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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0 23:15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全译本）

写在汉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前面

·维一·

一、
上个周末，我的忘年朋友，也是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学长周惠民先生，从西雅图打电话来，希望将他多年前就已经翻译完成，而至今未能在大陆出版的《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译稿电子版放到《二闲堂》上，以飨读者。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惠民先生在英译上的造诣和学养我是知道的。大陆“开放”之初，惠民先生就应马海德医生之邀承担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多部重要英语著作的译本，长期承担大陆学术杂志的英文审译。
此处首先谈到惠民先生的英译能力，是想说明由惠民先生翻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是十分恰当的人选。五年前国内一个出版商社，邀请周先生将此书译出，由他来出版。该商社告诉周先生，说曾与当年司徒雷登在华时代的秘书傅泾波先生的女公子，现居美国的傅铎若先生谈论了此事。周先生就开始了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战以后担任过中国内战国共冲突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中国的学界祭酒胡适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边请人翻译，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一九五五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阎人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
然而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台海关系势同水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解放军挥兵过江，打平天下的关键时刻，写过一篇奠定此后共产党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基础的文章，题目就是以司徒雷登的名字为名，叫作《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雷登先生的这本自传丝毫没有可能与大陆的广大读者见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七十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大陆逐步接受和放宽境外史学文献的有限进入，司徒雷登自传的流入当属自然。然而那个时代，大陆并无版权意识，又有所谓“内部发行”的特殊发行渠道。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北京出版社牵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由程宗家翻译、刘雪芬校对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传记中仍然还有许多触犯当时政治禁忌的内容，所以在大陆发行的这本《司徒雷登回忆录》只是一部内容经过取舍的删节本，算不得“全本”。对于认真研究当年的历史，并对历史完整性有严格要求的读者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九八二年大陆版《司徒雷登回忆录》并没有得到翻译版权的许可。当年或许情有可原，如今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了。
既然惠民先生完全具备翻译《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能力，又已经将全书翻译成功，版权也不是问题，那么按说这本众人翘首以望的汉译文本应该很快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其实不然。正像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迟迟不能安葬燕园一样，这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史料意义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不能在国内出版，其中一波三折的故事还是听惠民先生本人来细说从头。

二、
那我就不妨来说说我读司徒雷登以外的故事罢。
最早知道司徒雷登当然是在我读初中的六十年代，这个人物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课文的题目叫作《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说老实话，如今我已经全然记不得这篇课文的内容，只记得当初我的朦胧印象有二：其一，这个复姓“司徒”的人居然是个美国人；其二，这么好听的名字居然让外国人用掉了，可惜。
如此而已。
再次记起司徒雷登，是许多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我从德国读书归来不久，当初在德国对我关照有加的汉学家韦莎彬太太到中国造访，我陪她到北大燕园会见考古系的教授。或许是考古系办公室面积逼仄，也或许是“外事活动”必须讲究门面，总之那次我们是在“临湖轩”与众教授会面。一杯清茶是那个时代的待客之道，如今记起来的是，考古系的严文明教授特别提到：这里原先是燕京大学时代司徒雷登先生的办公间。
这就让我不免想起与自己多少有些关联的两件事。
一九七二年，我自云南西双版纳回到京城，借住在景山东侧的沙滩后街五十五号大院，当时这里是已经被撤消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旧址。我在那里居住凡四年，度过一段闭门读书的时光，一九七六年“落实”了政策才搬走。在此之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校本部和理学院，当然更早之前，这里还是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府。顺便说一句，和嘉公主的驸马福隆安是大学士傅恒之子，而这傅家本姓富察，应该和也属富察氏的傅铎若先生还是本家。
自一九五三年院系合并运动以后，燕京大学撤消，北京大学搬去燕京校园，鸠占雀巢，人民教育出版社才从石驸马桥原址搬到这里。后来有父执辈的长者曾经是燕京的校友，每年的“五·四”都会到燕园参加“校庆”活动。事后我不免问问他们的感受。一次听到一位长者的话我记得最真：“咳！大娘的房子让给了二娘，还让大娘养的儿子到上房给二娘做寿，心情能是什么滋味？！”语虽刻薄，道理倒是也还浅显。
由燕园“临湖轩”让我记起的另外一件旧事是我的岳父说给我听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当天，我的岳父张安铭先生正好从家乡到北平来投考大学。宛平城外的枪炮一响打断了他求学的美梦，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决定到昆明求学。当时的云南远隔千山万水，交通不便，一般可行的路途是走越南海防，然后转道云南。
但到越南算是出国，而当时越南还在法国人手里，于是就要到驻北平的法国驻华使馆办理过境签证。
法国使馆的领事收到他的签证申请表便说：值此非常时期，若是要得到批准，非得要有个身份体面的人作保不成。可是我的岳父当年只有十八岁，只身一人来平求学，举目无亲，又哪里去识得甚么名人？他将这番苦恼讲给一位已经在燕京大学上学的中学同学听，恰好那位同学平时一边听课，一边在“临湖轩”打工挣生活，于是想起司徒雷登先生，自告奋勇去请司徒先生帮忙。司徒先生与我的岳父素不相识，为什么要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作保？那位同学却也有他的道理。他对司徒先生说：既然您认得我，我认得他，那您就算认得他。司徒先生倒也痛快，认为确是这个道理，爽快地为我岳父开具了一纸“保书”。
岳父将“保书”拿给法国使馆的领事看，那人埋怨不迭地说：你还说你不认识什么名人，这不是大大的名人么？！
凭了这纸签证，我的岳父顺利从北平到天津，乘船下安南，经海防到昆明，开始了后方读书的大学生活。
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事无巨细都要层层过筛，这件事情也被翻腾出来，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铁证，将岳父捉将起来批判斗争。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牛棚”里被指定要额外学习的光辉文件正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后来，我的岳父可以将此文倒背如流，而我却只记得这篇中学课文的题目了。

三、
这本《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录经惠民先生翻译完成，却久久不能通过当局批准付梓，对于一位曾经付出心血，并且关注这段史实的耄耋老人来讲，不啻是充满挫折的体验。对于曾经自幼生活在司徒雷登先生身边的铎若先生来讲，同样是一种煎熬。她亟希望通过这部完整趍译的司徒雷登自传让国内的读者重新认识一位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终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认为虽是一个美国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司徒雷登。
为此，惠民先生征得铎若先生的同意，就商于我，提议将他全部译稿的电子版本在《二闲堂》上刊布，以嘉泽书林。
我为《二闲堂》能对周惠民先生和傅铎若先生的善举尽一点绵薄之力深感荣幸，也为能够和两位前辈对此共同努力与有荣焉。

公历二Ｏ一Ｏ年六月，初暑，记于二闲堂。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0 23:16

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内部删节版


译者的话


司徒雷登于一八七六年生于中国的杭州，一九Ｏ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截止一九四九年八月离开中国，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本书就是作者在中国生活五十年的回忆录。

本回忆录追溯了作者传教士家庭和其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与发迹史，记述了作者本人在旧中国的种种经历与当时的一些主要事件、人物，以及美国各派教会布道团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和兴办学校的情况，并以主要篇幅叙述了美国扶蒋反共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中所起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的时候，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撤走，後来在艾奇逊发表《白皮书》前夕，以普通美国公民奉杜鲁门政府之召灰溜溜离去。毛泽东同志在三评《白皮书》时，发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这位中国人民的瘟神，本书可作为帮助读者理解毛主席这篇文章的注脚。

司徒雷登对中国事务的种种叙述几乎都是片面的、歪曲的、因而十分反动，但在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史、外国在华布道事业的虚伪性、美蒋勾结的历史和蒋王朝倒台的必然性的时候，作者却在其回忆录中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资料。因此，本书按原文照译，只删节了马歇尔写的序、胡适写的导言和大段吹捧蒋介石的个别章节。此外，附录、索引、照片也没有收入。

本回忆录涉及到旧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史料庞杂，书中有许多人和事无案可查，或者有案也难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了不少知晓有关史实者的帮助，特此致谢。


　　　　　　　　　　　　　　　　　　　　译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0 23:20

老木匠注：二闲堂有译者周惠民先生的序言，但不知为何打开的只是一个大大的红色R

只好直接进入原书

马歇尔所作序言

对司徒雷登博士作介绍，是我的欢庆和荣幸。

按照我的记忆，我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博士，是在南京，在一九四六年的晚秋。他被日本人监禁多年，到美国休整游历了相当长时间之后，那时刚刚返回。

我们谈论了当前的形势，他的反应给予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我对国务院建议任命他担任驻华大使；当时我只是我国总统的大使级代表。我所以如此建议，是由于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国有五十多年的经验，还鉴于他的气质、个性和他的性格。有司徒雷登博士在我身边，我就有了比五十年还多的、没有由于个人涉及中国政党而产生的、有偏见的广泛经验。当他被任命时，我发现他的建议和出众的协助，对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我怀疑任何人能比司徒雷登博士更理解中国的特性、历史和错综复杂的政治。他那高贵的正直使得他的意见变得极其重要。

我十分敬仰他的人品，他的个性和他那广泛的经验。


　 　　　　　　　　　　　　　　　　乔治·Ｃ·马歇尔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0 23:22

英文本中由胡适撰写的《引言》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在中国杭州出生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那里的传教士。他告诉我们，他年少的时候，总是“对传教生活感到厌烦”。即使在他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毕业之后，他仍然承认自己“缺少对传教工作的兴致”。

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原书【28】)

但是经过了长期内心的争战，司徒雷登博士最后决定了“将我的宗教信念置于当时是我的最终考验中。”他来到了中国，做一位传道人，在中国传道和生活了几乎半个世纪！

他很幸运，只做了两年多传福音讲道人，就被召唤去南京新成立的神学院任教，很快成了一位出色的圣经新约和新约希腊文的教师。在南京住了十一年后，他被请到北京，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去将几个“小的教会学院”组建成一个大的联合大学；那些小学院是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学院以及后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

此后，在几近四十年期间，他成功地作为一位“教育传教士”工作着。他对我们坦诚地说：“我如果以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度过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感到愉快，是否会有成就，我多次对此有过反复怪诞的疑惑。”

在这些回忆中，他衷心地赞扬“作为一个阶层的传教士们的……热心、高尚的目标、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毫无自私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很希望，未来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团体的领袖们有时再次思考去到国外传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地忽略了司徒雷登博士的这些坦率记录。这些坦诚的记录是他对福音传道人的早期印象，是他对传福音传道人在追求（无论是多么下意识地追求）皈依信教人和教会人员数量的增加所做的成熟的判断。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和哪个教会教派的福音传教士的影响相比较，教育传教人的影响一向总是大得多，无论那些教育传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纪从耶稣会来的机械工程学家、或是天文学家，还是十九世纪从新教团体来的科学家、学者或医生。据说，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他在东方的二十七年间，只为十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施过洗。但是他的学术工作，他那圣经的中译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个用近代金属活动字模的印刷厂，则在整个东方的新教传教世界里，留下了持续的影响！的确，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教传教士教育家的伟大世纪；在这些教育家中，有亚历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尔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杨·艾伦（Young J. Allen）,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马丁（W. A. P. Martin）, 约翰·富莱尔（John Fryer）,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值得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克复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光彩夺目的学者传教士群体【xiii】，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国际法，现代世界地理和历史，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献等最佳著作译成了中文；还是他们，说服人们反对那些原始的陋习、缠足和不顾妇女的教育，并且鼓吹社会、教育甚至政治的变革，开办新学堂和学院，为使中国逐渐觉醒，他们做了如此众多的工作。

司徒雷登博士无疑会被作为在中国的教育传教士历史行列中重要的一位代表而留名于世。

他在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那是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后的六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前的八年。中国终于从中古的梦境里被唤起了。当他一九一九年应召去北京时，那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复兴和国民革命的前夕。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说法，国立北京大学变成了“国家知识分子的发动机”。未来的燕京大学的邻居清华大学，不久就建成为最佳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国立大学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在计划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就在古老的京城里升起，成为整个东方最为现代、设备最佳的医学院和医院。

因此，在这么晚的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北京，基督教传教团体想完全依靠他们国内教会机构有限的财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学，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司徒雷登博士做为燕京大学开创者和建设者，他那巨大的成就必须以那个背景来衡量。像他所说的：“理想需要花费金钱。”他和亨利·文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博士许多年来在美国全国筹募基金，他对筹募基金中的成功和失败做了生动的描述。【xiv】这个描述不仅是很有价值的记录，而且也是这个自传中读来最有兴趣、最使人激动的部分。

燕京大学的梦想最后成了现实。作为燕京大学的邻人，也是经心有兴趣观察着它成长的友人，我想说司徒雷登博士作为一个大学的建设者的巨大成绩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真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有世界上最为漂亮的校园之一，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学校中，它的规模最大。第二，他梦想的这所大学，逐渐越来越变成了一所中国的大学。她靠着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在所有的教会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卓越的中国研究部门。

司徒雷登博士说：“在燕京的许多其他受益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并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建立了和任何全然是中国的机构有同样最高水平的中国研究。”

我要对燕京的一些中国学者致以敬意；特别是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有特殊的功绩，在燕京建立了一个非常优异的中国图书馆；他们编辑出版了优等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和那个非常有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

司徒雷登博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庆贺了他的七十岁生日。十天后，美国杜鲁门总统驻华的特别代表马歇尔将军怂恿他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并协助他为马歇尔计划服务。在七月十日，杜鲁门总统把他的名字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司徒雷登博士【xv】担任了六年半的大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落入共产党手中后的三个月，他返回了美国。十二月，他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中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杜鲁门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中，这些年月占了近半部篇幅，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记录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和他对这些事件的个人印象和评论；第二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包含了一些他的意念和反思，如关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关于中国大陆落入世界共产主义的悲剧，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以及最后关于“对于中国，美国应该遵循什么政策”。

我不得不说，我发现第一部分的几个章节（九到十二章）相当简略，作为一个扼要的报道，常常难以弄明白从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使命的早期，到南京上海地区落入共产党手中那段时间里，发生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大量事件。譬如，这是他对马歇尔使命最初岁月的谈论：

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

那么，什么是马歇尔使命？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是【xvi】五项议案？什么是这些议案如果得以实施，就能够解决的“分歧”？什么是提出的“在民主基础上的联合政府”的形式？什么是“在美国的建议下，重组并训练双方的军队？”

司徒雷登博士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记录更明白一些，在附录里面有这些内容：

· 马歇尔使命的指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 政治协商会议五项议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美国政策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 马歇尔将军的个人声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依靠这些文件，我们可以希望能够了解（至少部分了解）马歇尔使命的、以及司徒雷登博士在大使任上的目标。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些目标是有多么困难、是多么从根子上就是毫无可能达到的。必须对那些有了解，才能够对司徒雷登博士个人对说明马歇尔使命的和他自己大使工作的努力和失败抱以同情。

在这些指令中，马歇尔使命的目标被归纳为“尽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国统一”。具体说，有两方面：

第一，“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能够扩大，包容该国其他政治成分，就会促进中国的和平、联合统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国强烈倡议，该国重要政治成分的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为这些成分安排合适、有效的代表。”

第二，“存在自主的军队，例如共产党的军队，不符合、也使得中国无法有政治的团结。有了一个广泛代表的政府，就必需取消这种自主的军队，中国所有的军队都要有效地整编为中国国民军。”

第一个目标是要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有合适、有效的代表；第二个目标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军队，并把他们“改编到”国民军中。

作为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在一个指令中写到：

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影响还有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施展这个影响的能力，鼓励中央政府、所谓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作让步。美国总统让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目的是以适当和可行的方式带去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述的目标（隶书是我所做的）。

这是马歇尔使命从根本上（先天上）就不可能完成的两项任务。中国共产党想加入联合政府：这是斯大林在雅尔答会议上为波兰和其他整个“解放了的”欧洲狡黠设计的方案；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公开的要求，写在他在延安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五千字报告里，题目是“论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将自己独立的军队“取消”或“整编入”国民军的打算；相反，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号声称共产党有正规军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xviii】在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后的头六个月，他们的正规军就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万人。

马歇尔使命是以什么方式和办法“施加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面所说的目标”呢？杜鲁门总统指示马歇尔：

授权给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对蒋介石和中国其他领袖谈话。特别是有关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时……一个因内斗而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得到美国援助的适当地点。

换成直率的语言，那就是：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

这样，马歇尔使命的目标，从开始就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它失败了。有关这些，无论是国务卿贝尔纳斯，还是总统杜鲁门，还是马歇尔将军，还是约翰·卡特·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先生（他是主要负责起草对马歇尔的指示的人），他们从来对此就没有完全明白过。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失败了，【xix】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由于他是“一个外交界的新手”，另一个原因，还是看他自己的话：

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原书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在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

所有我所说的这些看来似乎尖刻的话，毫无奚落在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的天真烂漫的意图。实际上，在那个理想主义膨胀的时代，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最后，我愿意真诚地说出我由衷同意对我的老朋友司徒博士对中国“白皮书”、和他那伟大的国家应该遵循哪种对华政策的深思意见。由于这是一个引言，是一个旧脑筋、不信上帝的中国人为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的回忆录写的引言，我愿意用他所喜爱的圣经新约的一段来做个结束。【xx】一九四九年，当我读到国务卿艾奇逊的转发函“白皮书”，我看到了这些字句：“……中国内战不详的结局超出了我国（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作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它并不是由于美国少作了什么而造成的。”当我读到这些时，我在页边上写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下面就是那段经文：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在我”。

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


　 　　　　　　　　　　　　　　　　　　　胡适

英文本对胡适的介绍：

胡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哲学及后来中国文学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该校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任中国驻美大使。一般都认为胡适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奠基人；该文学复兴导致在文学和教育中，采用了生活谈话的语言（白话），替代了僵死的传统中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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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注：胡适引言里所提及的该书附录文件，二闲堂尚未上传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0 23:24

[i=s]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0-7-10 23:25 编辑 [/i]

前言


我在中国的建树使我有名声；在那些建树显然被摧毁的时刻，我出任了我国的驻华大使；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虑还都是心灵上的。我知道许多陷在（大多数是自愿留下的）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被粗暴地对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监狱，有些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触自己的中国和其他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有少数在这种对待下死去了。千百万中国人受到的对待更为悲惨。许多被处死，许多因饥饿而死去。最近听说不少于四千万人被强制劳动。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在流亡中受苦受难。许多其他的则盼望能够流亡在外，但是却无法逃脱出来。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中国，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自从他们接管了之后，前一种就少了下来，后一种却多了起来。我一生和我的教会和教育同工们的努力，是奉献给使好的变得更好，使坏的变得不那么不好。可以眼见的那些努力中相当一部分的证据，已经瓦解幻灭了：有些工厂、设备、教堂、学校、建筑物和医院被破坏了，更多的一些被共产党为他们的目的而占用了。【4】但是，我觉得教会、教育和医学事业赞助在中国的投入，以及那些献出自己一生来为了这些事业的人的投入，重要的那部分并没有、也不会被摧毁。

在施与一方和接受一方，施受双方的心灵和心底里，施与受的益处依然继续活在那里。基督教教诲和实践的种子和硕果仍然继续活在那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由于基督教传福音的人、基督教的教师、基督教的医生、基督教的科学家和基督教的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千百万男女和儿童的身心得到了改善。即便一切都丧失了（实际上决非如此），在台湾和在海外的中国人中间，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United Board of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高举的基督教的教育火炬，仍然在照亮着前进的道路。千真万确，我一生的、和我的传教士同伴以及我们中国的同事们的工作（还有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人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力量。

我也不觉得中国，中国大陆，是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共产党在大陆是巩固了他们的地位，现在看来，他们的确牢牢地控制着那里。但是谁能说在中国有哪个政权会是持久不变的？只要想想自从孙中山以后，在中国和东亚发生的变化，谁会说共产党政权会在中国持续下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政治哲学里是另类的。共产党的作为是强暴、不顾人权并且是压迫。他们请进、使用大批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注定要在内部和外部引起摩擦。看不到共产党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的义务；他们蔑视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5】他们甚至走得更远，竟然入侵了一个邻国，并且和联合国作战。

我无法相信中国的这个政权会持续下去。我有信心，这个怪诞的罪恶不用多久，就会以什么方式走完他的行程；在他被评判并且发现他的缺陷的时候，他就会被迫放松他的控制而消遁出局。我对中国人民也有信心，他们的社会行为，根本上是民主的；当他们从这个谬误的“人民政府”的暴政下被“解放”出来、重新走被阻断的、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长征的时候，会到达这样的目标：国家的统一，国家的民主，国家的安全，和平，进步，并且在国际关系上起有益的作用，成为一个好邻人。

在这本书里，我要谈我一生的故事。我在多年以前就开始在纸上写大事记。现在，我把它赠给那些有意留心这个记录的人。本书并不是在即将出版之前作为一个整体写就的。一个个章节是断续分开写成的。它或多或少像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个写日记的人的一系列文章或随笔。有些章节是回顾性的。有些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即时写的。有些，最后的三章，是一九四九年我回到美国之后写的。

最后写的这三章，也就是这些结束章节的文字，我要感谢斯坦利·洪贝克（Stanley K. Hombeck）博士的共同努力。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那时，他和我一样是从事教育的，后来才步入外交界。多年来，我和他有许多惬意的接触，并且有许多有益的意见交换。在这三章里，一章是谈了我自从离开中国之后的活动（和不能活动），【6】以及由于一些我所关注的政治发展的变化，我自己的变化，政治景观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所得出的对前景的论断。下一章记录了我对过去那些岁月的反思、对当今的默想、和对未来的窥视；并且重申仍然属于我、支撑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最后那章，是我努力回答我思想中一再有所悔恨、但是又总在那里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这几章里面的叙述和记述都是我的；但是由于我的身体使我不能真地书写，所以很多工作都是洪贝克博士根据我的记录和我们的许多交谈而做的。这样写成的文字一再提交给我，我仔细审视多次，并且证实了它完全反映了我的回想，正确反映了我的回忆、我的思想和我的观点。所以，这三章和所有的章节一样，著者的责任在我，完完全全在我。

我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帮助。在传教界内外广为得到赞扬的弗兰克·普赖斯（Frank W. Price）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他父亲菲利普·富兰西斯·普赖斯（Philip Francis Price）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我朋友所尊重的一位长者。弗兰克·普赖斯热心地使我的文稿得到了文字上和编辑上的益处。大卫·麦克窦外尔（David McDowell）先生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他在编辑和出版上采取的态度和深入的程度，一直是鼓励和支持，他做出了巨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慷慨地写了前言，表明了我们之间的良好愿望，以及他对我的故事感到的兴趣，这无需赘言。他知道，我知道，所有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是事实。同样，我也感谢胡适博士为此撰写了引言。他大度地费了时间，用自己广阔的知识和非凡的能力，对我想告诉人的故事做了分析和评论。

最后是傅泾波先生。本书的书写和出版都要感谢他。他对书的内容并无责任；甚至在有些事务上，他和我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完成这个手稿；我就无法进行联系、接触、讨论、和书信往来，而这些却是在出版之前必须要完成的。在写作本书中，虽然我明显是演出人，但是，全部主持人的功劳理应归于傅泾波。

对于所有上面提及的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和在这里没有提到的、坚持鼓励我的人的良好意愿，我深深地致以谢意。


　 　　　　　　　　　　　　　司徒雷登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1:00

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我大部分的日子是以中国为家的。我和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的人民由于必然的精神纽带而难解难分，那不仅是由于我出生在那里，也是由于我长期住在那里，那里有我无法估量的友谊。我这个美国孩子有幸在中国度过童年，日后作为传教士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回到中国，成为传福音的人，神学教授，之后成为一个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由于情况奇特，我突然被平地抛起，担当了美国在南京的大使；一九四九年，我在这个职务上，最后黯然无欢地离开了那当前仍然不幸的土地。

我看到过许多政府统治过中国：垂暮、崩溃的满清王国，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下的早期民国，和军阀和贪污腐化的官员争战、软弱无力的后来的民国，开始使国家统一、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狂妄自大但短命的日本统治的部分中国，在日本投降后悲惨的内战撕裂的中国，以及最近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经过了这些不同近代历史时期，我看到了一个古老但又是崭新文化的痛苦在增加;它在力求使自己跟上二十世纪，目的是在物质上和伦理道德上跻身于世界强国之中。

回顾过去的近八十年，我鲜明地感觉到造物主上帝一直带领着我的生命，也知道我有多少重大的选择是在面对外界的抑制和内心的勉强之下做出的。似乎一再有一个并非我自己的力量，在催促我向前，向前去经历我并没有寻求、也没有预料到的体验和奇遇。【10】无论日后会如何，我极其感恩，在伟大的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关系中，有我屑少的部分；这个关系虽然目前显然在破裂，但是我坚信，日后一定会恢复，并且在正在出现的世界民主和国际共同体的模式中，成为牢固、鲜艳夺目的一股力量。


1

我父母都是来自悠久的刚毅的早期移民。我们司徒尔特（Stuart，司徒阿儿特，司徒）祖辈来到美国大陆的是阿契巴尔德·司徒尔特（Achibald Stuart），他是爱尔兰（北爱尔兰，Lonodonerry Ulster）的苏格兰人。传说他是阿契尔特里（Ochiltree）爵士（后来的司徒尔特城堡的伯爵）的后裔。后来由于参与了反抗宗教迫害的运动，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大卫（David）和约翰（John）逃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七年之后，他的家属来和他团聚。Archibald后来定居在弗吉尼亚州韦恩斯博罗（Waynesboro）附近的一个农庄里。他有四个孩子，分散在南边和东边的各州。有一个直系是亚历山大·司徒尔特（Alexander H H Stuart），是腓理莫尔（Fillmore）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后来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是杰伯·司徒尔特（J E B Stuart），是南军勇敢的骑兵指挥官。故事说，他受了伤、被带下战场时，他的部队向他挥手，呼喊他的昵称“杰伯（JEB）”。“快回去！快回去！我完成了任务，你们要像我一样地完成任务。”

约翰·司徒尔特（John Stuart）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县的沃克科里克（Walker Creek），后来去了斯汤顿（Staunton）。他的孙子罗伯特·司徒尔特（Robert Stuart）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乘坐一个带篷的马车从弗吉尼亚州的谷地到荒芜的肯德基州（当时属于弗吉尼亚州）做开拓性的工作，在肯德基州的列克星顿（Lexington）帮助建立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学院。他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任过一段院长。

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和哈娜·托德（Hannah Todd）结了婚，她是玛丽·托德（Mary Todd）的姑姑，【11】玛丽·托德（Mary Todd）后来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罗伯特的儿子大卫（我的祖父）和林肯总统夫人就成了表兄妹。另一个儿子是约翰·T·司徒（John T Stuart），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后来成了林肯的法律伙伴。我十一岁来了美国后，住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才知道司徒一家和林肯一家有这个关系，吓坏了我和我的弟弟。我们觉得除了我们是来自中国之外，至少对我们的那些南方朋友来说，那是使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我们的小命甚至会有危险！

大卫·托德·司徒尔特（David Todd Stuart）是妇女教育的前驱。他是肯德基州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的司徒尔特女子学院（Stuart Female College）的创建人和院长。他的儿子约翰·林登（John Linton）是我的父亲，是一八四零年十二月二日在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出生的。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和杰弗逊学院（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和肯德基的森特里（Centre） 学院受的教育，一八六一年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他教书四年后，进入了普林斯顿神学院，一八六八年毕业。那是在普林斯顿，由于来自中国的约翰·倪维斯（John L Nevius）博士的激动人的信息，使他转入国外传教的工作。他是被新的南方长老会的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最初派出的传教士之一。在一八六八年他和两个伙伴去了中国。他们的行程是到纽约，经过巴拿马地峡、旧金山，到上海。历时两个月。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在杭州开始工作。杭州在上海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四十六年的传教生涯。


2

我父亲在一八六八年作为单身汉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他当时的前任殷斯里（E B Inslee）牧师相信学习中文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所以我父亲就在一个鸦片馆楼上租了一个住处，雇用了【12】一个没有学过徒的厨子照顾他的生活所需。经过了五年连续的劳苦、外出和艰辛，他因健康衰退而被送回老家去疗养。不久，他恢复了健康。但是比这更好的是，他赢得了为日后的健康最好的保证，赢得了一个妻子，玛丽·路易萨·赫顿（Mary Louisa Horton）。她来自莫比尔（Mobile），是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法官的女儿。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是现在莫比尔（Mobile）县教育系统的创始人之一，还担任过那个市的市长。在战后贫困的南方，被称为“玛丽小姐”的玛丽·赫顿（Mary Horton）创立了一个女子学校，以她的名字命的名，成了在阿拉巴马州著名的一个学校。它不仅受到南方其它州，也受到北方一些评论人物的广泛瞩目。当时有人说“玛丽小姐”是“一位有特别资质和社交天赋的妇女”。她的嗓音很好，有人建议她去德国学习，但是她却选择了陪同她的丈夫去了遥远、陌生的中国。她把她的学校交给了她的一位助手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 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主持了这个换成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校。

我的母亲曾经和一位南军的海军军官定过婚。那位军官在莫比尔湾（Mobile Bay）的战役中阵亡了。这也许就是我母亲决定要到外国做传教士的缘故。她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荒唐，但是她却不听他们的劝告。当时正和她通信的国外传教团（Foreign Mission）的执行秘书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牧师，建议她去参加长老会的一个大会，和刚从中国回来的一个年轻传教士见见面，那个年轻传教士可以告诉她传教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她听了Wilson博士的建议。她后来发现，她这么做，帮助了那个单身传教士完成了他的婚姻计划。是否为了感谢他，才使我的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我）起名叫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司徒尔特（司徒雷登）？对年轻传教士来说，威尔逊（Wilson）博士本人是个迷人、激励人的人物。【13】在内战（南北战争）之前，他在非洲多年，是最早的传教士，在那里传福音，探险新区域，并且是第一个将捕获的猩猩活着带回了美国的人。他健康不佳，使他不能不留在美国。他成了全国长老会第一个国外传教派遣机构的秘书；在内战将国家分裂了的时候，他是新的南方教会的秘书。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和他的新娘在一八七四年的夏天扬帆去了中国，定居在杭州。


