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i=s]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0-4-18 19:31 编辑 [/i]2010-4-3 作者：秦晖 华生 魏加宁 陈平 韦森
一些曾被我们视为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开始被视为可与西方竞争的优良体制,一些我们曾经认为的弊病与桎梏，开始被奉为成功的希望。中国是否在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是否需要构建某种“中国模式”？我们是否依然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已被证明是成功且优越的发展方式，还是我们准备独创这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道路或模式更有利于中国民众的自由与福祉？这些不是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
在过去，当中国的改革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谈论什么“中国模式”，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彼岸需要我们奋力抵达。但在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中国羽翼渐丰、甚至被奉为世界经济拯救者的时候，虽然依然带着种种疑虑和不安，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询问，中国的发展是否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甚至可以成为外界效法的某种范本。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曾被我们视为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开始被视为可与西方竞争的优良体制,一些我们曾经认为的弊病与桎梏，开始被奉为成功的希望。中国是否在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是否需要构建某种“中国模式”？我们是否依然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已被证明是成功且优越的发展方式，还是我们准备独创这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道路或模式更有利于中国民众的自由与福祉？这些不是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在此，我们邀请了几位国内著名学者，尽力探寻它们的答案。
有没有“中国模式”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中国的左右与西方的左右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的“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另外写了文章，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要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造成财政破产。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派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在近一两百年的民主制度发展史上，税收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中国的左右派是在一个和西方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得流油呢——我讲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的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的，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他们的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吗？未必，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性。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是存在的。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得够多了。尤其在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对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我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纵向比，南非黑人的收入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也是一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的改变作用。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而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自由与福利
总之，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其实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我们的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改变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把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的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他们进一步提供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的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工厂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种“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现在的“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有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000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程度比过去低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如此，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就不要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可以有，但还没有
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今天讨论的是中国模式，我的观点很简单，我认为中国模式用时髦的话就是可以有，但是现在还没有。目前最多可以说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道路，寻找一个途径，但这还不能称作是一个模式，因为它还不清晰、不定型和不稳定。所谓模式，相对来说是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框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乃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复制。如果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现在还不存在。
首先从经济形态上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公有制变成混合所有制，但是现在仍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各种所有制分别占多大的比重，公有的资产、股份用什么形式管理，大家都没有共识。目前就总体来说，混合所有制只是一个过渡的状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或者模式。
其次从政治体制上看，以前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一些变化，但是目前还没有寻找到或者说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内在平衡和稳定运转的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来说，政治生活中还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包括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内也没有建立起可以规则化操作的制度。有的只是原则，如民主集中制，但原则没有程序和细节不好操作，所以它不稳定。
