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增长模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本刊记者 文 丽编者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契机。那么，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借此机遇顺利转型，更快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呢？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为此，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吴敬琏教授从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分析短期问题和分析长期问题的不同理论框架、增长模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分析。
吴敬琏说，在顺利度过2009年的难关之后，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各方的意见见仁见智。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很大，其中最大的变数在于政策不同会导致结果的差异。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久已存在而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
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对此，吴敬琏指出：“面对危机这种情况，适宜的做法，应是综合运用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在经济和市场面临崩溃的情况下，用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撑市场，保证经济不崩盘，是必要的。同时，必须对导致经济出现危机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认真解决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将救急的短期政策视为能够治愈长期问题的灵丹妙药。”
吴老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产泡沫的突然破灭和虚拟财富的蒸发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崩溃，引发了债务危机，于是大家都捂紧自己的钱袋，刹那间流动性极度短缺，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救市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用政府信用替补民间信用来维持市场的运转。
然而，虚拟资产泡沫的破灭只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巨量资产泡沫积累的必然结果。
这里所说的结构失衡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长期存在储蓄率过低，依靠向全世界借债进口支撑高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东亚国家又存在过高的储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依靠向美国净出口支撑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了与两类经济的“镜像互补”关系，其结果就是世界主要货币(首先是美元)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和资产泡沫在世界各国金融体系中大量积累。
中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来，开始采用苏联的发展模式，即以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这种粗放增长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消费需求不足。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并实施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政策，用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出口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出口导向政策在还存在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且自然资源又还不太紧缺的条件下，是一个对发展中经济快速崛起十分有利的政策选择。但是，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遇到了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膨胀的问题。这是因为，出口导向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低估。随着出超规模的不断扩大，西方国家货币超发就被输入到国内，出现流动性泛滥。中国从21世纪初以来，央行通过发行货币收购美元——即“外汇占款”的规模亦愈来愈大；货币超发又导致证券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于是，中国金融体系就面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金融体系同样的问题，即存在大量的虚拟资产泡沫并使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积累。在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背景下，一旦受到外部冲击，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便会集中爆发。
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泡沫破灭，虚拟资产“蒸发”，资产负债表危机显现。在“现金为王”、人人都“捂紧钱袋子”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和信用膨胀在一转眼间就转变为流动性和信用的极度短缺。在危机发生以后，各国宏观经济当局通常都会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维持经济的运转和防止市场崩溃。
面对这种情况，适宜的做法，应是综合运用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在经济和市场面临崩溃的情况下，用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撑市场，保证经济不崩盘，是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对导致经济出现危机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认真解决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将救急的短期政策视为能够治愈长期问题的灵丹妙药。
正因为存在短期对策与长期对策之间的矛盾，一些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当局在采取救市政策的同时，注意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尽量实现“削减泡沫”和“去杠杆化”的区别对待；而在市场信心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择机从刺激经济的政策退出。处理危机的过程，就是核销虚拟财富、“去杠杆化”的过程。美国在危机爆发以后，通过膨胀及货币贬值等手段，将泡沫核销了15%。
中国其实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以超常规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4万亿投资和近10万亿的银行贷款形成的巨大需求，拉动了GDP增长率的迅速回升。但是，在GDP增长复苏的同时，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像去年那样高力度的政府托市政策在今后几年，是不是能够持续？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GDP增长的“V”形回升。现在的问题是：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保证今后的经济走势不会出现人们所说“W”形走势。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
分析短期问题和分析长期问题的不同理论框架
针对当前我国学界用消费、投资、出口(净出口)“三驾马车”的主流分析框架，吴敬琏指出：目前流行的用消费、投资、出口(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包括短期和长期在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存在一定的问题。单纯依靠短期政策应对危机，就会在宏观当局面前出现两难的困境，要走出这种两难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尽快把政策的重点转到解决长期增长存在的问题方面去。
吴老说，从理论层面上说，2008年末以来我一直感到，目前流行的用消费、投资、出口(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包括短期和长期在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模型，即：总供给＝总需求。