3

杭州是全中国最古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杭州有真被“庙宇群山” 环绕着的美丽西湖，有远处风景如画、具有“汹涌”潮水的钱塘江，在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中，她是闻名遐尔的。马可波罗说杭州雄伟得无可伦比，并且细致地描绘了它那美妙的运河、桥梁和道路。“北夷”入侵，宋朝朝廷逃难时，杭州是它的南都。中国有个最熟知的说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代表了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当我父母在杭州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只是在十年前，这个城市很大一部分被太平天国破坏了。但是使我母亲印象极深的周围的乡间仍然保留着。在街上，商贸刚刚复兴；这个地区著名的产品是茶叶、丝绸和扇子。

在南方长老会传教团开始在杭州落脚的时候，它在城里城隍山上取得了一块地盘，在山麓上有一些庙宇和官府的建筑。这个地方凑巧俯视着省财司的住宅。【14】在这个官员的儿子生了病的时候，医生和风水先生把那个病归之于山坡上面住着的洋人发散出了恶劣的影响。当地的官方精心造了些理由，要传教士把这个地方换到城市另一端、一块较大的地方。达成了协议。那个新处所位于被太平天国毁掉的一个区域的中心，是杭州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堂，一个学校和一些传教士的家屋。传教士“大院”旁边的那条街后来就成了“基督巷”。

除了在贫苦阶层和乡村人们中传福音之外，我的双亲还都有志于建立学校。我父亲的男校后来被教区关闭了，因为它的成员认为我父亲的正当职责是传教而不是非宗教的教育。即使如此，他还是在他的学生中拯救了几个喜欢的灵魂；他们得到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很多年里是教区内最好的中国同工。我的母亲甚至更为成功。她开创了中国的第二座女子学校（女子学校的数目和影响在稳步增加）。她担任了多年的校长。后来那个学校成了著名的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的一部分。


4

在杭州的司徒尔特，司徒（Stuart）的家里，出生了四个儿子：（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卫·托德（David Todd），瓦润·赫顿（Warren Horton）, 和罗伯特·克尔克兰（Robert Kirkland）。

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兄弟是教区里唯一的外国孩子，所以我们受到了宠爱。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记得我们父母的慈爱。他们对待我们是慈祥英明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全是欢乐。

我记得去杭州的风景区远足，【15】野餐，摘野草莓，记得春天布满火红杜鹃的那些小山，记得在一个山顶潮湿阴冷的古庙里避暑（开始是单纯的野营，后来发展成教区的夏日避暑胜地），那是我们小孩子的迷人冒险活动的场所。有一个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省的芝罘（烟台），住在海边的一个峭壁上。我们坐骡驮轿去登州府看望狄考文（A W Mateer）博士，他是著名的传教士学者，是我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

我们有几个经过经心挑选的中国玩耍伙伴，我们很喜欢他们，和他们讲中文。但是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只让我们在我父亲和其他人种了很多树木的大院子里自己玩耍。我长大后回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缩小成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和我儿童时期所联想的宽阔、神秘截然不同了。我们极其喜欢中国的饮食，糖果点心，水果，而最喜欢的是他们欢庆的嫁娶的宴席和礼仪。我们没有学中国书，这是我对那个时日的唯一遗憾。但是我弟弟瓦润（Warren）随家从美国休假回到中国的时候，进了一所中国学校。在他日后回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时候，他记得足够的中文口语和文字，使他能很好地开始使用中文。虽然我们是在隔离着，但是我对那时还没有受到接触现代而被破坏的中国人特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过年的佳肴和表演、正月十五灯节的宴席、其他节气的欢庆、坐游艇躺椅游西湖、以及其他的类似活动，都有相当生动、光彩的记忆。

在我十一岁离开中国之前，我唯一的老师是我母亲。她的教学一定是很不错，不然我和我弟弟David进入莫比尔（Mobile）公立学校的时候不会没有困难，我们在班上没有被落（la）下。【16】我们除了在杭州家中天天上学之外，我们还上主日学，并且有定时的家庭祈祷。有时，我和父亲到街上和庙会上传福音。我记得一些“听众”在他讲道的时候，提出的一些对他的衣着和举止形象的好奇的问题，使我怀疑是否值得去街上和庙会上传道。后来在美国，我感到了对这种传教活动的反感；在克复这种反感之前，我是不能决定从事传道职务的。

在一八八七年，我的父母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牧师和夫人，在传教十三年后，带着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的四个儿子，从中国坐船回美国休假一年。


5

我们回美国的行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法消除的记忆。对我们来说，那是崭新、又是相当可怕的冒险。远洋轮船上的女服务生说她们从来也没见过我们这样“幼稚的孩子”——其他孩子习以为常的许多事物，我们却知之甚少。我们的父母说过美国高水平的生活；在旧金山码头看到衣着粗陋的报童，就使我们惊奇不已：这里怎么会有这些贫穷的“外国孩子”？火车头和火车对我们也是新奇的；那时中国只建造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而且还被农民扒了，因为怕火车骚扰坟茔地里的鬼魂。

在我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时候，对我来说，感情上的抵触变得激烈起来。我父母为了引起传道界公众对中国的注意，将我和我的弟弟们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在当时，这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他们真是带回了成卡车的“古董珍品”，主要是中国人日常的衣着、餐具和祭拜等用具。要我们小孩子穿上服装，【17】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圣诗（特别是“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和其他一切，安排成一种演示。后来，我们两个大孩子留在了莫比尔（Mobile），增加了我们不愉快的声名。我们穿的是上海早年非常简单、原始、古老的英国式衣服，我们的言语是我们几乎只交往的思想严肃的大人的谈吐。我们对我们同辈美国人的言语、习惯、以及年轻人的卑劣行径，无知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我们的堂表亲们一方面羞于有这些奇怪的亲戚，一方面又对和我们的关系感到好玩和高兴。这是个南方腹地的乡村小镇，是我母亲承诺去做个传教士那闻所未闻的傻事（或献身、牺牲）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成了同学谈论、折磨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我母亲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问些让人憎恶的问题的对象。那些意味如此和善的问题，包括有，我们最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吃耗子？我们是不是讲中文？等等；它们成了让我们厌恶的问答集成了。来访的人会说出那么不得体的话，像是，“啊，他们真是像些中国孩子，不是吗？”

在一八八八年秋天，我父母回了中国，将我和我弟弟David留在莫比尔（Mobile）我母亲妹妹和她丈夫那里。他们有一子一女，年龄和我们相仿。这两位寄养父母对我们关怀、亲爱得无以复加，他们对待我们恰如己出。但是他们的规矩却是我舅祖留下来的严格苏格兰长老会的规矩，还加上了他们对传教士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解。他们自己不能去中国，但是他们设法在离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很远的城的另一处，维持了一个家庭礼拜聚会处。为了不辜负“在异教徒国度里作出牺牲的我们圣洁的父母”，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穿城到这个礼拜堂去。在星期天坐街车或其他方便的工具是不对的，所以星期天我们必须走着去主日学，然后做礼拜【18】，晚上再去另一个宗教聚会，基督徒青年聚会（Christian Endeavor）。星期天的下午，我们要记、背圣经和赞美诗。跳舞和剧院是不允许的，这更让人不平，因为不准我们但是准许我们大部分堂表亲享有这些世俗的欢乐，只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另外两个姨母（一个是社会名流，一个远在乡间）对我们两个年轻人很同情，这和管制我们的那个姨母正相反。

我们最感到高兴的是每个夏天我们都去住在莫比尔（Mobile）海湾对面一个姨母那里。她丈夫曾是南军的尉官。在那些炎热的月份里，我们在湾里钓鱼、捕蟹、游泳、驾船。我清楚地记得和同年龄的一个黑人（那位厨师的儿子）玩伴的情节。我和表哥因为那个黑孩子不会划船而嘲弄他。有一天，他说，“我要把船划回去”。我和表哥跳下了水，想游一下，然后回到船上。这位小黑孩觉得我们在考验他，并且由于伤了他的种族自尊心，所以他就开始往岸边划。我们喊着让他停下来，但是他以为我们还是在嘲弄他，所以他就继续划，直到最后把船弄到了家。我们却吓坏了。我们往回游，越来越筋疲力尽。那大约有一英里，是漫长、艰难痛苦的延迟。我们漂浮的尸体，悲惨的葬礼，家族的墓地，新闻报道，要过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达中国、给我父母的信，还有那些悲痛的眼泪！最后，我们挣扎到了岸边，不然我就无法写这个故事了。在我童年的经历里，还有一个黑人，是我们热爱但是也必须听从的保姆“乔治亚阿姨”，要是不听她的话，会挨打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期，种族间的界线是严格划分的，我们也认为当然如此。

对外国传教士的理想化，和在阿拉巴马扶养我们的威严的责任，【19】是我日后所设法理解的。对我们爱护备至的监护人活到了很大的年岁，他们理应受到了自然的慈爱，一点也没有搀杂上我们幼年的抱怨。在家中我们的两个表兄妹，那时以至到现在都和我们有兄妹般的感情。但是，从我们的同伴（包括很多表亲）的正常欢乐来看，我们在莫比尔（Mobile）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长期对传教生活的厌恶情绪。我们早年的训练，甚至我们这些小倒霉也显然看得出的真诚的意愿，还有夏天在海边有健康的运动，要不是有这些，我就不会从对所有宗教都抱严重的抵触态度中走出来。


6

一八九二年，我十六岁，九月份，我被送去了当时被认为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学院，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它是“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预科学院，位于一个高地上，是原来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庄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里朝各个方向能看到从蒙蒂塞洛（Monticello）到落皮丹（Rapidan）河的景观，杰弗逊将那个庄园称为“一览无余（All-seeing）”。

在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像其他男孩子一样，把学校看作是必须忍受的一种灾难，所以尽量少费力气。在四十个或五十个男孩子的班上，我经常处于前百分之十的下限边沿上，从来也不处在班级的前头。那些私立男生学校被认为是为了非常富有的，或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孩子的学校。教学是枯燥、平庸的，是无奈地被严格控制的，我尽量少做家庭作业。部分由于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学过男孩子的游戏运动，部分由于我没有天赋和兴趣，所以我闲暇的时间没有去和其他孩子运动游戏，而是读像司科特（Walter Scott），李顿（Bulwer-Lytt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其他一流作家的小说。【20】

当去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时候，效果已很明显。我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其他那五十个孩子来自南方的各处，我来自阿拉巴马州。从中国回来的可怕印记已经消失了；到后来逐渐有人知道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的同学偶然对历史感到兴趣而已。使我改变态度的其它原因是：宜人的气候和景色，尽管数目少但都是非常仔细精选的学生，而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质量、水平和他们对学生的关怀兴趣。校长是散普森（W J R Sampson）, 他具有最为优良、杰出的个人品质；他的夫人有三个兄弟，亨利·伍兹（Henry M Woods）牧师，捷姆斯·伍兹（James B Woods）博士和爱德嘉·伍兹（Edgar Woods）博士，都在中国传教，在我长大成人后长时间里，都对我都很有影响。他们夫妇对我都特别慈爱，后来对我后面的两个弟弟也是如此。只要我们需要，在夏天，那里总是我们的家。

部分是由于气候，但是主要可能是由于两个让人极其钦佩的教师（都是刚从汉普登-希尼（Hampden-Sydney学院毕业的），我发现我可以学得好，而且愿意努力。我的一位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H Denny）（后来历任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使得拉丁文和希腊文成了我着迷的课程。另一位激励我的教师是教英国文学的捷姆斯·贝尔（James L Bell）。我很容易地赢得了那年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平均分的金奖。

Pentops虽然并不太严厉，但是还是有相当严格的宗教规矩；不过，我在莫比尔（Mobile）呆了五年之后，那看来是很平常的了。健康的生活，校长的品德，高兴我解脱了传教士起源的怪名声，美好的同伴友情，和总起来说是明智地执行严格的宗教标准，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稳定了我的宗教习惯。我的态度可能相当消极，但是并不紧张对待。那一年是非常愉快的一年。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1:01

第二章：大学和神学院


经由我所喜爱的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H Denny）的介绍，一九八三年秋天，我从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进入了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二年级。我还参加了他的ΣΧ（Sigma Chi）兄弟会和他的文学社。一个年轻、崇拜英雄的人，所能要求的最多也不过如此。

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是在发表独立宣言的一九七六年，由大陆议会创立的，以两个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和阿尔济能·希尼（Algernon Sydney）命的名。在创建人中有亨利（Patrick Henry ）和麦迪遜（James Madison ）。在它的校友中，出过一个美国总统，三十个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个学院或大学的校长。现在，它有近四百名学生，而那时还不到一百五十人。在一九三一年一次调研中发现，列在名人录的美国大学校友中，有7. 45%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校友，占第一位。第二位是阿穆赫斯特（Amherst）学院，是7.4%, 第三位是哈佛大学，是6.6%。这个事实受到了报刊广泛的评论。诺克斯维尔日报 (Knoxville Journal) 写到：“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价值远远高于最为无可争议的成就。在南方的教育历史中，在地位上和影响上，在历史和风格方面，它是独一无二地。”

大学生活最美好的方面，对我来说，是个人之间、特别是我们兄弟会同伴之间的友谊，那个学校的崇高传统，以及它那欢快的气氛。但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走下坡，招生的人数在下降。它位于弗吉尼亚州；那里的土地因为种植烟草而枯竭了【22】，比较有精力的富裕的家庭都去了北部和西部。主要吸引我的那位杰出的英国文学教授，在我入校时离开了，后继的那位则枯燥得让人难以容忍。我修读了必修的物理科学，教课的人很出众，但是我也只读了个及格。毕业的时间到了，我并不觉得遗憾；虽然说提供我读硕士一年多的奖学金，但是再在那里呆一年的想法并不吸引我。

在大学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李·特林科尔（E Lee Trinkle），他和我在班上似乎总在一年年里交替、轮流得第一。在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日子里，这个友谊是我最快乐的记忆之一。李（Lee）和我同年，是同一兄弟会的同伴，我们住同屋，下午常常一同去散步，但都不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我们甚至一同约会我们的女朋友，但是从来也不争风。在开学的时候我先到他在弗吉尼亚西南部维斯维尔（Wytheville）的家里和他会面，在夏天分开之前我也回到他家。我常常在他家过圣诞节。毕业后，他到弗吉尼亚大学读法律，我则到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去教书，但是我们保持着友谊。他后来就任了谢南多亚（Shenandoah）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以及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一九二一年，他以当时最大的多数票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四年一任的州长。多年来，他是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Roanoke）第二长老会的活动积极的长老。在他一九三九年去世前，我们一直互相通信；我回美国旅行的诸多乐趣中，总包括着看望他。

事出偶然，我们班上接受荣誉的人多于往常。前一年考第一的人做了毕业生告别演说。特林科尔（Trinkle）和我十分接近，取得第二的荣誉。为了让我们在毕业授学位典礼时都到场，恢复举行了长期以来停止的希腊文致词，【23】并且让我来做。我那好心、精深、博学的布洛克（Brock）老教授在演说辞上帮助我，我也很放心地知道，在天热流汗的听众里没有吹毛求疵的人。我在二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取得了BA和B Litt 的证书。

在我那时，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HS）学院在行为、品行和指导、以及在管理上都非常著名。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也在附近（很快搬去了理士满[Richmond]），协和神学院几乎就像是HS学院的研究生院。HS学院的许多学生准备去从事传道。似乎也期待、要求我从事宗教，灵性的气氛总起来说是热烈而真挚的。我们这些学生并不羡慕大多数神职学生的奖学金和社会出身，也不总是仰慕他们的道德行为。必修的圣经课极其沉闷，教堂、圣诗班和礼拜活动都不那么鼓舞人。但是，想到它们时，并没有不耐烦和拒绝的念头。

主要是在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里，表现着很自然的宗教生活。青年会在我们学院、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地方，都起到了生气勃勃和重要的领导作用。我在学院生活的三年中，是青年会比较活跃的成员，四年级的时候，我担当了主席。当局把基督教男青年会看作是北方的一种革新，对它有些皱眉，这可能反而有助于它在学生中有更多的声誉。学生自愿国外传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浪潮那时影响正高涨，它激发了对全世界基督教运动的关心，并征求大学生加入传教服务。当它的秘书访问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时候，我当然成了他们的对象。我的家庭、在基督教里活跃积极的职务、健康情况、以及没有做自愿者所不可逾越的困难，这些加在一起，使我成了被挑选的人。

在后来的岁月里，韦拉德·里昂（Willard Lyon）, 富来彻·布鲁克曼（Fletcher Brockman）,亨利·卢斯（ Harry Luce）这些秘书都成了我亲密的朋友。【24】但是在那时，他们明确了我最尖锐的宗教问题：我对传教活动缺乏热心。从一个小孩子印象看到的我父亲的经历（我所有的幼年的苦恼都归因于它），以及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和教书的职业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些都使我对去国外传教作为事业产生很剧烈的反感。学生自愿者运动则自自然然地号召说，任何一个年轻、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表明他（她）为什么不能够到国外传教。这使我进退两难，受到折磨。我能够承受得了不签约的压力，但是我却无法忘怀这个问题。我想在教古希腊、罗马文学，或是在传道之间选择我一生的工作，但是希望不论做什么，都能留在弗吉尼亚。我对做牧师有些犹豫，主要是我觉得那会自然地导致派我去中国。我打算到我弟弟当时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到德国去读研究生。但是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学习经典或神学来从事一种事业，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那个伤脑筋的传道人的问题。

我对进一步毕业后学习（读研究生）的犹豫中，在我脑海里现在出现了一个怪怪的假想：如果我曾预料到后来我会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我那是一定会到一个在中国有知名度的大学，至少读一个硕士学位；但是，如果我真去读了，我很可能就不会就任基督教神职、因而根本不会到中国去。我一直顺从我良知的指引，我也一直没有理由来后悔。


2

在这个时候，我尊崇的丹尼（Denny）先生接受了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的教习职位，我被邀请接替他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教授拉丁和希腊文的职位。【25】我有千万种理由要接受它，我也十分急切地接受了它。我在那里教这些科目教了三年，生活得十分满意。弗吉尼亚的魅力在不断增长。我离我的两个兄弟很近，在大学里我有很多熟人，从那时起，我几乎就觉得那就是我的大学了。在头一年之后，我就很想再呆一年，然后还是这样，又呆了第三年。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难以做出决定而拖延时间。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吉尔摩尔（A D P Gilmour）在那时决定从事传道工作，而在后一年开始去读神学。我们经常一同谈论这个问题，他的决定毫无疑问在影响着我。在一年后我进入神学院，在他毕业之前我们一直住同屋。

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我是个“老人儿”，这使我在情感上得到益处，使我理解到那个学校的一些特殊情况。我很年轻，比我的有些学生大不了多少，这使我遇到些危险。使我脱离险境的，似乎是在那些男生和我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友谊。在课堂之外，我和他们打成一片，有时作为他们体育队的经办人同他们到其他学校去。在课堂上，我还记得我在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Denny）的指引下的那个转变经历，我设法使学习成为有趣的事。还是那个老问题：“你是教拉丁文，还是教学生？”对我来说，那主要是教学生，这样就使那些基础的课程看来不那么沉闷。举个例子，我不像传统那样教恺撒（Caesar）的《评注，Commentaries》（那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关于作战的简洁笔记，当然，并不是为了身处异邦、多少世纪之后、那些不耐烦的学生写的），而是教考尼里乌斯·尼珀斯（Cornelius Nepos）专为罗马的男孩子写的著名人物的简短传记。它里面都是有趣的轶事，足以用来练习拉丁文的文法。

这种和学生几乎近乎自然的关系，【26】也表现在后来我和南京神学院的那些十分不同的学生之中，再后来也表现在燕京大学里。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比较简单的南京学神学的学生又不相同，燕京的学生和南京学生的差别之大，就像是他们和美国的学生之间的差别那样。

在这教书期间，我到麻省诺思菲尔德（Northfield）参加过两次夏令聚会，那是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学生自愿运动领导的。在那非常成功的聚会中，许多高尚的人参与了筹划，有的到了会，有的做了演讲、致词，他们启示着或者带去了生气勃勃、切实有用、极其吸引人的关于宗教的观念。它们和我过去所最为熟悉的那些相当呆板、单调的信仰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耶稣基督变成了一个受人敬爱的主宰，成了年轻人热心奉献的完美实体，而不主要是一些神秘、难解、崇高的本质和它的属性，不仅是对它们如果有任何疑问就成了异端的一种神学上的教义。我和那时许多青年一样，对基督的这种新鲜、沉醉的理解，可能都应归功于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er）。从那时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我宗教信仰的精髓。在日后的岁月里，尽管神学的观点有了变化，我有了那么多的经历，但是它一直光亮如初，丝毫也没有幻灭。


3

一八九九年秋季，我进入了协和（Union）神学院。它已经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搬迁到了理士满（Richmond）近郊的一个可爱的地点。在能干的瓦尔特·穆尔（Walter W Moore）院长的经管下，在它的新校舍、设施和环境的激动下，学院正在全面地发展着。我又一次有了三年愉快的时间，它发展了我不仅对神学院、也对理士满（Richmond）这个城市产生依恋的情感，现在它仍然在游移、徘徊着。除了是否做传道工作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逐渐形成着的问题，就是神学信仰的问题【27】，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对进步的、无所惧怕的、毫无偏差的圣经学问的态度问题。虽然到那时为止，我对宗教的兴趣主要是在实践方面，但是，由于到北方的访问，通过阅读，也由于内心的强烈愿望，我越来越认识到，南方长老会的正统和当前自由探究趋势之间的对立立场，而我知道我是同情后者的。

在另一方面，神学院的教授们，加上著名的院长，无一例外，都毫无疑问地是真诚、虔诚、有学问、具有广泛人类同情心的人。他们被选到这里来，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是成功的牧师，以及和从事有争论的神学相比，他们更愿意培养有用的讲道人。和他们在一起，我发现对过去和它的传统的忠诚是首要的美德（在南方几乎都是这样）；在宗教中如此，在社交和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所以我就决心重视、珍惜他们的特点和他们的教导，但是在思考和研究上则独立自主。为上课做准备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我设法把晚上空出来，读图书馆极好的书，主要挑选关于宗教、科学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新书。这帮助了我调和对我来说，有的时候似乎是无法说服我，有时甚至是不可证明、令人拒绝的陈述。但是这个教义的主要真理却是这样的。在我传教的关系上，我内心里面总有一点的紧张，到现在也仍然如此。因为我总是觉得，在信仰和目的上，他们和我都最关心它。我是南方长老会的一员，我觉得没有必要和我父辈的教会脱离关系，我一直感到，双方都有这个感情和信念。

我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雷西·埃维英·莫非特（Lacy Irving Moffett）受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长老会神学院的差遣来到了这里。【28】我们立即被对方所吸引了，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第二年转学到理士满（Richmond）来。他已经决定要做传道人。在珀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毕业后，他就成了我的室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密切的友情，直到现在；而且还由于我们俩和两姐妹结了婚，情谊更为加深；在我们到中国之前和之后，我们一生都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学期，来到了我传道问题的转折点。它和往常一样，那是由于学生自愿运动的秘书来访。这次来的是亚瑟·尤文（Arthur Ewing）牧师，他是去印度的传教士，回来休假。凑巧那时我是学生组织的主席，所以我有责任招待他，安排会见、谈话，出席他的公开演讲。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他问我：“好了，司徒，那你怎么样？”我对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帮助我，我也清楚他可能会催促、劝说我要考虑的都是些什么。他很机智、老练，也有良好的判断、感知，他紧紧、热情地握了我的手，就这样离开了那个话题。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终结那种犹豫不决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无法逃避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听着钟楼上的钟敲着钟点，直到第二天早上凌晨五点钟。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中国不是我所思念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由于特殊的传教士背景，从那时起，我儿童时期的经历和考验一直以各种形式留在我的心里。【29】和它相反的，则是在弗吉尼亚愉快的生活，在南方任何州可能都会是这样。它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主观心态或情绪。如果我能够预见到后来我在中国的生活是如何发展的，设想那时我可能是要如何推论，一定很有意思。

幸好，我的父母从来也没有提出来、也没试图劝说我作传教士。当然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儿子追随他们做这种服侍，会让他们更高兴。我第二个弟弟大卫（David）那时是医学生，十分明确他不会屈服，但是他后来终于屈服了。他后来到苏州的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lack）医院做了两年差派外科医生，直到在一九零九年因为意外事故而死去。我的三弟瓦润（Warren）在中国一直呆到十五岁，没有经受过大卫（David）和我幼年时候受到的痛苦和后来的紧张，他似乎一向很容易地注定要从事传教士的工作。他先是在一个中国的大学里、后是在神学院里做了十九年的教授，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到来的时候。

回来说那个注定命运的夜晚。我对作传教士很反感，但是那时候有个不能争论的意见：一个真正、完全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没有外部原因的阻碍，他就要到国外作传教士，或者至少要在被“召唤”的时候愿意去做。而我则确实不愿意。在美国，那时我是否受到了任何召唤，要我为基督耶稣、为精神的无上价值而牺牲所有物质上的一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真是最为真实、它真是我生命中最为重大的事体？如果不是那样，我是否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从事基督教的工作，而同时还可以诚实地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床上辗转不安，翻来覆去考虑这些熟悉的问题。

最后，我决定把我的宗教信仰放到自己认为是最后的考验上。我要决定去做传教士，这样就对自己满意地证明了基督教义对我有无上的价值。【30】如果上帝为我安排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工作，或者知道我无法适应在中国的生活要求，那么我必须相信祂会引领我。我疲惫不堪，入了睡。在醒来时，我告诉了我的同屋帕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和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他们没有感到吃惊。我没有感到是在克制自己，反而感到了满意、解脱，甚至感到是满腔热情。我一点也没有对那个决定感到遗憾。它给了我对宗教的真实性的保证，给了我智慧去做当时似乎是正确的事情。我要从事的事业，可能使得我比做其他事情更能够奉献给基督的理想和目标，也能使我在一生中得到更大的喜悦。


4

学生自愿运动的效率很高，报名自愿到外国传教服务、热心的年轻人的数目，多于那些重要的教会组织所能够接受的人数。这又导致了积极努力设法增加支持传教的经费。在北长老会和公理会团体，开始了一个“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要各教会支持单个的传教士，它后来发展成了“每个成员游说”，为当地的教会获得全部的经费。这个情况也影响了南方长老会。在南方长老会，为国外传教的钱在几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减，也就没有在原有的队伍里面增加自愿者。莫非特（ Moffett）和我以及费尔曼·普雷斯顿（J Fairman Preston）在同一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我们蕴育了一个古怪念头，借用北方最为成功的那个项目的倡导者路易·韦莎德（Louis A Wishard）博士的开展方法，在我们的教会里发动“前进运动”。【31】

教会当局允许了，给了我们必要的资料和他们个人的祝福，但是十分得体地使自己不承担任何正式的责任。有少数商家提供了我们不可思议的那么少的花费。我们没有薪水。把住旅馆看作是应急措施。我们带着地图和邀请卡旅行，并且设立当地的委员会，去收回那些邀请卡。我们各自在自己过去熟悉的一个地区开始工作。普雷斯顿（Preston）在北卡州，莫非特（ Moffett）在肯塔基州，我在弗吉尼亚的谷地。我的第一次试验，是在首都华盛顿，是我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个星期天。我曾经咨询过的中部长老会年长牧师A W Pitzer允许我对他的教徒做一次试验。在听了我的计划后，他从躺椅上坐了起来，拍着膝盖，说，“当然，当然，多年来我就奇怪为什么有些教会没有这么试试。”我说，“因为那是个相当重大的主意。”“好吧，年轻人，你就勇往直前吧。希望你能从教会里弄到更多的钱——愿主祝福你。”我在这个教会里讲了道；在会众挑选他们的“外国牧师”的时候，他们说既然让我在他们面前练习，所以他们就有理由来挑选我。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他总统任期内是中部长老会的成员，有一次我从中国休假回来，到那里讲道，有幸他在那里做礼拜。

这个办法的彻底性和新颖性；青年男女要求去传道服务，但是由于没有钱而不能成行；这又理解为主要是由于大家认识不到有那个需要，以及缺少系统的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很容易地取得了惊人的结果。对于一般的人，他们把到国外传教看成是职业；对于另一些人，它有浪漫的意念；而那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抽象属性，它关系到一个具体的“外国场合”并且也是个人化的。【32】这个计划的成功几乎是自动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总部里。我记得，第二年春天，教会组织最高的总部一致同意，批准了那个计划。我们三个人都成了有薪水、有花费支出、有正式地位的秘书。看来，为了证明我们的忠诚，我们最好有一个人在那个夏天去到现场就任。普雷斯顿（Preston）被选中了。他那时已经定婚（那是他旅行的一个副产品），我们都参加了他的婚礼之后，他和他的新娘去了朝鲜。莫非特（ Moffett）和我要再等一年，到那时，我们觉得永久性的机构就会建成了。他们愿意让我们无限期地担任那个职务，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募集到钱，讲明我们自己也是准备好去做传教士，那对于整个的事业是有更大的好处。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初的目标，并且很满意我们的极为保守的教会正式认可了那个方法，并且还聘任了一个固定的秘书来维持它。

