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最大的阴影
[b]济南时报记者李松采写[/b]官商结合是需要面对的事实
记者(以下简称记)：打眼一看书名，叫“黑皮书”，给人的第一感觉要“揭黑”，但书中内容涉及“黑”的内容似乎不多。
苏小和(以下简称苏)：“黑皮”的定义，其实更多定位在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上。有一个事实是需要面对的。中国的企业家面对政府管理，基本处于弱势，不透明。这种政府和市场的交叉地带，一直是中国企业家的盈利空间，也是企业家祸起萧墙的多发之地。因此，我在书里呈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在这个地带的一些思考，或者说是一些方法。企业家的价值就在于，不论环境多么幽暗，企业都必须生存下去，必须发展。大家看到了，我所访问的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很成功的，这意味着，在那个黑色的交叉地带，这些企业家是有自己独到的企业方法的。
记：你和12位企业家进行了深入对话，用了两年多时间。正像你说的，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所领导的企业都是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比如联想的柳传志、华远的任志强、百度的李彦宏、万科的王石以及田溯宁、王中军、张树新等。他们愿意就官商结合这个话题进行交流吗？从书中看得出来，有些人似乎有所保留。
苏：一般情况下，爱思考，关心国家和时代命运的企业家，更愿意和我交流这个话题，也能说出一些精彩的风景。所以我是有选择的和企业家进行交流。中国向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企业家阶层也不例外，不管是国企的，还是私企的，这样的人都大量存在。
当然，当前企业家和国家的关系，一般都是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隐藏的政府关系，而企业家在这个社会里，毫无疑问是最具有妥协性、最具有建设性的阶层。因此，我理解有的企业家畅所欲言，而有的企业家则言辞谨慎。企业家的第一责任是发展企业，而不是言论出位，所以，大家看到的“实话实说”也好，欲言又止也好，都是企业家生存的一部分。
记：有没有不愿就这个问题和你对话的？
苏：当然有，甚至有的在采访完成后，我发现基本没有价值，空话套话太多，可用的东西几近于无。至于理由，我想是企业家关注的是企业安全，或者与企业家的性格有关。
官商结合普遍存在，简单抨击没意义
记：从书中看得出来几乎每一家企业、每一位企业家都与“官”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如任志强说“我们的脑袋是国有的，肢体是私人的”，郭为说“做好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官商结合在中国普遍吗？
苏：官商结合，在我的书里，是一个经济学现象，是一个学术定义，是企业发生和发展的一种方法。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只关注现象，尽量不做价值判断。因此，我仅仅是呈现，沿着历史和现实的双向维度去呈现。
我可以肯定地说，官商结合在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现象。中国人做生意，一般都会想到，有没有政府关系，有没有领导支持。面对这种现象，简单地抨击，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责任是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企业家和过去的企业家相比，和国外的企业家相比，是不是更加迷恋官商结合。事实上，在欧洲重商主义时代，也就是16世纪开始，官商结合也是他们的经济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固有的历史节奏和市场规律，官商结合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许有着积极的一面，也非常具有传承色彩。
记：这两年，有关“国进民退”、“垄断”等声音越来越多。是不是官商结合有加剧趋势？
苏：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如你所言，这几年国进民退导致的官商结合的确越来越醒目。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官本位”现象的起起落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曾兴盛起强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个全民追捧 “官本位”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从大学生择业的趋向，到企业家商业模式的制定，关系和政府资源完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项。
记：有没有不这样做的企业，或者说哪些程度较轻？
苏：一般情况下，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区域，官商结合的现象越少，比如温州、福建莆田、东莞。尤其是珠三角，自由商业的气氛非常浓厚，生意人并不是动不动就找官员，老百姓也不是动不动就找政府。相比之下，其他地方，尤其是内地一些省份，官员主导经济，主动结合企业的现象比比皆是。
既是传统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记：你在前言里说，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官商结合就一直存在，如李鸿章既是官也是商，胡雪岩则是著名的红顶商人，你还把1928年到1938年称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10年”。这是传统吗？历史上中国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想和官员走得更近些，是简单地想“攀高枝儿”吗？
苏：从历史和学术的层面看，官商结合的确是一个传统，一种约定俗成。但从当下的局面看，官商结合可能还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
这涉及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或者是政府和企业的分工。事实上，我们解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的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小政府、大社会。斯密早就说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表面上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经济发生链：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为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无权力纽带的边缘人群，成为弱势群体。距离政府越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在这样一个经济发生链下，企业寻找官商结合方法论，是一个清醒的、必然的选择。
记：国企不用说了。我注意到，你认为“最有企业家特征”的温州商人也与官员“觥筹交错”了。有人说，“官” 拥有的资源太多了，且只有他们有，所以企业和“官”结合才能也肯定能更好地生存。你是这样看的吗？
苏：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是不是就此就谴责企业家，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他们，是不是煽动一种仇富情绪，寻找一种杀富济贫的简单的公平。我的态度不是这样的。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你能在朝鲜、伊朗或尼日利亚找到多少优秀企业家？即使是看上去强大的俄罗斯，你也很难迅速说出一个企业家的大名。
世界上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另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傀儡”。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在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因此百年来，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也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
也就是说，企业家问题才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进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企业家阶层建立起来了，不再那么严重地依附于“官”，什么时候我们的市场经济才真正完善了。
中国企业难以走出国门的一大原因
记：欧美、日本等国的官商结合相对较少？
苏：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都会出现官商结合的现象，因为政府需要发展经济，在没有形成基本的经济学分工之前，官商结合就是首要选项。因此，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欧美、日本、韩国都有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不变，我们迟早会意识到，必须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之间实现清晰的市场分工，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记：你在书里说，“官商合作、政企不分是中国企业百年的一个巨大阴影”、“这是中国企业不成气候的一个最大原因”。官商结合是不是中国企业难以走出国门而只能“窝里横”的原因？因为到了国外就很难和“官”结合了。
苏：基本可以这么认为。因为在官商结合的背景下，企业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上。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官员倒台唯恐避之不及。
这样的表述当然有一些情绪化，在我看来，更大的危害在于，当企业家把绝大多数时间放在和官员应酬上，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市场，没有精力去思考核心技术。
记：那我们应该怎样逐渐走出官商结合的现状？
苏：在我看来，并不复杂：只有政府主导的国有资本真正退出市场，企业的发生和发展才有空间。舍此一点，任何醒目的文件或者言辞，最终都只是一个幌子。
在这方面我们不难寻找到正确案例。比如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人都愿意沿着农民土地产权有限确立的路径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当然合理，但如果我们沿着政府退出的思路，作为企业细胞的家庭运营来进行分析，便可举一反三，得出令人开阔的结论。因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之前，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从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延伸到每个农村家庭，所有的生产权、贸易权、分配权完全由政府控制，几乎每个公社都像一家产权不清晰的企业，而这个企业的产权体系和资本来源，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国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政府彻底退出农村经济的生产、贸易和分配领域，将资本权利和生产权利完全交给农民。由此，一直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市场和企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它的主旋律，就是一种以家庭为单元的自发秩序，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自由竞争。
这么好的经验，而且是中国人自己找到的经验，为什么不继续吸收、发扬光大呢？ 想让大资本家和小农小作坊一样，和一个不寻求政治权力保护的经济宰制一样，都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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