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形势比人强
“刘易斯拐点”来临如果某种供给是无限量的，那么，它就毫无经济价值。供给的价格即生产成本。当一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时，劳动力就成了这样的供给。当产业劳动力少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时，前者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改变整个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也就是说，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导致劳动力要求更高的工资。工人成为产业劳动力所增加的生活成本，加上放弃农村安逸生活的价值，就是工资水平的均衡值。
但是，当剩余劳动力消失时，劳动力变为有限供给。如果某个行业希望雇佣更多的工人，就必须开出比其他的工作岗位更具诱惑力的条件，也就是说，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发展经济学理论把前者和后者之间的临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近期劳动力出现短缺，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泾渭分明。大学毕业生就业仍然艰难，而且起薪很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高不了多少，无从反映大学教育的成本。如果用经济学术语，中国的大学教育可谓“附加值为负”。这似乎暗示着这部分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仍是无限量供应。
蓝领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参差不齐。中年劳动力就业机会渺茫。的确，相当多中年劳动力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待业状态。如果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将极大地改变供求平衡。
“刘易斯拐点”的形成和到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青年蓝领工人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其资源已经枯竭。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目前劳动力极度缺乏。这些工厂的经营模式就是建立在青年蓝领劳动力的基础之上。青年工人生活成本较低，劳动力更具流动性，对住房的要求有限。出口产业通过雇佣青年劳动力大大节省了成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劳动力的医疗成本将呈指数增长。
出口型产业过去一两年中一直抱怨“劳动力短缺”，这一说法暗含玄机。任何紧缺的产品都意味着定价有误。产品的价格应当上涨，从而遏制需求、增加供给，直至达到新的供求平衡。因此，短缺实际上等于价格过低。
对短缺的物品重新定价，意味着整体供给的价格上升，而不仅仅是边际供给。这种特性导致产业拒绝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劳动力，因为他们必须支付给现有的工人更多的工资。他们更愿意降低产能，闲置部分产能也许更合算。
转移与转嫁
遭遇“劳动力短缺”，或者经历罢工的企业也无需对目前的形势过度担忧。薪酬的要求并非是个无底洞。笔者相信，只要工资水平以每年15%-20%的幅度增长，劳动力关系就可以重新达到供求平衡。薪酬上调，劳动力需求就将增加，雇佣中年劳动力就有商业价值。劳动生产力也将随之增加，可以抵消工资成本增加的一半。工资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买家。
中国的出口商惧怕来自西方的买家。因为中国的工厂众多，但是，西方的买家却寥寥无几。要让买家承担价格上涨，貌似非常荒谬，因为西方的买家总可以转与另一家工厂合作。但是，如果中国的生产成本上涨，理论上的这种选择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工厂都必须支付同样的薪酬。因此，西方的买家就无法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单家中国工厂并不拥有定价权，但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却掌握着定价权。
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说，生产基地可能会从中国转移到别的国家。没错，有些产业的确会、也应当转移到别的国家。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如果某国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生产基地就将转移至其他低工资国家。经济繁荣因此遍地开花。如果中国制定政策，希望阻止这一趋势，就大错特错了。
另一方面，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余地受两个因素的制约。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规模、成本和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上超越中国。如果中国生产基地的一小部分转移至孟加拉、印度尼西亚或者越南，会导致这些国家产生高通胀，并将逐渐消磨掉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这些国家可以选择诸如兴建基础设施的方式克服瓶颈阻力，重振竞争力。但是，这一过程极其漫长。另外，工厂不能离供应商和买家太远。转移至另一国家将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移动整个供应链是极其困难的。
除此之外，西方的买家应当能够将成本的上涨再转嫁给零售消费者。虽然每家工厂的成本中只有10%为劳动力成本，但是，中国价值链中的整个劳动力成本占总体生产成本的约三分之一。而西方商品的最终零售价是中国出口价格的3-4倍。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西方最终零售成本约8%-9%。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番，西方的最终零售成本只需提高8个到9个百分点即可。如果这种增长是在三年内逐步实现，就意味着将产生3个百分点的通胀增量，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笔者相信，在某一幅度之内，中国可以提高劳动力薪酬，而不必付出大量失去其全球贸易市场份额的代价。这一机会窗口可能是十年左右。在此期间，中国出口额增加，主要依赖价格的上涨，以及部分出口量的增加。中国的出口额每年将增加7%-10%，出口额将在十年后翻1倍，达到3万亿美元。