回想起这个经历对于我个人的宗教价值的影响，它对我的新目标给了我立即可行的出路，而同时又变得承诺于它并不只是基于虚构的自我牺牲。在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已经给了我读研究生的奖学金，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谢绝了它。我错误估计了奖学金在传教领域中的重要性。但是我预计在同一个大学里再多读一年不会有多大好处，则估计得可能并不错。但是，积极的一个考虑是活跃地从事于冒险、可能有用的像我们小小的那个“前进运动”的一个项目。在持续拥护传道事业以及对反对的意见做出回应中，我能够理解它的意义，并且对它产生出热情；它使我在最后进入到传教事业中的时候，立于很好的地位。【33】我全神贯注在这些振兴和管理上的事务，而学问和神学上的事情则在那里沉寂着。我有机会在南方各州旅行，感觉到我对弗吉尼亚的深厚感情在扩展着。在那时候，我的信仰是集中在一个工作上，在那个工作里，我是和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在一起，无论和他们在信仰教义上有什么分歧、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结成了许多愉快的友谊。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我和我的教会内在的和谐更加深了（我相信大多数的教会都是如此），这是基督教义的真正基础。


5

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和我从神学院毕业后不久，我们的长老会就授予了我们神职，任我们为牧师。有了两年的“前进运动”经验之后，我们已经准备好去中国作传教士了。我们是否不结婚、独身前去？我们决定，除非我们两个人都结婚，否则就都不结婚。在造访新奥尔良的时候，莫非特（Moffett）和我遇到了我的几个远房表姐妹，是约翰爱德文罗德（John Edwin Rodd）夫妇的几个女儿。我们逐渐发现有点什么事在发展着，那个糟糕的思想进入了我们的头脑中：“是同一个女孩吗？我们的协议怎么办？”一九零四年七月，我们到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卢克欧特山（Lookout Mountain）参加一个会议，我提议莫非特（ Moffett）和我邀请我们都感兴趣的两姊妹。当她们来到了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大气，发现我们各人所喜欢的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决定同时提出求婚，我们也这样做了。

她们接受了我们。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我们在新奥尔良（New Orlelans）一同举行了婚礼。我的新娘是艾琳（Aline），莫非特（Moffett）的新娘是凯特（Kate）。另一个妹妹佛劳伦斯（Florence）后来到中国作传教士，【34】第四个去了非洲。艾琳（Aline）过去没有考虑过做传教士，但是她的其他三个姊妹帮助她做出了肯定的决定。

我和艾琳（Aline）共同的恋情生活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她在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去世。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1:03

第三章：回到中国


我父母在一九零四年十二月末到上海接我们，然后一同在除夕那天回到了杭州。莫非特（ Moffett）一家被派到了苏州，我们双方都很失望。

这时，当我看到我父亲一生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微弱、那个小小、人数不多的教堂时，我那旧时的厌恶又复活起来，但是还拥有我在促进“前进运动”时的那种对国外传教理想化的反应。幸好，我当时紧急的任务是掌握中文。我对学习语言的天然兴趣，增加了所有学习中文的人似乎都感到的中文的魅力。我在年幼时所学到的那点中文，在流逝的那十八年里似乎完全记不得了，但是在听、也可能在发音上，以及学习俗语、习惯说法上，毫无疑问还有些帮助。那时，还没有年长一些、熟知使用中文的人督导的语言学校，或语言班。

请了一个年轻人做我的“老师”，但是他丝毫也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他以前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不敢喝我们的茶，因为怀疑我们在茶里放了一种喝了会变得信基督教的药。（后来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不久后我们就学到了该怎么一同工作。自从他开始理解到问题所在之后，他就对问题十分注意，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他帮助我学了很多谚语、格言和当地日常的俗语；假若我继续在杭州呆下去，【36】我可能会把当地的话说到流利得是一个西方人所可能达到的水平。这里的地方话在中国极为特殊，在杭州是南宋国都的时候就有了，是朝廷官话（普通话、国语）和所谓的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地方话）的混合物。我觉得它音调优美，而且有其他语言所缺少的表达情调，不过，我可能是对它偏爱了。很多杭州人来自宁波，包括和最初的传教士一同来到杭州的那些人。由于这个情况以及派给我的是我父亲在杭州和湖州之间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我就熟悉了包括上面说的这些地区的和上海、苏州的多种吴语。它们基本上相似，但是各自都有些差别，尤其是在代名词上。在杭州度过的那些年，对我意义重大：除了在家里的和和城里其他传教人不多的交谈外，我和当地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几乎不间断地听、说他们的话。

我生在中国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益处：中国的传道人、教师和其他雇工都认为我生在中国，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观点，这使得我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他们对老一辈那些外国传道人则不是那样。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所以他们也把我看作是兄弟和徒弟、生手。我很快就理解、领悟到他们的思想方式、推断、假定、不满、牢骚、不平、以及对传教方针的误解，这有特殊的益处。有了这个开端（我对此毫无归功于自己的念头），我总是寻求中国同工的信任，而且从他们把我看作是理解他们的人、并且宽宏的接纳、赞同我之中而得到益处。这有助于顺便解说一下，生在中国并不能够让人取得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也不能取得学到中文的特殊能力。

学习了语言一年左右之后，我就开始在杭州以北的一个较大的农村地区开始了工作（我的父母曾经在那个地区呆了许多年）。【37】立刻就用当地的一个船家做为交通工具，沿着众多的运河往来于那个地区和在城里住处。在我父母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管理当时正在迅速增加的一些教会，学会了带领福音布道的聚会，也学会了到人们的家里去和他们熟悉起来。这些在乡村里的走动，以及在城里和人们类似的接触，使我和中国的生活有了很密切的联系，对我后来从事社会教育等活动有莫大的益处。

我也开始估量传福音的各种办法。接受洗礼（受洗）是教义信仰主要的简单形式，星期日到教堂聚会，以及严格遵守安息日，这些比福音对精神和社会的含意还要重要。对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抛弃对祖宗的崇拜，似乎是个毫无必要的严厉的激惹。礼拜主要是讲道，没有用壮观的仪式、优雅的装饰等来激发美感的要求，而所有的这些却都是中国人的本能和习性。总的趋势是严肃、压抑、正式的宗教概念，是一种自然地实现原来教会所接受的标准。在其他教会，近来在大多数教会里，对于这些已经有了很显著的改变。

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当时正处于最严重的时期），就是在传教活动的背后，滥用了各个政府所代表的非宗教势力。罗马天主教通过和法国政府订的宗教事务协定，使他们的教士团成员取得了官员的地位，并且保护他们的成员不受法律和其他政治方面的管辖。加入一个教会，就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这样说并不是对天主教神甫的动机有任何异议，也不是对他们的虔诚和献身有什么批评；我对他们是十分敬佩的。但它导致了使人抱着不正确的缘故而入教，并且导致了由于中国官员害怕列强而经常做出一些不公正的处置，因为列强常常找借口要求领土和经商的优惠。【38】在基督教差会工作的中国人，他们的亲戚和邻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要求他们帮助，在帮助做这种交涉的时候，他们还会为补助他们微薄的收入而经受金钱的诱惑。传教士被误导着以为在某个地区有了认罪的觉醒，渴求得到拯救，但是后来却发现在昄依入教的背后，有很卑鄙、肮脏的动机；他们所信任的当地的布道人，常是忙于社交，牟取不义之财。传教士，特别是有商业习性、实际操作以及有推销员思想的美国传教士，常常自然而然地追求增长昄依入教的人数、新组织了多少次聚会布道、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起来的布道活动的数目。对于资助的人来说，这些数字是容易计算、也看得明白的。很善于看人的动机、目的和行为的中国人（这是他们著名的特点之一）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设法对此给予满足。中国的协助者是靠此为生的。双方都有那么一点点故意的虚伪或伪善，传教士自己真地理解不到自己有意强调的神职上的成就，和显示一种新的生活并不一致。但是在那小小的基督徒团体的里里外外，具有的那些误解、错误理解，都是可悲的。

但是，记下了我的这些早期的印象之后，我应该在此见证，从那时开始有的，也被后来在中国所有的经历所加强了的结论：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具有纯正的宗教目的，是真挚、热心、目的高尚、不知疲倦、忘我奉献的。当我的态度不再拘泥、原来的那种偏见变得消失在过去的时日里的现在，我写了这些。在称职上，他们平均的智力和总的能力，远远高于一般人所想象的。【39】很快我就对我和这样杰出、美好的人们共事感到骄傲。我也开始在派遣给我的工作的细节里、更在一般的策略方法上、以及管理和联合计划（这时正在缓慢地被人接受）中寻求真正的乐趣。我是否可以高兴地终生做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并且获得成功，这是我曾经不只一次反复思索的问题。

我所说的大多数传教士的高水平，对于在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也很适合。是有一些人为了卑劣、不足取的缘故而加入教会；但是在一九零零年义和团造反时那千万个殉难者，和在许多情况下不顾环境恶劣、社会和家庭的反对、而信仰坚定的那许多人，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崇敬。从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家庭里，出现了一些今天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

我来到中国不久，在美国北方长老会和美国南方长老会管辖下开办了一个联合的事业，那就是南京的金陵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anking）。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了四十年之后，在太平洋的这一边，属于同一教派但仍然隔裂的这两个分支，终于做到了如此有限的联合；这表明教士的联合是何等的困难；它荒谬绝伦地阻碍着扩展人类友情的努力；但是也表明有了耐心、机智、并且对于我们的宗教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即便是在教会的联合上，也有希望得到进展。

在这个神学院邀请我加入教员队伍的时候，它只有来自这两个教会的两位高年传教士，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在他们请我、但是我拒绝了两三次之后，我让我的差会去做决定；除了一位之外，大家都愿意要我接受。【40】例外的那位是弗兰克·普赖斯（P Frank Price）牧师，他反对让年轻的传教士不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从事教育。几年后，我很高兴地欢迎他加入这个教学队伍；他在一九四一年退休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教师，也是受人热爱的牧师。在我去到南京不久，先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后是美国北方卫理公会以及基督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陆续加入了那个联合。如果更愿意保持教派之间的团结、而不迫使比南方长老会在教义上更为僵硬的南方浸信会退出上海他们自己的联合大学和神学院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争取到北方浸信会。

当时的协议是让我主持新约文学和释经学科（Department of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and Exegesis）；因此，我有了机会研读我过去没有那么研读的这些福音书。长老会信奉圣经的标准是强调圣经的无上权威；但奇怪的是在神学院课程里，我只有不多的时间教授圣经的本身，而更强调的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和教会历史等等。这可能由于认为学生已经对圣经本身有了足够的认识。无论如何，很快我就不只发现我对它的内容所知的如何有限，还发现那内容是多么令人沉醉。因此我就找所有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帮助，以我最大的探索热情，去熟悉圣经新约的经文、历史、哲理、信仰、奉献等方面的学问。还有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去教学生，才能够使他们不超出自己的理解范围，但引起他们有同样的学习兴趣，而同时并不扰乱他们过去的各种信念。他们都不是大学毕业生，程度高的相当于近代高中的教育上下，低的只是读过中国旧式的私塾。孟子提出过忠告，说【41】要因材施教；我制订教学计划，让它为近代知识做准备，同时也使它浅显、基本、有教义而且还实用。

我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时非常忙碌。我一般一天上四小时的课，和同事分担其他的任务；必须准备讲课，还要不断学习中文。迁到南京就需要学习那里的方言，那是官话（北京话）的一个南方的很糟的变种，在全中国是最难听的方言之一。它贴在吴语的边上，混杂着粗糙的北京话音。我的生活和一般的人们相当隔绝，但是我讲课完全用中文。我也讲道，也偶然做公开演讲并有社交活动，几乎总是用中文。

不久，我就开始做些文学、文字的工作，为长老会教内和教外都有很多人阅读的长老会的周刊写些信仰方面的文章；也为正在节译为中文并有些评议的Hasting的圣经词典（Bible Dictionary）写些文章。我还为国际布道会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中国记事（Chinese Recorder）（跨教派的布道活动的月刊）等杂志用英文写文章。我们的校址离南京大学很近，我常去那里讲道，教查经班，并且和宗教研讨组织见面。我有了一个信念：中国的传教人，特别是不能阅读英文（懂英文已经成了受过新教育的标志）的中国传道人，如果能够阅读原本的希腊文新约，就会受益良多；这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翻译成中文的困难（没有更不相同的另外两种文字了）；使他们在阅读原始经文的时候感到亲切和真实；并且有一种总的文化的价值，正如Macaulay的警句所说，只有懂了至少另外一种语言之后的人，方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的语言；【42】同时还可以因为有了这种专业的成就，就能够替代对掌握英文的羡慕，而使人有“面子”或地位。由于这些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初级希腊文新约读本，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希腊-英语-中文字典。我很有意思地发现到，为了阅读经典希腊作品所需要的许多希腊文的词形，新约圣经里并没有使用它们，从而可以略去。我也有幸，在编纂那个字典的时候，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新考古发现，完全、自然地表明了新约是用整个地中海一带使用的现代希腊文的形式书写的。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稍稍和古典的标准不同，它并不反映它的作者的学识。并且使得更自然地用中国人的口语风格翻译了圣经。它也使得字词定义更为丰富，更有生气，在某种意义上，给许多名词术语和短句增添了新鲜感和生动的含意。

在成为神学院的教师之后不久，我就对基督教牧师少有大学毕业的这一情况很担心，并且设法找出原因和补救的办法。在寻求了好几年而没有成效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那是从南京大学来的Handel Lee李汉铎；十五年后，他被推选为这个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人的院长。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学生自愿传道运动（相当于美国学生自愿外国传教运动）组织了起来，我是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山东的一位传道人丁立美（Tin Limei）牧师做了它的秘书，到全国到处旅行，组织各地的学生分部。这个运动扩展到献身于基督教的服务，而完全不强调职业、业务方面，这导致了它的衰落。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它吸引了不少很有才干的人成为传道人，而且也让人注意到教会领导的问题有多么重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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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杭州的三年半和后来在南京的十一年里，另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是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在韦拉德·里昂（Willard B Lyon），富来彻布卢克尼安（Fletcher Brocknian）等人的明智领导下，没有教会、教义或组织的限制，适时地满足年轻知识界学习西方知识和先进思想的需要，男青年会对我展示了一个和当时流行的传福音（包括对中国工作人员的培训）的办法极为不同的传教做法。男青年会能够吸引住大学毕业生，包括一些曾经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在各方面都被待如同事，在方针和经济方面等一切事务上都和外国的干事有相同的地位，而不是作为雇员、只按照外国人所单独商定的去作事。

它强调在政治、社会、知识和经济问题中实现基督教的信仰，并且坦诚地讨论它们。男青年会积极组织、推广、支持竞赛、科学讲座、社交、交友、以及查经班和宗教聚会。我常被请去参加暑期会议（多是在幽静宜人的山间召开的），这个活动更多地影响了我的见解。

凑巧，在一次这样的会议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罗根·鲁慈（Logan Roots）主教。在几次会上，他和我是唯一的西方“外人”，这使我们更密切起来，使我开始了我传教事业中一个最为使人高兴的友谊。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盛装全副主教袍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因为我以前只在夏令营见过身着非正式的便服他。

我们在南京居住的早期，我认识了罗德尔夫·希尔兹（Randolph T Shields），他那时正在协和医学院教学。这个学校后来迁去济南，称为齐鲁医学院。认识结了果，成了友谊，这是我一生中第三个伟大的友谊。我们后来住在一个房子里，我的妻子和他的妻子就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相隔一天出生，【44】他们一起学习，一同玩耍。“苒（Ran）”后来成了在中国医学教育中杰出的一位领袖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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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学院内的专业职责，不可避免地使人思考一些问题，它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为保守或自由、正统或近代。我所有的训练和正式的联系都是前一种类型；但是我所有的内在同情和审视的研究则使我倾向于后者。我在弗吉尼亚州读书的时候，以及就要来中国之前、为了到国外传道的原因而旅行中，我对传教士中我的年长的同事的信仰和行为的尊重，以及真正的相互间的友谊和理解，张大大减轻了我的紧。我总是设法区分虔诚的宗教信仰、悔悟，和那些属人的看法和理性研究的事体。后者是受地区、传统、气质、阅读和研究等外界的情况所影响着，其影响可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大得多。迫使人进入互相敌对的群体的分歧，依我看，大多数是属于后者，虽然混杂着认为是宗教教义的不同，而且进一步被情绪所加剧了。

南京神学院虽然是依据有保留的接受新教教义而建立的，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完全免于遭到更为坚持、自认是“合理、健全”的或保守、稳健的神学的那些人的批评和怀疑。这在所谓的苏北差会对我们南方长老会上最为明显。我们有两个差会，一个在长江以南，一个在江北，神学院是属于江南的。我属于华中差会；华中差会的人虽然有基本的神学立场，但是远远不那么爱争辩，也不那么不宽容。【45】在我全部经历中，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像北方差会里面的那些富有敌意并且好辩的人。这实在奇怪，因为作为单个的人，和在私人关系上，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他们生活在中国的一个贫困、管理不善、非常偏僻的地区的艰苦环境，使他们变得苦涩或者至少是变得冷酷起来；在他们自己内部传道事务中，他们也表现着类似的情绪。赛珍珠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她在结婚之前，对其他差会所知甚少。她那些故事中的 “争战的天使”，也就是他的父亲，原来是我们差会的，后来转成了苏北的。可能是由于这个情况，她才对差会有那种反应。

北方差会的人总是在调查神学院这个或那个教员（我是特别被怀疑的）的正统性，要不然就是批评那些本人在神学上无可指责、但是说他们对其他具有可疑观点的人过于容忍。幸好，我们教师自己和谐，互相信任，没有被这些攻击所干扰。在我最终辞职去北京的时候，绝对没有想逃脱这种询问的意向；但是想到那时在中国的各个差会中，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在滋长的趋势，我很可能成为一个靶子，并使得这个神学院陷入一场神学的辩论中，那就比什么都更令人厌恶了。

实际上，在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我的确已经成了这种攻击的对象；虽然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它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受到责难，我把它记在这里。情况是基督教男青年会请我在他们的干事会议上使用让他们那些年轻的中国干事能够听懂的近代语言，做一次系统的演讲，谈上帝，耶稣基督，圣灵和圣经等基督教的信仰。【46】那些演讲没有文字稿，有人用速记记了下来。后来，青年会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印出来自己用，而不是发表。当时，我甚至在没有看看校样的情况下就同意了；那时，我正关注在北京要我去的问题。我怀疑，即便我没有同意，情况是否就会不同。

同一年稍后，从美国来了两位造访者，表面上是在夏令度假地主持传道人灵修的聚会，但是还有一个使命，是在中国的传道人中寻找近代主义的证据。我在青年会上演讲的记录不知怎么被那些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得到了，并且给了这两位一份拷贝。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上刊载了格丽菲斯·多马士（Griffith Thomas）博士写的一篇渲染、激烈的文章 “在中国的现代主义”，其中大量引用了我的演讲记录，还摘录了其他书籍的评论和其他出版的文章。

在我下次去美国为燕京大学募集基金的时候，我们年长的国外传道秘书给了我一封信，要我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评论寄给他们关于那个文件的一些问题和责难。我是在理士满（Richmond）那个辖区的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被任命的牧师，但是根据那时开始的做法，把我调任到了中国的长老会，所以我和汉诺佛（Hanover)断开了关系。但是我要求允许我为了这个目的，特地从底特律到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春季大会去。

长老会可能给予什么判断对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是燕京大学支持的。我的声誉、威信不会由于弗吉尼亚长老会对我宗教上的“健全”与否投反对我的票，而致使在美国北方那些州和在中国的教民中有任何屑少的偏见。但是我急切地希望，在我早期作学生、【47】和作为年轻同事时候就认识我的所有的那些保守的南方人，会更关心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知识性的看法和对事务的解释。在我自愿把自己送到他们的面前，接受他们的审判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用我自己的头脑来审判他们。

在他们问我我愿意怎么进行这个审判的时候，我回答说，我愿意由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根据基督教男青年会的那些演讲记录（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已经分发了大量的拷贝）做详尽的调查，或者采取任何能够让他们满意的程序。但是我个人期望对全体与会者做一次陈诉，谈谈我所讨论的那四个基本信仰对于我有何等的意义。我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句做了那个陈诉。他们还有个委员会来讯问、审讯我。结果是全体一致起立投票支持我。有一位瘦高的弟兄提议，对违反了君子风范（且不说更违反基督精神）的北方人采用的秘密方式来谴责我，做一次投票去否决它。但是后来没有坚持这样做。

但是，（在费城和普林斯顿）发动攻击的那些人不情愿接受这个决定，他们鼓动了在南方有类似看法的人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弗吉尼亚宗教会议、甚至带到大会上。在技术上讲，那个宗教会议只能处理它的长老会，不能对我做什么；那里的长老会有完全的信心，拒绝谈论那个问题。事情就那么结束了。但是在我再次到美国、再去造访理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我请求将我的长老会身份从中国转回来，这样，如果日后对我有类似指责的时候，他们对我就有正式的裁判权。全体一致通过了，所以我仍然是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一个“虔诚、优等、正式”的成员。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南方长老会》上说，“长老会审查任何人的观点也没有像对司徒博士那样详尽过。【48】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如此充分地使长老会确信他具有南方长老会所拥有的信仰。长老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攻击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他不参与对这个问题的公开争论，将它完全交托在长老会的手中，而自己则静静地从事于他那中国远方的重大工作。”

我认为，这段叙述的要点是：从事基督教工作、但对宗教有不同理解的人，如果互相对他人的宗教信仰有信心，有在所有人际关系中显示基督精神的共同目标，大家就可以欢乐、和谐地工作在一起。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1:04

第四章：燕京大学——实现一个理想


一九一八年末，当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大学的时候，我的本意就是拒绝。我非常满意在神学院的工作，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觉得我的科目真正是属于我的，并且还有几个写作的项目。

自从一九零零年义和团的灾难之后，北京汇文大学（英文名字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属于卫理公会）和北京附近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属于长老会和公理会），这两个小教会学校，一直在试图联合起来。它们终于同意了联合，临时用北京城内东南角卫理公会那个大学后面的房舍。但是还有些争论，情绪还很激昂，特别是联合之后学校叫什么名字。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妥协，没有一个新的开端，就没有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大学。

汇文（北京）大学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是住在西雅图的退休牧师，他从北京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里。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做这个新学校的校长。我回答说，我愿意在中国为基督教事业做任何最为有用的事情，但是接着说，我没有适合做这个工作的管理经验，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适宜于我当前的工作，所以他应该不把我考虑在内。不久，我才知道【50】他去北京是去解决那两个小学院之间的僵局，他那时正在事前物色去巩固那个联合并且做领导的人。

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我所有的朋友都劝我远离他们认为是毫无希望的那个一团糟；只有哈里·卢斯（Harry W Luce）博士属于例外，但是他警告我说，在接受之前，要非常仔细看看经济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拒绝了的这个邀请，现在到了我这里。他们原则上同意，校长必须不是原来当地的，必须和那个问题毫无牵挂；我至少符合这个条件。我记得我面对决定做个传道人那时的经历，决心将这个问题也做为一个类似的考验。几个星期过去了，双方都敦促我做出决定，但是我觉得没有清楚的意向。那时，我曾经犹犹豫豫地答应去北京看看情况，尽管我想摆脱，但是还是不得不被迫履行那个承诺。

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号到了北京。坐着洋车（人力车），在强劲、寒冷的西北风里到了北城的基督教长老会。我当即就开始意识到，那两组人之间分歧的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大许多。汇文毕业生的代表告诉我，那个联合的大学无论用什么英文名字，但是如果中文不继续叫汇文，那么他们就拒绝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母校。如果要求和对方类似的代表见面，在我看来，这会十分严重。他们愿意用任何其他名称，只是不能用汇文，如果决定了用汇文，他们就要在通州的校园里把他们的毕业证书堆起来，放火烧掉，去象征他们母校的毁灭。在两方面我见到的都是毕业生的领袖人物，【51】很多在做重要的教会工作。他们的态度表示了他们反对联合的强烈感情，以及中国人“面子”的意识。那时汇文（北京）大学的劳瑞（H H Lowry）表示毫不退让，坚持要保留原来的校名，新校址要连在原校址旁边。但是另外的那一组人则拒不接受中文用汇文做校名。

使得我注意的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在传教士们为自己学校名称争吵的时候，一个中文和英文都称作北京大学的政府公立大学建立了起来，并且很快就在国内和国外赢得了声誉。它的校长蔡元培有旧科举制度最高的功名，又受过一些欧洲的教育。他把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年轻、光辉的学者吸引到了他的教员队伍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胡适博士。他们出版关于进步改革的书籍和杂志，受过教育的青年都热切地阅读它们。正像其中一本的名称那样，那是文艺复兴。在南京我一直热情关注着这个觉醒。开始这只是两个教会团体之间纯属内部的争论，使得他们的不出名的小学院，想潜越一个应该属于中国人的校名变得荒唐，而中国人正在使它成为他们国家知识界的火车头。

在我和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是中国人）会见的时候，我说，我只能在他们之间解决了那些争论的问题之后，我才可以决定我的问题。他们看到应该是这样做，并且认定了双方各出十个代表（五个外国人，五个中国人）来取得协议。要我这个唯一中立的人做主席。他们为那个校名和其他意见不同的问题激烈争论了整整三天。一次过了午饭的时间，一次到了午夜以后。我听得非常清楚，他们都很迫切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52】他们纠缠在允诺、分歧、和机构之间的竞争之中不能自拔。如果在这些激动的问题下，我拒绝了，他们就不会有心肠再去努力了。我心里设想，在曾经是文化和政治首都的这个古城里，以博大的思想蕴育，试用新的措施，建立一个教会大学会有多么大的潜能。

在第四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希伯来先知会说那是见到了耶和华的异象。那时，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接受那个召唤，主要是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最后的依赖；也因为他们身处困境，孤立无援，既无前途，又无退路，尽管那些问题的本身都是小事，也不是无法解决的；还因为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值得有一个教会的大学。我祈求带领我的祈祷得到了回答。所以在他们重新聚会的时候，我冒昧地设想，并且提出，如果他们真想按照我的建议来行动，我就准备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建议他们任命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对每一个争议做出果断的决定，各方要将这个决定看作是最终的决定。他们都欣然同了意。整个的气氛改变了，他们立即都变成立原来心底里面的朋友和同事。【53】

但是，那个委员会迎合了中国人妥协的喜好。他们提出，一方做了某些让步，另一方就要做更多的让步，直等到他们大家都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泥塘里。我回了南京，去等那个结果。从董事会的成员也从局外的朋友那里接到电报，要我不得耽误，再去北京一次。那时是三月，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的沙尘暴的滋味。除了戈壁沙漠吹来大风，北京的居民会是喜爱那时的气候的。

我又和沮丧的董事会见了面，指出我看到他们有三个解决办法：1）将问题再交到那个委员会，附带一个说明，要他们完全遵循最初的指示；2）放弃过去所有的努力，不再聚会；3）放弃他们各自坚持的，只去考虑如何对那个新的学校有好处。我还说，除非在这次会议上把问题解决掉，我觉得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来帮助他们。这时亲切的劳瑞（Lowry）老博士站了起来，眼泪流到面颊上，说，他开会已经开够了，放弃联合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说他可能是最最顽固的一个人，他现在要把所有的底牌都放到桌面上来，重新开始。

这就带来了需要的那种触媒，一直看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分歧这时很快就消散了。决议说，在那次会议期间，还用原来那个中文的名称，而起新名字的事情留给我去定。可能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人物程静逸（音译）博士提出了“燕京”的字样。燕京这个光辉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理会它就是诗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这个大家都满意的名称。这整个过程表明了实现联合有多么困难，也表明完成了联合后有多么大的好处。

愉快地解决了那些老问题，我就正式声明我接受邀请，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校址，校址要重新考虑，而不管过去的地方。第二个是我不负经济上的责任。我觉得这既聪明也有新意，只是后来才知道那是要上任的美国大学校长的标准行事，而且是个昏庸愚昧的想法。在这第二次旅行时，我请Harry W Luce和我同行，并且提出推荐他担任董事会（托事会）的副主席并担负日后的经济事务。他【54】曾经成功地为山东齐鲁大学的新设施谋措基金，对于为燕大可能做些什么，他和我有相同的希望。

只有这个可能性才对人有点吸引力。那时的确没有资财。四个教会（差会）的董事会各承诺给我们伍万美元作为基建投资，但是那些钱早已经为购买和修缮各自情愿的、分散的校址花过了头。从开始，一想到那校址是如此有争议，我就感到沮丧。那时的支出预算尽管很小，但已经是进项的两倍。学生不到一百人，大多数还不是想象中的大学生的资质，大多数都是靠着助学金。合并之后只有两个中国教师留了下来，一个是Li J F（李荣芳）博士，另一个是陈在新（Chen T H）博士。教师中的许多外国人，没有什么资格在大学任教。在北京和纽约市两地，所有的人都在专心关注那些争议的事项，而没有做（甚至想到）进一步争取基金的打算，也没有打算做其他的发展。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知道我对教育行政管理是个新手，对中国北方和未来的共事者也不熟悉。我思考衡量着我南京职务的稳定。那里没有行政上的忧虑，除了讲授和我旨趣相投的科目和进行感兴趣的研究外，没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传教士，我似乎是从糟糕走向了更为糟糕：先是脱离了传道进入教学，现在又脱离了教学而进入了大学的管理！我真不知道在我这个新的冒险里，有多少是信念、信仰，有多少是蛮干。