最后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看也是一样，我们原来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跟现在的经济现实、社会现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思想和道德的混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或是北京共识这样的东西，但我还是乐观主义者，中国模式可以存在和探索，我们不一定要抄别人的路，你想抄也不一定抄得来。我不赞成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成就不值得一提，不过是向西方靠拢的过渡步骤，这样所有的研究都没有意义。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中国毕竟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现实的状况。而且过去30年实践确实也证明了中国人可以走出一个相当成功的道路，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确实比过去几百年完成的跨越都大，全世界都为之侧目。但是如果真想走出中国模式来，还需要做非常大的努力，从经济、政治到文化。
我们自己这些东西本身还没有定型，这样就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实现现代化和公平正义的道路，也可能不以有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走向西方的道路，也可能是走向某种专制或者混乱。我们现在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提炼出可以操作、可以支撑住的东西。
深入一点说，经济是基础，前面我们提到混合经济，是说有强大的国有企业，还有相当发展的民营经济。这个方面现在大家分歧很大，公有私有各自的边界和功效是什么？是不是有稳定的状态？国有经济到底怎么搞？现在央企强大，功能很多，出现了央企国家化，地方政府企业化的倾向，许多搞得很有声色的地方也是政府企业化最严重的地方。国家指挥企业这种形式从经济改革的方向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改革的起点就是政企分开，政企合一就变成了走回头路，最后肯定走不出去。
有人说，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模式已经有了，就是股份制。但股份制到最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国有股份、国有资产的代表是谁，怎么管理，这个问题没法回避。
其实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刚提出股份制时就被注意到了。那是1985年，我们写了篇报告，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还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报告提出要搞资产经营责任制，国有资产要有唯一的产权人代表，用市场化方式、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几十个部委在管国企。我们当时建议成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建立国资系统作为出资人。我记得这件事汇报了好几次，当时国务院几个主要领导都在，总理问我了，你说要搞国有资产管理总局，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有财政部，把财政部的钱放到国资总局那里去，只是把钱从我的一个口袋装到另一个口袋，意义何在？议论了几次，最后定不下来，领导同意我们先去试点，跑了很多地方，沈阳、武汉、重庆、南京，当时那种方式也很奇怪，中央也没有文件，谁思想开放谁就支持你试点，当时是这个模式，过了两年才成立国资局。但比我们原先提的低多了，是一个研究部门，并没有真正管资产管企业，这样直到2003年才成立国资委。
我们今天的条件和20多年前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国资产管理体系看，还远未达到我们当年的设想，存在着众多问题。中国模式要在经济上有突破，恐怕要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出资人制度上锐意改革和创新，因为只有这个不是搬别人的，是自己独特的东西。
有人说，搞什么国资改革，私有化不就完了吗？问题是私有化得益的绝不会是老百姓，而是权贵和已经先富起来、有资源的各界精英。
我在接受采访时讲过，现在盯住国有资产这块肥肉的人太多了。那几年搞民进国退的时候，用MBO（ManagementBuy-Outs，管理者收购）的方式，无非是让近水楼台的人一夜暴富，成为真正的老板。后来大型企业不过是没让继续搞，否则现在也全是私人家族的了。这个诱惑力太大了，盯着这个资产的人从官到商很多，可以说是垂涎欲滴，但这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这不是给老百姓造福。如果全盘私有化，能得手的恐怕不是官员背景也是有关系、有渠道或者用钱铺出路子来的人。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也跟着喊，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共识，也有分歧。秦晖教授写的文章我很注意，体会很多，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我有几点不同的看法。
一个就是他分析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本来还可以自我校正和运转，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有我们这样低人权、低福利国家的竞争是不会出大问题的。但其实从他刚才说的左派右派都是想讨老百姓的好，左派上来讲高福利，右派上台讲低税收，都不去讲大家不爱听的降福利和加税收，这样没有外力，也容易出现问题，不光在于全球化，因为我们这些国家造成。
第二，我认为现在失衡不能主要归结到中国劳动成本低和目前这种人权福利状况，因而竞争力强。美国人消费过多大量借债实际上并不主要因为中国人的高储蓄，日本借给美国人的钱跟中国差不多，不能说日本也是因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权福利才积累储蓄吧？从这个逻辑上我觉得不是太通。
第三，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模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逐步形成的一个格局。这30年是不断在既增加自由也增加福利，这才是我们大家的兴奋点所在。应该说前20年主要是给经济自由，通过经济自由来改变我们太落后的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增加福利方面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尽管还远远不够。
我们的共识是现在这个模式确实还有问题，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现在需要的是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我不太赞成过度的渲染，比如特权，我认为政府权力包括特权这些年来是在逐步受到限制。有一些领域可能是在扩大，但是总体上是在受到限制和缩小，这就是社会进步。
刚才秦晖说到官员特权，说今天的官员可以用权力谋利，这就比毛泽东时代还厉害，我觉得对这一点要分析。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什么官员个人贪污受贿。但当时的干部队伍的制度特权很大，不说干部的政治地位，其经济地位、物质待遇可以说在当时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是处在最优越之列。而今天的官员即权力精英们，他们由制度界定的经济地位已经远远落到市场经济中各界精英的后面，有很大的相对落差和心理失衡。当承担着重要社会职能的官员的正式经济收入从而社会定位受到动摇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稳定不了的。这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国企的存在造成了垄断、寻租和特权，认为把国企取消、国资分完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国企在相当程度上大大缩小了我们的贫富差距。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搞私有制只会造就私人家族寡头。如果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都是家族的，在所有权这块贫富差距自然会惊人的扩大。第二个扩大是经营者的收入，现在说国企领导者的收入太高了，拿个几十万，一百万，但其实只要改制，增加10倍算是少的。现在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管工资只是中小股份制如深发展银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是市场化，高管人员的薪酬肯定几十倍的增加。
有人爱谈权贵资本主义，其实看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就知道，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但如果私有化真扩大到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些央企头上，那中国就一定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因为国家所有的主要资源都已经掌握在个人和家族手里，政府也要依赖他们。那时，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公权私用就会真正普遍化、主流化。