中国将转型为消费经济，而从出口量的增加转为出口价格的增长至关重要。更多的劳动力将转向服务业。因此，出口量可能不会像从前一样增长强劲。进口额也将增加，而出口价格的增长将产生足够的收益弥补这一支出。
除了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也需实施实质性变革，达到新的供求平衡。上世纪90年代，由于信贷飞速扩张，而产能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中国经历了高通胀。通胀支持了产能的扩张。投资快速发展数年后，产能不再是发展的瓶颈。中国经济由于劳动力过剩，又出现通缩压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通缩压力吸引跨国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落户中国。中国同时经历了国内生产总值两位数增长和低通胀的发展历程。
加息抑通胀
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定产生更大的通胀压力。过去十年中，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总额占整体经济的比例大幅缩水，目前可能不足40%。今后十年，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的比例将大幅增加，可能达到55%-60%。美中不足的是，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比例的正常化将导致每年产生5%，甚至更高的通胀率。
目前的利率结构符合通缩的环境，而完全不符合通胀的环境。正确的利率可能应该比现状高出5个百分点。调高利率有利于防范危机。如果保持现状，由于实际利率为负，通胀将进一步恶化。而且情况将恶性循环，从而引发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加息，越快越好。
政府不愿意加息，转型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在低息环境下，货币供应增长迅速，抬高房产价格。如果利率正常化，房地产市场将缩水50%。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市场创收。如果房地产市场缩水过多，地方政府可能会面临融资难题。低息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国有企业的杠杆水平可能在100%左右。如果利率提升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额外的成本负担将接近他们目前的盈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二者反对提高利息可能延缓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的升息将是极不情愿的、缓慢的，因此，经济发展将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现在很难预测通胀率最终将被推向什么水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油价。指导油价的变数太多。公平地说，考虑到英国石油公司（BP）目前的处境，石油价格未来数年只会升，不会降。因此，中国的通胀率很有可能将突破两位数大关。
中国的货币不大可能像许多人期望得那样大幅升值。人民币升值的期望正在驱动中国的货币供给和房地产市场。现实将使投机者大失所望。今后十年大幅上涨的是工资，而不是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工资将上涨至足以对汇率产生贬值压力的水平。中国的货币有可能在2010年末小幅升值，2011年初再次升值。但是，2012年，中国的房产市场将走向下坡路。届时，全世界都将谈论人民币贬值。对人民币币值的态度转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
像中国这样经济转型面很难不伴生危机。转型时遇到阻力，则更加速危机的产生。但是，危机不是注定的。中国应当尽快以合适的速度开始加息。如果今年加息1.5个百分点，明年再加息2个百分点，2012年再次加息，中国即可实现经济软着陆，尽管房地产市场可能将硬着陆。
时代变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通货膨胀。宏观层面，中国必须提高利率，避免过度通胀。微观层面，政府应当容忍通过罢工提出增加薪酬的合理要求。 谢国忠就瞎扯吧。“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什么经济理论的逻辑？或者，是什么经济现象？就当下而言，究竟是先通胀起来的呢，还是先“劳动力市场”起来的呢？
中国的谷物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而中国设定的一般进口税率是80%，和配额进口税率0%，众多的农产品也都是如此。但国际谷物和农产品的价格依然决定性地影响国内谷物和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根本说来，原油为基础的燃料价格也受国际市场价格左右，只是是否确实同步与同比的问题。
在固定或联系汇率条件下，国际市场的价格决定了我们粮食，纺织品，食油，燃油，有色和黑色金属的价格，进而经由化肥，化纤等等影响国内粮食，棉花，油类的生产成本，经由饲料决定肉类的生产成本与价格。
倘若人民币升值，上述所有要素和资源物品的人民币价格都会下跌。即使不升值，它们的价格也最终不会跟着通胀走，或者涨起来也会跌回去。 [i]大苗兄再来看看这篇文章[/i]
[b]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通胀风险的主因[/b]
余丰慧
央行在8日发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预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达4.5%左右。粮食价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行压力增大是通货膨胀风险扩大的三个主要因素。随着劳动力供求出现结构性趋紧，工资上行压力将增大。目前，全国平均劳动报酬已连续七个季度超过GDP名义增长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总水平。