我来到的这个学校不只是钱无分文，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当地的人过去一直忙于用资助他们点钱去购买土地，根据他们的目的而改造那些房舍。【55】我不久就发现，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差会理事会（Mission Boards）的成员组成，挑选到里面，是去关照他们各个教派的利益，而不觉得他们有责任去筹募基金。在那个暗淡的情景里，哈里·卢斯（Harry Luce）博士是一个光明点。董事会批准了他担任副校长，但是在纽约的托事会反对他。我用一封辞职信做了回答。他们还是不签署任命他，而且不做出另外的建议。这时，我在北戴河召集了理事会的成员，给他们看了信件的复本。理事们加上了他们紧急的建议，托事会同意了！

Luce博士立即去了美国，开始了他不屈不挠的全国旅行，拜访过去赢得的朋友，并且通过他们再接触新的人。他是为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甚至连校址还没有的学校在设法募集经费来建造房屋。他写了许多信抱怨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们是在水面之下建立一个码头的基础。

在那时，已经同意在城墙之外、不要远于三四里，寻找一个地点；但发现那很困难。多少世纪以来，住在京城的外省官员一向需要有地方埋葬他们的家人；他们购买了城外近处许多小块的土地。环围着北京，到处都是这种分散的私人墓地，很多都荒芜失修，业主是谁都难以找到。我们每次要购买一处够大的土地，总是遇到一个或几个这种找不到业主的墓地。中国人极其反对、忌讳迁移坟墓。所以那的确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围着北京步行、骑驴或骑自行车，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天，【56】一些朋友邀我去清华大学，其中一位说，“你们为什么不买下我们对面的那块地？”我去看了，它是在去颐和园的主要大道的一边，离城约十五六里，但是实际上它离开北京城不远，因为它比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其他地方的道路都好，而且还相当有魅力。那个地方面对著名的西山，西山的山麓上有一些古老的中国美丽寺庙和殿堂。过去，它是一位满洲王爷荒芜的花园，现在是陕西督军陈树藩（Chen Shu Fan）的避暑山庄和祠堂。我们认识的一位官员说他去为我们购买想办法。理事们和董事们同意了那个地点。第二年夏天我到陕西省会去见陈督军。他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要了陆万美元的中国钱，把那块地卖给了我们，并捐出了售款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最初买到的地是四十英亩（二百四十多亩），后来，我们买了相邻的几个荒芜的花园和空地，土地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以上。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大学的建筑要采用中国的式样。外部设计得线条优美，颜色鲜艳，而主要的结构全部是钢骨水泥，要有近代的采光、取暖和上下水道的设施。这样，那些建筑的本身就是我们的教育宗旨：保留住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水塔装潢成了一个十三级的浮屠（塔），在我们校园里，它可能最有特点。我们整复了旧时花园的景致，加上了我们的栽植，从附近的废园（圆明园）那里移来了石雕，并从几个景点移来的几个亭阁。其中一个亭子是在湖的岛上，是亨利·卢斯（Henry R Luce）赠与的，成了他父亲卢斯（Luce）博士的永久纪念。在另一个亭子里安置了一个音色清脆的庙钟，那个大钟在校园里敲点报时。【57】多年来，很多来访者说燕京的校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们自己几乎也就相信了那个说法。它的确加深了学生对这个学校和它的国际性理想的依恋。至少在一个方面，这个现实比我的理想还要美好。


4

但是我也知道了理想是需要花费金钱的。卢斯（Luce）博士留在美国各地，既无引导又无支持；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那人募集到的甚至不够他自己的开支。

一九二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埃耐斯特·博尔顿（Ernest D Burton）教授为首的一个教育调查团来到了中国。它代表几个教会团体，来考察在中国的基督教的教育，并提出建议。邀请了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担任协作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三个中国人之一，我是三个传教士之一。我们走遍了中国，我们将调查教会大学、中学和神学教育的结果写成了一个详尽的报告，并且为整个中国提出了一个计划。

在一九二二年，要我去美国帮助把那个报告提交给各教会团体。借此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燕京托事会（Yanching Board of Trustees）。这是最使我醒悟的经历之一。在那些成员聚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个人挖苦另一个，因为后一位似乎弄不清楚，这个机构到底是他们两个人都参加的类似的多个机构中的哪一个。我可以说，没有过多久，由于一些人辞了职，另一些人焕发了热情，以及由于托事会极为大度地让我提名了一些新成员，托事会变得无法更为积极、合作了。【58】

在我这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前景还是暗淡的。鲁斯博士不知疲倦地尽量让可能的支持者意识到燕京大学，并且广泛地赢得了朋友，撒下了种子，就像常情那样，日后由其他人来获取丰收。但是，实际得到的捐款是极少的。一天晚上，在威廉·亚当·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的家里，我听到一个女子学院（Constantinople Women’s College）的一个教师和布朗（Brown）博士的儿子谈到通过专业公司来募集资金。在我离开我这位朋友家后，觉得这是个解决的办法。托事会的成员对此则十分怀疑。开始的资金从哪里来？有一个成员反对将国外传道事业化。这家公司从来也没有为美国以外任何事业做过工作。但是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最后和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签了合同。

那个公司说，我必须随时在场。他们根据经验，美国的“有希望援助的候选人”在心理上希望和所涉及的那个机构的主席打交道。因此，在此后的几年，我就来回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工作时日，做一些我并不特别适合做的事情，而把似乎是我的主要任务放到了一边。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一共去了美国十次。我的一个同事还记得我在某次募款旅行回来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一个不认为我是属于乞讨行业的乞丐。”那是个缓慢的艰苦工作，所有的钱都是美国人民自愿的礼物，没有一块钱来自美国政府。

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使用了一种精巧、绝妙的技巧。他们的机灵的大学毕业生组织所有的事情，但是从来也不出面。Luce博士和我，以及中国人和其他和燕京有关系的人到某个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演讲。【59】举行向我们表示敬意的招待宴会。然后，我们就拜访安排给我们每个人的那些人。它起到了作用。在最初不长的时间里，效果明显，但是没有能够达到目标，所以就停掉了那种安排。在了解到其他人如何做这类的事情之后，我决定我还是使用我自己的票友、非专业的办法为好。几年之后，在采用比较直接方式的另一个公司的安排下，要我和一位从西部来的能手去波士顿。他的论点很恰当，说唯一能够要到钱的办法就是开口要。他带着我去拜访波士顿上层的一些人物（有些我过去曾经见过），他对他们施展了他那高压性的推销人员的本领。我感到极其屈辱，离开了那个城市，并且决定尽管我的大学需要许多钱，但是我再也不会采用这种办法。

对我来说，经常需要结交可能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祈求捐款，这是件使人厌恶的事，而且还给我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遇到过的令人沮丧的感觉。我甚至遭受到一种神经性消化不良的折磨，而在每次集资旅行结束的时候，消化不良也总是消失了。但是集资旅行也带来了许多令人愉快的友谊和其他有趣的经历。我试图遵循两个指导原则：一个是不论是否能够得到捐赠，都要把向其募款的人看作是那个大学和中国的朋友；另一个，我可以说我从来也没有不遵循的是，不去评判涉及的那个人的钱是如何取得的，只是他要对我们大学当局的方针和目的有充分的了解，不限制我们如何使用他所提供的钱的时候，我们方才接受那个捐赠。双方处理这个问题在道德上的正确与否，在我看，能够涵盖所有任何时间会出现的任何具体问题。在日后开始在中国相似募款时，它使我立于坚强的处地。

募集款项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它似乎应该让我更为焦虑的是，在鲁莽从事和机灵审视之间作出平衡。【60】营造和建筑不只是教学大楼和教员住处（为这些获得捐款相对比较容易），还有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譬如非常昂贵的发电厂。燕京大学越是能够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成就，它就会更容易取得更多的基金。另一方面，必须有信心保持我们财政的廉正性。冒一定的风险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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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名为黄国安（KA Wee）的中国人，来自新加坡的一户殷富人家，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带去了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的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从哥伦比亚（Columbia）得到了文学硕士学位。在回新加坡之前，他的家人带他豪华地旅游了美国和欧洲。但是他已经有了美国人的朴素、直率、奉献的理想，希望回他的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他的家人威胁他，说如何他不和他们回去，就剥夺他所有的继承权。他的回答是，他要剥夺他们的继承权；他真这样做了。这样，他就要找事谋生。在这时，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听到了他的情况；因为那个公司正在为一个中国的大学搞活动，就让他作为雇员，但是对于如何使用他并没有明确的设想。

当时，卫理公会的国外差会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已经决定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建个以贝施福（J W Bashford）命名的大楼来纪念那位主教。贝施福（Bashford）曾经积极地说服他的华北差会加入联合的计划。他也是黄国安就读于俄亥俄州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时那里的校长。根据某个程序，在某些地区的卫理公会募集到的基金的超出部分，可能会被指定用于这个纪念性的建筑。那时黄国安在我们手下没有特殊的目标，我想到让他完全去做找那些教区牧师签署所要求的单子；如果基金有多的，靠着那些签署的单子，款项就会自动转到那个账户里。【61】他很喜欢这个工作。由于坐火车很费时间，他为此请求了一辆汽车。不久他把汽车用得太多、用坏了，那个公司很恼火。但是款子源源地来了；我为他调解，条件是他要更为细心使用那个新车。卫理公会的当局惊奇了，因为他们未曾预料到会有那么多捐款。但是他们都是明理守信的人。款项数额有上限，完成的时间有极限。黄国安向他们许诺，他一定小心谨慎地遵循这两项（按期完成那个数额）。

当限期接近时，黄国安训练了另一个中国孩子，然后又训练了一个极有魅力的女孩来帮助完成他的任务（科替斯[Curtis]出版公司的一个高层经理提供了自己的豪华轿车为这个女孩使用）。这就是我们如何如何在我们的校园中心得到那个漂亮的贝公楼的情况。公路警察因为黄国安超速拦住他五次，但是看到是位中国人在开车，还说些什么那是一个主教的差使，警察就都让他走掉了。完成了这艰辛募捐之后，黄国安告诉我说，他谈燕京大学谈的那么多，多得连他自己也愿意留在燕大了。我回答说，我们只在体育方面有个空缺。他对这个职位不是太愿意，但是同意先就任一下作为开始。就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美国大学里做过篮球队教练的中国人。一就任，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的队宁肯退场也不肯认输丢面子，一个队员会在他的竞争对手当选为队长的时候，为报复，会糟蹋对手的名声，如此这般。在和这种缺乏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斗争之后，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逐渐相信了，他为中国所能够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训练学生建立体育竞技中的道德品质，那是他在美国的经历中所学到的。但是他还说，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上的训练，要求让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体育的博士学位。【62】那时我并不知道还有体育博士的学位。黄国安博士在燕京建立了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的新精神，这种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对方、尊重自己的精神感染了华北各大学之间所有的比赛；还不仅如此，他还建立了一个体育系，以及所谓的“燕大精神”，它在校园生活里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止是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健康。

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的一个工业传奇，后来证明对燕京有了极大的影响。那时，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里，一位化学教授在实验室做一个试验，告诉那班上的学生，那试验可能会导致发现一种有很大商业前景的轻金属。查理斯·霍尔（Charles M Hall）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试验，制成了铝。他使用的那个简陋设备现在还陈列在欧柏林学院的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里，在给出了各种私人的遗赠之后，把其余的三分之一捐给欧柏林学院，三分之一给南方的一些学校，三分之一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办的高等教育。他的两个好友，美国制铝公司的主席和它的一个法律顾问担当执行人。他们被所有合乎要求的和许多不合要求的人所追寻，很难找到他们。

锲而不舍的哈里·卢斯（Harry Luce以光辉的友善态度争取到了克利夫兰（Cleveland）市的那个律师，并且把他介绍给我。他安排我和他、还有亚瑟·大卫（Arthur V Davis）先生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Davis）先生无情地诘问了我，我完全意识到他这么做是在考察我的能力。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在精神上受到折磨的那个人几乎看不到饭食，知道他的成败就悬在那里。一切完结的时候，我真是出了汗。这时，戴维斯（Davis）先生说道：“今天下午我要去巴黎，但是我会采取我同事的立场（约翰逊[Johnson]先生已经说过，如果能够说服戴维斯[Davis]先生，他会同意捐助五十万美元）。【63】但是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搅我们。你回去建设一个值得我们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再见。”过了一年左右，我再次见到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时候，他说：“我们决定给你一百万美元，我们一直在查看你；是那样，我们把数额加了一倍。”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精神紧张，我请求为他们认为合理的一些原因，要求把捐款增加到一百五十万。

在亚洲完成了所有的他们的拨款之后，他们还在帐面上有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股票，但是其中的一半那时还没有分到红利。他们打电报给我，咨询如何处置他们那时还没有分发出去的赢余。我感到非常有兴趣：一个美国大企业的化身人物和一个典型的公司律师，在他们之间能够想出创立一个机构，使用在西方为研究外国文化而研制出来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且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学得能够在美国人之间传播那个文化。他们承认，他们脑子里的状态这时还很混沌。但是这个萌芽的想法却是他们的。哈佛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儋汉（Donham）曾经为他的学院探索从霍尔（Hall）基金得到机会，但是没有成功。他凑巧是那位律师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一道，看是否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些什么。哈佛当局非常大度，允许将他们大学那美好的名字和在中国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中国研究所[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的由来。戴维斯（Davis）和约翰逊（Johnson）从儋汉（Donham）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儋汉（Donham）曾是银行家，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在无意中，被拉进了一个新的事业，并且在托事会里担任了多年、称职的主席。【64】在燕京大学的许多优越性之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而且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真正提升、达到了任何中国人自己的机构的最高水平。

托事会的司库是麦克布丽埃尔（E M McBrier）。在早期募集捐款的时候，我曾经到乌尔沃思（Woolworth）大厦他的住所看他。他开头就说：“我猜想你是来贷款的。”

我回答说：“不是。我把那些事情都留给托事会的成员去办。我来是为了相对说是件个人的事情。我来要求你辞去托事会的职务。”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惊跳了起来。我继续说，“让我来解释。你对这个项目显然不像对其他事情那样感兴趣。你为什么不卸下这个担子？”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问我：“你有什么根据？”

“你的地位是要你帮助你理应关心的事情。到现在，你什么都没有给燕京大学，给的只不过是哈里·卢斯（Harry Luce）买火车票的260美元。你是托事会的司库，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由于这个，我不相信你关心。我不抱怨，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卸掉这个重担，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个使他没有对其他那么多事情感兴趣的人。”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开始非常愤怒，在椅子上转来转去，说些其他的允诺。最后他声明，“我可以对你保证：或者我让你相信了我是感兴趣的，要不然就辞职。”

在我就要回中国之前，他写信给我，答应给十万美元，后来他又说他要马上造一个楼。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改变了计划。他回答说，“噢，不是，这是额外另外的。”后来有几次，他提到几个其他董事的时候，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像你以前找我谈的那样，去找他们谈？”

在写了这些幸运的情况后，我能够把在努力争取中的失败写成一个长长的、无味的章节。往好处说，筹划募集钱常常也是个乏味、使人厌倦、让人失望的事情。【65】我在许多“有希望捐款的人”那里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或是不感兴趣，或是已经没有了钱，或是由于一些区区小事造成的不满而疏远我们。这种专业性的乞讨最使人兴奋的方面，是可能从引诱那些“有希望捐款的人” 那里，成功地得到友好的说法，但从这样的关系里得不到“进款”。例如，我通过傅泾波在他的一次政府差遣时，相当好地认识了亨利·福特和Edsel福特。只要我到了底特律，他们就请我共餐，并且尖锐地问关于我学校的一些问题。美国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对我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并且可能会有所实惠感到眼红。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那人不提出，我即便提出，他也不会有所反应。

在我学到了观察那些有钱人的特性之后，再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的人员打交道就带来了很大的欢乐。和他们交往，问题只是要有一个能够足以符合于他们计划的、有价值的理由。任何时候，可以保证会有友好、谦恭和礼貌、以及同情的理解。我看到了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更多的内部工作（因为我常常拜访他们）之后，我对他们原始的设想和实现设想的办法就越感钦佩。

所以，经过了许多年，为了建筑和器材设备，以及越来越多的维持和教育经费，以及基金，先是在美国，后来也在中国募集到了捐款。到一九三七年，燕京的基金达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

为创立我理想的大学，我的任务似乎有四个方面：它的基督教宗旨；它的学术水平和职业性课程；它对中国环境的联系、对国际理解和善意的贡献；以及它的经济来源和物质建设和设备。【66】最后的那项，我已经说过了。

为了对教会成员的子弟提供教育设施，更可能是为培训教会工作者，燕京大学成了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辅助作用是它唯一可以声称说它为什么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它唯一可以希望得到经济支持的正当理由。我希望它继续在气氛、影响上完全是基督教的，但是不（那怕是看来也不）涉及传道运动。不能要求去礼拜堂，不必须参加宗教活动，信仰基督教不能对学业有好处，拒绝信仰也不能有坏处。用任何尺度衡量，它必须是个真正的大学，传授真理完全不能受到阻碍，信仰和信仰的外部表达被看作是私人、个人的事务。在挑选教师上，在提供设施上和有益于影响上，行政管理可以创造条件，帮助学生主动从事宗教活动。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基督徒学生核心，也就不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了。不论每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如何，在校内和公众一般都把燕京大学看成是基督教的。我们努力让人看到，严格的大学标准，和承认基督教的目的，这两方面并不是不相容的；一个完整的团体，其中大部分人委身于基督教生活的观念，会造成一种集体生活的质量，它是为善的；一个这样的大学是能够证明，对所有形式的人类有组织的生活来说，基督教信仰是有益处的。

在最初传一个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福音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就开始感到传教的工作可能就要在许多情况下大胆地采取以昭示基督的生活方式为形式。我认为燕京大学的校园为此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机会。【67】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团契是宗教生活的组织，是由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执行小组指导的。团契会员的资格是要保证进一步遵循、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实践的生活，而不是依据任何的经文。

将这些活动和大学的管理分开，以及在一个联合性的大学里避免教派的问题，这样做都是有益的；对于那些想有自己特殊宗教活动的人，他们就那样做，这和团契并不冲突。对于中国的公众舆论来说，这种纯属自愿的安排也使问题简化了，因为不然的话，舆论会提出反对用一个精巧的教育计划来做宗教性的宣传。最大的好处是那个自发和现实的意识和感觉。只是真正感兴趣的人才参加进来；但是对于他们，那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可以骄傲地说燕京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是高质量的，我不必谦虚，因为在这些方面我没有做什么。我的责任是尽量让教师自由地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虽然我对于我们的项目的细节也有很大的兴趣。我已经谈到了我们得到了霍尔的资助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赠与，激励了中文系所达到的高水平。我还希望改善英文的教学。使得在中国不一定必要掌握外国语言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将西方的知识导入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的学生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双语的环境里。入校的时候，就认为他们能够使用两种语言来学习任何一门大学课程，随教师愿意用哪种语言都好。【68】请来演讲的人从来也没有翻译，尽管在听众里面几乎总有一些人因此而感到痛苦。在和学生团体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在讲台上改变主意，到底是说中文，还是说英文。这都表明在从一种语言变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学生是灵活的。继续到国外就读的学生，似乎能够这样做，语言的困难并不很大。

在当地教会的联合中，医学院是更为成功的一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字，就铭记了那个协同合作；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支持之前就是如此。再一个就是华北协和女子学院，那主要是路易拉·麦娜尔（Luella Miner）女士的成绩，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女子高等教育的尝试。学生的数目并不多，水平也不太高，但那是一位具有难得的眼力和能力的女性所辉煌创始的。在我就任后几个月，就决定将它组为燕京大学的女子学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那个合并仪式上做了主要发言，戏称它是个结婚仪式。在我们这个男女合校的大学里，它证明了那是十分愉快的合作关系。

我们理学院的进步也很令人满意。中国的知识界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科学的影响，认为宗教不可信。因此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让感到这两方面并不矛盾的教师来加强这些科目，就有特殊的好处。我们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密切关系，由于这个关系，我们几乎成了它的医学预备（医预）学院，而我们的学生到医学院一年之后，就取得它们的科学学士学位。我们的护士预科课程也是这样。北京协和医学院很早就觉得需要培养英语流利的护士。但是，让大学的女生去做高级的阿妈（保姆），传统的中国思想是难以容忍的。当粉碎了这种观念之后，我们就有了稳定的优秀学生来源，【69】为中国的姑娘开辟了另一个职业。我们在工业化学里设立了制革课程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劳力——手工劳动是学者所不齿的。再说，我们那些男生是否会喜欢鞣革的那些脏忽忽的劳苦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在同伴中丢人，丢面子？这个课程很快就前进起来，快得让我们吃惊。

我们的公共事务学院（College of Public Affair）是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拿来的名字，主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会（称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Princeton-Yanching Foundation）支持的。对我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经济利益强得多。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它的新毕业生到我们的这个学院里教一年或几年书。我们的比较有前途的学生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读博士，他们常常再回来教学。学院设有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有用。读了社会工作那些课程的毕业生，是私人和政府机构最需求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接受美国的四年大学课程的制度是个错误，而教会大学在这方面有部分责任。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的因素都表明更好的体制是，将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头两年组成一个单元，在此之后，其他的课程可以更专门一些。大多数的学生负担不起大学文科基础普通（liberal arts）教育。教会大学的很多学生因此用这个文科基础普通教育作为使用英文的职业教育。无论如何，我对强调职业课程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关于表示基督精神，和满足社会的需要的那些。上面已经谈到了几个。在日本人破坏了我们的设备之前，有一个很有前途，那是用新的科学方法来恢复中国古老的陶瓷工业。【70】我自己宠爱的可能是新闻事业。托事会授权给我增加这个系，但是说得很明白，他们没有资助它的责任。冒险设立它可能是由于我情有独衷。但是报纸变得越来越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在几乎是这个新的行业开端的时候，高水平的编辑和伦理道德似乎有特别的价值。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最为出名的一个主修科目，它和经济学在入学人数上互争高低。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新闻社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的那些报社里，也是非常突出的。

从日本人那里恢复了燕京之后，在我们的技术课程里有了一个最使人高兴的发展。在天津周围的一些中国的领袖人物建议，要我们创立工程科目，所有的支出都由他们承担。他们解释说，他们需要的人，不是像在国外学习（甚至也不必像在国内大学学习）、过于理论、并且要求高薪水的人，而是学得不必那么精的人。他们一向观察我们的毕业生；他们需要的人是：既有必要的技术知识，又肯在车间里工作和学习的人。安排的办法是，学生开始读两年工程预科，然后再读三年，后三年是半年在校学习，半年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这个科目立刻就吸引了好学生，但是在国民党失败时它也亡故了。

由于多年来我在神学院教书，我自然就对宗教学院的发展有特殊的兴趣。它主要是为大学毕业生的，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环境里维持着同样的学术标准。【71】在教师队伍中，中国人越来越成为主体。幸好，我们保住了一个卓越的群体，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我们自己的和其他大学的中国教师是相同的。他们有绝对的自由去制订礼拜的形式、教义的陈述等等，来和中国的传统相和谐，并且创作中文的基督教文献。但是他们更多是选择了西方的模式，而不选用任何惊人的新形式。他们对这种自由十分高兴，并且充分的使用它。但是他们之间完全无拘无束，并且有作为受到差遣的中国人的责任意识，这对基督教的宗旨以及特别是在学院内的宗教生活是极为有益的。


8

在我去北京时带去的许多设想中，最为明确的一个，是那个新的大学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中，不和西方国家的条约和其他外界的因素相关联，只接受中国人自己所具有的和他们希望和我们分享的权利。我认为帝国主义和传福音是可以分开的。在参与大学事务中的任何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平等的；住在一起，住的房舍也都是同样的式样。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激进的思想。当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的时候，燕京大学立即登了记，服从政府教育部的所有条例。但是那些多数涉及的是内部事务。我开始和处于权威地位的人熟悉起来，包括许多重要的人物，他们之所以重要，或是由于过去的从事，也可能是他们可能要就任什么工作。他们除了在政治上的影响外，其中的许多人还捐助了相当数量的款项，这样他们就更多地关注燕京大学，并且更把它认同是中国的社会。【72】

通过了在美国广泛深入的经济努力、燕京大学发展得相当不错之后，我就开始更为认真地想在中国引起兴趣，部分是为了在一个怀疑和潜在的对立环境里，机智地赢得同情、好感和友谊，部分是要实现中国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在傅泾波的伴同下，我实际上到过了中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区域，包括满洲（东北），并且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许多在教育、经济和工业方面的著名人物。在这些旅行中，建立了许多私人的和对我们大学的永久性的友谊。马上就得到的小效果，是使得中国人将燕京大学至少看作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值得他们慷慨资助的，而不把它看作是外国人为他们兴建维持的一个事业，不论那些外国人的动机是多么有价值。

我原始的目标是让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管理、宗教和其他如经济维持等方面的领导，这样最后它就基本上成为从历史上还记得它是源于西方的一个中国的大学。从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对这个大学的理想来看，我的理想实现得很好。燕京的第一个校长是吴雷川先生（Wu Lei Chuan），他是信奉了基督教的一位翰林，多年来都是我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在那之前他曾担任过教育部的副部长。他的中文头衔是校长，我的头衔是校务长，但是英文的头衔没有改动。他在日本占据了华北之后故去。在日本投降后，理事会选举心理系系主任陆志韦韦博士接任了吴校长。在南京我担任大使期间，我仍保持着原来的头衔。

但是，我知道在确保和平和以及【73】最终导致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中，国际间更好地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大学应该是形成这种世界性的观点的中心。燕京的基础情况，可以成为永久性的财富，并且可以由此扩展，去包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我的这个理想在较小的程度上是开始实现了，但是完全实现它还有待于将来。当燕京大学在彻底中国化上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前进的同时，燕京也应该更广泛地、更公开声明它的国际性。

在燕京大学，我们已经朝向了这个方向。燕大的起源和支持主要是美国的，但是还有一个较小的英国成分。燕大建立在中国，设想是要更完全更永久地成为中国的学校；燕大有这个构架。此外，我们开始有了其他的关系。要加强和过去已有的英国的联系，得到了英国的特殊支持，我们试验性地在一般称为“牛津现代伟大举措”的高级（荣誉、优等生）课程里采用牛津的导师制度。自己曾读过这些课程的英国牛津大学过去副校长林德赛（Lindsay）的儿子麦克·林德赛（Michael Lindsay），给予了领导。几乎从一开始，瑞士的一个委员会就在我们的教师队伍里保持着两位瑞士教师，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博士和夫人。法国政府给了一个奖学金，为在巴黎读研究生；第一个获得它的那位，在巴黎读完了四年，准备回来教书，但那时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政府过去曾经每年给我们的西语系一个不大的资助，他们重新续了起来，我们也高兴地接受了，甚到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意大利政府在那年春天提供给我们八个奖学金，几乎可以支付在意大利旅行和居留的所有花费，并且可以在该国的任何有名的大学里读任何科目。【74】选好了八个学生，他们也都很勤奋地在学意大利文，但是在他们就要在夏天起航之前，严峻的国际紧张局势迫使停掉了那个项目。

我特别希望和日本、苏联有类似的联系。但是战争和共产党粉碎了所有的这些幻想。无论如何，我坚信这是个很好的设想。假定燕京能够以他原来的基础重新开始的话，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制度，来和世界上尽量多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俄国）交换教授、学生奖学金，特别要包括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学、现代政治和经济问题，等等。这样的安排会使学生专门于这种或那种外国文化，或者研读在不同国家里都在处理的某个课题。他们会和那些教师取得个人的联系。

但是主要的益处可能是在这个学校里遍布着一种气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建立国际性的头脑，并且将多个国家的有类似头脑的人带到一个友谊的团体之中，这样就会使得校园内整个的生活更丰富，更广泛。在中国做这样的一种试验似乎是特别适宜的。任何国家的道德哲学观点都没有像中国的那么宽广、那么丰富。除非中国的人民被不愉快的经验所说服，即，他们国家生存的唯一希望只是狭隘的爱国忠诚，否则它和近来加深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矛盾。在创造出意气风发的力量上，在表现出和所有国家可以友善交往中，燕京大学似乎都有自己的合适地位，这似乎并不特别是个荒诞的愿望。到那时，它的外国起源不会由于历史的缘故被忘却，而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长处，用来带给在中国土地上的很多中国青年想要到外国去学习的东西。【75】

我到燕京开始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和查尔斯·靠尔贝特（Charles Corbett），傅晨光（Lucius Porter）见面，要制订校训。我们都出生在中国，我们都相信，一个教会大学应该成为表率，将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方法、以及毫无障碍的无畏探究融和在一起。有一位提出要包涵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子－耶稣的自称－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马太，20：28）。我记起了在弗吉尼亚大学大门上刻着的希腊文，那是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引用的话，它也刻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门上，那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8：32）在我们讨论之中，灵感来到了，把耶稣的这两个重要的言语结合到一起，从而把神的教导的真谛归纳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个校训很快就渗入学校的各个方面，固化到学校的精神结构中，进入了学生的出版物和标志物里、流行到校园诗歌里，但是最好的是它融入了一个个学生的意识之中。至少大多数人将它结晶到自己的生活哲学里面，想要实践它，把它作为用来判断同行者的标准。我有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带着幻想、乐观的热情，回来告诉我，他们为老百姓所做的就是忠实地遵循这个校训。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大学的校训对于学生有如此重要、如此有生机的影响。


