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梦想之后
扼杀梦想之后□ 谢国忠 | 文
新一代中国农民工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中长大。这一代人
并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国
家的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异。当今中国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是在贫
困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别无他求，对周遭环境
好坏也并不太在意。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
。
如果中国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
能集中爆发。
机器与人
十年前，我曾参观某家电子制造承包商的工厂流水线。一排排年轻姑娘专注地将零部件
组装到一起。工厂对她们的如厕和小憩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她们
也只能坐在指定的长椅上。车间经理告诉我，这些人都只有18岁，“这活儿需要手指灵
活的工人。过几年，我们再换另一批18岁左右的女孩。”
参观之后，我写了篇文章，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奇迹就是依赖那些极端温
顺听话的中国工人。从这一经济动力中获益的，不仅有提供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西
方企业，还有设在中国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著称。目
前，代工行业发展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台湾企业。
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将现代工厂体系不人道的本质表现得
淋漓尽致。在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卓别林模仿的那些场景早已了无踪迹。劳动力成本
不断上升，工厂主只好购买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人力，比如，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主要由
机器人[48.99 1.68%]来操作生产。
可是，当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供应充足的环境下，资
本密集型生产发生了改变。一些工厂以人力取代机器起家，包括一些电池制造商在内。
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别是电子制造业的外包—将这一模
式用到极致，利用廉价劳动力最大化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通常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关联。如果企业需要一笔固定投资，那么，它需要一
定的规模以取得投资回报。在中国，外包业务劳动密集型特点突出，同时也规模巨大。
有些企业雇佣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通常在同一地点)工作。它们是如何发展规模经济的
？
我认为，有两大因素促进这类企业的壮大。其一，与苹果公司或惠普公司这样的大客户
建立伙伴关系并不容易。通常看来，长达数年的沟通往来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在同行
中脱颖而出的供应商更容易获得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商的总量不断减少。因此
，坚持下来的供应商规模不断扩大，其规模经济效应源于优质的客户关系管理。
其二是劳动力管理。这也许比第一点更重要。一家成功的中国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这与公司的组织制度密不可分。如果一家公司聘用了数以
十万计的中国员工，那么，相应地，它需要一个庞大体系来组织招聘、安排住宿、提供
培训以及管理员工。
军事化管理溯源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希望迅速实现工业化，同时面临着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
力的挑战。日本企业选择军队作为学习的范本。因为当时军队也面临着类似问题：需要
将农村男孩训练为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军队采取了压力最大化和严格的全盘管制的方法
。这样一来，工厂制服、早操、忠于公司的观念教化等，成为后来日本工厂的特点。
这套体系也推广到了其他东亚地区。台湾受其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台企深谙日本的管理
模式，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颇为了解，它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管理甚至比日本在华工厂
更“出色”。
台湾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这样一来，跨国公司专注于研发，以及品牌推广和
分销。
美国的品牌公司、其分销公司和台商代工公司之间的盈利关系可持续的前提是，中国的
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并且中国工人仍然愿意接受工厂的工作条件。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看到很多华工为多挣一点钱去很
远的地方干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吃苦文化”的影响；二是家庭责任的要求。代
工厂的女孩子们一个月能挣100美元，用来付弟弟的学费，给妈妈买药，(如果可能)为家
人买处房子。她为家庭牺牲自己，换句话说，她并没有自己的人生。
归根结底，她们当时接受艰难的环境基于三个因素：其一，她能吃苦；其二，她们家需
要这笔钱过活；其三，当时物价较低，100美元已经是很多钱了。
如今，这三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
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有些村庄也许没有
严格执行，但总体而言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所以，这一代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
不是那么爱吃苦的性格特点，使中国的青少年与其他国家同龄人有了更多共性。
其次，农村家庭的生活也没有十年前那么差了。每户要供养的孩子更少。政府比以前更
关注农村教育；有了医疗保险体系，家庭因病而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减少；大多数农村
家庭都建了自己的房子。当代农村青年肩上的家庭责任，不如以前那样沉重、那样迫切
。
第三，通货膨胀已经严重侵蚀了收入的价值。今天的农村青年渴望生活在大城市，但城
市房价增速比他们工资的增速还快2倍。他们的梦想比十年前更难实现。
时代变了
最近发生在富士康等企业的事件，意味着一个新面目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资源不如以
前充足，劳工不如以前温顺听话。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方式暴露了它们对
这一事实的无知。它们仍然以为这些只是个别事件，通过施压和收买就可以恢复“正常
”局面。
在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代沟以及当地政府和企业不寻常关系。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
像来自不同的世纪。而当今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属于他们的父辈。从近期的劳工危
机来看，政商界似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劳工危机的。
统治者的决策往往以短期边际效应最大化出发，而不会考虑个人梦想或长期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他们想在大城市定居；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
，他们期待从事有趣、高薪的工作。当前的工厂体系无法满足他们的梦想。那些工厂通
常远离市区、比较封闭。离开农村来到工厂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这里比在家乡更孤单。他们身处城市和农村之外，过着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现有薪酬制度下，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基本工资很低，只有通过大量的加班才可能
挣得接近2000元的月收入。他们没有时间来规划、提高自我，或者融入城市。几年后，
他们将失去青春和工作，却仍然没有能力或财力来享受城市生活。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上述情况呢？
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的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未
来。
地方政府和工厂业主的特殊关系，是解决或避免劳工问题的阻力。大多数沿海工厂都从
内陆招工。当地政府与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税收和其他收益的
缘故，政府与工厂业主的关系非常紧密。处理劳工问题时，当地政府自然站在企业那一
边。
为改善现状，中央政府应该严格审批远离市区的大型工厂用地。未来的工厂应靠近发展
完善的城市，像其他国家那样鼓励工人租用当地房屋，而不是过宿舍生活。他们应该得
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将厂址设在工人住地附近。
尽管有些人意识到了中国劳动力的挑战，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或许对此还没
有清楚认识。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处理富士
康这类危机时，他们采取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我担心更严重的类似危机还会再次发生。
最终，市场力量将打垮当前的制度。工人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可以参与城市服务业。虽
然工资可能有点低，但生活要好得多。而且，他们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劳动力成本的
上升，最终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的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拒绝改变
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
们将失去工厂！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道理很简单，说出来，大家都明白。很多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下去，总会有 陈胜 吴广 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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