因此，央行得出结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增加通货膨胀风险的另一个因素。4.5%的通胀率，超过年初确定3%目标的1.5个百分点。而把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粮食价格、能源价格并列，作为加大通胀风险的三大主要因素，笔者不敢苟同。
必须弄清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通货膨胀主要是指流通中货币过多，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少的商品，造成物价持续上涨的一种经济现象。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多是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的主因，而这种流动性过剩不是央行主动发行过多货币造成的，而是被动或者说不得已而为之过多发行基础货币酿成的。主要是我国贸易顺差直线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根据我国目前的强制结汇制度，央行必须被动发行基础货币来冲抵。这就造成了国内流通货币过多的现象。
试想，根据货币流通规律和决定因素，无论通过财政还是信贷，投放的货币都必须有商品作为保证。否则，必然造成物价上涨。而我国的巨大贸易顺差，意味着这部分顺差的商品出口到国外销售，而销售后得到的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后在国内流通。商品销售到了国外，货币回到了国内。回到国内的这部分贸易顺差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流通是没有商品保证的。这部分潜在流通的货币有多大呢？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1.4万亿美元左右。这是我国可能发生通货膨胀风险的主因，这是真正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贸易顺差过大导致外汇储备过高，外汇储备过多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又导致潜在通货膨胀风险增加。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是在国际产业调整和转移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廉价的劳动力、廉价而且管理宽松的资源能源、不是很严格的环保限制政策等，正是国际资本追逐的地区，正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目的地。遏制流动过剩就必须扭转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而扭转贸易顺差过大就要从国际产业调整和转移的背景下来考虑，其中大幅度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是扭转贸易顺差进而遏制流动性过剩的措施之一。流动性过剩得到了解决，通货膨胀隐患就基本消除。
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增加商品成本，进而引起物价上升，但这只是表象，增加的成本也微乎其微，况且，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在过去长期过低的基础上的上升，是在补过去的欠账。在劳动力、管理和资本中，影响商品成本比较大的要素是管理和资本。资本和管理在分配中的比重过大。因此，如果承认外汇储备过高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但不是加大通货膨胀风险的因素，而是消除通货膨胀隐患的措施之一。
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但能够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普通劳动者工资过低的现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发展成果让全民共享的要求，而且还能够促进消费的增长，促进经济拉动方式的转变。
决不能把通货膨胀风险增大的原因推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头上。 [b]汤敏：经济增长将胜去年 警惕工资推升通胀[/b]
本报记者 卢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18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用“下滑”二字预测下半年中国经济是不准确的，全年GDP增幅不会低于8.7%。工资提高将推动企业成本上升，也给下半年通胀风险增添变数，加息仍是必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今年GDP增幅不会低于8.7%
中国证券报记者：5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近期出台，有观点认为从宏观数据看，中国经济下半年将出现下滑，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汤敏：用“下滑”来评价经济形势是不准确的，而且存在很多误解。今年GDP的增长幅度低于2009年的8.7%几乎不可能。但如果所谓的“下滑”是低于今年一季度GDP增长11.9%的幅度，那当然有可能。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超过35%，地方政府靠借钱增长的模式不可能持续，而且很容易把通胀推高。11.9%本身就是过热的表现，在过去几年中，这样增速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走向“滞胀”，这种表述更不准确，一般来说，负增长才是滞胀。从目前经济运行看，今年中国不可能出现负增长。我认为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是必要的，但要看放缓到什么程度，如果全年增速8%都保不住，就应该警惕，但如果能维持在8%-9%，那就问题不大，而且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有利的。
工资上涨增添通胀变数
中国证券报记者：5月份CPI数据同比上涨，但环比出现回落。这是不是意味着下半年通胀的压力有所减弱？