10

在加强燕京大学中，我的同事们是灵感和指导的可靠资源。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团队。【76】那种同志般的关系给我的欢乐和对我的价值都是无法高估的。有一次，我听到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先生在宴会上谈到他父亲的一件轶事，大意是：当问他父亲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的秘诀时，他父亲回答说：“我的同事。” 在我听到的时候，那似乎是过度谦虚的造作；多少年过去之后，我方才真正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程度要小得多，但是我以最大的忠诚可以说同样的话。我希望能够有篇幅来提到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

对高厚德（H S Galk）博士必须要说几句。他除了有神学的训练之外，他还专门于教育学，并且在通州曾任学院的院长。在他来中国之前和之后，他曾有很广泛的实践事务。在传教士之中，他的中文口语和文字造诣都很不一般。在大学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几乎没有一方面不是积极的。在我一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替代我的位置。他几乎一直是土地和建筑委员会的主席。特别在建设的阶段，那是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他写的“燕京大学的历史”（History of Yanching University）不仅是他准确的文学著作，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事务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书中没有将我们共同努力中他取得的成绩给予应有的赞许。气质和习惯使他谨慎、稳健、保守，遵循固有的和其它已经建立了的程序。这样，他就经常防护了我那比较不够经心、冒险的倾向。对于任何一个新提案，我们都愿意包容相反的意见，后来总是达成一个避免了两个极端的协议。我们总是尊重双方的意见，并且保持着没有任何个人敌意的纯洁友谊。【77】有如此明智、无私并且忠诚的一位同事，这个校务长真是高兴。

也要对刘廷芳（Timothy Lew）致意。他从小就是我的朋友。在我承担这个新大学的管理责任的时候，他就随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他在圣约翰（St John’s）大学预科的时候，获得了所有的学习和演说的荣誉奖励。在美国，他也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几乎是一个外国学生所能够取得到的最好成绩。他在乔治亚（Georgia）、哥伦比亚（Columbia）、和耶鲁（Yale）等大学，以及纽约州的协和（Union）神学院读书；和一位同学结了婚，按他的说法，那是按照了到美国的计划。尽管东南（Southeastern）大学极力要他去，但是他回到了南京神学院，和我在一起。我向他认证，在我开始到北方开始那个未经考验的冒险时，我希望他和我一同去，但是他必须自己做决定。神学院和东南大学都急切地要他，条件优厚得愿意让他在两个大学各担任半职。但是他决定和我一同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对朋友忠诚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事例。不久他担任了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并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来那里就职。他也去说服那些适宜于来文理学院的人。对所有这些高水平的中国人，他说，尽管他们有所疑虑，但是这实在是个教会学校，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同事共同享有着一切，他们理应帮助使这个独特的试验能够成功。在开始的那个阶段，他先是帮助选择后是留住合适的中国人任教，这对于燕京大学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刘廷芳博士后来作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在基督教运动的历史上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难以重复。在宗教聚会和各种有组织的活动里，【78】他都是其中的杰出人物，那既是因为他的热烈、激情的口才，也是由于他的中文表达能力是少有的。在一九四八年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里，在大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里，他都是一位著名的人。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他和我的美妙友谊，而更是由于我和那些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代表了从燕京大学的一开始，我和我的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们都有相似的学识、能力，在所有管理事务中都有所作为。我对刘廷芳所说的，实际上也适用于我所有的中国同事，在程度上和他们在燕京服务的时间和我个人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多少相当。


11

在前面的段落里，我谈论了实现我的美好理想和燕京大学成长的不同方面。在本章最后的这个段落，我必须谈谈燕京大学的学生。归根结底，一个大学的如何，要看它的学生。有些学生让人失望，大多数可能都在某个方面有那么一点；但是在记得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国内生活的紊乱状况时，我对中国学生总的看法是，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许多障碍，表现出了一种我所没有预料到的风格和气概。他们是中华民族青年的优秀品质、活力和智力的证物，也是接受教育的效果在整个个性中的自我表现。通过他们，美国人民显示出自己对中国的善良愿望，以及对中国的进步和对更为明智的相互友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些成就中，这个大学的明确的宗教目标是一个有力的影响因素，【79】也使它在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进展中，具有不是没有价值的力量。

在我生活在中国的期间，我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中国学生生活的一种不让人愉快的现象，生动地称为“风潮”，刮风和潮水。这些组织起来的突然爆发越来越剧烈，也是他们在爱国示威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当他们这样组织起来、发现了自己有力量之后，全中国学校里面的激进学生就开始使用这种罢课等行动作为手段，来改良真实的和假想的各种内部抱怨，从校长的个性、品质到饭食的口味，各式各样的抱怨。在慷慨激昂、雄辩演说的横扫下，通过巧妙的操纵，基本是最守纪律、最友善的学生也参加到这种群体的运动之中；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很容易造成难以解决的危机。我们十分幸运，在燕京大学从来也没有失去控制的风潮，但是我到达过一个很接近崩裂的时候，使得我十分惧怕群体心理，特别是影响到有特殊弱点和受到社会抑制的中国学生的群体心理。

在个人情感上，我和众多的燕京大学校友的关系是极其使人欢快的。在中国人生活中最为美妙的传统之一，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教过不论是多大年龄的、和属于什么阶层的学生的任何一位外国人，都能够证明这个经验是多么丰富。在学生方面，它比单纯的尊敬和甚至崇拜还更为热情、人性、直感、而且有令人高兴地自发。在我刚到燕京的头几年，那时学生还不多、我还在探索一个大学的校长真正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熟悉每一个学生还很容易。随着学生的数目和我的任务都在增加，而且我又经常离开校园，我就无法熟悉每一个学生了。我想方设法弥补这个损失，但没有完全奏效。【80】可是以某种极为奇怪的方式，我觉得我好像认得入校的那上千的最为陌生的每一个学生，而且很微妙地感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论是在学院里，或是在日后的生活里，他们总是用充满了中国的礼貌态度，不让我感到难堪，而告诉我他们是谁。

虽然我和他们的接触并不需要太多，但是由于某些无以名状的缘故，他们似乎喜欢我支持他们，也喜欢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激情的感觉。在经常的反对日本和其他爱国风潮扫动中国学生团体的当时，我常常能够设法和他们的领袖相当地熟悉起来。对学生团体谈话演讲，并感受他们的热烈回应，这总是使人鼓舞的。男女同班的大学生活，导致了许多恋爱故事；不断地请我在我自己的家中主持婚礼，常常是，但也不一定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顺便谈谈，在学院里的这些婚约，不论是否由我主持的婚礼，我不知道有一个是悲惨的。似乎有个说法，认为这是寻找合适配偶的好办法。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关系，即便是非常不明确地泛指的那种，可能也只会在中国才有可能，它对一个美国人会有更多的意义。我到任何地方，有无数的信件都使我想到这一点。

我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的自负，最不使我不好意思的那些，常是后来到国外读了更高的学位，又回来教书的那些校友。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老师太多了，会有不好的内在生长、自我繁殖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由外国人奠基、有特别目标、在要本土化但又不要失去它特殊性质的一个学府，没有比它自己的老学生更好的人来实现这个转化了。他们重视、并且也同样拥有这些原来奠基人的理想和信念。他们记得他们早年求学时代的生活，【81】并且有其他中国学生所不容易具有的那种忠贞。

在日本人的暴虐之后恢复了的燕大精神，是否能够在共产党的不容忍之下存活下去，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在共产党“解放”了的最初两年，人民政府把燕京大学定为“进步”的学校，允许它继续开办，干扰也很少。在一九五一年，它被迫和北京的其他大学合并，取消了它那私立和教会学校的名称和存在。但是即使它失去了它的最大的力量之一的自由，我觉得所花费的金钱和人力还是十分值得的。在三十年学校的经历和在学生的生命里，它散发着精神的力量。在目前为掌握中国的复杂的对立思想斗争之中，这些结果是不能完全化为乌有的。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1:07

第五章：在燕京大学时个人的感受


搬到了北京，我就有机会学纯正的北京话了。那时，它刚刚被定为国语（全国使用的语言），这使它有了更高的地位。但是我却立刻就陷到管理的细节里，使用的多半是英文；不久，我又开始花很多时间旅行来往于、并且停留在美国；这样，我就忽视了好好练习北京的发音。再说，北京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我也很少能和真正 “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起密切、从容不迫地闲聊。一直在加强中国的教师队伍，它意味着大多数教师都是在国外学习过的，他们使用英文，远比长大后学习中文的西方人所能希望使用中文的熟练程度好得多。我们改善了英文教学，学生理解得也就更好，我们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更常是讲英文，以便让他们多多练习。老师和学生一样，大多数来自其他省份，有地方口音，他们的中文发音可能对我学习北京话的热心有些妨碍。我越来越发现我自己不是留在使用英文很自然的燕京大学的校园之内，就是旅行离开了北京。但是我还是尽力使我的国语在听和发它那优美、清晰、动听的声音上有些进步。北京话实在值得成为全国使用的语言。

学习读中国的象形方块字当然是学中文的一部分。和大多数学中文的西方人一样，我觉得方块字是中文最迷人的特点。但是不能过于强调这个方面而忽略了说好中文。【83】即便只是为了说得好，对汉字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书写每一个汉字，来试试看我是否能够认识它们，是否理解它们构造的原理以及书写的笔划顺序。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用中文写作，因为要想用中文写作好，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困难，对于外国人，那几乎不可能不显示出那些外国人的毛病。

学习语言之后自然会接着学中国文学。我们的差会要求的语言课程包括了四书（儒家的经典著作）和一本小说（The Fortunate Union 《好逑传》）。因为必须阅读这些书，使我第一次见到这大量伟大的文学。差会做这样的要求是明智的，无疑是为了激发起读书的习惯。但是实际的压力却反对了它。美国人关心实际的结果，加上对宗教的责任的曲解，使得大多数传教士忙于传教活动的细节。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有优越感的情结，还由于我们不能理解即便是对如此丰富的一种文学做粗浅的涉猎，也会对我们即便是当前的目的有何等的价值，因而更加重了这个情况。它能够帮助了解一个民族，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基督教福音的反应，他们对待我们的交往态度。荣耀应该给予传教士中极为少数的特殊人物，他们不顾所有的困难，不顾他们的同道诚心诚意的批评，坚持学习，达到了真正顺利阅读中国书籍的地步，从而洞悉了这个民族文化的背景。我对所有的这些都有感受，并且决心要系统地阅读，但是我却常常违背了自己的决心，部分原因是由于让位于我紧急的那些“工作事务”，【84】部分是由于我对坚持阅读的好处缺少先见之明。

在经典的文体文言和现在完全建成的简单容易的会话白话之间，我坦率地承认我喜欢文言。我知道这是相当逆潮流、反动的，也是老古董的，但我也知道我常常是站在另外的那一边。在胡适和他的同道开始他们英雄般的文学革命的时候，我就热心赞成地注视着这个运动，并且盼望它成功。它在难以置信的短期内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欧洲各个国家的学者停止完全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使用本国的语言写作，从而产生了意大利、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中国的这个发展和欧洲的那个运动是一样地合理，一样地进步。我只是记记我喜欢文言，因为它是美妙、简洁、优雅、并富于表现的文学体裁，精于表现微妙精细的思想，在暗示意念上有说不出来的力量，它本身就是最高形式的文学艺术的工具。所以，多少世代以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为掌握它投入了心血，这是毫不为奇的（即便不说它还能够提升人的仕途）。对于外国人，文言的困难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其中那极其大量的经典的暗示隐喻。如果不理解所说的引语，就无法理解那个行文。但是要熟悉那些引文，即便有字典的帮助，也需要多年不懈的学习；所以任何外国人如果不和中国的学者基本经历同样的科班学习，是无法掌握它的。

回头来看我在中国的生活，我很遗憾我没有坚持更为系统、更为广泛地阅读这个丰富文学宝藏的极品。我除了读过那些重要“经典”之外，还读了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全部或部分著作、最著名的小说，以及近代【85】的和其他的作品。即便只是如此，它已经足以使我感受到了存留下来如此甘美的文化，和道德和精神上的理想；最卑微的文盲到学者，所有的人都至少能够原则上明了并接受这些文化和理想。

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我最钟情于孟子（因为他的先进的社会意义的教导）和王阳明（他将一个活跃的管理官员的生活，和具有难得的精神内省的一位教育者、思想家的生活结合到了一起）。墨子著名的但是有些教条的鼓吹兼爱（普遍地爱），离开基督教的立场并不太远，他敦促在婚葬中要俭朴节约，那几乎像是现代人所说的。荀子因为常使用特别的字眼而使他的书很难读，他认为人性并非生来就是善良的，而是需要对它进行良好的教育和管理，在这样的议论时，他比正统的孔门弟子还要孔门弟子，而且也更合理，更有逻辑性。

这些阅读既使我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我相信，它也造就了我的个性，尽管我很难说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和是以何种的方式。它使得我更能容忍，使我更关怀基督教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我至少学着去钦佩、赞美中国文化、温文尔雅的人道主义；它对个人之间的关系、忠诚、公正、权力的重视；它对世界的道德秩序的衷心信仰，以此并以自己的社会组织来努力使个人与之和谐。


2

我提到中国的艺术并不是我对它有什么真知灼见，我从来也没有对它下过功夫。我提到它只是作为学着对他欣赏和赞扬。只要学汉字，就一定会导致欣赏书法。绘画和书法是密切相连的。我没受过任何技巧的训练，【86】但是我沉醉于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山水画似乎在明代的柔和棕色中达到了最佳的境地。我对青铜特别喜好，有时也曾想收集一些，但是总有事务缠身，又被经济所限制，使我没有着手。欣赏瓷器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我所有的大部分都是珍品，因为它们是中国朋友经心挑选给我的，各自都有内在的美。

我对戏曲的经历是很特别的。由于一般的演出常常和寺庙拜佛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基督徒似乎都该远离它们，传教士也不能太公开去看戏。偶然的一瞥引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和兴趣。伴奏的音乐是没有意义的嘈杂声音。在宗教的偏见不再限制的时候，我仍然十分忙碌，也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但是去到北京不久，在一次慈善演出中，梅兰芳演了一小段京剧，我立刻就被他细腻优美的动作吸引住了。过了很久，我方才能够有点真正欣赏中国当时这位最著名的男演员的唱腔。直到最近以前，女性不准演戏，梅兰芳总是扮演女角。时间一久，我们熟悉了。在他到美国出演的计划有了眉目的时候，他不仅向我咨询事务的安排，也征求关于选什么剧目和如何适应美国人的口味。我说不行，我对中国的戏剧一点也不懂，对美国的也所知甚少；但是他坚持，我只好去看他的演出，有了这个刺激，也就仔细审视了一下那些剧本。梅先生荒唐地听从了我的意见，为他的旅美演出做了准备（后来证明非常成功），这使我研读了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的戏剧，在明白人的指点下观看了最好的演出，同时还和这位当代戏剧泰斗有了个人的友情。【87】

我们决定用改良的中国式样来建造燕京大学校舍，这时候，建筑学就成了一个实践的问题。除了杭州西湖周边非常优美的宝塔，和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寺庙之外，我从来也没有怎么注意过中国的建筑，直到后来搬到北京，我和所有来访的人都一样，迷上了北京那些无与伦比的建筑。北京和西山附近的宫殿和寺庙都有它们那轻拂掠过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把这种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对于我来说，它特殊的美妙在于它所有的线条都很有比例、均衡。在这方面，领人进入古老的紫禁城的天安门是最好的例证。还有一个不是都注意到的特点，就是用所谓的人造的自然，像亭台、小桥、甚至将房舍有意地散布成不规律的型式，建在真山或假山、山谷或池塘之间，来缓解主建筑的僵硬、对称所带来的单调和严肃，一切都不遵循罗盘的各个正点，毫不看齐于线条。在燕京大学，我喜欢将中国的外表和近代的内里，看作是我们将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二者的精华结合在一起的象征。

在谈论中国艺术的末尾，我不能不提到，在一般日常的生活中，使用形状和色彩的巧妙。无论是精巧地为寺院或宝塔选择最独特的位置，或是在“百般手艺”里的艺术修养，斯文、优雅的服装，尤其是男人的服装，即便是在卑微的店铺和家庭中，都可以见到整洁、条理和优美，固着在各种工笔的书法里，或者在情绪轻松的时候变成了极富想象的个人表现。这使得人们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喜好艺术是民族的一种遗产，它相当广泛地渗入了中国人的生活。【88】


3

我父亲在一九一三年故去，我母亲就搬到南京和我们同住，自然也就和我们一同去了北京。最初，她以为她自己是个无用的老妇人，远离了她过去常去的地方和活动，但是实际上她却成了在我们团体里极为忙碌的人。她留意新闻，从来不错过参加她可以去的聚会，也愿意和到我家里来的各种人谈话。她是在一八七四年圣诞节那天来到上海的，之后很快就帮助开办了中国第二个女子学校。那时，只有穷人中最穷的人才会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些不可思议的外国人那里；那里从饭食、衣着到书籍、纸笔一切都免费。所教的尽量基础、浅显。入学只有两个条件：没有缠足，学校有权废除她的（当然是父母包办的）婚约。五十年后，我妻子和我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把家门打开，让学生来祝贺我母亲来到中国的五十周年的金庆。这些老练的女大学生高兴轻快地带着男朋友（她们和他们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家庭）来了，为我母亲展现了最初在杭州的那种简单的女孩子的教育进步的情况。

两个星期后在八十三岁生日那天她生了病，几天后故去。中国的和西方的情结都使我要将她埋葬在杭州我父亲和一个弟弟的旁边。但是那时正值内战，我不得不从天津走海路。政府好意地提供了一个原是为慈禧太后设计、因此上面浮雕着几个巨大镀金的龙、装饰华丽的专用火车车厢，从北京去了天津。【89】我母亲一定会对她如此在中国走完一生心怀微笑，但是我觉得它是有点哭笑不得的幽默。

燕京大学的教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小姐写我母亲：“她的和蔼可亲和欢乐的气质，对我们认识她的人都有特殊的魅力。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她不忙忙乱乱，似乎总是精力不衰。她是温良慈祥的。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这就是她。我不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又是从谁开始的，但是我记得整个燕京大学里的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叫她 ‘司徒妈妈’ （Mother Stuart）”

一年半后我妻子故去。她生我们儿子时受了伤，一直就没有好，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她最关心的是她的软弱和相当经常的不舒服不要干扰我的工作。她和我的母亲极好地互补短长。我母亲的兴趣在于智识方面和公众方面的事情，我妻子的则是在家务上，特别是在把餐后甜点做到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的水平上，在欣赏中国美好漂亮的手工制品上，在帮助需要的人一些可行的善行上。那年，我们计划将提前结束学期的活动，为的是在夏天雨季之前搬去新校舍。她知道她的日子邻近了，可能就是意志的力量使她活到毕业典礼以后。她在春季学期结束后一个星期的六月六日故去，正值大学向新校舍搬迁的时候。葬礼在协和医学院的教堂举行，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仪式由刘廷芳博士主持，安排得十分得体，进行得十分优美。灵柩送到了新大学校舍附件的新大学墓地，她是葬在那里的第一个人。

我们的婚姻生活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她使得我不想再组家庭。我个人的不愿意可能并没有其他损失。燕京大学很快就越来越成了我的家。【90】学校的学生总是说他们是我的孩子，对他们，我也很有父亲般的感情。我得以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这一项有趣的工作。几个教员的太太轮流来查视我家中的需要。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行。

在燕京大学，最使我愉快的一件事，是由费城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夫妇的捐赠、为我个人建造校长住宅。他们约定要把它建成中国式样，邻近湖边，处于校园生活的中心。由于我妻子故去，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现在可以住在学生宿舍的单元住宅里，或者住在某座教学、办公楼里。但是他们却依然愿意捐赠一座校长住宅，要不然就不捐款。这时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客厅、饭厅、和两三个卧室，要归大学使用，将一小套房间作为我的私室。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在这之后，大家理解，我去费城，科里（Currie）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们燕京大学有了一个极为漂亮、舒适的正式校长住宅，同时我也结交了两位最好的朋友。

我的独儿起了和我相同的名字，他回到美国读大学，以后就留在美国居住。他没有像我那种儿时从中国的生活转变到美国生活的灾难；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我早就决心使他有所准备，更由于在他成长的南京和北京的情况，和我少年时期杭州的情况全然不同，以及美国人的见解也更有国际性。在他开始适应美国生活的敏感阶段，由于他有和中国的关系，他的同学和朋友可能对他有屑少激动的尊崇和好奇。他在宗教上的成长似乎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他在进入大学之前不久，问我对他今生工作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教会、传教方面。我建议他【91】等等看，至少要等到他读大学课程的时候再看。在他说他已经倾向于这个事业的时候，我劝他先等等；他应该防范，不要因为他的家庭血统，而向阻力最小的那条途径漂流。但是，后来我知道并且相信他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让他知道，没有比让他继续这个事业更好的选择了。

经过了华盛顿·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以及协和（Union）神学院（在弗吉尼亚州的理士满[Richmond]），我儿子“Jack”似乎将正常的宗教行为和健康地度过青年人一般的欢乐和人性结合得很好。他对我们那个时期的神学压力，和对做传教活动的召唤的态度，使我特别满意。先不用说我的偏见，只就他的个性，就似乎要他留在南方。他从和我的联系以及从他在北京的环境里吸收了一种见解，要比设若他生长在纯粹南方环境中所能吸收的要更宽广，他学到了独立思考。我也曾告诉他我自己的意见和经历。结果是他对争论每一面的真理都理解，把着重之处放到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的传道和教会活动上。他当然面对了要去传道的召唤。他没有我对它的那个厌恶。相反，在他的记忆里，那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虽然这些都不是十分正常的。在我的那个年代，把到外国传道看成是光荣的自我奉献的最大考验，这时已经不再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鉴于他的资历和中国情况的变化，我觉得我儿子明智地决定了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但是这并没有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内心斗争。特别自从他母亲去世后，我们两人尽管身处异地，但是在互相理解上一直非常亲密。我们经常通信【92】，我觉得我对我儿子内心的想法和外部的行事都知道得不能再清楚了。我曾经对我自己设想的，现在许多都继续在他身上了，先是在弗吉尼亚州，现在是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Summit）“南方腹地”的一个教会里。


4

我经常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给了我一些和我在燕京大学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寻常、有趣的经历。我曾经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威尔逊总统，那时我还在南京教书。他在华盛顿的中部长老会礼拜堂听了我讲道，要我去看他，说说中国的情况。我是带着我九岁的儿子一同去的，孩子又兴奋又害怕。总统问他：“你的名字是随着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起的吗？”孩子回答说：“先生，不是，是随我父亲起的。”威尔逊总统的态度谦逊、和蔼、极其同情。他给了我儿子一张名片，上面写了“赠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威尔逊”。我儿子一直保存着那张名片，装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我一九三三年回美国，凑巧听到新总统就职后第一次的炉旁谈话，也是在银行倒闭让人看到了严重大萧条的可怕警告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罗斯福总统找我去白宫，他一定是听到了有个长时间住在中国的人正好来到了美国。当时日本攻打了上海不久，引起了中国和外国的关注。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那可怕的萧条时期，他在思考遥远的中国的事务。让我在他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这是经常的事情。【93】他问到我的大学的情况，立刻就使我轻松了起来；这时他谈到德兰诺（Delano）一家和广东的快船贸易。我回答时说了陆战队上校德兰诺（Delano）的夫人悲惨的逝世，和我在甚为悲痛情况下，被请去北京附近的一个日本阴沉沉的火葬场主持了葬礼。他想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在不用战争的方式下防止日本人侵占整个的中国，强调说要是开战，战争会持续五年，所以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在谈话变得更热烈之后，我觉得我呆得时间太久了，正在寻思怎么才能够离开。这时他解决了问题，说某个南美的使团可能在外面变得不耐烦了。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颁给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至（Augustus Trowbridge）院长引用了这样的段落：“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奠基人和校长。他生于东方的前清王朝，很早就受到那里丰富的人性文化道理的影响。后来，他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接受了教育。此后，回到中国，在远东基督教的教育活动中，他被广泛公认为先导人物。通过长期和中国领袖们的结识，他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许多重大和纷纭的事务给予了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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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都是和家人和朋友过我的生日。在燕京大学的年月里，和我密切的一些教师常常把我带到西山我们喜欢的佛寺里住两三天，如果有其他事务缠身，就到颐和园的湖里荡舟野餐。

【94】根据中国雅致的传统，我的六十岁生日受到了朋友的特别重视。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建树，只要能够活到这个年岁就能享受这个庆贺。

我不用自己叙述那个情节了，我想不太谦虚地引用我亲密的同事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所写的“燕京庆贺司徒雷登在华一个甲子”，他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六十年有特殊的意义。从远古的商代以来，按中国历书计算，六十年完美了天干地支的复始。在中国历史中最古老的殷墟甲骨里，就有这些年、月、日周而复始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博物馆的那些甲骨里，有一块刻有完整的那六十个名称。在中国的思想和生活中，带着这个传统意义的思念，整整一年来，燕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学生一直期待他们热爱的校务长约翰·司徒雷登在人生旅程中完成这个甲子。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校务长生日的前夜和当天，这些经心的准备最后成了盛大的庆祝。在中国各重要大城市，也为那天举行了庆祝，最隆重的是上海校友会的聚会；在上海，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庆祝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六举行的，有二百五十位参加，由会长T T Chang（张天泽或张大同）主持，他是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的编辑。

“在燕京大学的庆祝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晚间以盛大的晚宴开始的。波逸德（Boyd）体育馆优美的大厅是此次聚会的理想处所。【95】排成U形的桌子坐了一百八十六位宾客，有燕大所有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燕大理事会的理事；由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大使夫妇为首的几位贵宾，包括北平各大学的校长和夫人；北平各文化团体、组织的会长、馆长；中华医学会的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院长；胡适博士；美国老前辈的汉学家福开森（J C Ferguson）博士和其他少数人。送给司徒校务长的灿烂红色（代表欢乐）、漂亮中国书法书写的大批对联和锦旗，美好地装饰了四壁。有四十九个这类的祝词，首先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的，其他的还有全国各地校友会的、学生会的、特别的是女生富有想象力的一个贺词。在墙上挂的祝贺锦旗对联之间，间隔摆了我们校园里繁茂生长的高大、各种花色的蜀葵。在校务长的座位后面，放了一枝巨大、美丽的灯笼树，盛开着金色的花朵。

“在宾客进来的时候，接待小组成员上前迎接，送上一份当晚纪念会的秩序单，上面有学校美丽宝塔的剪影，还有那位来宾座席的号码。刘廷芳博士按照中国的传统，准备了司徒博士的大事年表，也放在里面。中式的灯笼高高悬起，餐桌上间隔放了鲜花和鲜红的蜡烛，使得整个场景既美丽又有节庆气氛。

【96】“无拘无束的欢欣祝愿充盈了所有与会者的心，那天晚上的演说将它们表达了出来。美国大使阁下代表西方讲了话；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代表在座的中国人讲了话。蒋校长说，因为大家都既懂英文又懂中文，他就讲中文。他用措词优美、匹配恰当的词句，历数了司徒校务长的卓越品德，特别谈了他将希腊的智慧哲理、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和温文尔雅的中国人文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了他那热心、好客、开朗的性格，赢得了关注和友谊，正像春天的暖阳在召唤花叶的萌发一般。蒋校长特别谈到司徒博士的宗教精神在他人品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它毫不狭隘，不像有些批评传教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蒋校长表示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的钦佩和称赞，钦佩他真诚地代表着基督精神，称赞他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他特别尊崇司徒校务长对燕京大学的理想：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并希望它会越来越被中国人所支持、资助和管理。对于我们这些还记得在中国许多地方当时还处在反基督教活动的笼罩下、燕京早期岁月的人，这时会理解这位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不信宗教的校长，如此通情达理、如此真诚地指出宗教的感召使得校务长和他的同事在燕京大学里作出了成就，这都意味了些什么。

“当晚宴会的主持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尽管他显然是按照已经定好的计划，【97】在蒋校长发言后要结束宴会，但是客人不肯离开，一定要听司徒校务长自己谈谈。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做了非常有特性的回答，说因为他很难感觉自己成了受到关注的中心，所以对于所有进行的活动，都有一种强烈的梦境般的感受。他说，整个的活动是以中国的殷勤、礼节，对亲切的友情和关怀人和人们关系的另一种优美的表达方式；那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那也是只要活了六十年就该有的一个精心安排的庆祝仪式。参加宴会所有的人（燕京大家庭）的这种由衷、自发的欢乐，可能比任何更为正式的祝愿更能表现出对司徒校务长品德、素质的赞许。

“在六月二十四日，很多人开始到校长住宅去造访、祝贺。他那漂亮的中国式庭院装饰得很欢快，在门上挂了一个代表长寿的大“寿”字，鲜艳的彩条从它发射出来。在晚上，彩色的电灯光使得那些装饰更加漂亮。这些装饰，特别是那些彩灯，是发电厂的职工的生日礼物。这又是燕京生活中，特征性的工友、学生和教师密切伙伴关系的表现。但是真正的大事是那天下午学校的佣人、工友和工人给司徒校务长挂匾。挂匾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感谢、鉴赏、评论的举动，是在大漆的木板上，刻上书法优美的赞美词句，在匾被送去之后，把它悬挂在接受匾额的那人的大门上面，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人受到了什么尊崇。【98】

