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作为一位宪政主义者的杨小凯
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对于杨小凯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小凯的思考本来就是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开始的，并因此在文革中历尽牢狱之灾。
成年之后，杨小凯精研经济学理论。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小凯在知识上的主要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斯密《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在于劳动分工理论，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分工理论，小凯的经济学主要是对这两个洞见的扩展、深化和细化。
这两位大师都经历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的学术路径。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知识分工，都只是二位探讨宪政科学一个预备性主题。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与交换，而这就需要规则——主要是法律，及规则执行的体系，因而，必定需要转向对于规则如何形成、如何约束规则执行者的研究，这就属于宪政科学探讨的主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的权力界限，从而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初，就基于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型。哈耶克则以知识分工、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和默会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晚年更通过对源于英国的法治制度的研究，较早阐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普通法法治国”（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今天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尽管哈耶克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概念）理论体系。
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
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
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
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
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
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又说：“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而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宪政秩序”、“法治”这些词汇本身，显示了小凯宪政思想的基本取向，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们获得和享有自由。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也即宪政制度。
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限制住了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一个根本原因。
小凯所说的共和，实际上就是宪政主义，它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小凯警告说，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小凯先生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也即：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给中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到了晚年——这是多么令人黯然的“晚年”，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宪政制度。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因为他既有激情，又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可惜，造化弄人，斯人已逝，这或许正是宪政之路异常艰难的一个象征吧。 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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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有点夸张了，既然晚年才去研读，何以就这么轻易的可以预见“伟大”？英美能够堪称伟大的也不多。不过这些人都开始意识到宪政的问题了。 杨小凯英年早逝，去世时才52岁。
作为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他本来很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奖），他对宪政的思考反衬出那些中国所谓的市场/自由经济派的一根筋思维模式。
一个不关心宪政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i=s]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10-7-9 12:49 编辑 [/i]
[quote]杨小凯英年早逝，去世时才52岁。
作为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他本来很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奖），他对宪政的思考反衬出那些中国所谓的市场/自由经济派的一根筋思维模式。
一个不关心宪政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是一个真 ...
[size=2][color=#999999]施国英 发表于 2010-7-9 11:45[/color] [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5504&ptid=98872][img]http://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宪政的重要性谁都不会否定，连老毛都知道，要把宪法弄得完善一点，这是要给外国人看的。
关键是如何把宪法规定的东西能具体实现，如何找到好的有效的路径。个人当然可以选择搞抗争，为了理想不惜把牢底坐穿。但是作为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还有个重要的特征是要有现实感，只顾理想不顾现实的人是理想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纯理想主义的东西对社会的破坏力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杨小凯和顾准的共同点都是从理想主义走到了自由主义，可惜理想主义的年代让他们的身体受了极大伤害，因此他们都活的不够长，我们没能看到他们更多的思考和反省。
杨小凯在去世前不久针对共餐档集体领导两任换届，发表过评论，他认为这是好事，是中国慢慢走向宪政民主的第一步，毕竟比老子传给儿子，或者通过流血斗争来实现换届要进步得多。当然激进人士听到这些就会跳起来，批评他为专制辩护云云。
至于一些被施国英认为极右的经济学家，他们无非认为市场是实现宪政的最佳途径，市场会教会人们学会妥协，遵守契约，学会双赢和共赢，让人们成为守秩序的有产者而不是想造反的无产者。 宪政与民主，若以日本来论，军国时代的日本就是宪政的，但绝对不是民主的，而且是坚决反民主的。 [i=s]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10-7-9 14:31 编辑 [/i]
至于一些被施国英认为极右的经济学家，他们无非认为市场是实现宪政的最佳途径，市场会教会人们学会妥协，遵守契约，学会双赢和共赢，让人们成为守秩序的有产者而不是想造反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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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现有的市场是在公平竞争和法治的框架下，那的确可以走向宪政。但现实是中国目前的市场就是杨小凯所说的“坏资本主义”. 跳蚤就是跳蚤，期望跳蚤长出龙种，那才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 可参阅杨小凯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 [quote]如果中国现有的市场是在公平竞争和法治的框架下，那的确可以走向宪政。但现实是中国目前的市场就是杨小凯所说的“坏资本主义”.