我认为当前的难点是改革开放30年了，原有的发展模式走不下去，但新的出路对中国人来说还并不明确。现在简单地从某一个角度的极端诉求，可能进一步动摇现在这个方向尚不明确、本身的基础已经非常不牢固的现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是希望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成长，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和福利都在同步增长的状况再维持20年到30年，这对中国才是最好的出路。我想，我们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探讨模式不如总结经验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
前面几位教授谈了很多理念。但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我个人认为，现在就谈“中国模式”可能为时尚早。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中，30年的时间还太短，未来到底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这30年中我们所做的，哪些属于一般规律？哪些属于“中国特色”？目前还说不清楚，存在很大分歧。更何况，又有谁能保证按照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中国在接下来的30年还能够继续像前30年那样高速增长？而且，如果说是“模式”，至少有两点，一是可以延续；二是可以复制。我认为当今中国还是应当谦虚一点，更多地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快发展自己，这样说并不妨碍我们去总结过去的经验，现在急需讨论的，与其说是“中国模式”，不如说是“中国经验”。所谓“中国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中性的。
过去30年“中国经验”有哪些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一个最大的经验就是我们实现了开放、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不断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发展以后又带动新的开放，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打开，大家出去一看，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西方已经腐朽了，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了，战后几十年人家反而是发展得很快。由于看到这巨大的差距，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再像过去那么折腾不行了，必须推进改革，通过推进改革来加快我们的发展。而每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承受能力有所增强之后，我们又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取得新的发展。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开放方面，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似乎能开放的都开放了。很多人出国后一看，在高楼大厦等“硬件”方面，人家有的我们似乎都有了，一些地方甚至比人家的还要好。于是，人们在改革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缺乏“改革共识”。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呢，其背景也在于此。
但是我以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光看“硬件”还不够，还应当看“软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再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地区间竞争，它可能是中性的，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正面效应是地区之间的竞争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动力，招商引资，追求GDP，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负面效应是地区差距拉大，重复生产，产能过剩等等。
第三个方面是负面的教训。这30年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扭曲了的要素价格。首先是土地价格被地方政府压低，竞争性地招商引资，出现了对农民的剥夺，农民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其次是劳动力价格被外企和民营企业压低，不上社保、压低工资，等于是对农民工的剥夺。再次是资金的价格被中央银行压低，低利率，低汇率实际上就是压低了资金的价格。另外，资源价格被中央政府压低了，资源税不到位；再有是技术的价格被企业压低了，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最后是“环境价格”也被压低，环境污染、“黑色发展”。这一系列要素价格被压低之后，我们实际上把各种福利通过出口补贴给了国外的消费者，甚至还没到消费者手上，而是到了中间商的兜里，我们还要承受国外的指责与反倾销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少资金和技术，这样的发展模式可能有助于启动经济，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发展模式实在是难以持续，需要加快转变。
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展望未来，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启示之一是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单纯的招商引资拓展到“走出去”。还要增强改革的内在动力，包括以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推动经济改革。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主要要理顺三大关系：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去30年我们最大的经验是至少在学术界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基本理清了，找到了方向；再一个是理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政府和国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民主与法治。
首先，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这么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就尽量让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才应由政府去做。第二，对于市场这一块，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只有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才应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第三，对于政府这一块，凡是基层政府能够做的就尽量让基层政府去做；只有基层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才应由上一级政府或者是由中央政府来做，基层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第四，对于投资者来讲，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应当允许进入，即“非禁即入”的原则。第五，对于政府而言，只有法律授权的才能够去做，即“有限授权”原则。
其次，关于“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现在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们的财权逐步上收，事权逐步下放，地方要干的事越来越多，而转移支付资金又下不来，地方资金紧张，还不能公开举债，导致地方财政十分困难。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转移支付制度能够钱收上去，也要得下来。再有一个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适度的举债权，过去的做法是不让他举债，他就去成立平台公司从银行大量贷款，结果，要么是银行短存长贷，要么是平台短借长投，潜伏风险很大。
