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与悼念：激情战士 画家吴冠中逝世
唐博士我绝不向庸俗的艺术观低头，我绝对无法画虚假的工农兵模式。
我不愿表现失去尊严的人，我转向泥土草木，转向风景，一片冰心在玉壶。
——吴冠中
一、画家去世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25日23点52分在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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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简介
吴冠中（1919-2010），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旧中国最后一批去法国留学的画家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批从西方回国报效祖国的画家之一。
已出版个人画集50余种、个人文集有《吴冠中谈艺集》、《吴冠中散文选》、《美丑缘》、《生命的风景》、《吴冠中文集》等十余种。
创作理念：“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化”。
审美情感：“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心底”。
二、激情不老
画画就是出于热爱，钱对他没有意义。
他是敢说真话的批评家，直陈中国美术界现状“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他批评美协、画院等官方艺术组织是“一大群不下蛋的鸡”。
他是旧中国最后一批去法国留学的画家之一，
也是新中国第一批从西方回国报效祖国的画家之一。
他是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满怀信仰要报效自己的祖国。
可他却一次次被打入美术界“另册”，被斥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
在岁月的长河里，他永远苦苦寻觅着的是视觉艺术的天堂。
他画艺“冠中”，是非亦“冠中”。 “冠中”人，性情真。
他是激情的战士，他是画家的楷模，他是良心的呼唤者和捍卫者。
三、吴冠中言论录
1、鹿死于角，獐死于麝，我得死于画乎？
2、一个人千万不能错过人生的各个时机，就像植物嫁接晚了，就永远接不好了！
3、吴冠中以嘲笑的口吻告诉学生：“所谓大师，只是失败最多的劳动者，打工最多的劳动者。”
4、劳动养活了吴冠中的灵魂。“一日的劳动可获得安眠的夜；一生的劳动可换取安宁的死。”
5、我害怕衰老，但不恐惧死亡。我躯体老了，但灵魂不老，感情不老，思想不老。灵魂和躯体不和谐，老年生活我进不去，这让我痛苦！——83岁的吴冠中困惑于灵与肉冲突的痛苦。
6、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
7、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
8、美术成了商业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
9、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10、中国当代美术水准或许落后于非洲。
四、爱艺术的遗憾
2006年12月，87岁的吴冠中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吴冠中新作展》，并接受采访。
主持人：我在想怎么采访您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您的遗憾开始，从您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的遗憾开始。
吴冠中：这个遗憾是，我原来把艺术看得很重要，爱艺术，什么都不管，家里贫穷落后什么都不管，就是爱艺术，想把艺术搞出我想搞的东西。结果回国以后，想搞了，结果完全相反。
五、先生的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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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
1919年 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42年 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后任重庆大学建筑系助教。
1943年 在四川重庆沙坪坝青年宫举办第一次个展。
1946年 与重庆大学附小教员朱碧琴结婚。考取全国公费留学绘画第一名。
1947年 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研习油画。
1950年 为寻根毅然回国。三年公费读完之后，他怀着尖锐的矛盾心情，毅然谢绝了格外青睐他天赋的苏佛尔皮教授替他申请延长公费的好意。
1951年 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1953年 因教学观点不同而被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从此以画风景画为主。
1956年 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
1964年 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67年到1969年，文革期间，连续三年，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受批判，学习毛著，劳动、检查”
1970年，下放河北农村劳动。
1973年 调回北京参加宾馆画创作。
1978年 中央工艺美院主办“吴冠中作品展“，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1979年 中国美术馆主办“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当选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1981年 出访西非三国并至巴黎访旧友。
1985年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吴冠中新作展“。任全国政协委员。参加香港艺术节“认识现代中国画“画展及研讨会。
1987年 香港艺术中心主办“吴冠中回顾展“，作品于开幕40分钟内全部售完。
1988年 参加新加坡、日本、澳门主办的“吴冠中画展“开幕式并讲学。
1989年 赴巴黎写生，在东京举办“吴冠中画巴黎“展。在美国举办作品巡回展。墨彩《高昌遗址》以187万港币开创中国国画在世画家国际画价最高纪录。
1990年 赴香港、新加坡、泰国展画讲学并写生。油画《巴黎蒙马特》以104万港元开创中国油画在世画家国际画价最高纪录。
1991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艺最高勋位。“吴冠中师生展“在北京举行。墨彩《交河故城》以225万港币售出。
1992年 大英博物馆打破了只展出古代文物的惯例，首次为在世画家吴冠中举办“吴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展览，并郑重收藏了吴冠中的巨幅彩墨新作《小鸟天堂》。
1993年 巴黎塞纽奇博物馆举办“走向世界-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荣获“巴黎市金勋章“。
1994年 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出访北欧五国。访问印尼并写生。
1995年 接受法国轩尼诗公司“'95轩尼诗创意和成就奖“。香港主办“叛逆的师承-吴冠中“画展及“20世纪中国画国际研讨会“。
1996年 参加李政道博士主持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并作抽象画。
1997年 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吴冠中画展“，巡回高雄市山美术馆。
2003年3月，被全票通过当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是首位获得此殊荣的中国籍艺术家。这也是法兰西学院成立近二百年来第一位亚洲人获得这一职位。
（2010年6月26日星期六 14：04 整理草就） 先生此去应无憾，少了人间纷扰，多了清静自在。目送先生。 我想，不发言也是一种态度，可突然想起是吴冠中最早带给我苏式油画以外的油画信息，从个人艺术经历的角度，我要感谢吴老先生。 悼念，他去世，其实我蛮难过的。 悼念!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陈丹青：记吴冠中先生
2010-07-02 中国青年报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三十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六十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的。“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八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迹近论辩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九十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这样地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的。老同学孙景波七十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七十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四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末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狠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狠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长，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2010年6月27日写在纽约 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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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记错了，2002年我分明听了熊秉明的一场讲座。听说那一趟回国行程劳累，很快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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