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为什么不出巴菲特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最新排名，美国股民巴菲特以620亿美元的身家成为世界首富，长期占据这一位置的比尔·盖茨跌至第三，第二位为墨西哥电信大亨夺得，全球最富有的华人李嘉诚位居第十一。世界最富有的10人中，印度人4名，美国人2名，墨西哥、俄罗斯、瑞典和德国各占一席。在拥有10亿美元以上家产的1125人中，中国大陆有42人，虽然比去年增加了22人，但无法和美国的469人相比，也低于印度的53名。大陆首富在福布斯榜上排第125位，印度的首富米塔尔则紧随盖茨排第四位。可见超级富豪的产生和经济的发达程度有一定关系，却又不是决定性因素。以美国作为比较的标准或许不大合适，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出米塔尔”。
造就富豪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富豪多了对社会却无疑是件好事。在自愿交易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首先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才能售出产品和服务，企业家才能从销售收入中获取利润和积累个人财富。巴菲特的620亿美元来自他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分成，股东用货币投票的方式承认了他的贡献。同理，微软公司的软件极大地提高了电脑的使用效率，盖茨的580亿美元仅仅是微软所创社会价值的一小部分。
承认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对勇于承担风险者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经济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个人潜能的发挥是保持社会活力的根本之道。任何社会都是先行者寡，跟随者众，大众如何对待少数先行者以及如何制度化地激励先行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路径。
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是“枪打出头鸟”，“不患寡而患不均”，以中庸为至善，以迎合多数为美德，歧视和压抑作为少数的先行者，于是保守、落后和愚昧伴随了我们两千多年。在中文的语境中，“富豪”一词的内涵似乎就是“为富不仁”和“巧取豪夺”，表面尊崇，实为贬斥，而“商人”的称呼就总带有“无商不奸”的意味。古代中国社会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人处于最底部，高居金字塔尖的是科举出身的官员。
马克斯·韦伯指出，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鄙视经商和营利，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产生(《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而“以赚钱为天职”的英国商人则抓住了蒸汽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带领英国率先进入工业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韦伯追溯历史，将英国商人地位的改变归功于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的兴起。新教一扫商人富有但卑微龌龊的社会成见，视经商为上帝指定的职业，认为履行职业义务而获取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可取的，并且是信徒必须身体力行的。新教“为新型企业家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基础和支持”，商人从此挺起胸膛做人，理直气壮赚钱。
尽管后人对韦伯的研究颇多争议，例如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韦伯的核心观点为各家所接受——虽然并非充分条件，社会观念的转变却是近代经济生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新的精神和伦理未必导致新的经济形态，而旧有的意识环境却绝无可能支持新的生产方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须破除和抛弃传统观念，但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其他方面也要跟上，尤其是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
韦伯论及意识对经济的影响，英国并非孤证，从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荷兰，到后起的瑞士、德国和美国，新教国家构成了世界发达市场经济的主体。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提供了东方的案例，若非当年小平同志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若不形成“致富光荣”的社会风气，就不可能有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民营企业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有目共睹，它们奠定了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最重要基础。
虽然“致富光荣”表面上已为社会所接受，真的有人富起来之后，反而有可能因此而增添了一份“原罪”，陷入天然的社会舆论劣势。今年的“两会”上，工商界委员提案修改《劳动法》和降低最高所得税率，立即被指责为替少数富人谋利，有违全国政协赋予的崇高使命；而来自国有电力公司的委员呼吁提高电价，却不见民情激愤。同样履行自己的职责，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说话，为何社会反应截然不同？可否解释为士、农、工、商的潜意识回潮？或者叫做转型社会中的双重标准？
政协委员不是慈善家，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兼善天下”，保障农、工利益靠议政和立法机构中的农、工代表。在法制的框架下，农、工、商各讲自己的话，各自争取本集团的利益，通过公平和透明的博弈，达成利益调整的各项协议。我国政协和人大为各方的利益博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增加农、工、商的名额，降低“士”也就是官员的比例，因为从理论上讲，“士”并非独立的利益主体，“士”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是农、工、商的利益，是13亿国民个人利益的总和。
回到本文的题目，中国为什么不出巴菲特(或者米尔塔)？答案如同沙漠里种不成庄稼一样，皆由土壤和气候所致，与种子并无太大关系。产生巴菲特的土壤是产权制度，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他人产权，无论产权的所有者是富豪还是低收入阶层，也无论侵权的名义是公益还是提携弱势群体。
巴菲特和盖茨所需要的气候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承认和尊重价值创造者，承认和尊重由此而积累起来的财富。形成这样的社会意识要有理性作为基础，不要问你的财富比巴菲特和盖茨少多少，而要问如果没有他们，你的财富是否会更少？你愿意生活在没有他们的均平世界上？还是有了他们而你的生活会更好的社会中？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均平世界不可能产生巴菲特与盖茨，收入一旦平均分配，巴、盖之辈即失去冒险和创新的激励。最根本的问题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是“他拿大头，我拿小头”，还是“宁可我少得，也不让他多得”？
市场经济需要理性，有理性才有平常心。当人们对富豪不再是嫉恨与羡慕交集，不再是口诛笔伐而心向往之，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会更加有力，价值创造者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巴菲特与盖茨就会不断涌现出来，不仅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思维，而且也会以他们两位为榜样，捐赠财产，回馈社会。毕竟财富再多100亿，对他们的物质生活已无实质影响，而只代表人生价值的更进一步。财富产生幸福感之大，莫过于报答社会，这也是富豪应有的理性。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