启示之二是要转变地区间的竞争模式，从“GDP增长速度竞争”转变为“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的竞争”。另外还要加强纵向的转移支付，建立横向的转移支付。例如德国是有横向转移支付模式的，富裕的地区定期给贫困地区一笔资金。中国国土这么大、地区间差距这么大，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把现在的“对口支援”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启示之三是要理顺要素价格，转变发展方式，这已经在大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最近中央领导一再讲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因此就不具体说了。
总之，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做好现在。
民主法治还是协商试验
陈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到底是法治、德治、还是人的开放竞争更重要？我在美欧30年的观察发现，法治的稳定性虽然在资本主义早期对约束专制权力有过建设性的作用，但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加剧的当代，西方的民主法治显然成为福利社会恶性膨胀，保护既得利益，阻碍技术创新和社会改革的严重障碍。
西方人强调的程序公正，在方法论上对科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的程序办法推到社会上变成程序化的法治，造成损害大众经济的新的利益集团，成为西方无法在金融危机中实施起码的财政政策、无法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改革、从而自我毁灭的原因。在这点上，中国原来被“五四运动”批判为弱点的德治、人治的东西，在开放竞争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显然比西方强调民主法制这套东西有生命力。
西方的法制是赢家制定的，是利益集团的博弈不断修订的。现实世界里的西方法制，保护夕阳集团超过促进新生产业，阻碍开放竞争。我们曾经相信，依靠法制、宪法就能保证国家健全发展，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再好的制度，写得再好的法律，一旦失去人的因素，失去道德准则，也有灭亡的一天。
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之下，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衰落，医疗等国内改革也遭遇重重阻力。我早在奥巴马上台之前，就给他的智囊提了一个建议，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经验是一定要经济增长先于改革，例如包产到户，先调动农民积极性，等饼扩大的时候再改革国企，才能说服民众。如果饼缩小的时候改，所有的集团都在保护自己的利益，民主制下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改革就成死棋。历史证明中国邓小平的远见，远比美国的民主政治高明。美国国内改不下去，早晚会发动贸易战转移目标，也许还会发动局部战争。须知“罗斯福新政”并没有结束“大萧条”，是二战结束了“大萧条”。否则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中国的现状要改革，大家应该理解一些历史的现实：
第一，天下没有什么消费拉动经济的问题，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发展生产力。技术进步导致全世界劳动分工的全新变化，已经不是亚当·斯密讲的工业化前的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在加速变革的技术变化前成为神话。因为“创造性毁灭”消灭旧产业就业的速度大于新产业创造就业的速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担负起为市场不能吸收的劳工创造就业的任务。各个国家的兴衰首先取决于国际竞争能力，如果有竞争能力，你才能拿到超额利润，如果你丧失竞争能力，再好的福利也要下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显然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大大优于西方。加入WTO以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都认为在谈判中让权太多，农业、汽车、金融将全部“沦陷”，但现在完全倒转了。
第二，价格是竞争的策略，不是分工的依据。国际劳动分工的要素价格都是受各国政府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垄断扭曲的。以为无监管的市场会合理配置资源，只是工业化之前的故事。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讲的要实行要素价格的平衡，无非就是土地私有化，搞土地规模经营，把80%的农民赶到城里面。中国不可能走英美化的大工业道路，把农民赶到城里来，为什么？中国没有可能像当年的殖民地国家一样，把中国的移民送出去占领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这么多土地。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是人口资源不平衡。有人批评中国是压低劳工、资源和汇率的价格，但是国际不平等竞争的根源，是美欧利用技术垄断和进入壁垒，抬高他们的技术价格和资本价格，压低外债的价格。假如我们在获得技术优势之前，先抬高劳工和资源价格，岂不等于自废武功，向西方投降？
第三，中国市场化改革和东欧苏联的市场化的改革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实行的是双轨制，没有价格放开，才使民族企业赢得学习竞争的时间。中国开放深圳特区是最好的选择性开放而非全面开放的典型。如果中国一下子打开国门，所有的国企在外资面前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迅速增长，源于对外国公司的进入限制，中国是拿市场换技术，逼着跨国企业给中国转移技术，提高部件的自给率。跨国公司进来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全军覆没，而且中国的国企和乡镇企业竟然能跟跨国企业挑战，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地方政府分担的不同角色。地方政府努力扶持民族工业，创造就业。中央政府承担地方创新的社会保险，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要是中国像东欧前苏联一样，金融受跨国银行控制，汇率价格大幅波动，企业生存空间就会变得大为狭窄。
构建良序的市场经济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了国内外媒体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最近看了一下有关文献，我才注意到，原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在其有关“北京共识”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中国模式”概念。最近，一位叫马丁·雅克的西方人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更是被国内外媒体炒得很热。
为什么西方媒体和观察家们近些年老是喜欢炒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GDP增加了31倍。老外来到中国，一看就傻眼了，自然会想，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中国模式”概念。
事实上，国内学界近年来也不断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进行思考，这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放出了一个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资源配置体制，常常会出许多问题，但这丝毫否定不了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改革过程中，政府在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本身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强势地参与了其中，各级政府本身的行为乃至运作方式也随之“市场化”了，政府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参与主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2008年以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实施中，政府竟成了全社会内部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刚才华生说，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中国模式”这个东西。最近，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也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另一方面，一些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人士却数年来一直在谈“中国模式”。我个人有一点介于科尔奈、华生和西方观察家之间。我认为目前可能正在形成一个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独特“中国模式”。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步成型，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卷入市场越来越深。
