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富民穷，转型？
从总理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了解到，中国2009年GDP为33.5万亿，增长8.7%；预算内财政税收6.85万亿，增长11.7%。相比之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万元，比2008年增加9.8%，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新增8.3%。读到上述经济收入数据，我们不妨看看国民收入在政府跟民间之间的分配结构有什么变化。
预算内财政税收6.85万亿，相当于近4亿城镇居民去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等于13.3亿农民去年全年的纯收入。当然，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还不包括1.5万亿土地出让收入，更不包括十几万国企去年的利润和国有资产变现所得。如果再加上那1.5万亿土地出让金，不算国企利润和其它国有资产的变现收入，那么，8.35万亿的政府收入相当于4.83亿城镇居民去年的收入，16.2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财政收入继续膨胀与调收入分配结构目标矛盾
2009年的政府规模，跟前些年比是减小了，还是在继续膨胀？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是以预算内财政收入为基础。那么，大致情况如下：
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相当于3.9亿城镇居民同年的收入，12.9亿农民的纯收入；
2002年，本届政府之前，政府财政收入等于2.5亿城镇居民的收入，7.6亿农民的纯收入；
1996年，新财政体系之初，为支持政府的规模，需要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3.8亿农民的纯收入。
从这些趋势看，自1995年开始，国民收入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配结构基本没有变形，是继续向政府手中转移，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的2008和2009年也是如此，财政税收以超过GDP、超过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显然，这跟十七大决定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目标不一致。
压抑国民收入的几大因素
什么原因导致了财政收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依然剧烈膨胀？
第一，政府控制国有资产和土地导致民间分享的国民收入低下。一国消费增长艰难跟国有制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有关。根据我的一些研究，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那么在同样GDP增速情况下，其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简单，在主要财产或土地都是国有或者公有的社会，企业产权再升值、国有企业利润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无法感受、享受到这些资产收益，得不到财富效应，因为这些资产收入都由政府独享。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让土地升值很多，国企利润和资产都升值很多，但这些对老百姓收入和财富没有产生影响，故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有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码的稳定，因为老百姓才能感受到GDP的增速，若官方公布的GDP增长为一半左右，他们分享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
第二，中国人本来收入就比较少，但是税收比例并不比其他国家低，同时国家又不给社会提供相配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障、福利，也不提供更多的医疗保障服务和教育支持，这必然使中国人能够花的钱就更少。
第三，其它官方收入太高。
第四，秦晖教授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有着“低人权”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工人权利没办法通过工会得到保护，也没办法通过自发机构或者组织得到保护，必然使工人方方面面权益得不到保证。在这种局面下，当企业、管理层或者其他机构侵犯工人权益、人权的时候，侵犯方要付出的代价、成本会很低。用经济学术语说，这等于说在中国人权的价格很低，侵犯方不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就可以去侵犯或者忽视人权。综合起来，这就使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以及方方面面的福利很低。
更为不利的是，金融危机致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比以往便宜，包括权利的价格也会更低。就像在传统中国，一旦有大的天灾人祸，妻妾的买卖价格会下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在危机中通过行政手段让国有经济扩张、挤压民营经济、延伸强制力，使私人、个人的权利相对受挤压，权利的价格在进一步下跌。
第五，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中国税收和财政支出，都不需要经过人大审议。这也是导致国民收入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
必须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作民有化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制约的能力。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每个季度起码有两个星期，让人大的专业委员会把相应部门领导叫过来问责，例如，财经委员会召集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的管理层，看哪些政策有问题，有哪些不同意见，进行公开正式的问答。政府机关对人民负责的方式，就是对人民代表机构负责。
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12年看，政府财政税收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增长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再次，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以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各一个，这样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最后，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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