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转变发展方式需制度变革
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的的手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口号，也不是政策，而是一场深刻的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来，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加快”两个字，这说明十几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可见问题之迫切，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中，几乎每年都在讲转变发展模式，却又年复一年的复制传统模式。原因到底何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问题，主要是对转变发展模式迫切性认识不足，在经济过程中重短期轻市场，重GDP，轻长期可持续性；二是落实措施出现偏差，重政府轻市场，重正式规划轻企业和民众在市场中的创造力。
构成转变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
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效益，对于这种模式，多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此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对于这样的结构性扭曲，有人认为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偏下，投资基础设施有很大空间；同时，我国科技水平总体仍然比较落后，劳动力素质差，短期不能放弃低端出口品。这些认识恰恰对转变发展模式构成了很大障碍。因为当投资驱动必然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倾斜时，发展重点是重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而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却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能够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却长期落后。在省部级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到吸收富余劳动力，而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又要依靠增加投资，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传统模式增长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短期内要增加投资，又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此恶性循环，掉到了传统模式的陷井里。依我之见，打破这种思路的方法不是保八，而是加快转变发展增长模式，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当我们将重点转向服务业，经济增长不需要8%，5%也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此维持社会稳定。制造业升级换代需要靠资本和金融的操作、现代化的物流以及管理，而研发、金融、物流、管理统统都是服务业。
至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出口导向，国内外形势已使我们低端的出口难以维持下去，在银行信用紧缩情况下，即使危机后，美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危机以前。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波动，不是单纯的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即使欧美国家完全恢复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水平，不要以为危机过后照常，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加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指责中国人为压低土地资金和资源价格等等，连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对华贸易制裁的行列。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如果不加快向国内市场的转移，势必将我国经济暴露在日益增长的国际风险之下。正如中央领导同志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除了外部形势，内部形势的变化也给我国传统出口行业带来了更大压力。内部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这使得我们过去低成本的模式很难再持续下去。比如征地，老百姓意识到，政府把老百姓的地卖出去多少钱，就应该付给我多少钱。所以政府征地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困难。过去企业可以不顾环境成本，而现在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环境成本显性化。此外，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在各个地方，成本上升使我们出口企业正逐渐丧失原有优势，出口作为传统增长方式的一大支柱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以增长模式转换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借口力图维持现状，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中国需要真正的制度变革
欲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系列弊病，单靠政府没有用，单靠中央号召没有用。真正需要的，是制度变革。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以消费投资失衡为例说明体制改革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发展方式投资过重、消费过轻，现在的情况是外部需求疲软，国内产能过剩，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分析一下GDP构成，只剩下一条，就是消费。提升居民消费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无可选择之选。但当我们需要消费支持经济增长时，却发现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46%滑落到08年的35%，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消费占GDP比重降低了10个多百分点，这个数字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传统增长模式已经失去目标。我们过去一直在为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增长，经济增长变成了目的本身。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的的手段，经济增长仅仅是一个手段，但我们多年强调GDP已经给我们养成了思维惯性，把手段本身看成目标，结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换句话说，老百姓的相对生活水平在下降。因为经济增长的蛋糕分配中老百姓的消费得到了越来越小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忘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应该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大概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收入增长缓慢。尽管每年官方的增长速度与GDP大致相当，但官方数字到底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增长，谁也无法确定。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人们不得不自己存钱，以备不测之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三是房价暴涨迫使老百姓不断增加储蓄。可是现在存钱的速度仍然跟不上房价上涨。四是财富的积累向国有部门倾斜，而国有资产不能用于私人消费。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将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就迎刃而解。
第一是通过减税增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财政政策要从投资领域中退出，让更多财政支出用于充实保障体系、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提升消费。第三是要增加土地供给，平抑房价。最后是资产的再分配，就是财政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
除这些政策外，城镇化是拉动财政的另一有效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新需求。我国46%的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新兴工业化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城镇化为依托，将增长需求拉动从投资和出口转到消费上来。而对于提高城镇化程度，仅发展城镇户口是不够的，要提供大家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教育和住房，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求解除管制，开放投资机会，鼓励社会投资进入。为了推进城镇化，作为促进消费手段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我们是不是把方向搞反了，应该是跟着农民进城，而不是下乡，这样的政策需要重新检讨，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政策应该是向前看的，着眼于将农民转变为市民，转变小农经济。
提升消费，抑制投资，需要制度改革，因为投资过重同样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如GDP挂帅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人为压低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和能源价格，鼓励大家上项目，降低资本、要素成本，鼓励投资。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对投资乐此不疲，多多益善。企业赚不赚钱没关系，但政府收税，税收马上有了。过渡投资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病，单靠政府发文限制和严格审批是治标不治本，真正能够抑制这种过度投资的是综合性的制度改革。首先就是要改变官员的考核体系，放弃考核GDP，改为考核民众满意度。从GDP评选转向群众满意度，启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让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活动，让市场决定投资方向和规模，让企业和投资者承担投资收益。
传统增长模式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服务业的落后。中国的服务业占GDP不到40%，同样是体制和制度造成的。体制中危害最大的是政府管制，重要的服务业如交通运输，空运、海运等，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是国有为主体，电讯服务业国有，金融服务业国有，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等能创造大量就业的、提升中国经济素质、效益的服务业都处在政府严格管制之下，人为制造壁垒，因此政府要放松管制和解除管制，依靠市场和民众的力量，使我国服务业取得尽快发展。
所有改革都是困难重重的攻坚战，因为每项改革都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在众多利益中最大的就是政府资金，改革就会涉及到政府各个部门利益的重新划分。由此，国家不妨成立一个独立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与各部门、地方政府没有关系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摆脱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干扰。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国家事务提出自己的建议，国家改革委员会广泛采纳各方意见，研究设计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方案。如果有一天这个委员会能够成立或征召工作人员，本人愿成为第一个报名者。
（许小年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他在《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年会”上发言的整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