[size=2][color=#999999]施国英 发表于 2010-7-9 14:30[/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5524&ptid=98872][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施国英脑潮，如果“现有的市场是在公平竞争和法治的框架下”，那不是“宪政”还能是啥？还何需“走向宪政”？
当下中国是“坏资本主义”？搞笑吧。 [i=s]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10-7-9 15:57 编辑 [/i]
[quote]跳蚤就是跳蚤，期望跳蚤长出龙种，那才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
[size=2][color=#999999]施国英 发表于 2010-7-9 14:36[/color] [url=http://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5525&ptid=98872][img]http://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哈哈，施国英原来这么悲观啊。
掐死跳蚤，就能引来龙种吗？我们曾经掐死了皇帝，掐死了军阀，掐死了国民党，引来的是龙种吗？
现在这只超级大跳蚤不就是当年播下的“龙种”长成的吗？再折腾一次，说不定长成的是只毒蝎子。 [i=s]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10-7-9 19:09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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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英脑潮，如果“现有的市场是在公平竞争和法治的框架下”，那不是“宪政”还能是啥？还何需“走向宪政”？
当下中国是“坏资本主义”？搞笑吧。
[size=2][color=#999999]李大苗 发表于 2010-7-9 14:53[/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5530&ptid=98872][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呵呵，脑潮的似乎不是我吧。宪政国家必然是有公平竞争和法治的，因为宪政是公平竞争和法治的充分条件，而公平竞争和法治只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有公平竞争和法治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宪政，威权体制下也讲公平竞争和法治，但威权并不是现代语境中的宪政。
历史上的一些威权国家，已经走向了宪政，因为即便是在威权体制下，他们还有起码的公平竞争和法治，问题是极权的天朝连这个都没有。
真正的资本主义在我眼里是“好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个怪胎，杨小凯称之为“坏资本主义”，或其他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我不觉得有问题。 施国英，你那摆的是修辞术，不断端出别的术语来诠释本原的议题。依据宪法治国，就是宪政，与威权与否没有关系。威权只是对专制度的描述，极度的威权就是极权，而弱度的则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至少在民事范畴是依据宪法治理的。国民的财产和生计民事权利受宪法保护，公权力不得侵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尤其是立宪后的日本，就是宪政国家，但肯定是军国而不是民主国。
国民的财产不经法律程序就被恣意剥夺，这样的国家算不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首要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我觉得，还是“少谈些主义”吧，主义的筐里，经常塞满莫名其妙的货色。这些曲折的说法，起因无非是因为九十年代语境的限制，而人们说习惯了就容易把自己也绕进去了。“宪政主义”比“自由主义”边缘更加模糊，更为晦涩。还是回到问题本身才能清晰：一D与多D的问题、独裁与民选的问题、中央任免与地方选举的问题。 [i=s] 本帖最后由 WIND 于 2010-7-10 12:47 编辑 [/i]
我觉得“宪政”--尤其是“英美宪政”--完全是一个外来概念，在现有的中文中，几乎还谈不上有比较诚实的著作。 同意大兴兄所言，就大陆当下现实而论，知识界形成几条粗线条的共识便可，无须在主义、学理之间绕来绕去。以台湾为例，在党外运动时期，党外人士戮力而为的目标非常清晰，无非三条，自由结社、民主竞选、舆论独立，不管在这些党外斗士之间，思想上存有多大的分歧，但在追求反对党的公开合法存在、总统县市长立委议员由民选产生、执政党不能掌控舆论这几点上，是有广泛共识的，这也为党外各路人马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革命方式实现新旧政权的更替，很容易以一种新的专制取代旧的专制，关于这一点，我想在燕谈诸君之间，不会存有太大的争议。以我对台湾早期民运人士的了解，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林义雄这几人里面的任何一位，若是在威权时期取代蒋经国的位子，其专制程度很可能比蒋经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固然是性格使然，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体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人在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算是他们发起的多起暴力抗争流血事件，也有其积极作用，其作用我在[url=http://www.yantan.cc/bbs/thread-98594-1-1.html]http://www.yantan.cc/bbs/thread-98594-1-1.html[/url]一帖中已论述过，这里不再赘言。