“在匾送到之前，一般先抬着它，敲锣打鼓，沿街串巷，再送到收匾人的住处。这一次，抬着匾巡行了整个校园，锣鼓队使得送匾更有色彩和节律。领头的是校园内工人的领班和住宅区的一个门卫，几乎学校所有的工人和佣人都来了，校内和邻近村落的孩子们则随在后面，兴高采烈的队伍绕行了校园和住宅区，最后来到校务长的住处。在不停地爆竹声中，呈送了匾额。工人被请到屋里，在饭厅里被待如尊贵的校友和贵宾，送上半小时后就要来到的那些宾客也要饮用的同样的宾治茶点。负责茶点招待的女士们说，供应的茶点从来没有那么快就少下去的。那个匾上刻着的字是“有教无类”。

“在工人赠完后，接着就是校园里的孩子们，由打扮成中国士绅的小大人的威廉姆·雷登·黄（William Leighton Wee）还由约翰·雷登·李（John Leighton Li）打头，送上了两个祝贺卷联。

“那个节庆日最后是在贝公楼的盛大表演，时间不短的节目准备得精细，使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很高兴。当校务长被恰当地陪着、手持花束来到楼前时，拉开了大幕。第一项当然是对校务长致贺词，说到他的品德代表了燕京精神，正像他募集到了钱实现了燕京一样。讲话的人继续下来祝愿校友，结束时，对四年级的毕业班告别，特别指出他们带领着经历了困惑和国家困难的那一年，【99】并且祝愿他们在将燕京精神带入更宽广的领域中去、步入他们未来的工作时，事事如意，并且要他们像他们的校务长那样，成为开拓者，成为联合事业的中心。

在讲话之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由两个女生在热烈鼓掌声中从席间过道带过来一幅经心刺绣的图案，代表了“老年精神”，那是学生会送给他的。在这之后，挤满了大厅的人们，站立起来，庄严地对他三鞠躬，表达他们的敬意。校务长用中文做了得体、谦逊、优美的答词。四年级学生的代表为自己的班级做了答谢，然后开始了表演。

“演出七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过了午夜。使司徒雷登受到中国人爱戴的谦恭、礼貌、老练、机智，这天晚上可能表达得不能再好了。经过了漫长、疲惫的一天，他兴趣不减，一直坐到看完演出。那天整个晚上间间断断在场的你们的这个记者，大约在十一点三十分，见到负责演出的学生会的一个女生，到贝公楼的石阶上喘口气。我问她对演出节目的看法，她声调惊奇但有礼貌地说：“校务长还在第一排坐着。” “应该提到，司徒校务长曾经要求不要送给他个人什么礼物，如果要纪念他、捐赠，就捐赠给司徒奖学金基金会。这个要求无法拦阻那些称赞、祝贺的对联和旗帜。但是，老师、学生和工人对那个奖学金基金会有了很多的捐赠。”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5

第六章：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月里，我的朋友主要都是教会的雇员，例如牧师和教师。他们是忠诚、可靠一类人的代表，但却都是已经和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脱离开、将自己的利益和传教士的利益联到了一起的恭顺的下属。他们的看法常常比较狭隘，和他们的雇主没有多大区别，差别只是他们对在教会内外他们的中国同胞有实际的理解。在这些教会的成员中，尽管大家都总是互相交换友善的谈话，很多人并不是自然地情投意合。中午，我和一上午在稻田里或丝蚕桑园饿极了的农夫吃饭，他们吃完五碗大米饭，我不过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偶然使我遇到更为有益的事。

但是在南京，我最密切的友情自然开始于神学院的教员同事。他们是受过传教训练的高级人物，在互相之间有更多平等的感觉。我的一位私人老师或著作家是个有儒家传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接触，我们建立了很欢快的密切关系。我后来还熟悉了南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城里的一些人，以及神学院和大学里面的学生。神学院的一个教师，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也是我幼年的耍伴，【101】他先在之江大学（Hangchow College）学了英语，在邮局工作之后，又决定去做教会工作的。

在这段时期之初，我认识了郭秉文博士（P W Kuo）。他是上海一座教会学校女舍监的儿子，设法到美国去读书，取得很卓越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后来，他被任命为东南大学的校长；那个学校是现代政府最初的高等学府，在那个时候，自然很容易是最好的一个。他集合了大约五十个“回国的学生”，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学科里很出色，并且用美国的方式来推动教育。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几乎还是无人知晓的人。我几乎不知道在中国竟有这样一些人。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见到了王正廷（C T Wang）（他后来是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总干事，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并且听过他的演讲。他的父亲曾经在宁波的英国圣公会做牧师。他受到一些对待，像是要通过“佣人”或“商贩”的门进入传教士的家，使得王正廷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非专职的基督教领袖。

在我迁到北京之前的那些年，我熟悉了一些从西方“回来的学生”，发现他们相当意气相投，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缺点和错处，以及由于他们有令人羡慕的知识和学位，似乎能够证明他们适合于得到报酬优厚的职位，而使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受到过于优越的地位和声誉。这些学生有时自以为重要而傲慢地要求高职位、高薪金，有的学到了一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但是不能用于中国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对中国做了巨大的服务。的确，如果没有这些男男女女做出的努力，【102】很难设想中国会（必须要）发展到她目前发展到的地步。


2

作为传教士，我对中国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她觉醒的民族主义。她可能一向是在沉睡，但是外国不断的羞辱惊醒了她。在我来到中国前不到十年中，日本打败了她的海军，义和团运动带来了后果。普遍地惧怕列强的瓜分；今天我们几乎忘记了那时候正是要瓜分她。约翰?黑（John Hay）制订的美国政策的确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它，尽管一般都不那么认为。

我第一年在中国做传教士的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结束了。在中国青年之中迷漫着一种愿望，希望学到如何成功地抵抗西方侵略的秘诀。这些青年大量去日本学习，满清王朝在摇摇欲坠。

我一九零八年迁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后继的是和我儿子同年的一个三岁娃娃。革命的情绪在到处流传，尽管是秘密的，也受到镇压。三年之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那个不成熟的革命，虽然没有经心地组织计划，但是它很容易就到处播散。唯一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南京。我们有了一段很激动的时间。大多数的学生都剪掉了辫子，但是如果被人发现没有了辫子，那就意味着立即处死。每天在最靠近长江的一个城门开开的那个钟点，所有教会学堂的西方教师一同出动，把学生安全地送出城门。将没扔掉的那些辫子别在男生的帽子上，我们领着他们走过那些卫兵，还常常为他们拿着行李，【103】因为缺少脚夫，而学生自己要注意不要把不一定牢固的辫子掉下来。

在孙中山最后来到南京的时候，合众社请我临时做它的记者，所以我就有了经常能见到他的特权。

一九一二年临时国会在南京召开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到会的外国人，听到了孙博士所做的那个著名的演讲，他拒绝就任总统，理由是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了，不适合担当那时的建设性管理工作，而以同样的理由，请敦请、说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凯担任总统，但必须保证支持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许多年轻追随者极为反对，他的老练的同志也担心，但是没有极为认真，袁勉强被批准了。后来证明其他的人是对的，因为袁世凯后来经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怂恿，想（但是没有成功）当皇帝。我后来认识了袁世凯的一个侄女，袁宝琳（Pauline），一次，她对我读了伪造的上海一些报纸的社论文章，里面都是敦促他的叔叔登基称帝的，这使得他以为“人民” 愿意要他做皇帝。

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核心保持着联系。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孙中山真诚、忠实，毫无疑问是个大公无私的爱国者，但是他离开中国太久，对中国的事情也就来往得不多。经过内战的一段时期，他的影响起到保持住了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他在一九二四年的著名演说“三民主义”成了他的助手蒋介石领导的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宪章。一九二五年他本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于癌症。他的基督教式的葬礼是由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的。

【104】孙中山的夫人是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她献身于她丈夫和他所宣布、诠释的“三民主义”。她后来觉得她的亲属不喜欢这些理想，而终于将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她现在在那个政府里担任一个位高但实际是个挂名的职位。

我一九一九年春天来到北京的时候，学生中间正沸腾着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五月四日，学生的代表攻击了帮助日本的三个无耻官员的家。那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匆忙带着细软逃到了安全的使馆区。逮捕了那些学生领袖，把他们禁闭在匆忙改为学生监狱的一个法律学院里。其他的学生喧嚷着要和那些被关押的一同住进去。全中国都燃起了类似的运动。各个地方的监狱不久都塞满了人，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要住进去。摇摇欲坠的政府处于一种荒唐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它把学生真诚的爱国暴动当作犯罪来处置，那么它就是在宽恕那些亲日的汉奸，公开出去会更为麻烦。如果不这样，那就是说明学生谴责那些官员是对的，日本人可能会用他们可怕的武力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因此，老谋深算的的年迈总统下令将学生放出去。但是像是在腓利比（Philippi）的保罗（Paul）那样，学生不出来，除非撤消对他们的指控而正式释放他们。对政府来说，这是难以办到的丢面子。

那时，我答应到北京来，在附近的一个卫理公会大教堂里为毕业典礼讲道。但是，徐总统妥协了，让两个高级官员去“安抚”学生，然后就把他们释放。选择了那个星期天的早上举行仪式。【105】所有的其他学生都在那时去迎接他们，并且胜利地护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学校。我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学毕业生讲一次道，也就只能匆忙地做了调整，对着学生数目显然不多的听众做了宣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我未来的学生。第二天早上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国行为清楚地表达了我衷心的同情。在后来所有那些危机的年月里，每当学生觉得他们该参加类似的行动时，他们都知道我的态度；它是真实的理解纽带，它对在那一段中国动乱历史时期的燕京大学里面的情况有深远的影响。

后来不久我搬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和中国的官员交朋友，以便使他们了解我们这个教会大学的目的，并且在他们以自己的善意对待基督教教育而给予捐赠的时候，接受他们的礼物。很多人都是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敛财，弄了很多钱之后赋闲在家的。在清朝，在公款和私款之间没有足够清楚的界线；允许一个官员取得一些利益，只是由他的上司和习俗来限定它的数目。在民国早期，还沿用着这些习俗，而且除了敌对的军阀会危及它之外，并没有什么限制。日本人助长着这种贪污，以便瓦解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带来了比较好一点的政府组织，改善了税收的办法和公共的财政。在这一段利益冲突的时期，我觉得最好是认识不同营垒里面的、互相竞争的显赫官员和他们的随从。【106】

颜惠庆博士（W W Yen）是圣公会一位牧师的儿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很显赫。他去多个国家担任公使，还在北京政府担任过总理。在政治风度上和人品上，他都远远高于一般。他在燕京大学理事会工作多年，偶然还担当它的理事长。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说服他帮助我们募集基金兴建一座男生宿舍。就在那时，当燕京大学正向现在的校址迁移，来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的革命。颜博士很快也很愿意地准许了将募集起来的钱，在傅泾波的计划下，建造了在那个内乱时期保护校园的围墙。

早期我熟悉的相当不同类型的另一个官员是陈树藩将军，他是内陆陕西省的督军。他把我们新校地址的土地卖给了我们，并且在留一小块地为他年老的父亲盖一个别墅、最后将它作为一个纪念堂的条件下，把售价减了三分之一。他提出让我到西安看看，对省里的官员谈谈对教育问题的看法。我很想去，就在一九二一年早春带着所有的美好设想动了身。我带着一个仆人，乘京汉路到连接新修的从海边到西安的铁路的交叉点，然后换乘那个火车向西到它所能达到的地方。从那里我们走了一个星期的旱路。因为我们要通过一个盗匪为患的地区，陈督军派来一队士兵保护我们。为我准备了一架骡驮轿，那是两个骡子驮着竿子、上面搭起的一种篷轿，里面有铺盖，一个或几个人能够在里面舒服地呆着。幸好，陈督军为我和我的仆人额外准备了一匹马，而我则愿意尽量多骑马，恰如我的仆人愿意尽量多呆在轿子里休息那样。【107】这样的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没有受到近代和外国污染了的这个地区的农村生活。

我在西安作为督军的客人住了约一个星期。游览了这个古都的古迹和名胜，并且看了那些当代的活动。在一次为我举行的宴会上，省长和督军作为联合的主人相邻而坐，为了防范别人下毒，他们两人各自吃自己烹制的食物；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护兵、保镖，暗暗地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有个保镖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造成了一时的紧张。之后，这两个省级大官又恢复了互相友好的交谈，就好像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一样。

西安这个唐朝的古都和它的环境迷住了我。我有了在这块处女地上开发教育、以及让燕京大学和陈督军的中学建立特殊联系的设想。在我离开的时候，陈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它带了回去。在我还没有回到北京城之前，那个省长成功地导演了一齣反对他同事的兵变的消息就传来了，那位督军不久就下野在天津过起寓公的生活。我常常到天津去看他。这整个的事件在那个混乱的时期是很一般的，是阴谋活动的区区小事。但是我对交往这一类朋友的价值有了一些概念。


5

内战时期山西省的省长是阎西山将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和博而顿（Burton）教育委员会一同旅行时。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几次，总地说来，他的能力和个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想做“模范省长”，后来失望了。人们还没有为改革做好准备，中外人士都在戏弄他。他决心不把山西省从共和国里分离出去，但是实际上却是分离着。【108】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反对蒋介石，所以他逃去了日本；在此之后，日本人就想方设法把他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证明自己是对国民党忠诚的。一九三六年，他邀请我去山西，为该省的工业发展帮助他做些联系。开始做了一些计划，这时来了抗日战争。

孙传芳将军是江苏省的省长，他一度和相邻的浙江省的省长打仗。一九二七年他在第二次北伐时，被蒋介石打败。在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问我，“外国人为什么来中国教育中国人？”

我说：“文化、文明不是民族的、国家的，而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如果它被融和在一起，就能够取得更深的了解。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的旧文化合作，并且帮助建立新的文化。”

“多谢你们的意图。但是，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来请你捐款。”

孙将军这时站了起来，显然不感兴趣，“等以后什么时候再见。”但是他捐给了燕京大学一百美元，后来又捐了两万美元的中国大洋。孙将军的一个儿子日后进了燕大，学习努力；在日本入侵时离开了，“去做点爱国的事情”。孙将军本人后来下了野，当他去一所寺庙拜佛的时候，被他过去处决的一个人的太太开枪打死了。

韩复渠是在国民政府下得以继续掌权的另一个类型的独立的省长。他在山东清除了土匪，在许多方面是个进步的统治者，尽管相当独裁专制。日本人不断笼络他。他想采取坚定反对日本的立场，但是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支持他。【109】

照片：蒋介石总统和司徒雷登大使在牯岭避暑胜地会谈。一九四六年。

一九三五年，韩省长说，如果可能，请我和傅泾波去看蒋委员长，探探他的态度。开始时，蒋很生气。“地方省长无权探听国家的政策；他们应该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让中央政府去处理国家的政策。”

我反对着说：“那是个很好的抽象原则。但是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就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来治理的。因此，对人的忠诚是首要的。如果你能和他建立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会成为你真实的朋友。”

他仍然怒气冲冲，但是最后说：“好吧，你去告诉他，如果他坚定站稳，我就不会让他倒下。”后来，蒋派他的个人代表去了山东，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犯的时候，韩动摇了，没有坚定站稳，他和他的军队向西逃去了。蒋委员长把他召去，军事法庭审判了并且处决了他。

宋哲元省长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他后来退得没有了后路，就和日本人死战起来。他任北京所在的河北省省长时，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摇摆不定。我设法让蒋委员长相信，如果给宋适当的支持，宋会忠诚地抵抗日本的军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蒋要他去河北省省会保定，在那里固守。但是在日本人的闪电攻击后，他夜里偷偷溜掉了。如果宋听从了蒋的命令，华北的局势可能会有个非常不同的转变。宋后来十分悔恨，抗击了入侵华北的日本人，但是为时已晚。

照片：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一九四六年。【110】


6

我先是在张作霖元帅、后是在他儿子张学良的时代数次去到东北；见到他们两人都很友好，对我们为燕京大学的求助都有回应。我第一次见到张作霖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宝座样的椅子上，两边有两个揎填的猛虎。他个头小，但是有一双明亮、乌黑、逼人的眼睛。他原来是个村庄的护卫，出了名，逐渐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在东北的权力争夺中压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屈服。一九二八年四月，他进军并短暂占据了北京，但是又被赶了出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为了毕业典礼，我经过欧洲和西伯利亚铁路匆忙赶回燕京大学。快到沈阳的时候，苏格兰传教士朋友们告诉了我没有登基的东北王的厄运。他从北京回来，在他的火车经过离沈阳不多几里的一座桥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在车里受了重伤。那些传教士对我说，他已经死了，消息是来自医疗方面的人，但是在整个城里都散布说他在康复，命令所有的人都不得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他那二十二岁的儿子“少帅”飞回来接管了大权。后来少帅告诉我，日本人曾经三次到他父亲的火车里，要他签署一份扩大日本人在南满（东北南部）利益的文件。最后那次，他们警告说，如果不签署，他就不会活着回到沈阳。看过爆炸现场的一位英国工程师对我说，从技术上看，就知道那一定是日本人做的恶。日本人有四万军队【111】在等候着信号，一旦知道了老帅去世的消息，就要“维持、恢复秩序”。

不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死得英雄。他的人民用他在坚持康复的神话挫败了日本人夺取控制的阴谋。在宣布他去世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北京好几个礼拜。少帅还告诉我，日本人如何派林权助男爵（Baron Hayashi）去吊唁，之后，他秘密地将同一个文件给少帅，让张学良签署。张学良描述了他怎么闭上了眼睛表示拒绝，但预料会被枪杀。这些细节预示着三年以后的“沈阳事变”，那是个类似的铁路事故，厚颜无耻、公然地蹂躏满洲、东北。

那次事件是历史上的又一次转折。它可能部分是由少帅轻蔑地拒绝日本人一再的要求所激起的。四个日本陆军上校等得不耐烦了，便以天皇的名义决定强迫进行，用欺人的借口，占领了整个东北。

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是那时美国的国务卿，他通过穿越大西洋的电话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商议提出抗议，但是约翰?西门（John Simon）爵士回答说，他不感兴趣。我住在近处，我深信如果这两个国家带头强烈行动，日本政府本来可以容易地在那个阶段说，那些行动是未经允许的下属自行做的，而不丢失面子。在国际联盟最后接手了这件事情，派出李顿调查团来调查，那为时已晚。日本人已经考察到列强不团结，不愿意卷入。墨索里尼看到了这一点，在阿比西尼亚跟了上去。西班牙内战是另一个后果。希特勒不久也随之而上。如果在满洲东北采取了果断、强硬、联合的行动，所有的这些都可能得以避免。一九三一年发生沈阳事件的那个日子，【112】九月十八日，在中国，特别在学生中间，成了每年的国耻、和决心的纪念日。从此之后，它有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爱国的中国人的思想。我感到从海上刮来了昏暗的毒气，特别向华北沉积，带来了那难以避免的命运。

一九三六年，当那些认识少帅的人听到西安事变和扣押蒋介石委员长的消息时，那似乎唯一的可能就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在可能的最为公开的场合和私下谈话里，他都不加修饰地说他是做了错事。所以这无须再加讨论。他想结束对所有涉及的人都是灾难性的国内争斗，以及他感到全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他使用了既荒唐又不合时宜的方法。


7

二十年来，在中国场景上有一个有趣的人物，那就是有时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他身材魁伟，面庞大而和蔼，个性坚强，性格真诚但又灵活、善变。他成为基督徒有感情用事的缘故，他的信仰总是浮浅、幼稚、不够成熟。他早年的军队有些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军队，有着严格的编组和纪律。有一段时间，在他的军队里有随军牧师，但是在他被张作霖打败的时候，随军牧师就不见了。冯将军从信仰基督教转向了共产主义，之后又回到了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位激昂的爱国者，但一直没有给他任何真正有职权的位置。在抗日胜利之后，他又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他去苏联的旅途中死得很神秘。

我最初是在北京认识他的。【113】那时他正在怀疑着蒋介石的政府。后来他去了南京，得到一个职位，这时他又不满地下了台，去了山东省著名的圣地泰山。我和傅泾波有一次到那里看他。他在那里读古书，练习他那著名的书法。他有力地说，“如果他们不再计较那些分歧，我做什么都行，给我最高的职位也好，最低的职位也好，只要他们打日本。”

另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因为肩部的关节炎，左胳膊吊在吊带里。在他知道了我是什么病之后，他立刻就让我用他从北京一个著名药铺买来、总是带在身边的一种膏药，里面的成分有熊膏和虎骨粉。他坚持要自己给我上药，所以我就露出肩膀，他把一帖膏药贴在前面，一帖贴在后面，让一个副官把贴药的过程照下像来。不论是那膏药像他所说的那么灵验，还是一位美国的教会大夫的治疗帮助了我，或者只是离开了潮湿的南京天气，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完全不疼了。有一次在重庆的招待会上，冯将军很幽默地谈了这个情节，引起了来宾的哄堂大笑。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重庆，他正在读中文的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他谈到我们那八年革命的细节：叛徒，债务，饥馑，寒冷，军队的缩减，等等，又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遭到像那样的事情。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坚持得更长久些。”


8

在一九三三年，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将军和广东的陈济棠将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114】陈和他的那个团伙是彻底腐败的，他想独立于南京政权，因为那样会给他更多贪污的机会。李和白则相反，都是高尚、爱国的，只是担心蒋介石会绥靖、对日本让步。在那个时候，我和李将军做过两次长谈。我说：“如果你能够相信蒋不会攻打你，会抗日，你是否愿意支持他？”

“我愿意。”

我继续说：“我相信他会这样。白会怎么样？”

“他比较难对付，但是能够把他争取过来。”

我最后说：“很好。我来想办法拿到使你们相信、毫不怀疑的证据。”

回上海后，我和几个国民政府的官员谈了这个事情。有一个官员说，“我们已经派去了使者，而且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什么下文。”

我说：“好吧。可是一定要这么办。宋子文怎么样？我相信，如果去一位大人物，就会打破那个联盟，会得到李和白的忠诚支持。”

宋子文极其繁忙，所以我就问他，蒋委员长能不能去。宋马上回答说：“那可太危险了。”

然而，蒋最后真去了，让他们来处置他。在那以后，蒋和白和李都成了好朋友，在抗日中他们合作。在一九四八年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做共和国总统时，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

汪精卫是很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他善于演讲和写作，和蔼，但是缺少基本的道德原则。他从来也没有超越过他那革命机会主义者的态度。在重庆显赫的国民党官员中，他是唯一和国民政府决裂，跑去寻求单独和日本媾和的人。他在离开重庆后，做出了悲剧性的错误，去了日本，【115】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国爱国者的支持，同意担任了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脑。也许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和平运动中的英雄。作为我对他的认识，他似乎也是被其他三个因素推动的：和国家的领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真正的意见分歧；对蒋介石的极度妒忌；和对战争的变态的恐惧。他在战争结束前死在东京，中国人民看不起他，也不哀悼他。


9

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以后，我为了认识这位新领袖而去到南京。通过孔祥熙博士，我第一次和他会面，他那有权威、善于指挥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魔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见到了大多数新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都热烈希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这是让人鼓舞的。这使我看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同样的精神。

在同一年之初，蒋介石大元帅做出了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那个最重要的决定。在孙中山看到他的共和国在军阀纠纷争执中崩溃的时候，这时他决定从广州到北京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进军，来恢复和平与统一。他恳求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美国）援助他，但是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苏联派去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鮑罗廷和加伦（Galen）带领的顾问们和其他援助。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他们就以苏联的方针组建国民党。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后，这个改组仍在继续。他们策划了“北伐”。他们编在从广州到汉口铁路的那个支队，在汉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那次进军中，伴随着许多毫无约束的放火和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惨杀。【116】

蒋委员长带领着另一支队，沿着海岸进军。不知为何，在前进中决定和苏联的顾问决裂，决定开始采取独立的策略。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上海富有的企业界的支持。共产党自然就有了谴责他的现成把柄，说他被资本家收买了。第一个后果就是瓦解了积极活动而且发布消息的武汉政府，以及那些苏联人和一些追随他们的中国人艰难跋涉的归回；其中包括了孙中山夫人和忠于她的一个秘书，那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男生。她在莫斯科短期逗留后，认准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说法），带着她的人员去了柏林，一年左右之后我在那里看到过他们。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委员长即将、但还没有背叛之前，强烈亲共产党的武汉领袖，为了使蒋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困境，派了一队士兵，去谋杀在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多数是传教士，那些士兵发现他们都很友好，觉得自己还有中国人固有的体面，不能让自己残酷地射杀这些无辜。我弟弟瓦润（Warren）接替了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妻子和其他的妇女都被送到了锚在河里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但是所有的男人都还留在自己的职务上。瓦润（Warren）在自己家的大门外和一些士兵交谈，说服他们不要有粗暴的行为，这时，远处的另一个士兵向他开了枪，子弹打裂了他身后的木头。在这当头，有一个衣着褴褛的人从围观的人里出来，劝他离开。瓦润（Warren)就随着那人离开了。那人是一个洋车夫，在他有病的时候瓦润（Warren)曾善待过他。那人把瓦润（Warren)带到他那贫穷、不干净的窝棚，要其他窝棚的邻居不要声张，拿了瓦润（Warren)值钱的东西，把他藏到他褴褛的铺里，【117】尽自己家中所有让瓦润（Warren)吃。一天以后，他对瓦润（Warren)说，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到处找外国人，为了更安全，要他们转移到大学去；他把瓦润（Warren）的值钱的东西还给他，护送他到学生那里。

南京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E Williams）是我亲密的朋友，他和另外五个人（共属四个国家）都被杀害了，还有几个人受了重伤。最轰动的一件事是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s）（我父亲传教同事的儿子）带着一群人逃离的情景。他们从一个小山（Socony Hill）爬上了城墙。其中有一位是著名作家爱丽思?提斯戴尔?候巴特（Alice Teasdale Hobart）的丈夫，他从城墙已经下来了，放开绳子时，伤了踝部。

这整个的阳谋是一个野蛮、毫无人性的举动，是想困扰委员长（委员长的变心使得中国的苏维埃化推迟了二十多年）。有一个很巧合的事，当时担任北京公使的约翰?麦克莫里（John V McMurray）先生几天前曾经要我再到城里来的时候，去看看他。我很快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去看了他。他问我，在长江谷地火药桶发生一些局部事件，是否会在全中国点燃起反对所有外国人的情绪。我想那不会。那天晚上，我们的一个中国教师在他家中展览他收藏的字画，希望我参加。快到钟点的时候，一位美国同事从城里带给我无线电的新闻，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在南京的大屠杀中牺牲了；他并不知道我有个弟弟在南京。我尽管悲伤，但是还是决定去看看展览。第二天早上，从麦克莫里（McMurray）先生那里才得知瓦润（Warren)并没有受到伤害。

回来再谈委员长。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118】在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或计划中，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里，尽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战争，但是国家统一的进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圣诞节那天，他从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释放，我对委员长和他那能干的夫人有了忠诚的敬意，并且和中国的人民一道，感到欢欣鼓舞。

当日本人发动对华侵略时，我对委员长的估计可以从以下的段落里很好地看出来；这些段落摘自我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为北京《民主》杂志的一篇文章。我写道：

“就我所知，报刊里对蒋将军十年前的生活态度、方式和对政治敌人的迅速、总的对待的报道可能都是真实的。如果是如此，那么就应该给他更大的荣誉，因为从那以后，他变得更好了。在一九二六到二七年，他突出成了全国重要人物的那时，作为对中国的命运十分关切、同时也对在军阀到处存在的特点很熟悉的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行为。这些军阀在过去二十年里都为自己互相争权，而毫不顾及民主的原则和人民的权力；他们承袭了满清官吏的道理，做官就是为了私利，既无需皇上的准许，也没有约束自己贪婪和胡乱统治的古时文人的传统。国民党的新领袖，在孙博士的三民主义理想下，是否会再次重复古已有之的中国官僚的罪恶行径？他们之中许多人是这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很明显，借机多少谋自己的利益是被更多的人所厌恶的。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看蒋将军的人品。【119】（在中国）对他很多的批评无疑是将对他的某些指控信以为真：他们说他独裁，成了独裁者；说他聚敛了大量钱财，为了保险，大部分换成了美国的股票债劵；说他和日本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或者至少是为了掌权而危害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及说他头脑落后、顽固，不可救药。

“经常传播的这些无味的指责，还带有更多具体的指控。也有些是真正的担心、怀疑和就是不信任。这些并不使人奇怪。让人奇怪的是他继续越来越受人爱戴。他继续留在国民政府的一个或两个最高执行机构里，就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机敏、精明。

“但是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基于精神和道德。 由于中国人受到留心注意他们的统治者道德水平的训练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也没有在这方面发生更为精于此道的幻灭，所以这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上个十月末是蒋介石五十岁生辰，在全中国自发了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庆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几乎普遍都在焦虑，以及当他被释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强烈洋溢着的放心和欢乐。

“原因并不是由于个人吸引人的魔力和社交的斯文优雅。即便是和同事、部下在一起，他也是沉默寡言，全神贯注在事情上，而不善于“闲谈”。他天生有中国士大夫那和蔼可亲的美德，同时也十分公事公办，能够符合美国人的要求；有时还可能极其坦率、唐突、失礼。总起来看，他越来越得到公众的尊敬必然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对付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卓越技巧，高度的智慧，迅速精明决策的能力，【120】不知疲倦的精力，坚强、勇敢，这些都属于使他成为伟大的军人和远见卓识的领导的品质，并使他在他的党内讨论中自然杰出起来。但是对于掌握着高位，并有效地执行职务的人，他的人民只是有尊敬的态度并不够。由于逐渐认识到他真正的爱国目的和对国家福祉的坚定献身，对他挑挑剔剔的不信任和必然会有的怀疑也就消散了。但是，怀疑他的动机和反对他的权威或讨厌他，常常积累成了依然大量存在的记恨、仇恨，这是由于他的爱国心和人品缺少说服力的缘故。

