立即着手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二，重新考虑替代账户方案的益处和方式，为储备多元化提供便利；第三，推动对IMF的治理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三者要同时进行，相互促进。
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首先应扩大组成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比如把中国的人民币、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等货币吸纳进来。接下来，就像周小川行长提出的那样，可以制定一个路线图：扩大特别提款权在非官方持有者中的使用范围；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交易中的支付工具；最终，推动发展特别提款权的市场；鼓励重新推出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金融资产；为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市场决定提供便利，从而使特别提款权能应对成员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并为其最终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基准做准备，同时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完完全全的世界货币。就像欧洲货币单位成为欧元一样，到那时，特别提款权也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满足对替代账户方案的需求
替代账户方案将有助于推动外汇储备通过场外途径实现多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上世纪80年代，替代账户方案被放弃。回想起来，当时距达成共识仅一步之遥。因此，这样一个不愉快的回忆不应该阻止我们重新考虑替代账户问题。上次令人遗憾的结果留下了一个重要教训，那就是要解决各国争执的核心问题，即替代账户方案固有的汇率风险如何在成员国之间分担？是持有美元的国家，是美国，还是IMF？为了找到一个可接受的体系，当时大家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但最终都无果而终。我觉得，考虑到这一问题具有的内在困难，采取完全多边化的解决方式——由IMF承担这一风险——将再合适不过了。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应该让IMF在监测和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方面担负更重要的职责，为其提供黄金储备和份额；同时，成员国应承诺将在IMF财务状况不佳时适度进行份额增资。还有一个更好的体系，但近期实现的难度更大，那就是周小川行长提出的“一个由储备池等实际资产支持的体系”。就我个人而言，我推荐这一个方案。周小川行长表示：“由IMF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特别提款权作用的有力手段。”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说到底，这不正体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者们当年在寻求建立一个崭新体系时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前无古人的开创精神吗？
改革IMF的治理结构
为了确保IMF以适度有序的方式提供流动性、增强IMF的监督职能，我们必须对IMF的治理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为了推动改革，大家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从建议的全面性考虑，我想大家可以注意由“名人小组”提出的一整套建议。名人小组是IMF总裁任命的，由时任南非财政部长的曼纽埃尔先生担任主席。我也有幸与周小川行长一起成为名人小组的成员。
名人小组的成员一致认为，IMF工作人员经验丰富、素质优秀，因此必须把主导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任务交给IMF，使之在未来可以继续推动各国合作应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需求。为此，名人小组提出了以下的关键改革措施：第一，扩大IMF的监督范围，除监督汇率外，还应适当涵盖宏观经济政策、审慎问题及对金融业的影响等领域。对资本账户的监督应纳入IMF的监督职能；第二，启动一个由财长和央行行长组成的高级别议事会，议事会提供一个协调平台，并负责对关系全球稳定的问题进行战略决策；第三，加快份额调整，并对《IMF协定》进行修订，取消指定席位，对席位进行必要的整合，包括整合欧盟国家的席位。要推动议事会和执董会结构实现迅速调整以反映当前的经济现实，这一步非常重要。我很高兴地看到，20国集团已经在匹兹堡峰会上作出承诺，将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向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至少5%的份额。
当然，这些改革要取得成功，其他一些工作也很重要。比如开展像清迈倡议那样的区域性货币合作。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区域性的合作看成是对全球性计划的一种竞争，恰恰相反，全球性计划的目标是稳定，这些区域性合作也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样，欧洲国家努力要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方面的进展也会有力推动稳定目标的实现。
最后我想说，我们还应该谨慎一点。上面谈到的所有这些改革建议看起来都不难实现，但放到一起，它们就汇成了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为国际金融体系提供基准，提供它所需要的国际金融机构。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欧元发展的经验表明，转变过程应该小心谨慎循序渐进，应该保证其中每一步都照顾到每一个成员国的利益。改革将是一个长期任务。这意味着，今后许多年，或者在未来整整10年当中，国际货币体系都将处于一个过渡期，需要我们尤为谨慎地把握。
最后，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国际货币新秩序可行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势在必行。很难想象今后我们还会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机会。然而，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破解特里芬难题，要调和牢不可破的“蒙代尔三角”，还要解决替代账户担保这个不可能的问题。这样艰巨的任务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完成，需要远见，需要坚定的决心和不懈的毅力。感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者和中国人民银行，感谢你们展现出来的勇敢开创精神！这是一场关系到全世界的持久稳定、发展和和平的重要改革，让我们努力迈出这场改革的第一步吧！
本文为康德苏先生2009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国际金融新秩序展望”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晓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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