回顾过去3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从形式看，先是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再是城市的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就实质来说，政府逐渐放出来了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体制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实质上都几乎以超过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在快速增加，有些年甚至超过了GDP增速的3倍。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
把2000年到2009年的每年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当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计划目标与当年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放在一起来比较，会发现这9年间，中国的财税部门几乎每年都以200%的增幅超额完成了自己所定的财政收入增收的计划。譬如，2000年，财政部定的当年的财政收入计划是增加8.4%，但实际增加了16.9%，完成计划的201.2%；2007年，计划增加13.8%，实际增加了32.4%，完成计划的234.8%！这样的社会后果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同时扮演着掌控巨大自然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市场参与者和市场驾驭者的双重角色，为处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上的一些官员运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包括征税、财政支出、政府投资、土地和矿产的运用和利用等等）进行个人以及家庭和亲属的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
那这种尚未固定且本身处于转型过程中“体制模式”的效率如何？在回答和认识这个问题上，国内各界显然存在着诸多分歧。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在从一个政府统御社会的计划体制向一个政府主导市场的市场化社会的转型中，一个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的低发展国家，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和竞争机制的生成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高速补长，而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又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所爆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绝好的机遇。在这一国内国际格局下，市场本身解放和扩展所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又被政府发展市场经济政策导向和参与市场的推力所增强，于是，就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接近十个百分点的快速增长。但是未来呢？未来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转型体制还能支撑、蕴育并维持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吗？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西方国家可能会长期时间陷入一个慢性的复苏过程之中。过去中国依赖超高速外贸出口的增长模式也显然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我怀疑，甚至担心，我们目前这种强势政府运用和统御市场的模式，会快把我们在过去30年“引入市场经济的增长红利”吃尽了，还靠什么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谈到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目前“可能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一个是作为我们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理想社会模式”。如果说目前人们往往会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非稳态的“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讨论并企划我们国家的“理想模式”，应该旨在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的久远福祉寻求制度保障。
一个21世纪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应该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整合“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我们社会的长期发展目标两个基本维度，应该进一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守法，即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先制定的抽象规则的约束之下。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及其任何政府官员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是应该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实际制约的。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法治理解为宪政民主。从政治学上来说，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政权和政府一旦建立，都秉有无限扩张自己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征税——的冲动。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危险。
而民主，也不仅仅只是选举——或言普选权——问题。民主政治，不只是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法治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中国经济从长期来说将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所以我一再呼吁，要从修改我们的预算法开始，再考虑修改宪法，逐步建立民主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什么是预算民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征税要征得纳税人选出来的代表的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每笔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必须向纳税人及其代表交代清楚。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
概言之，到中国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的节骨眼上，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逐渐达致这样一个共识：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难言有一个良序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都呼唤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先在呼唤着民主预算。
（本论坛文字整理：刘波、林密、秦蓓蓓）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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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这个蠢货的意思是说，只要还没有病得要死，所以被疯狗咬一咬是无妨的。反正狂犬病还有一个潜伏和发病期。 福利是度的问题，体温42度时要退烧，32度时就要保温，现在中国社会福利偏低了吧？秦晖叫叫并没有错。右派应该从反对以福利名义增税，结果减低社会活力却养痈吸血机构着力，免得脱离社会大众支持，徒得骂名，无益社会。 秦晖无非是支持政府耍流氓，可是居然有这么多人相信丫那套歪理邪说。而且还对自由主义者倒打一耙。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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