总需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凯恩斯主义正是运用这个理论框架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总量平衡条件的。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从来也不认为它可以用来做宏观经济的长期分析。长期分析还是应该从供给方面入手，就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进行分析。如果只重视短期分析，必然会导致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问题。现在我国学界和政界“三驾马车”的主流分析框架就是典型的短期分析框架，认为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三驾马车”中的需求有所不足，于是政策的着力点就放在如何扩大需求方面。
从外因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滑、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但从内因上看，却是由于粗放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拉动。当表象的短期问题和深层次的长期问题的表现形式相反时，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就需要标本兼治。
从2009年的实际情况看，在强有力的扩张政策的推动下，总需求有大幅度的提高，它支持了GDP增长率的迅速回升，年对年的增长率达到10%左右。
从2009年总需求的构成可以看到，净出口所占比重是下降的，消费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增加，相对量和绝对量的增加，主要来自投资增长。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已经指出，不断提高的投资率(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招致劳动者的贫困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的质疑说明很清楚，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增长模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吴敬琏强调指出，为了走出危机，中国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目前，我们不仅要成功应对危机，使经济回复增长，更要借助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借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改革，加快产业升级。
吴老接着说即使我们从“三驾马车”的分析出发，也可以看出不解决长期问题，短期经济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的道理。在2008年底、2009年初中国政府决定“扩需求”的重点是增加消费需求。执行一年下来的情况是：净出口是降低的，消费需求增加甚微，比重还有所下降，当前旺盛的总需求是靠投资支撑起来的。这当然是一种不正常，也不可持续的状况。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呢？目前，我国一般居民消费水平低，不是他们没有消费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足。“农民工”的待遇不用说它，就是受过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本应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们，从一些大城市对所谓“蚁族”聚居区的调查也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人至今收入水平极低。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上，他们怎么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呢？也许有人说，不妨运用政府发放消费券或者通过其他政府补贴。其实这种办法也并不可行。因为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其所有支出都是从国民手里收来的。如果一味花钱，必然要加税，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并不能增加国民的收入。要达到长期的增加居民消费的目的，就要增加居民收入。
那么出路何在呢？我看马克思有一段话说得很正确：人们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现代经济学也认为，居民的全部收入都可以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根据R. 索洛改写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参与生产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四种，这就是：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或称知识和技能)。在传统的粗放发展方式下，增长主要是靠自然资源(如土地)和资本的投入拉动。因此随着生产的增长，增长得最快的是来自土地和资本的收入。而以上的两种主体的消费倾向偏低，所以他们或它们的收入增加对消费比重提升并没有多大助益。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增加消费，根本之策在于使我们的增长从依靠资源投入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换句话说，增加就业和增加生产中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含量)，使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新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加。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只在于拥有丰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中国只宜于发展低水平的加工制造业。这种看法可能不完全准确，事实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在创新领域的技术力量并不弱。从数量上看，我国受过大专教育的技术人员人数已跃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十分明显。因此，完全有条件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难点只在于如何使各种创新成果顺利实现产业化。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增加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是和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附加价值含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随着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出口加工企业所拥有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消减，不提高它们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就难于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甚至无法生存，就更无法保证为我国普通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了。
把以上所讲的道理换成经济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方式的语言，我们就应当说，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
在这方面，我认为“十一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提出的主要途径依然适用。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已经明确，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率和附加价值的主要途径包括：第一，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其次，推动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具有更多附加价值的环节延伸。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最后，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装备改造各行各业，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为了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加紧努力。
目前，我们不仅要成功应对危机，使经济回复增长，更要借助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借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改革，加快产业升级。吴老接着强调说，未来我们要做好四方面的事情：
首先，保障和增加就业。目前特别是要认真对待和保障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务农与生活安排，同时要帮助他们寻找和开辟务工的新门路，帮助他们实现创业。
其次，发展先进制造业。所谓先进制造业，是指与服务业高度融合的制造业。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工业体系的分工深化所引发的中间服务需求开始增加，出现了服务业向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渗透、融合的现象。对于上海、深圳等制造业集中的城市，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当然，发展先进制造业并不是要求企业一步登天，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把产业链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服务环节延伸。
