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什么是真正的国进民退？
近来，“国进民退”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少人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多谈一些表层现象，如山西和其它一些省份的民营煤矿被政府或国有企业收购兼并，或一些地方政府强行规定民营矿产企业的比例不得超过多少，以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兼并民营钢铁公司，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一些表层现象，只是小规模的“国进民退”，并非发生在当今中国社会内部的真正意义上的“国进民退”。以我之见，近些年来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国进民退”，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一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加速增加；二是政府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三是国有企业以及一些超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凭借价格和其他资源占有上的垄断地位快速地进行资本积累和自我扩张。近些年同时发生的这些过程的自然结果是，在当今中国全社会的资产总额中，政府所有以及国有企业所支配资产的份额越来越大，而个人家庭以及民营经济所占份额则越来越小。这才是发生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国进民退”。
目前，局外人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的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统计数据来研究“国进民退”，比较困难，因而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经济过程的真实判断。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企业分类，只有那些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才算“国有企业”。照此分类，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这些国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竟然都不算作为“国有部门”类！在这样的“统计口径”下，如果从统计局发布数字以及“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中没有发现“国有企业”个数在增加的数字，就说在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这岂不是瞒天过海，混淆视听？
随着政府投资的增加，政府所有或言国有(包括国有控股公司)部门所拥有的资产在全社会资产总额中近几年不断增大，政府控制社会的财力和物力也随之不断增强，结果，各级政府本身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最大投资主体。按照《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的数字，到2009年6月，全国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仅在2009年一年，这些政府融资平台所占全部贷款就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0%以上。
除了一个个巨大的政府融资平台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投资，又都投向了哪些部门和行业？2009年全年近10万亿的银行贷款又主要贷向了哪些类型的企业？这4万亿和10万亿，又有多少真正到了私人企业、民营经济和个人家庭之中？虽然目前在回答这些问题上精确的统计数字并不可用，但从各种渠道传出的信息均表明，2009年数万亿政府投资，除了政府自己所投的“铁、公、基”外，大都流入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而十几万亿的流动性大概也只有很少部分流入了民营部门的投资和私人家庭的消费。实际经济社会过程就是这样发生和运作的，而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分类所标示的不同企业个数的增减，就判断说“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这样讲又有何意义？谁又会相信这种判断？
事实上，从国家统计局每月发布的统计公报中，细心的研究者也能大致得出“国进民退”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实际发生这一判断。尽管统计口径有问题，但通常来说，规模以下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或个体企业，而在规模以上的企业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则占较大比例。根据这一判断，如果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规模以上的企业投资总额比规模以下的企业的投资增长更快，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致断定，国有经济的成份在增加，民营经济的成份在萎缩，“国在进，民在退”。同样，如果统计数据表明机场、码头、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在快速增加，而这些投资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那自然也是“国在进”。另外，据樊纲教授2009年10月在深圳的一次讲演中所透漏出来的消息，2009年的企业投资“是这几年最低的”，而2009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高达90％以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给出的数字），把这两件事实叠加在一起看，就会知道，2009年以来在中国社会内部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另外按照国家统计局能源司公布的数字，2009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的工业用电量同比减少48.9%，这说明有接近一半的民营企业停产，甚至萎缩。这些事实和信息不都表明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大规模的国进民退？
此外，从一些省份和地方传来的消息是，有的省份规定当地民营企业的矿产的份额不得超过总矿产总资产的30%，据说其他的一些省份也在纷纷效仿这种做法。在近来一些地方政府的正在制定新的五年规划中，也有不少政府明确制定了国有经济成份的增长目标，而不像前几年那样明确制定出各地发展民营企业的目标和配套政策。这现象也表明，在中国社会内部这两年也确实正在发生着一种从“民进国退”向“国进民退”的转变。
另外，也有消息说，有些民营企业的老总甚至愿意被国有企业收购、兼并和重组，或言主动争取被“国有”。“国有”了，“牌子”硬了，自己个人的资产、财富和收入不但不减，反而增加更快，生意更好做，何乐而不为？
在2008年以来世界衰退以来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格局中，这种“国进民退”现象和趋势到底意味着什么？其社会福利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到底是正的还是是负的？目前人们确实也很难进行精确的判断和评估，且目前好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这种“再国有化”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产生战略性的影响，可能会强化目前现有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体制，并使未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困难，这一点也许是确定无疑的。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自1978年到2008年，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指向大致是逐渐减少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以此来创造整个经济的活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自2008年以来，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一个反向的过程：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实力在增强，国家财政收入在快速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生产和建设性投资同样在快速和大规模地增加，结果政府拥有资产和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公司的资产总量在急剧增加。对此，前两年有人曾做了一个估算：在2007年左右，中国全社会的私人家庭和民营企业所拥有全部的资产总额大约只有27万亿元，而国家或政府拥有的资产则超过90万亿，为民营企业和私人家庭资产总额的3.3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大规模增加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产，将会使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这种格局又将使当今和未来中国朝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演变？又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都是值得今天我们值得深思和警惕的问题。
（2010年2月7日 定稿于荷兰格罗宁根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 这不叫“国进民退”，这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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