“假定蒋将军是值得他的绝大部分国民和许多有能力的国外观察家给予他的崇敬，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他品质的形成？最早可能是孙中山博士的政治理想，以及孙和他的这位天赋很高的年轻追随者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蒋接受他的领袖的革命哲学和服从它的要求，似乎是真诚的。他现任妻子的圣人般的母亲在相当程度上照料了他，从结婚起，他妻子本人就一直在他开扩视野和加深、加强道德上都是个重要的因素。他让人吃惊的工作的量和困惑的程度，加上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种类的纷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注意到国家危机时刻的紧迫，也可能更加强了这些。任何为了改善中国进行工作的人，都衷心感到要改变现有的情况，对于他的努力的回应必然会刺激他，使他扩展他的作为。【121】

“蒋将军成为基督徒已经十年。他对这个信仰的原理和准则领悟得越来越清楚，并遵循它们谨慎快乐地生活。开始时，他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并不很多，但是在烦劳的工作和折磨的焦虑忧虑中，他找出时间来培养他个人宗教文明的习惯，达到了一种境地，让祂成为自觉的指引、感召、和道德力量的源泉。本文作者也是基督徒，无法不相信这个信仰的教导和依靠祂的精神源泉不能对人品没有转化的作用。由于蒋将军对他在西安的经历做的公开说明中，将自己现在的态度和行为大部归于他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的学习，那就相当有理由看到原因和效果在他身上起到的作用。

“作为结束，请允许本文作者说一点他和蒋将军个人的接触使得他也同样有蒋将军的国人所描述的那些阶段性的见解：对他的爱国目的的真诚透明和他个人生活的极度纯正，达到、终结成了毫无疑问、相信的程度，是一种逐渐更带有感情色彩的钦佩，一种明确的信念：认为在中国新生、重建的关键时刻，她的确万幸有他这样品格和能力的人，积极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10

读者一定早已发现我在多处谈到了傅泾波，现在要更多地谈谈。只要谈我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我和中国官场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些关于他的段落，那就是不完全的。

大约在一九一九年我们搬去北京的时候，一位离职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秘书作为一种传家宝那样，留给了我一个十七岁【122】的男孩子。他说在他查经班（基督教的读圣经的班）中，那个孩子是最有前途的。但是，这却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的接触。一年前的样子，那个孩子曾经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全国大会。在遥远的过去，那个场合里大多数发言讲话的都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也让我发了言。那个孩子说尽管他听不太懂我的南方口音，但是似乎我的某种性格带着一种光环被装进了他想象的世界里，以无从说明的原因在我们日后的密切关系中，它从来也没有失去光辉。他在燕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妻子和我想更多地了解他、更关怀他，就在这时，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半去帮助他父亲的不够成功的经营。在他复学的时候，他不仅身体软弱，而且对家庭的事务厌烦、沮丧。他是满洲王公的后裔，在满清被推翻之后，这个家庭失去了大部财产。他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没有经验，做过多种商业的冒险，但是都经营不好。这孩子对我们在他精神的恢复中起到的作用有夸大的见解，而且也有相应的感激之情。

在泾波六岁的时候，他承继着爵位的祖父带着他朝见了慈禧太后，太后赐他“永清”的名字，意思是永远清澈，也可以理解为“永远忠于大清”。在家里和亲人间，他就用这个名字。他更多地称作泾波，那是指他祖父任巡抚的甘肃省的主要河流的名字。他似乎从多少代做大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本领。在他的血液里流着用官场意识处事的天性，我很受益于它。他曾经想加入基督教布道，但是我劝他不要，我的意思是【123】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他可以将基督教的原则带入政府的服务工作，从而起到更大的作用。

他的这种才能很快就被一些官员发现了，他们让他帮助做各种事情。蒋介石在南京就任之后不久，就给了他几次秘密使命。其中最微妙的一次是去争取少帅张学良远离日本人的欺骗，而让他把满洲归入国民党的中国。当泾波去沈阳的时候，日本的特务尾随着他，把他弄到一个便所里，扒光他，查找文件并且不停地询问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少帅公布了自己的决定：在他的司令部挂起了国民党旗帜。泾波也被差遣去了美国，似乎立刻就得到了他有机会见到的美国显要的欢心。那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安排他拜访胡佛总统，纯属礼节性，胡佛总统留他谈话，大大长于预定的时间。在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问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个很特殊的待遇时，他似乎很吃惊。在他最初做这些旅行时，我凑巧也在美国，他问我他该怎么对待他当时拼写成Fu的名字。他说旅馆的登记人员和电话接线生总是问他的名字怎么拼写：“Fu”后面是什么？我建议他在Fu后面加上两个多余的辅音字母gh，自此以后就没有再遇到麻烦，他的拼音名字也就变成了Fugh。

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主持了他和他父母挑选的新娘的婚礼。为此，包下了一个大的饭店，举行的婚礼华丽多彩，混合着经心制作的装饰和古老中国长时间的欢庆和那个简单、庄严的基督教结婚仪式。

在燕京大学已经相对发展了的时候，【124】我就开始努力使它能够独立于西方的条约和美国的保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欢迎、被人认可。在中国最大的保障是依靠个人的关系。我不只心中记得这个益处，而且还记得要和许多中国的支持赞助者交朋友。泾波不久发现了我的希望，并提出帮助我。他不时地设法脱离开他无论在做的是什么。这样，使得我们在全中国，从东北满洲到香港，开始了一个结交朋友的行动，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占领时期，还去了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方。开始有了捐赠的基金，但是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比那些钱款更使人愉快。先是担心日本人入侵，后是它成为了现实，使得所有的努力都停顿了下来。但是，对燕京大学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价值，则是难以计数、无可衡量的。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群燕京大学的校友，总给予某种的接待。对我们心中打算的未来的活动，他们一向是核心。

大学里我的同事很自然怀疑泾波对我感兴趣的虔诚性。这里一定有某些荫蔽的动机。他们设法找他想做官的野心，利用我来结识达官，从而巩固自己甘美的地位。他们常常告诫我要小心。这些担心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知道实情却正正相反。泾波可以很容易获得很好的职位，而无需我的任何帮助。他除了忠诚于我以外，他也十分喜欢一般美国人以及美国。对他来说，促进这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似乎就是他为之而工作的爱国理想。到目前，这仍然是他第一位的热心所在。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和他那透明的正直，给了他一个一个的机会。但是，他总是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

【125】傅泾波在我从日本人的释放中、以及在战后年月里我的工作中起的作用，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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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到一个人，那能够生动说明我在中国的早期和晚期之间关系的改变。记得一次我在杭州街上走（那时，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街上走就是不体面的事情），那时省巡抚过来了。他乘坐华丽的八抬大轿，有许多威武的随从前呼后拥。我惊奇、敬畏地注视着从来也想不到会走到离得那么近的官员；而他无意地、轻蔑地瞥见站在一旁让他过去的那个孤独的野蛮人，则是容易想象到的。

这位官员的妻子凑巧是著名的儒将曾国藩都督的女儿，多年来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她八十三岁的时候来北京，并作为我的客人来到了燕京大学，以她优雅的魅力会见了教师和学生，由于她的家世、她自己的造诣和她在高龄并精神烁烁而受到了师生们最大的尊敬。她回到城里以后，送给我一个优美书法的卷轴，那是用她在她父亲家里学到的书法写的，上面说着她早就想看看这个著名的大学，因为她有十七个孙子孙女曾在那里读书，日后，更多的还会来。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5

第七章：日本的占领和自由的孤岛


中国的日历都用数字，好几个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双数”里。十月十号是国庆日，称为双十节。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京附近伪造了另一个事件，它就称为被人痛恨的七七事变。日本人可能是发现了委员长在统一中国上很成功，所以他们就不再等待，而必须进攻。他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北京，那天早上天亮后不久，日本人把炸弹扔到离我们不远的兵营里，惊醒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也是很可怕的一次。在校园里造成了惊恐，最为怪诞的流言蜚语也有人相信。

对我来说，紧急的问题是：或者和其他大学一样，立即迁到自由中国的某个地方去，或者留在原地接受那个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日本人会做些什么。我咨询了所有的各种朋友，他们对这个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意见。最后，我决定留下来。恢复了停掉的入学考试。我们第一次在相当高的旗杆上悬挂了美国的国旗。过去，我们只挂中国的国旗，或者挂三角的大学校旗。

几乎每天都出事，。一般都是些小事，但是，特别是由于双方在语言上的限制，以及占领军在敌对的领土上自然会有的怀疑，小事都可能变得严重起来。不久，我请我们的一个毕业生来帮助，他幼年时的家庭情况，【127】和他后来在日本的学习，使他能够像日本人一样流利地讲日文。在我们不断和日本军官和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的作用是巨大的。关于他的地位，这里有个东方人的面子问题。必须给他一种地位，让他高得足以使他能够和日本人尊严地打交道，但又必须不高得伤害比他老的和有更高学术地位的教师的情感。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十分强烈，；当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和那些侵略者友善地亲切交谈时，那种愤恨也把他包括在内了。

每当他提出来，我就招待日本的官员或军官，作为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下改善关系的一部分代价。日本最高当局不时安排他们的国人代表团来访问华北，以便加强他们对文化的控制，或者让“回到家”的那些人感受到自己的胜利。他们总是将燕京大学包括在行程之内，我也就需要让我的西方同事帮助我招待那些来访者。偶尔也请几个中国人参加，佐证超出民族自豪的善良意愿。代表团有商业的，教育的，有一次甚至是一组基督教牧师。这个牧师代表团吸引了我们比较活跃的中国教徒的兴趣；看到基督教的理想战胜了种族的感情和相互的困境，是使人喜悦的。

除非在特殊的安排下，由我的秘书或另一个人的陪同，否则就不允许日本人进入大门。我很快就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秘诀是将和善和坚定混在一起。他们的武力和他们使用那些武力使得中国人在他们目面前怯懦退缩。在另一方面，他们所面对的就不过是被迫的驯服。尽管他们狂暴，但是他们对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弄不清美国的态度，对它还有一定的敬畏。在这种情况下【128】，他们最愿意的就是受到礼貌的对待。一方面对他们的武力不惧怕，同时在态度上热忱，这使得我在许多微妙的交往中，能够对付他们的粗野，或打破他们那神经紧张的缄默。

学生们在美国人拥有的校园里面受到保护时，他们也理解不能利用这个处境来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活动。不只一次，我提醒某些爱国分子，他们或者离开校园去做他们所想做的，或者完全停止活动，这样就能避免危害到他们的同伴和他们自己。日本人一直在监察着地下的斗争；他们有一批秘密警察和密探，这些人的报告导致了很多逮捕和刑讯。我们的学生受到了特殊的怀疑。一般的做法是从周末去城里的校车里把他们拖出去。我的那个足智多谋的秘书十分幸运，能够不太久也不太费力地使他们得到释放。

但是有一个男生被很恐怖地虐待，以至于他最后被放出来几个月之后，甚至还害怕他自己的母亲。在允许我到他家看望他的时候，他仍然处于那种病态的恐怖之中。在这之后几年，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他的情况使我害怕在占领区继续大学的工作。另一个男生带有明显的羞愧向我坦白，在秘密警察恐怖的审讯时，让他在受刑和同意在燕京校园里做密探之间作选择。他只好选择了做密探。要他一星期向他们报告一次情况。我告诉他，我不谴责他什么，也不阻止他把在校园里面看到的报告给他们，但是要他不时地告诉我他们的反应如何。没有多久，他告诉我，他们不让他干了，因为他们对他的报告不感兴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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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的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冗长、严加审问了我。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的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道有那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必然也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的忠诚的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问我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的性质和目的。我知道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就使日本军方迷惑不解，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规模的大学会是出于宗教和慈善博爱的意图，完全是由私人创办的。【130】在我们还开办着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高级官员要来看我，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这使得我极为惊恐，生怕我或者我们之中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到来之后，他只是想知道鉴于我们的经济需要，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以当地中国傀儡政府的名义，给予相当数量的补助。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完全依靠自愿的私人赠款，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给过一元钱，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项。说到这里，他大为惊奇，惊奇得把他固有的日本礼貌都忘了，没有习惯性的礼仪告别，就离开了房间。询问我的人也是这样怀疑，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变得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不再探询美国政府渗透的证据，而只是为了好奇而进一步问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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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在七七事变后，我和傅泾波每年春天到香港参加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会议，因为我长时间以来就是那个会的理事。过去，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开会。 我每年借这个机会从香港飞到战时的首都，第一年那是汉口，后来是重庆。这是从北京到这两个城市的最短的、实际上是唯一的途径，尽管那意味着穿越整个的中国，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尽管冒着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而乘飞机西行。

我每年这样走，主要有两个目的。那是对所有关心燕京大学的人表示，【131】它虽然在日本人占领下继续开办着，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于中国的事业。我也想知道那个事业正在如何进展着。我们知道的新闻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可靠、真实的消息，特别是使人打消疑虑的消息（基本上常常是如此），会振奋我们校园里面的士气。我给教育部带去燕京大学和处于类似情况的那些大学的常规报告。这些走动极有意义。委员长和其他各种政府官员都和我见面、交谈；还和传教士、燕京校友聚会；如果时间允许，也和尽量多的其他团体聚会。在我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下午近傍晚的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那里的轰炸，那时我正在等车接我去赴蒋委员长和夫人的晚宴。我看到了二十七个轰炸机排成完整的“V”字形，从山那边下来。随后的那个夜晚是可怖的，第二天早上我走了四五里地，一路上都是炸后狼藉，到处可见烧焦尸体的残迹。

在我第一次做这种旅行回来之后，我对我的老朋友王克敏谈了我的印象；他是华北有名无实的政府的首脑。他曾经长时间地犹豫，是否接受在日本太上皇下面这个明显的卖国职位。我向他说，在委员长激励人的领导下，各阶层的人民都决心坚持抗日。他听了之后，问我是否愿意让他安排，把这个情况通告给日本军方。 日本军方当然知道我的行止，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一个中立国公民的旅行。这个提议很让人为难。但是最后我同意了，让傅泾波像往常一样，同去做我的勇敢的译员。后来我旅行时，我就事先大胆地告诉日本当局，并且问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询问我的人特别想知道的是在这些旅行中都透露了些什么。【132】我讲，委员长是位坚强的爱国者，保卫对他国家的入侵，并且告诉他们，日本应该比其他民族更以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去理解他。我继续说，我个人十分渴望这两个国家能够以友好的条件和友善的意愿，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我也知道，至少绝大多数我的美国同胞也是这样。不幸，日本的决策者采取了相反的道路。无论如何，我和委员长和其他中国人的关系预示着可能有一种比较愉快的发展。我完全知道，他和其他的那些人都不反对日本，只是反对暴力、侵略和占领。他们辩解说无法采取其他的立场态度，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意愿是被大大地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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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说我和日本的和平运动有联系。在日本，一向有人反对那个“中国事件”（他们愿意给它起这样的名字），在日本军队陷在中国这个宽广的泥塘沼里面、战事无限期地在拖延着的时候，日本很多有影响的民间人士，甚至军队的领袖，都急切要把战争以最好的办法结束掉。有些这样的人曾经和我接触，我的秘书（主要是他自己提议，当然得到了我的同意）去了东京两次。我用无害的概括说法来回答，而拒绝谈细节，也不提出人名，只是说让他们去找我过去的秘书，我知道我的那个秘书很能够照料好他自己。但是实际上，在我后几次旅行时，那个和平团体的一个成员曾经让我带信息给委员长，问他要什么条件来结束战争，并且带回了他的（当然是非正式的）答复。【133】他的条件在那时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在那四次审问时，主持的人都很谨慎、礼貌，没有我多次听说过的那种威胁和恫吓。每次都让我自己坐在那里，等一两个小时，然后带入审讯室。在第一次以后，我发现那是为了使我紧张不安的伎俩；我就强制自己从容一些。那个桌子上高高地堆着写着日文的我的档案，他们不停地参看这个或那个文件。最后那天我离开时在座的那个官员说话和好，告诉我，他终于尊重了我的观点。

在开始占领后不久，一再有日本人督促我聘任一位日本教师，由他们的政府任命，由他们的政府出资支付。有时，提出来是说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有时则暗藏着威胁。那是非常麻烦的一种局势，但是我拿定了主意：停办也比丧失自主性为好。最后我相信他们会同意一个决定：我和我的同事商量，由我们主动邀请一位因为声望而不会怀疑到有政治意味的日本学者。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同意这是真诚基督教、胸襟宽阔的行动，以此来对付日本人的批评。 我们在三四个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选择了鸟居龙藏博士（R Toni）他的社会学和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推崇。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但仍然精力充沛，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他的政府的军事冒险完全不表同情。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在他扬言我们无法请到像他那样的一位学者的时候，我们告诉他，【134】鸟居（Toni）博士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保护他不受他自己军方的压力。我们向他保证，只要他不离开校园，那就很容易做到。他有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是他的英文助理，另一个是法文助理；这三个人都和他一同做研究。他的独子被应征入了伍。他们不顾所有的那些反对日本人的偏见，在我们小小的社团里奋勇前进，;看到这些，不由得不使人心满意足。他们是最有教养的日本人，有真正的国际观点。他们本能地加入我们的社交生活，但是同时又避免开让人为难的议题。作为特殊的优待，我们允许高年的学生陪同鸟居博士和他的家人短期去现场工作，以便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精神。有一个这样的学生后来和他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生活在城里，几乎处于清贫之中，由两个女儿维持生活。他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所提出要给予他的意图，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生活：“一入燕大，终生为燕大人”。在恢复了和平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别高兴在其他的车子（他的儿子在里面）开路下，在我车里带他去他以前的住所。时光的流逝以及战争的压力都在如此感觉敏锐的他的身上显示了印记。我们决心以他自己的意愿终生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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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来看我。他是位从医的传教士；在山西他一直看到日本军人残酷地侵占那个地区，那时，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只是在精神上和他所服侍的整个社会和中国的基督徒一同悲伤是不够的。那些人既无自卫能力，又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思，而这时，他却很知道日本人依靠着美国卖给日本的基本作战物资；【135】而他可以说话。无法说这是不合道理的。他必须告诉美国人民那邪恶的买卖，是它使得我们也参与了那个掠夺。这意味着在日本人还统治的时候，就一直离开中国，辞去传教的工作，在没有收入，、毫无保证不知道美国的公众是否会听他的意见，、甚至是否能够有最低的交通费用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次圣战、远征。他所有的本钱就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在公共演讲上取得过成就，以及他必须要献身于极为折磨他灵魂的信念。这使人想起希伯来先知们的作为，那是信仰的宏伟的惊险活动。在他对我说到日本人的暴行，和如果不去阻止它们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后果的时候，他变得十分激动。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恳请他不用对像我这样的人浪费口舌，而把他那灼热的雄辩口才用在国内的人上。他完成得十分成功，他后来成了国会卓越的成员，使他开创了继续对中国有用的途径。在他回去的时候，为了他心目中的这个目的，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正在物色一位发言人；这对所有有关的人都很幸运。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维持了一个小小的自由绿洲，反对着日本人的压迫，并且加强了我们希望显示的原则：我们反对在精神上任何形式的强迫和统治。不论是在当时激情感受到的事情里，或是在和它有关系的更为广阔的范围里，我们的作为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在正常时期，我们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和国外。但是在这段时期，学生几乎只是来自京津（北京－天津）地区。【136】但是急切想避开日本人对文化的控制的人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不顾对卫生和其他的考虑，而使他们过于拥挤地住进了我们的宿舍。这是艰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6

第八章：监禁和释放


【137】在偷袭珍珠港几个星期前，我们焦虑地在等着可能会发生打破我们幻想的平静的情况。我们只能预料可能会是些什么。北方的气候正在转入宜人的凉爽无风的秋季，但是在我们宁静的校园里面却似乎有些不安的迹象。天津校友会曾经请我去访问；由于恐怕会“爆发”什么事态，我一再推迟而没有成行。最后我决定在十二月七号那个周末做一次短暂旅行，觉得那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星期一清早，我正在悄然打算回去的时候，显然日本人已经不知为了什么突然紧控了起来。我很快就明白了，两个日本宪兵把我带回了北京。他俩很有礼貌，但是显然接受了严格的命令，一时也不能让我逃脱他们的视线。

在火车上，我一路上不安地推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会很快面对一个行刑队，或者更糟。北京火车站就在著名的雄威前门外面，美国领事馆也在附近。他们让我步行了这段不远的距离（这使我多少有点放心），带着我穿过了领事馆里面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大门。在领事馆的主楼里，拘留了大约二百多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把我带上了三楼，一些老朋友在那里欢迎了我，这更让我放了心。【138】那是一个大房间，房间有个隔断，房门开着，大约有五十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在两边。那是一群各式各样的人。很快我就看到了亨利·霍顿（Henry S. Houghton）博士，斯拿珀尔（I. Snapper）博士和特里维尔·博文（Trevor Bowen），他们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也是后来在长期监禁中我的难友；靠着先知般的直觉，我挑选了一个在他们旁边的床铺。

在那些美国人中，有一两个记者，一个孤独的传教士，几个参与罪恶贩毒（常常本人也吸毒）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的队员，不明身份的一些何许人，我们都是日本人讨厌的人。开始时，当然有些不愉快的情况，譬如被褥和必需用品的不足。我们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同进餐，最初，我们以为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还算运气。但是，不久日本人接手管起来，吃的东西在量上和质上都越来越差，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真正缺乏的时候，美国成人的行为会是多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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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之间，关于战争爆发，散布着各种荒诞的传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关于珍珠港的惨剧、在马来牙沿岸两条英国军舰的沉没、以及后来迅速接二连三的其它灾难。开始我觉得有些困惑不安，但是过后，对日本人偷袭我们的海军，我就开始感到一种不太高尚的满足。多年来，我对我们的燕京托事部发去过许多绝密的报告，说明日本人的威胁，并且建议在为时不晚的时候，我们要有所举动去阻止他们。这些报告在一些被仔细挑选的领袖人物之间传阅过。看到这些警告未被重视，实在让人灰心。这使我觉得为唤起我们人民来行动，需要有这样的灾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我对最终的后果就不十分担心。日本人很可悲，他们对美国人的秉性缺乏了解。在整个的历史中，它可能是代价最大的一次胜利，正像中国的俗语所说，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139】

一个月过去了，监禁得还比较不那么严厉。我们各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有些难友造成了些麻烦。消息还是些坏消息。但是在圣诞节那天，有几个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还收到了不少让人高兴的纪念品。头四个礼拜过得很快。这时，突然，其他人被允许离开，而我和上面提到的那三个人，则听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对他们临行前的讲话，同时，大家心里伤感地疑虑为什么要留下我们，并担心着我们的命运。当天，我们被转移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霍顿（Houghton）博士的家里。那是一个美好古老的满洲王府样的住宅，有近代方便的设施，还有几个训练有素的仆人。在这个即便不是镀金也是华丽的笼子里面，我们度过了四个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享受着暖气，吃通常的饭菜；有个大院子，而且偶尔从大门的缝隙里能看到朋友们。在霍顿（Houghton）博士生日的那天，甚至允许几个人来造访。那是高雅的监禁。此外，千篇一律的坏消息并没有弄垮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事情会有个好转变，我们不久会被遣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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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卫兵通知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在争论了很多之后，他们允许我们去看看不远的一个新的房子，是一个英国商人住宅完全空空荡荡的后院。他们允许我们带去霍顿（Houghton）博士私人的家具。有7个卫兵占住在住宅的前院，也占用了唯一的一个厕所洗手间。我们住在后面狭窄的几个屋子里，当中是个约六米见方、铺着已经破碎水泥的院子。它就是后来三年零八个月我们的天地。

【140】斯拿珀尔（Snapper）博士是位极其著名的荷兰医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做访问教授。当我们住在霍顿（Houghton）博士家的时候，允许他的夫人随时去看望他，但是搬到这个新监狱后，就让斯拿珀尔（Snapper）博士决定或者让太太一同住进来，或者就不要见面，。他当然选择了前者。这使得我们的居住和活动范围变得更小，但使得我们的社交生活更加愉快。我们从地下途径得知，我们最后会被邮轮 格丽斯泊斯赫姆（SS Gripsholm）号接送回国；连接格丽斯泊斯赫姆邮轮（SS Gripsholm）的康特韦德邮轮（SS ConteVerde）在几经耽搁之后，六月里从上海开来。因为对这个期待有信心，我们在忍受隔离中还不太难受。但是，当船到来并驶走的时候，没有让我们上船。后来在九月，斯拿珀尔（Snapper）一家上了英国交换侨民的船。剩下的我们三人受到秘密消息的安慰，说一年以后Gripshol邮轮下一次航行时，一定会带上我们。当时，我们对那严厉的监禁已经十分厌烦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全力为我们奔波，国务院已经把我们列在名单的首位，并且声明如果不把我们列入，那就不再交换侨民。据说，最后在东京达成了协议。

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北京的日本军方拒不遵守，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此期间”呆在那里了。可怜的博文（Bowen）比我们另外的两个人软弱，在我们被释放之前，他真的是一天天地挨着，度日如年。他以为最后我们甚至会在船离岸之前，乘飞机过去。我们和他说，道理全在他一边，但是所有的迹象却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怕他理解了我们的命运的时候，他的精神会崩溃。但是，一天早上，他平静地说，他要学习中文了，而以前他对中文【141】一向全然不感兴趣。这位纽约金融区典型的会计师从那时起，直到我们被释放的那天，他一直不间断地学习中文。教他中文，多少转移了我的心情。但是这件事很不幸让我们多少忘记了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精神失了常态，那会是多么悲惨。在我们这三个与世人隔绝、强制被拢在一起的人中，如果有人有了任何怪僻或恼人的行为，那就真让人无法忍受了。谢天谢地，这三个人一开始就成了好朋友，更要感恩的是，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好朋友。

偷袭珍珠港那天清早拘禁我们，一定是早有预谋的。在中国北部的其他敌对国家的侨民都还比较自由，一年之后才被投入集中营。为什么特别对待了这三个老人？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看管我们的宪兵关注我们的健康，也还算关注我们的舒适。但是他们似乎受到严格的训令，不让我们得到任何消息。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我们想到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日本军方就是不能理解：私人的慈善和宗教热心能够创建像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这样的机构。它们一定是美国政府的工具，用来赢得中国青年的心灵，从而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他们意想，把这些机构的管理者隔离起来，不让他们有任何接触，就可以消除这些学院和大学的影响。如果他们把我们悄悄地遣送回国，我们和我们的学校可能会被人忘掉。如果把我们送入集中营，我们会消失在人群之中。但是蹊跷地隔离我们，引起了好奇和同情。我们几乎成了传奇的人物。

我们和我们的警卫吃同样的饭食。对于【142】吃惯了西方食物的人，那种饭食十分不合口味，霍顿（Houghton）博士简直不能靠它生活。瑞士的上海领事馆在北京设立了分机构，处理像我们的这些事情。它的两位主管恰好分别曾经是我们两个学校的教授，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除了做了许多其他善事之外，还说服了日本宪兵，让他们来提供我们的食物。有个中国的银行家出了钱。困在城里的一位年轻挪威（被认为是在轴心国一边）传教士，被准许去买东西并送到我们的大门口。她一个星期买送两三次，真是慈悲的天使。她偶尔也给我们写信，送来纪念品, 每个星期六晚上还做一顿美味的挪威大餐。我们像是些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它的到来。我们被释放后，开头的愉快的见面，就包括和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女传道人。当我们从霍顿（Houghton）家迁移出来的时候，他的厨师和另一位佣人答应说，无论会出什么事，都要陪我们到底。那个厨师后来不得不离开了，但是另一位则遵守住了诺言。允许他每两个礼拜回家住一夜，极其偶然地，他绕远取道去傅泾波家。傅本人几乎也是被囚禁着，但是他藏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能得到第一手的新闻，这是巨大的乐趣。但是对于所有涉及这件事情的人都极其危险。当我们知道了优势已经转到了同盟国一方的时候，我们采取了足够的自我克制力，停止了这件事。

只要天气好，Bowen和我每天都在狭窄的院子里打羽毛球，或做点其他的活动。霍顿（Houghton）不得不放弃即便是这种不剧烈的运动，只是每天极其细心地打扫他屋子的卫生；我认为这比运动更使人厌烦。霍顿（Houghton）和我每天晚上都玩字谜游戏，斯拿珀尔（Snapper）一家没走之前也都参加进来。我们被释放后，【143】时代周刊杂志报道了我们全部的经历，大标题是：一千五百个晚间的字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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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之初，曾经允许我在监视下回燕京去取需要的物品。我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那时它已经是占领我们校园的军队司令部，里面尽是日本军官。我尽量装做没事、显得自然些，找到了在前面段落里提到的我给我们托事会的那个通气的文件。我把它交给了我的同事噶尔特（Galt）博士，让他去处理。他在一找到机会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烧掉了。似乎没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如果日本人知道里面的内容，他们很可能会枪毙我。管我的那个小军官违反了命令，甚至让我留在那里吃了午饭，还让我和一小群职工自由谈论起来，而他则坐在能监视得看到、但听不到说话的地方。

