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读《朱理治金融论稿》
1940年1月，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皖南事变。这次事变标志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脆弱的统一战线彻底瓦解，国共两党再次反目为仇。在这之前，出于至少是名义上的联合抗日之目的，国民政府每月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63万法币财政支持，同时允许国内外的各种捐助源源不断地送抵边区。1940年这两项外来“接济”达1040万法币，大体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七成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立刻断绝了输往边区的财政拨款，而且对边区进行了全面封锁，企图在经济上困死共产党。1941年初前后，在这片面积只有8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上生活着140余万人口，同时还有8万多由财政供养的党政军人员。可想而知，国民党的封锁一时间给边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度过财政难关，边区政府做出了两项意义深远的决策：其一，进行货币制度改革，就是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同时停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其二，任命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理治同志为行长。把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贸易政策制订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体现了共产党的战略眼光。而选用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的朱理治担任行长，亦显示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知人善任。1941年3月朱理治受命于边区财政金融危难之际。在担任边区银行行长的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高招迭出，既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度过最困难的财政危机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货币金融理论大厦增添了砖瓦。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较为完整地体现在《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之中。
在这部文集中，最具系统性、最富原创性和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他分别写于1942年5月29日的《边币的根本问题》和1943年1月的《发行与推行边币的体会》。这两篇文章涉及到货币金融学中的几乎所有核心问题，如通货膨胀、货币流通域、汇率与外汇管制、货币发行的政治经济学、货币经济与实质经济、进口替代等等，以及被主流货币经济学家们无意或故意忽略的问题，如铸币税，特别是个独立的财政货币管辖区之间的货币竞争问题。不仅如此，许多命题或理论，都是他独立提出并且最早或较早加以实践的。
朱理治临危授命4天之后，边币开始正式发行。按照《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作者闫庆生和黄正林的说法，由于皖南事变前税收占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税收得不到重视，而且整个税收体系也很不健全，再加上边区人口规模有限，经济落后，因此在短时间内通过大幅度提高税收来弥补突然出现的财政亏空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用发行信用货币作为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的基本手段，便自然成为了发行边币的初衷，用朱理治的话说就是，边币的发行“主要的是为着向生产投资及替财政周转。”印制纸币成本低廉，其成本和所具有的购买力之差，形成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铸币税。换言之，纸币的发放过程实际上就是收税过程。其区别在于，这种税更隐蔽，成本更低，而且还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即一旦发行过量，则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使其与其他货币的比价下跌，情况严重时会使发行者名誉扫地，合法性丧失。
由此就引出了朱理治特别关心的问题：边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和汇价波动之间的关系。他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在商品数量不变或缓慢增长的条件下，物价上涨、边法币比价下跌和边币数量增大之间存在者密切的、稳定的关系。为此，他给出了一个双管齐下且切中要害的对策：增加边区商品的流通量及降低边币发行的速度，并努力身体力行。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的关系，是经济学中的“货币主义”关注的核心议题。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品《美国货币史1861~1960》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九版）得出的四大著名结论，其前两项便与朱理治的上述观察与概括如出一辙，即：货币存量上的行为变化与经济活动、货币收入和价格等变动密切相关；货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高度稳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仅就货币而言，两者仍有区别：朱理治谈及此问题要早于弗里得曼发表其著作20年；而且朱理治不仅对此进行了理论总结，而且他还是边区货币政策的实施人。
币值稳定才有信誉，有信誉市场才会接受，市场接受货币发行者才能获得稳定且大量的铸币税。但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要通过发行边币来满足军政人员的日常需要。这样的局面使身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陷入一种两难处境：许多高级别的党政军领导希望尽快得到尽可能多的边币，同时边币投放过量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币值不稳；用他的话讲就是：在发行边币时，一面要照顾到革命的需要，一面又要照顾到物价与汇价。在本质上无法两全其美的选择中保持大体的平衡，需要的是坚定的信念、准确的判断、果敢的行动、耐心的说服，因为此时银行家处理的就不仅是与货币相关的工作了，而且还要应对那些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结果，在那些时而明确时而婉转的、且从不偏颇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两难之间艰辛地寻求某种平衡的双重身份者：一方面他是政策制定者，另一方面他又时刻面对着各种压力。虽说在他担任行长近两年时间内边币对法币的汇价波动较大且贬值不少，但整体而言，陕甘宁根据地得以度过最困难的时期，成功的边区货币及由货币发行主导的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如果说从1941年到1942年上半年是应对危机和摸索经验的阶段，那么到了1942年的下半年，边区的以货币发行为主的货币政策运用则可以说进入了成熟阶段。按照黄正林在《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一书（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章）给出的数据，7~12月边币发行量月未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8%，而同期延安的月物价上涨率仅为5.3%，其中9月和12月还出现了负增长，大大低于1941年下半年的14%。更令人鼓舞的是，同期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也出现了稳步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可以这样说，进入1942年下半年后，边区总体上实现了金融稳定和平抑物价的目标。