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s Archiver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6-28 09:23

韦森:政治制度决定财富分配

通胀来了,势在必然,但我们的政府决策者以及一些政策咨询“经济学家”们在干什么?他们近来主要关注的似乎是通过一些宏观政策(主要是货币和金融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率抬头的趋势,这就是他们最近所常言的“打出一组‘组合拳’”来遏制通胀的招数。这些“组合拳招数”能否奏效?我目前甚为怀疑。
  通胀率在抬头,而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咨询经济学家们”的“工具箱”中又没有多少工具可用,他们的“锦囊”中又有多少“妙计”?我们似乎也不得而知了,这可怎么办!既然通胀要来,且似乎有些不可避免,那么,政府要做的,与其说是要通过一些宏观政策来“改变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以避免造成循环的通货膨胀”(这一招说到底是通过欺蒙各界“人士”的办法来让他们相信恶性“通胀”不会回来),不如首先意识到通胀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并尽可能地予以补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历了近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社会之暂且平安,或言不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当然,在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安排中,尽管中国政府的税收这些年都在以百分之二十几甚至三十几的速率高速增长着,但是政府经济政策决策者有多少意愿并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改善中国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此我们还不敢妄加估计。即使政府宏观政策决策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愿意这样做了,但在目前颇具刚性的政治体制安排中——甚至说得更清楚一点,在腐败之风如此盛行的政治科层机制中,他们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其收效又将会如何?这些都值得怀疑。
  要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极度不均且有继续拉大趋势的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有赖于启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建设。正如多年来我一再呼吁的,只有在宪政民主政治下,才能有望最终解决市场经济秩序自发扩展过程中一种甚难避免的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从人类近代史和当代史来看,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以及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资源配置体制”转型过程中,都会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出现一些人快速富了起来,而社会的大多数阶层却在收入分配与财富占有上改善甚微的历史现象。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遏制,或言不能避免,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大国,很容易滑向一种人们所常说的那种“权贵资本主义”。
  只有宪政民主建设,或言只有达到法治国阶段,才能最终解决社会收入和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这是我近来的文章所要传递出来的一个核心意思。我的这种判断,还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学界所理解。至少有不少人认为,要在学理上说清楚这一点,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我也不想做太多的理论说明了,而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那些实行宪政民主政治的国家里的居民的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一般比一些独裁专制国家要平均得多。譬如,按照前两年的一些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的基尼系数大致在36%,法国32.7%,德国30%,澳大利亚35.2%,日本24.9%,意大利27.3%,韩国31.6%。印度这个发展中的低收入民主国家,基尼系数这些年一直维持在37%至38%之间,就连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这些年的基尼系数也一直保持在41%以下。相比较而言,那些低收入的政治专制独裁国家,以及一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就非常不均,且有继续恶化趋势。譬如,低收入国家中的赞比亚、尼日利亚、马里、冈比亚、中非共和国,以及下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等国,其贫困人口比率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下中等收入国家高得多。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巴西、墨西哥、南非、巴拿马、智利、委内瑞拉等国的贫困人口比率,也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上中等收入国家高得多。另外,一些转型国家,收入分配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趋势,如俄罗斯在1989-1998年间,基尼系数就上升了2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了2.74个百分点,在1998年就达到了48.7%,高于中国近些年的4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转型国家在实行民主化改革后,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如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等国,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它们的基尼系数都出现了下降。这也说明了民主政治改革有减缓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当然,如果从各国的发展经验认定宪政民主政治建设在一些给定的条件下会有改善社会收入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作用,那么,又如何在我国、在适当时机启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复旦、中国各地以及国外一些大学讲演时,总有人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对此,我现在只能回答:这是一个政治学者和宪法学界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这里实在不敢贸然置喙。另外,我个人还有一个感觉,在经历了数千年皇权专制的官僚政治统治和数十年计划经济的中国社会中,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议,都不容易推行。但是,千里之行,应该始于足下。既然未来中国的民主法治政治体制建设势不可免,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现在起就向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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