汤敏：总体上说，通胀压力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是经济快速增长；第二是货币发行规模仍然较大，虽然今年央行回收了一部分，但市场上的钱还是很多；第三是农产品上涨的影响。仅从食品价格、PPI、原材料价格等因素看，我国通胀水平并不高，未来上升的程度也不会太大。但有一个新的因素值得关注，那就是劳动工资的快速上涨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从而推高通胀。
应该说提高工资收入水平，从国家大战略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过去10年间，我国工资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低工资导致内需不足。从需求角度讲，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内需对经济贡献率，转变增长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近期富士康等企业大幅加薪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大部分企业在短时间内都有这种行为的话，工资提高将推动企业成本上升，而收入水平提高又会增加需求。此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剧，给下半年通胀风险增添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中国证券报记者：那么宏观政策应该怎么办？
汤敏：我们提出五年收入倍增的计划，每年增幅达到20%左右，收入上涨对通胀的影响有多大，这是我们前所未遇的新课题。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必须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如果继续大量释放货币，通胀一旦起来，刚调下去的房价马上就上来。因此下半年货币政策仍需要偏紧一些，在适当的时候有必要加息。另外工资调整的过程也要循序渐进，也不能搞运动式的。走过了头就有可能出现大问题，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经济到了一个关键坎
中国证券报记者：假如工资上升导致物价上涨，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高通胀，低增长”？
汤敏：不完全排除这个可能。但应该看到，工资增长将提高内需，不会使增长降得很厉害，对经济向内需拉动转型有直接好处。另外工资增长也迫使企业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整个经济向更高附加值转型。
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企业大规模加薪，会不会挤压企业利润，导致产业向外转移？
汤敏：过去十年中，工资占GDP的比重下降，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加。企业的利润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工人工资，企业的利润一定会受到一些挤压。
但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发展中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在这种大变革时，会有一批企业被淘汰掉。反过来，会有一些新生企业站立起来。当然一个企业从低档向高档发展时，需要具备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也需要良好投融资体系支持，这一切都是巨大的挑战。包括我国政府原来出口导向型的招商引资方式也面临转变。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表明，中国经济现在到了一个关键坎。 旧苗，这两篇东西有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用一般性的说法来解释某个特殊情形。
次贷风暴之前，也就是2008年中期前，市场价格飙升是若干年外贸顺差产生的累积效应，次要的因素是国际资源类商品价格的上升。但后者的效应有限，因为其间人民币升值了百分之二十多，将这类商品的价格冲击效应做了同比的缩减。而去年下半年以后的价格激变则是这两年来的巨额信贷投放造成的。去年的国际收支的顺差只有大约3万亿人民币左右，而货币投放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但今年春天的蔬菜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与去冬今春的暴雪和长期低温对农作物影响有关。 人民币升值今日启动，看到的数字是，一美元已经低于6.80元人民币了。 [b]2012年的另一场经济危机[/b]
谢国忠
全球经济正走向二次探底。触发事件是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区对此的反应：通过更紧的财政政策和更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各国希望能刺激出口来减轻债务负担。但欧元区以外的国家还在刺激经济，无力替欧洲分忧。因此，全球经济将会放缓。
不过，二次探底会是渐进式的，原因有二：首先，欧洲政府不会再让银行破产，雷曼兄弟倒下时曾引发信用危机，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其次，中国和美国很可能推迟从刺激政策退出。
在二次探底过程中，通胀压力将不断积聚，到2012年，这将导致利率快速上升，从而引发另一场危机。
全球股市近来一直在跌，这是很自然的。市场过去相信全球的复苏是可持续的，并把对未来几年的乐观情绪反映在价格中。但实际情况是，所谓的经济增长仅仅是由补库存和刺激政策带起来的，并不是来自各个行业和各个国家的结构性再平衡，而那才是经济真正需要的。认为光靠刺激计划本身就可以撬动经济恢复增长，并让它进入稳定增长的轨道，这样的信条已经导致全球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个错误正把全球推向高通胀，为2012年的另一场危机埋下了伏笔。
因为欧洲债务危机，下一场危机变的更有可能。欧洲以外的政策制定者痴迷于经济增长，他们应对欧洲危机的策略可能是推迟退出刺激政策，并在退出时把节奏放的更缓。这个过程实际是为通胀加燃料，将放大政策错误：即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刺激政策来解决。
多数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相信，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将压低通胀，而当增长率上升时，刺激政策能及时退出，防止高通胀来临。但这种凯恩斯式的思维在当今世界并不适用，原因有三：