精妙的主义、学理也许更适用于当下的台湾，比如行政权归属的厘清、是否该回归议会内阁制的轨道，立委席次减半及立委选举采单一选区两票制对立院运作、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修宪门槛该如何确立等等问题，才值得深究，而这些问题，离大陆还相当相当遥远。我认为，大陆知识界当下需要做的，应该是怎么去增进共识，缩小分歧，而不是仅仅为了证实别人在理论上的错谬，甚至为了刻意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而故意地夸大分歧，制造分裂，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就是一个，说明自己水平最高，学问最好，思想最深刻，于促进政治转型、推动社会进步，无任何益处。 旧苗所论极是！
主义、学理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比如权力制衡起先不是原理，只是现实，存在消灭不了但又要互有交换利益可能的利益集团，于是在某些地方采取分赃代替独吞，协议代替枪炮，文斗取代武斗的方式来解决利益集团的冲突。其他的地方觉得这样成本小于打斗，也开始逐渐接受。文人总结并传播，于是又了种种的主义，指导更精确更有意识的分权制衡。 我对旧苗所论，完全赞同。
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由威权转型民主（香港因为回归而只有半吊子民主），除了他们法治框架下的市场经济造就了大批中产阶级，社会结构已然是橄榄形而非金字塔型，同时还有反对派的前扑后继。台湾的情况旧苗已经说了，南韩的反对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新加坡的反对力量虽然不成气候，但李光耀继承了英国的法治传统，香港更是实行英国的法制系统。
在权力大于法的国度，相信单凭所谓的市场经济（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中国是“坏资本主义”，而是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坏资本主义”）就能实现政制转型，那也太一厢情愿了。没有人想要暴力革命，推动和平演变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再次发生的暴力革命。金字塔型的社会一旦动乱，就极有可能走上暴力革命的不归路。
记得大兴兄说过，在没有罢工权的地方反对罢工，和在没有民主的地方反民主是一路的。真不知道这是超前还是滞后。 我认为中国的转型一定是一种我们没法预见的特殊形式，既不同于苏东，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 如果从D内民主和基层选举开始，也是一大进步。
据说温总是有意县长直选的，但胡总以还是先抓民生婉拒了。
可香港政改方案向民主派让一步，却是胡总拍板的。因为一点不让步的话，香港民众就会闹个不停。可见压力还是需要的。这一让，反而分化了民主派，激进的和温和的在内耗。 这般讨论太麻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研究透了再说。 国英提到了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我对此略有所知，不妨在这里说一说。在中国大陆，学习新加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赴新参观考察的团队络绎不绝，回来后，或写文章，或作报告，谈体会，论观感，似乎都很有心得，我只想请教他们一点，中新政制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新加坡，反对党是公开合法存在的，民主党、工人党、民主联盟等等，都是行动党的政争和竞选对手，都不是什么花瓶，这一条，大陆要不要学，该不该学。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并非独有一党，反对党的势力虽然比较弱小，在国会中占有的席次少之又少，不可能形成对执政的行动党的有效权力制衡，但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以及随时发出的反对声音，也使得执政党时时保持警惕，以不断出台民众满意的政策、提升为民服务的水准来取悦于民，从而巩固其执政地位。应该来说，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执政绩效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在历次国会选举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行动党的支持率与其赢得的国会议席事实上并不完全对应，我印象中，行动党的支持率一般在百分之六十几左右，三分之二吧，但在国会大选中却能赢得84个席位中的82个，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和新加坡的选举制度设计有关，在新加坡的大部分地区，都采取集选制，一个集选区，各政党分别推出一组几个人的竞选组合，选民投票的时候呢，则只有一张票，不是投给某一个具体的候选人，而是投给整组候选人，哪个组合得票高，哪个组就赢者通吃，全部当选。如果新加坡在国会选举中废除集选制，即便行动党仍能赢得大多数席位，但以其通常的支持率，也绝对不可能占有那么多的席次，再如果，行动党的执政绩效一旦出现下滑趋势，也会有更多的选民转而支持反对党，到那时，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将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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