随着朱理治受到“只想紧缩不想发行”式的批评并离开边区银行行长岗位，边币的发行迅速增加，1943年下半年月平均增长率高达30.7%，延安全年物价上涨了19.5倍。如此规模的通货膨胀严重地损害了边币的信誉和被接受度，终于在1944年5月，边区政府被迫进行彻底的币值改革，以西北财经办事处名义发行“流通券”来替代边币。应该讲，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货币发行当局能够获得多少铸币税，关键因素还在于接受货币发行的市场规模之大小。换句话说，愿意持有或使用特定纸币的人越多，其发行量便越可以在使通货膨胀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实现增长，从而给发行者带来不断增长的铸币税。在边区禁止民国政府的法币流通，其实质便旨在为边币“腾出市场”（参见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集）。作为银行行长，朱理治更是深明此理，并且明确指出：“边币推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边币价格之高下。边币流通范围大，边币值钱，从而可多发；流通范围缩小，边币就跌价，从而不能大量发行”。要在扩大边币发行量的情况下稳定边币，就必须“扩大边币的流通市场”，使之作为“作价及交换的工具”和“储蓄及支付的手段”。对于在边区的边界地区法币多于边币流通、甚至个别地区法币替代边币等现象，他痛心疾首；对于那种倡导在边区推行“双币并用”主张的人，他大加挞伐。为了维护和扩大边币流通市场，他强烈呼吁边区政府严格执法，劝说民众和机关、部队带头执法。
朱理治所谈的“扩大边币的流通市场”，实际上是货币理论中论及不多、但却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在1937年出版过一本题为《货币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的书中，对货币理论进行过深入思考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把货币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信条，指的是一国在世界货币供应量中的份额不受那些决定其国内不同地区相对货币量多寡之原则或机制的影响。换句话说，一国境内的货币存量不会轻易地因跨区域支付系统中货币的运动而发生改变。更进一步讲，某国货币存量占世界货币供应量之比重是否增长，取决于该民族国家之疆域和该国中央银行所发通货的“流通域”（the sphere of circulation）的拓展幅度。哈耶克或许是最早论述流通域的经济学家。然而仅仅5年后，中国的银行家兼理论家朱理治亦独立地提出了与之完全同构的想法：“通货的流通域”对应“边币的流通市场”；“民族国家疆域”与“通货流通域”共同拓展，对应“边币流通市场之扩大”与“巩固和扩大边区”。
在边区禁止法币流通等价于扩大边币流通的市场。1940年代初期的边区银行行长，其主要职责首推与国民政府争夺通货的流通域。最大限度地扩大边币流通区域，在边区强制实行边币替换法币政策，不仅可以用所得到的铸币税弥补财政亏空，还可以把被边币置换出来的法币拿到法币流通区域购买所需物资。这后一种做法也可收一石二鸟之功效：缓解边区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法币流通区域的货币供应量以输出通货膨胀。在用手中持有的法币到国统区抢购物资的同时，还要防范国民党利用时间差使已经大幅度贬值的法币突然涌入边区套购物资。所有这些论述边币法币之间“货币战争”的精到思想，主要都体现在朱理治那篇幅不长的《战时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购物资的问题》文章之中了。意味深长的是，他的这一思路在当今主流货币经济学家约翰·史密森编写的《货币经济学前言》教科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根本就没有被触及。不变边界条件下各货币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固然重要，但少了维持、扩大“统治疆界—通货流通域”的经济学，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政策和其他诸如贸易和汇率等政策的协调问题。要想维持边币法币汇价的稳定，就必须保持边区“对外”贸易的大体平衡。同时身兼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局长的朱理治，为实现贸易总体平衡目标而制订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贸易政策，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提高布匹“进口税”的贸易保护，通过扩大放款以鼓励棉花、文具等进口品生产的进口替代政策，以及组建进出口公司以促进边区产品出口等。维持贸易平衡与增长是打破国民党封锁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贸易的成长又和边币法币之间的自由兑换密切相关，后者还自然会引发比价的确定问题。一开始，边币法币之间实行固定汇率。随着发行量迅猛增长，通货膨胀加剧，边区出口商就不愿用所得法币按官价兑换边币，结果便出现了“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和外汇黑市交易的兴起，并且殃及贸易。朱理治对此过程的诊断是：汇价的涨落服从于供求原则，是经济法则使然，不是单纯用政治力量可以改变的。他力排众议，提出并设立货币兑换所，由银行依照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买卖外汇。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将货币作为对敌斗争的手段，不仅在陕甘宁边区使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光荣经济传统”。在时间上稍晚一些的山东解放区也采用了和延安完全一样的货币金融政策。更让人慨叹的是，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边区的货币政策》一文（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仔细讨论过晋察冀边区纸币发行问题，指出纸币发行要有准备金，数量多少必须考虑市场需求。对此问题较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还见于薛暮桥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排挤法币伪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就曾被薛暮桥看作是打赢货币战的关键所在。彼时根据地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实践者和理论家，如曹菊如、王思华、王学文和骆耕漠等，亦都很好地继承了“经济传统”，并得出了与朱理治相同或近似的结论。在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近现代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朱理治等经济政策实践者和理论家对根据地建设和货币理论的贡献，均得到了充分展示和肯定。
时隔半个多世纪，在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保家卫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那一段历史时，我们看到的通常是八路军、新四军或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接二连三的胜利。也许是因为军事和政治成就过于辉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显得暗淡了些。而实际情况是，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战场同等重要，没有在根据地实行的一系列成功经济政策和制度创新，在残酷的竞争中共产党最终胜出是根本不可能的。重温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朱理治金融论稿》，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
历史是一座永远不会被开采完的金矿。历史学家钱穆有言：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一直在那里等待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瑞英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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