首先，虽有刺激政策，结构性缺陷将使经济增长处于低水平。泡沫产业，如金融、地产及它们的相关产业，规模将缩水，这些产业的员工需要时间被再雇佣。此外，西方靠借贷支持消费增长的日子已经终结，而发展中国家由出口转为内需尚需时间。在当前的环境下，凯恩斯式的思维导致长期的、过度的刺激，当通胀成为一个问题时，不太可能因此及时退出。
其次，尽管经济增长缓慢，极低的利率正助长通胀预期。就像在上世纪70年代，单是预期本身便能将过度的货币供应引向通胀。应在能源和粮食价格上对这一现象保持警觉。
最后，全球化带来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好处已经发生逆转。富士康和本田事件对于通胀的意义，比美国苍白的就业数据要大的多。在过去十年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成长为价格制定者。它的过剩的劳动力降低了制造业产品价格，并在低息环境下抑制住了通胀。
但中国的劳动力剩余时代已一去不返。五年内，甚至三年内，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水平可能翻番。在可见的将来，别的低成本国家，如孟加拉和印尼，其基础设施还不足以让其来承接中国的制造业。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出口价格可以会翻番。它的出口增长主要将源于价格增长，而非数量增长。制造业价格上升将助推通胀，使今天的低利率更具通胀性。
十年前，我曾写道，中国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价格就将上涨；中国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价格就将下跌。将来，中国买的东西价格依旧要涨，但中国卖的东西价格也要涨了。中国的制造业主不敢向他们的大买家——如沃尔玛和苹果——要求提价，但他们将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压住成本了。
货币贬值是政策制定者们应对债务危机的又一个老把戏。亚洲国家十年前是这么做的，美国五年前也这么干，欧洲现在正在这么干。三年后，也许还有人这么干。这种螺旋式的贬值将导致货币普遍贬值。只要各国央行持这样一个态度，全球通胀将是不可避免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损害货币价值的基本力量，预期将会成为推高通胀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上世纪70年代，宽松货币政策和石油价格上升引发了通胀。未来十年，宽松货币政策和中国工资上涨将推高通胀。发达国家将再一次经历滞胀。
二次探底将是渐进的和持久的。今年底或者明年初，我们也许会看到中国和美国出台新一轮的刺激政策。但这并不会改变下滑趋势。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通胀压力将会不断集聚。当通胀演变成危机，也许是在2012年，现在这一代中央银行的管理者将信誉扫地。接踵而至的危机也许会使新一代的中央银行管理者们更注重稳定币值，而不是关注短期目标。 [quote]人民币升值今日启动，看到的数字是，一美元已经低于6.80元人民币了。
[size=2][color=#999999]李大苗 发表于 2010-6-21 17:39[/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1998&ptid=98555][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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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局网站 [b]周其仁：汇改不能一步到位[/b]
每经记者万敏发自北京
昨日(6月28日)，周其仁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汇率已经近两年没有动，本身积累了很大的压力，美元已经与黄金脱钩，可信度下降，人民币继续挂住美元没有道理。但是，汇率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于宏观调控，他认为，应多用价格型的手段，“包括加息在内的多种手段，都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来配合运用”。
汇改难一步到位
谈到近期央行启动的汇改，周其仁认为正当其时，“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再盯住美元行不行？美元是否还靠得住？我们国家的命运总得做两手准备。”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继续牢牢挂住美元，是没有道理的。
此次汇改，可能带来人民币多大幅度的升值？周其仁表示，均衡汇率是算不出来的。改革汇率就是为了扩大市场供求，让我国的外汇交易市场更像一个市场，让这个市场更大，让各方来参与判断，参与的力量越多，最后形成的汇率越靠近教科书上所讲的均衡，而不存在能算出来的均衡汇率。
“汇率问题要解决，但不能一步到位，一步到位谁也受不了，国家也受不了，大家都没有好处。”周其仁还指出，汇率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还是管理的因素多一点，如果不想让汇率大幅度摆动的话。如果现在马上让市场因素起作用，出口企业更受不了。”
宏调如中医把脉
“就跟中医一样，通过对病人号脉来把握药的用量，来达到一种平衡。”周其仁对宏观调控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谈到今年的通胀形势，周其仁认为，上半年食品价格确实涨幅较大。他表示，今年宏观政策的目标，就是在增长和通胀间找一个平衡点。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消费品价格确实有点问题，特别是食品价格，统计口径上涨了6个点，并且这是平均数。对于收入不同的人，食品价格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收入越低，食品的比重越高，所以有时候解读平均数是有问题的，必须得对食品价格问题提高警惕。
“应该多用价格型的手段，”周其仁解释说，价格型手段是间接调控，包括利率、汇率。这个率定了后，你还可以作决定。而数量型工具完全限定了行为。严格来说，宏观调控就是间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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