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s services)。服务业对于提高经济整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扫除服务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产业提升的进程。
第四，培育新兴产业。在淘汰落后产业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同时，要做好“加法”，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现代的新兴产业包含许多服务性内容，特别是包含着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技术力量的培育、设备的积累上，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在很多领域都有可能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等；而且我国一些企业也很有希望参与高层次的国际竞争，如制定技术标准的竞争，目前的障碍在于体制的滞后，出路在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平等竞争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制度环境。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制定和实施之际，中国再次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中心任务提出。吴敬琏分析指出，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逆市发展。所以我劝那些对转型升级缺乏信心的朋友坚定对于这一方针的信心，因为既然一些地区做得到，全国也是做得到的。
对于消除粗放增长方式的弊端，中国政府从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就明确地提出“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制定和实施之际，中国再次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中心任务提出。
那么，为什么任务已经明确，可是在贯彻执行上效果并不理想呢？吴老在此加重了语气说，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因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努力，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问题。当前的体制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所谓体制性障碍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没有消除，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等有待建立。
我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困难重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有一部分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产业化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以电动汽车的发展为例，在两年前，国内一些厂商在动力电池等主要部件上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不相上下。然而，发达国家本来市场组织就比我们好，加上政府支持方法得当，近一年来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中国汽车产业能不能抓住这次机遇便很难说了。而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例如在3G无线通信、数字电视、核电等领域就一再发生这种情况。中国产业发展为什么往往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这种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值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发挥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是主体中的主体。从世界技术发展历史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新技术革命发生以后，由于规章制度束缚太多和发明者贡献与得到的利益的疏离，原来作为技术创新主要力量的大企业优势不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来自小企业。大企业主要借助对小企业投资、收购小企业等方式保持自己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在中国，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工商联的调查，70%以上的技术创新也是来自中小企业。
目前，我国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倾向，加上银行信贷向国有大企业的倾斜，小企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小企业的日子似乎变得更不好过了。除了“左”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系列保增长、调结构的举措、政策对小企业的扶助作用十分有限；相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10万亿元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了国有大企业和各级政府项目。在银行风险控制意识提高的情况下，甚至出现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挤出效应”。吴老最后强调，事实上，小企业起不来，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产业升级和增长模式转型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彻底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值得担忧的。回想1998年，中国正是在发行1000亿国债投资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扶持小企业、积极扩张民间投资，才得以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如何在技术创新上正确地发挥作用。目前，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中由政府主导分钱、分物、分人、分地的做法仍然存在。钱花得并不少，但是效果不大。在一些具体的产业规划中，常常可见政府对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的预先设定，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日本有关当局曾因误判高清电视的技术路线，使日本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落后于美国一个时代。同样，在一些新兴产业示范项目中，由政府暗示甚至直接规定订购或提供指定产品的做法，在各地也是屡见不鲜。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某些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在争取到政府补贴项目之后，往往安排由自己所属企业或本地企业生产；在财政补贴的运用上，也往往选择补“供方”而反对补“需方”，也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的”企业而排斥市场的介入。利用行政权力抑制竞争和技术进步，使大把大把的政府投入打了水漂，甚至造成恶化创新创业环境的负效应。
近两年的发展经验也充分证明，这是我国走出危机阴影的必由之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政府官员对“十一五”的目标产生了动摇。但事实表明，哪一个地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转型升级做得好，它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逆市发展。所以我劝那些对转型升级缺乏信心的朋友坚定对于这一方针的信心，因为既然一些地区做得到，全国也是做得到的。
要顺利实现这些任务，关键是能否消除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消除转型升级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建设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但要“有所不为”，还要“有所为”，其中最重要的职责是通过改革，在建立公平、宽松、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建立共用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负起责任来。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之手应当避免“不该为的为了，该为的没有为或没有为好”。
两小时弹指间就过去了，吴老掷地有声的话语里充满了一个老经济学家对国家对民族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对世事洞悉的睿智，直面问题的勇气和气魄，面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一股崇仰之情油然而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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