只要美国的和其他外国朋友还在外面、仍然自由，我们就还能高兴地收到信件、花束以及生日和其他日子的礼物。不少是中国人送来的；如果他们直接送其他东西给我们，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最喜欢的是书。在其他人被关到集中营之后，我们的瑞士恩人还在城里四处收集，继续送来书籍。不知是什么缘故，日本宪兵队让他们的那个译员将每一本书的摘要翻译给他们。那个译员的英文知识并不太强，他常常不得不把书先带给我们看看，然后去写摘要；也许会过多少个礼拜之后，书才能到我们手里。宪兵队为什么担心我们看什么书，在我们的特殊待遇中，这是另一个令人不解之处。如果他们觉得有我们脑子会被什么污染的危险，我们也不会再去污染其他人。我们的艰苦比孤独、单调和对未来的恐惧还要重的多。【144】但是和我们可能会遭受的、以及后来我知道其他很多人确实遭受的来比，我们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在冬天，我们并不总是暖和。我们是在个冰冷的过道吃饭，我们坐在桌子那里的时候，我们杯子里面的水常常都结了冰。而夏天，我们这个拥挤的住处则很热。天冷的时候，我们在多层衣服之外再罩上大棉袍，热了，再一层层地脱。只有一件事是准没有错的，那就是我们没有来访的客人，还有，就是每一天总是和另外一天一个样。

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例外。譬如，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她（我确信是她，而不是他）那出名的骨头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那之前曾经做了几个复制品，做得极其惟妙惟肖，只有专家才能够认得出和真的原件不同。显然，日本的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和在北京的）新地位，使他们有权拥有这个史前的珍贵物品。不管怎么说，有一天，宪兵队的军官为这事来审问霍顿（Houghton）和博文（Bowen）。他俩真实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那些骨头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为安全起见，那个宝贵的箱子被送去了秦皇岛；在偷袭珍珠港的那些日子，要有一艘美国运输舰到那里去载回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那些骨头到底是送到了运输舰，还是散失在沙滩上了，还是遭到了其他命运，我的那两位同伴的确是毫无所知。

争执了很久，那些军官显然不信他们所说的，离去了。几天之后，博文（Bowen）被带到了宪兵队司令部；五天以后才回来，身上带着惨痛经历的痕迹。一到宪兵队，就把他身上一切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都拿走了，强迫他从一个小洞口用手脚爬进一个小笼子，笼子的四个边都短得不能躺下。【145】白天，他即便想躺卧一下，那个狡诘的卫兵也不准他躺卧。在显眼的地方，悬挂着一条皮鞭。他难受得连每天两次送来的饭都不碰，只喝送来的那几小杯水。五天之后，他们觉得博文（Bowen）已经丧尽了胆，什么都会招认了，在让他回来之前，他们再一次就那些古物审问了他。

好多天，还有另一件加重了博文（Bowen）的极度不安；尽管后来看来，它似乎有些可笑。在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匆忙地带上了两张二百元的钞票。住在中国的人一般都认为，身上有钱总会派上用场。但是他一到那里钞票就被搜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们问他，他怎么会弄到那些新近印的钞票。在我们的监禁拖长、我们积攒的那有限的钱在减少的时候，奇迹般地有位美国朋友给了我们另外的钱。博文（Bowen）的两张钞票就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他们再进一步询问，我们就一致用想出来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来说。我们还把我们的那个听差训练了一番。

但是，他们的兴趣似乎只是一过性的，日本人当时如果知道，多日来，博文（Bowen）在一听到什么声响、以为是他们又来找他、他颤抖得多么厉害的时候，日本人是会恶毒地用它来取乐的。对于我们经济上的事情，我们都对那不该做的冒险极其担心，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冒险了。在那时候，美国政府通过红十字会，每个月给我们一些钱；这就缓和了经济的问题。宪兵队让我们选择，是吃他们的饭，还是接受那些钱，而那些钱在最后，由于飞速的通货膨胀，一个月只能买一个鸡蛋。但是在整个时期，我们都正正经经、如数接到原来开出的金额。我们不敢不签字，也不敢不收钱。

【146】博文（Bowen）继续做我们的管事，以前他在那个大医学院机构里也是做管事。他照应我们所有的生活事务，照顾着我们的两个金丝鸟，帮我们短时间弄弄兔子等来散心。

如果完全准确地说，有个人曾经两次来看我。那是一位日本老朋友，名叫田川。他是三十多年的日本国会议员，也是长老会三十多年的长老。他第一次来看我们，只允许他逗留了十分钟。大约一年以后他第二次来，我们的一个看管和一个宪兵队军官伴随着他。那个军官在我们谈话的半个钟头内，把谈话做了详细的记录。田川先生多年来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奔走，想调解两国冲突的目标和意图。这是他第十四次来往，当时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他的到来让我们在全面大战和严厉的种族苦难期间，欣然感到了基督徒间的真诚友爱。一年半我获释后，得知他病困在南京的一个医院里，就设法帮助他回了日本。他显然是由于为和平奔走过度，而被他国家的军方惩治了。


5

在这里写一下我在监禁的初期记录的此种经历的宗教思念，可能会有意义。我对它不作改动，它很能显示那时我的情绪：

“从这个关于我信仰过程的描述，很容易看出到目前为止，生活很不亏待我。不仅是宗教的直接影响总是很有益，而且外部的环境一直也还不错……这时突然发生了长期以来令人预感到并为之担心的事件，它给我带来了我所能够想像到的巨大的灾难感，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毁灭了。【147】这可能并不仅是恼人、扰人的一次间断，而可能是永久性的。我们是困在一个灾难性的风暴之中，和无数大多数还没有我们这么幸运的其他人一样，被抛进到波涛里面，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如何被拯救出来。从那个时刻朝前看，除非我能够恢复到过去的生活（在写这些的当时，并没有多少客观上让人乐观的理由），否则那时我就成了一个老人，失去了他唯一可以安居的家庭，在美国无法适合一般工作，我那屑少的资源实际上已经被当时发生的事情扫荡无遗；原来的那个事业中的同事会是四处分散，它组建的事业也就毫无希望地消失了，我会成了它的一个孤独的残留下来的人。我对宗教的理解就是这样，宗教使苦难和困惑的人得到安慰，并且使人对处于苦难的人有更好的理解。我常常注意到主要是宗教的、特别是奉献的书籍如何对待人们的悲痛、丧气和失望等问题，而在于我，宗教则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源泉，它能激励友爱的活动，并且能够中和人们的自私和卑鄙的冲动。现在，在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未来面前，我有了机会，让我经受试探并受益于信仰基督作为一种安慰。如果，像我常常在讲道或私下里鼓励某些人那样，说问题不是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样，我就有了机会来尝我自己的苦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几乎该欢迎这个明确的经历，使自己准备好不要失去这个潜在的益处。”


6

在被监禁期间，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战争的消息。他们准许我们订阅当地日本很有效控制的、内容极其贫乏的一个英文日报；【148】还准许我们订阅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我们从这张报纸了解到了很多。它编辑得不错，是为国内的人阅读编写的，其中有很多消息是在别处看不到的。我们在晚饭前的小酌时刻（有时真有点酒，有时只有代替的什么）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新闻。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常常是H）先细读那个每日新闻，并且读一些有关的段落，作为议论的基础。在从H家中带来的那些没有太多意思的书籍里，有一本很好的地图册，我们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我们相当尊崇德国发布的公报，它似乎基本上是事实。日本人发布的则恰恰相反，但是他们很不情愿地会透露一些有害的消息。监禁的第一年，消息是些极坏的记忆。即便不论轴心国家欢乐的说法，无可争论的事实已经是糟极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个悲惨的记录中，德国在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被击退的消息，是我们久已盼望的转折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在这之后我们还是担心了好多个月，才有了足够明确的启示胜利的风向，使得我们不再害怕读那些新闻，而向前展望。

我们破读日本人官方的声明变得相当有成效。譬如，我们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想登陆某个太平洋的岛屿，但是被击退回去，并有大量伤亡。后来又来了第二次。在此之后，新闻里就没有了这个岛屿，直到后来日本飞机去轰炸那里。我们就知道登陆是成功了。我们从毫无疑问的材料里，推论到航空汽油、运输舰和食品的短缺；我们确定说，无论美国表现得如何，在打败德国之后，日本就没有办法长期持续下去。我们把这个时期定为四到六个月。对于【149】美国的生产，我们只能做点猜测，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标题下，读到按美国的资料，美国的飞机产量比上个月下降了百分之二，只生产了七千五百架。对于美国战时的生产规模，这是揭示给我们的第一道曙光。无论日本人从这百分之二的差别里能得到什么安慰，就让他们得到它们吧。一九四五年春天，每日新闻的投递就不规则起来，后来变得更加间断，有时变成缩略的版本，最后索性停了。我们真不好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轰炸机做出的成绩感到高兴呢，还是该对我们失去了主要消息来源感到悲伤呢？


7

打败德国之后不久，日本内阁做了一次突然的变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担任了首相，出任的外相年纪也差不多。不用什么机智就能够看到它意味着向和平移动，尽管那是用自大的英文宣布的，说日本这样做是要加快他们发挥战争的潜力。后来才知道，五月里就决定要通过苏联做中人和美国调解，如果失败就通过蒋介石调解。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所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议案，要把我释放，派了两个外交人员在军事官员的陪同下，把这个消息以帝国回复通告的形式传达给我，托词说我将立即去见蒋介石，说服这位大元帅承担这个工作。那时，我们有了另一个证据，证明我们的封锁是多么有效，因为派来的那些人在来程中一直遇到的危险。正常只是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却用了两个星期，那是为了在空中躲开我们的战斗机，在乘坐渡船过朝鲜海峡时，看到了两个潜艇和三艘驱逐舰；不然就要冒偷渡我们封锁的危险。最后到了北京【150】，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他们自己的军方不同意，强迫他们去南京，要取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批准。实际的问题似乎是军方首脑想参与协商，而东京来的人要设法把我安全地从他们手中弄出来，远离宪兵队的监视。在他们当然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面临崩溃的时候，还挣扎着要保住自己的面子，看来这真是有些奇怪。

我第一次知道这事是在七月二十四号。那天有个卫兵来问我，愿意不愿意见傅先生，问我的语调就像是日常谈话一样。傅泾波几乎就跟在他后面，有东京来的一个军官伴随着。那个军官简要地说明自己的任务后，就离开了。傅泾波进一步对我讲了其他细节并且告诉了我当时的军事情况。我的那两个难友没有获准参与谈话，我知道他俩对这个前所未闻的情况一定很惊奇，所以我赶快过去告诉了他们。日本人认为，由于我被长期隔离，内心一定很敌对，傅泾波的任务，按他们的说法是“让我的心软下来”。那两个外交官还在南京。在那第一次见面的整个期间，屋子里一直有个卫兵坐在那里，但是后来傅泾波又获准来看了我们两次，就没有卫兵了。最后，特使得到了军方的同意，傅泾波和那个首席特使来了，并且留下来和我们三个人吃了午饭。Kawai（按音译，可以是川井，也可以是河相或其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交官，对于他的国家的毫无希望的情况谈得很直率，谈到战争必须毫不延迟地停下来，而不论给什么条件。我提醒他，七月二十六号的波兹坦协定已经宣布条件是“无条件投降”，而蒋介石也宣布了同意。因此，无论是我，或者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作为，只能建议日本天皇和新内阁立即同意投降；尽管日本顽固的军人首脑会提出反对，而恰恰是这些愚蠢的首脑把他们的国家拖进了无穷的灾难里。【151】他对此完全同意，就动身将这个答复带回东京。

卡外（Kawai音，川井，河相）先生告诉我们，日本已经耗尽了战争的能力，这充分证实了我们从每日新闻和其他来源得到的印象。如果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就不会促使罗斯福总统在雅尔答会议上，要求斯大林保证对日本参战；他的要求是允诺给苏联在满洲以巨大特许利益、但是损害了中国。他们的情报系统显然不够准确，远不如扎卡里埃斯海军少将（Ellis Mark Zacharias，二战期间曾任美国海军情报部副部长。译注）依靠的来源得出的、以及我们的相同的结论正确。雅尔答协议使得中国和非苏联世界注定要越来越遭受苦难。造成这个愚蠢的错误，更多是由于我们军事情报系统的错误，而并不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健康衰退。

卡外（Kawai，音译，或是川井，河相等）先生走后一天，他的后继者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泾波来了，带着一个中国话说很好的翻译；日本人一般是说不好中国话的。十分友好地谈了几个钟头。听到一个日本军人，开始时还有典型的东方人那种不情愿使用不加修饰的语言说出难以忍受的真实情况，最后，崩溃到承认他的国家的情况已经几乎不能再坏了。在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他泪水盈眶，快步冲出了房门。如果不把我的两个同伴包括在内，我拒绝将我单独释放，但是这必须请示东京。这个自愿的坐监证明有些益处：有个造访者强行通过守卫进来。这位中国人假装是对我即将释放欣喜若狂，想知道他对我和卡外（Kawai音译，可以是川井，河相或其他）的谈话结果和带回东京的报告是如何。【152】他毫无疑问是个日本军方的特务，得到了允许才进入的。我觉得我的处境十分荒谬，很希望卫兵能够严格坚持不许所有的人来访。


8

期间，我们听到一个一个连串的消息：一个神秘、可怕的爆炸似乎把广岛夷成了平地；苏联进入了满洲，天皇广播了要投降的声明（八月九、十、十一日）。八月十六日，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又来说就要释放我们，我们请求允许让一位或几位瑞士的和挪威的我们的恩人来看我们。照顾我们的天使丝格尼·丝克劳夫赛特（Signe Skrovseth）认为一定会得到允许，带来了四个小蛋糕，想连她在内的四个人在下午四点钟吃茶的时候每人有个蛋糕。但是取得的最大让步只是让我一个人到门口去和她说说话。我至少可以报告给另外两个人，说她不但是个真的人，而且和我们原来想象得一样美妙。那天，还允许另一个瑞士人来看了我们几分钟，第二天早上，又有一个来过。

八月十七日下午，我们突然被叫到了宪兵司令部。在早先的任何时候，这种事情都会使得我们心神不定，战战兢兢，但是出现了最近的事态，我们已经能够使自己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益的事件了。我们和卫兵乘汽车，走了很短的路程，领我们进入了司令官的会客室。司令官出来了，后面是他的僚属，都身穿整齐的军装。还有日本使馆的两个译员。他简短地说了说，对我们“受到的打搅”表示歉意，并且告诉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做了一个恰当的回答。他和其他的人和我们一一握手，这个仪式性的见面就结束了。消息传播得很快，说长期被神秘隐藏起来的几个美国人被带走了，【153】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聚在那里。其中有一些我们的中国朋友。大门大开着，从此以后，那些顽固的看守卫兵就让人们自由出出进进了。

我们那三年八又三分之一个月（我们觉得是无穷无尽的）的奇怪的监禁算是到了头。我觉得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发生了无法设想的情况，日本军队要投降了，那么我可以担当和蒋介石谈和的中间人。霍顿（Houghton）博士和我是我们各自单位的行政领导，他的任务是维持我的健康去完成使命。博文（Bowen）是被扣留的第三个人质。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三十年来的日本征服中国的恶梦（即便对我们说也是）也结束了，但是留下了中国人的苦难和千万人被屠杀的痛苦记忆，以及美国人和其他国家大量的人和财务的牺牲的记忆；这都是为了永远扑灭这个恶毒的军事野心。


9

从监禁中被释放，和过去的朋友和同事再相会，这是令人激动的经历。每一点细微末节都让人激动。在讨论获得自由后，我们都想做什么的时候，我曾经和那两位同伴说，我要痛痛快快泡个热水澡。我的确每天都浸在奢侈的肥皂泡里。北平的色彩以八月为最佳；自由自在地驱车驶过盛开莲花的湖塘和其他熟悉的景色，我像孩子那样地喜悦非常。在我那孤独的时刻，我曾经立誓，日后如果造访的人数太多，来访的时间过长，我再也不去抱怨了；在最初那些熙攘的日子里，我怪怪地反复提醒自己所立下的这个誓言。

在第二天我和中国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见面，他们是燕京行政管理编制最后残留下来的一些人。【154】我立即请求他们把自己重组为“校长咨询委员会。”他们每一个人都遭受了日本人监禁的残酷恐怖，目的是要他们转而效忠；但是他们都保持了坚定的忠诚。一个人不能希望有在智慧上更加警觉、更忠诚的同事了。当我提议我们要在毫无器材、仍旧被据为日本军队医院的校园里马上开始着手些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做出了计划。我们要招收约四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在双十节（中国的国庆日，十月十号）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自己也怕是难以办到；但是有个完成它的热烈决心，最后，我们办到了。

我们尽量安排了一个像往常那种有学术色彩的开学典礼。但是新确立的政府恰巧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定为日本正式投降，而达官显要们（包括那个主要演讲人）都必须参加。我们失望了，但是觉得给这件事添加了一项史学上的韵味：早上十点钟使得它成了“仨十”，那些演讲无疑至少也是同样地好。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教授曾经下定决心，说日本军队只要不撤出中国的土地，他就不做公开演讲。这次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了光彩的演讲。那天的天气绝佳，演讲厅挤满了，聚集的人们激情欢欣我们在四年后的“重返、回归”，前四年是日本人欢呼“死了死了的燕京大学”的时期。


10

八月十七日我们被释放，不到两个星期，我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了重庆。【155】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了北平，他的长官很照顾我的愿望，帮助我安排这次旅行。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简单。我们都被带到昆明，要在一个美国军医院里面被“processed，处置处置，加加工”（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这样用），那里还有几百个从太平洋所有地区来的其他美国人，在准备着运载回国。我抗议说，我只是要去重庆，所以不会把传染病和寄生虫带回美国。这不但没有获得豁免，反而使人觉得我是个怪诞的人。在从日本军队逃脱之后，我现在又落入美国人掌握之中，而且我的中国同伴傅泾波也必须加加工。尽管我被耽搁弄得很恼火，但是对所有和我们打交道的人的礼貌、谦逊、殷勤和办事的效率都印象极深。

我们在九月一号到了重庆。蒋主席在二号做了外交上的接待，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Hurley）大使站在主人的旁边。赫尔利大使最近坐他自己的飞机去了延安，陪共产党的首脑毛泽东来到重庆。当毛先生在人群里看到我的时候，他向我致意，并且说我过去的许多学生那时在延安。我笑着回答说，我很知道那个情况，也希望那些人的教育、培养、训练证明是值得称赞的。周恩来先生请我和傅午餐，午餐是一些热心的年轻学生在家里提供的。我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要和周先生不断地开会，周是参加马歇尔将军组织的和谈的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

到达后不久，气温的突变让我得了重感冒，咳嗽不停，那显然是称为“重庆咳”的一种常见的疾病。【156】它让使我在夜里惊醒，使我在回北平之前的三个星期里一直难受。那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在这个战时首都，有那么多的老朋友，有各式各样使人感兴趣的人物，都是我十分高兴在长期被隔离后见面的人。人们总是使我高兴，让我讲话，或者给我机会，让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在我现在回到的这个世界里，过去都发生了些什么。所有这些都是让人着迷的，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受到热烈欢迎的。但是那个使人悲哀的咳嗽把我身体弄垮了，恰如那些欢快和激情把我的精神弄得激昂万分一样。

由于去成都度过了两天，这两种情况都更为加重了。一些极其忠于事业的中国教师在成都组织了流亡的燕京大学。大约有四百个学生住在租用的房子里。他们没有图书馆，缺少科学器材，缺少教科书，什么都缺乏，只有看到过从沿海各省来的流亡大学的人，或是看到过战争洗劫过的其他情况的人，才能够理解那种缺乏。男生住在一个古老、美妙如画的孔子庙（文庙）里；庙里老鼠成灾，住得没有办法再挤了。女生的主要抱怨是臭虫，找不出办法把它们消除干净。可是精神是高昂的。尽管我受到咳嗽的折磨，尽管我必须做那么多的演讲，尽管我疲倦万分，看到我所热爱的同事和他们的学生在衷心欢迎的时候，体验到这个反弹、振兴，体验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是如何勇敢地坚持着，我觉得那差不多四年的监禁还是值得的。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坐落在美妙江边峭壁上的饭店里，数百个燕京毕业生安排了一个非凡的宴会。尽管由于不断有新的人到来而急忙增加桌椅，但是饭店的主事还是无法满足需要，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宴会转回去。

在一再延期之后，我终于得以乘飞机离去，【157】安排在山东的潍县停留一下。潍县是日本人当时拘留华北所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地方。事先没有打招呼，我真是从云层之下、降到了这个集中营的。虽然日本投降已经过了几乎六个星期，这些倒霉的囚徒还被留在那里。在这些人之中，有燕京的同事和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又是一次让人高兴的重新聚会。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使我能够将它们的处境和我们三个人的处境做个比较。物质方面，我们的状况无疑是好得多。在住处、食物和服务等方面，我们比较舒适。他们住得很挤，而且必须做所有自己的事情；同时被迫和各种各样的人紧密接触。我们能自我独处而不受干扰，有很多闲暇的时间，但那是死亡般的孤独和单调。他们不只是能够安排自己的伙食、洗衣、清洁卫生等，还能够安排社交、宗教、体育和教育的活动，这些活动使他们不寂寞，使他们觉得自己忙碌、有用。

当我最后回到了北平，大夫让我卧床，吩咐说至少在三天内，不能见任何人，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次，我完完全全地愿意遵守大夫的吩咐。


11

我被释放后，那个大学的纽约总部一直敦促我去那里做些咨询。海军也同意让我乘飞机回国。可是当我在上海来到管理这件事的官员面前时，我一定是看上去很凄惨、病态，因为他说我必须乘“医院船”回去。在他的热心关怀下，我被放到了一个配备着担架和一个护士的飞机上，上面的同伴都是海军的病员或伤员。我们在关岛停留了一天两夜，其间我和一个旅伴借到了一辆吉普车，周游了整个海岛。我对海军宏大的计划感到惊奇，对在那里优美的两座墓地印象深刻，【158】更多感兴趣的是对那些当地的土著进行照顾的迹象。过去曾经看到过日本人对我们的B29轰炸机的描述，带我们登上一架看看，让人着迷。游览最后，我们在那充满魅力的热带岛屿游了泳。我们在珍珠港停留了两天半。只要我请求，就允许我“上岸”，但是尽管我争辩，我总是被放在伤病军官的病房里，躺在担架里上下飞机，乘救护车来往医院。第二天恰巧是感恩节，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使得我心情激昂。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午餐，晚上又是美国式的感恩节大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第二天是城里我的朋友和他们的朋友所有人的招待会。如果由于吃得过多要遭到口腹惩罚的话，我会由于住在一个设备优等的海军医院里而感到高兴。

在我们降落在奥克兰（Oakland）机场时，按照同样的程序，把我送到了奥克诺尔（Oak Knoll）医院，交给了一个医生。我问他下一步要怎么处置我。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说是“没有疾病的病人”，可是要由海军航空运输队从上海送回美国，他面对这样一个平民百姓感到很困惑。但是他知道了我是要尽快赶到纽约市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商量后，说，既然海军航空运输队已经照顾了我这么远的路程，他们愿意送我走完全程。所以就送我穿越大陆。晚上九点钟，在大风雨中但是毫无差错地降落在布鲁克林（Brooklyn）。由于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像是在海上船上的颠簸，我以讥讽的幽默假想说，为什么我那平静的航行会以灾难结束。回想我第一次飞越大洋时，所接触的海军航空运输队的所有的人的忠诚好意，细微关心，那都是很令人愉快的。【159】实际上，我所接触的所有我国军人都真是这样；我在昆明的医院曾问一位护士，他们是否在这方面受过特殊的训练，或者得到过什么特殊的指令，她对我的问题显然大惑不解。在燕京大学纽约办事处，我激动地见到了老同时、董事会的成员和其他忠诚的朋友们，也读到了许多其他人的信件。我有了更多的证物，说明他们是多么挂念我和我那两位同伴在神秘地监禁中的命运，以及通过国务院为我们的释放所作的无懈的努力。

为了修复日本人所做的破坏，以及当前的开支，燕京大学当然急切需要钱。但是大家都同意我，认为利用我们的朋友自然地对我的同情，去恳求资助，那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主要基于保健，也决定我不要做公开的公众演讲。因此安排了在全国做“振兴筹资旅行”，安排的比过去所做的要安详些，要愉快些。常常采取午餐会、晚餐会或招待会的形式，我作为贵宾，其他人和我自己都是一样，都免于为了呼吁钱财而招致不快。

我仍然感情所系的亲朋好友分布在我的家乡一带，但是我却没有时间去那里，真让人着急。我向南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华盛顿。我在那里和我弟弟瓦润（Warren）和我儿子过了圣诞节。每次我来到那里，我儿子都从他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教区上来，做我的司机。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7

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160】我刚到纽约市不久，华盛顿宣布了杜鲁门总统要求乔治·C·马歇尔将军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去中国，帮助寻求解决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内部冲突的办法。几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对这个问题发出了消息（见附件）。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刚在弗吉尼亚（Virginia）州的利斯堡（Leesburg）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古老农舍，正要在那里安顿下来、安度他应该度过的退休生活。但是他是真正的军人，他立即响应了那个对他个人毫无吸引力的号召。

这样就开始了在国际关系中极其特殊的一次任务。中国人本会把它作为多管闲事、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甚至作为帝国主义的傲慢无礼来反对它。而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那是由于以一种姿态暗示着主动的慷慨大度，和这个特使的威望，还基于长期以来的一个记录的判断，这个记录就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说的“对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帮助。”那是典型的美国方式，是一种坦率的理想主义和开通的利己主义的混合物，还是以极高的组织效率进行的。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所有参加的方面，无论他们在细节上和最终目的上有什么保留，但是可能都是诚恳地签署了这个协议。共产党当时和在后来的讨论中都相当坦率，申明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但是人民还没有为此而准备好，所以，对他们说，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更好。政府的代表对共产党的良好信念则较悲观；那些没有参加会议、没有受到充斥在会议中的那种高昂情绪熏染的同事，则更为疑虑或者直接反对和如此狡诈的敌人会有任何的合作。无论如何，如果马歇尔将军能够多呆几个月，继续和所有的方面不断的接触，就还有可能至少开始有所合作。但是，他在三月初被召回到华盛顿，到四月末之前一直离开了中国。

他一走，那些积攒的愤恨又重新爆发起来。双方都开始谴责对方违反了协议，双方都开始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更多地侵犯、违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满洲；在满洲，苏联将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了共产党。在这种公然不顾条款以后，国民党自然觉得可以做出任何形式的报复。互相间的怀疑和仇恨急遽加剧，尖刻的指责和反指责，更是火上加油。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中，蒋介石这人的个性一向是风暴的中心。政治协商会议的理想主义和马歇尔将军的品质激发了他那细微、优良的气质。但是他却从来也没有【162】完全被说服过，在他离开了高层的会议讨论后，他也容易接受他所信任的同事的看来是真实的论点。

他在去年十一月要求在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在那时批准宪法，新的联合政府就职。但是意识到在那个情绪激烈对立的时候，会议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宣布将会议延迟到日后。他觉得这是他权限之内的事，更何况没有人对他最初的行动提出过疑问。虽然在第一次宣布那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抗议，也没有记录说明“常务委员会”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则指控他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这是在后来争议的问题之一。共产党由于设定日期所遵循的程序，后来认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为非法，那时通过的宪法也是非法。这是两个集团之间争议问题的方式的一个例子；例如这个问题，它们常常并不重要，但是苦苦争吵，双方都十分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天天和有关的主要方面开会，听取他们的提议和辩解，并设法弥补他不在的时候发生的损害。


2

一九四六年近四月底，我从美国来到了上海。由于许多原因在那里耽搁了约两个星期，急切想回燕京校园，有许多事情在那里等着我。但是飞到上海见我的傅泾波怂恿我，说我应该在南京停停，去向委员长蒋介石致以敬意。作为一介平民，安排空中的旅行并不容易【163】（铁路都被共产党阻断了），在南京也不容易找到住处，那里的现代化旅馆已经为美国军事顾问团腾空了。但是和往常一样，我服从了他那敏锐的政治本能，而它则改变了后来我的经历。

去拜访蒋介石虽然不方便，但是很值得。我上次见到他是在一年前的九月。看到他重新在首都安顿下来，是让人高兴的。在我们谈话中，他问我对时局的印象。我回答说它比我从美国报刊报道看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问我有什么建议。我想了一下，说我想把它们归纳起来，谈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他自己应该用他在非常危机时，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那时的那种大胆的激情，领导一个新的国内革新的运动，我觉得这样他就可以再次将目前十分不满、但是急切寻找一位他们可以全心全意跟随的领袖的那些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集结起来。有了他们作为自愿的宣传队伍，他就可以赢回正在衰落的公众的信赖，并且再次成为（正像在抗日战争期间毫无疑问他一直担当的那个）国家意志的象征。这是唯一可以克服共产党威胁的办法；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必须实施“三民主义”的第三条民生主义。他点点头，表示赞成；但是后来我知道，认准它，那是一回事，要激励他的决心去坚决实行，则是另一回事。

在委员长和蒋夫人的鼓励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猜想他过去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我，在我这方面，主要是好奇，想看望有如此显赫战功、有如此特殊任务来中国的这个人。定好了约会，【164】他和我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回顾了至今为止谈判的全部历程。我一直仔细聆听，只是偶尔提个问题或做点评论。结束时，他说他所以把这些都告诉我，是因为他想让我帮助他。我允诺说，他什么时候想找我，我就愿意回到南京来。这样的事有那么一两次。在快到六月底，我偶然到上海参加一个教育的会议。在上海，陈立夫看了我两次，长时间地从他的角度谈了共产党和有关的问题。马歇尔将军经常谈到陈，说陈是妨碍他努力的顽固势力的头头。

陈立夫兄弟二人，先是孙中山、后是蒋介石的恩人的一个英雄的革命领袖的侄子。特别是在中国，这意味着极为牢固的联系，这兄弟两人一向是为那个领袖忘我地工作，在个人关系上，他们也替代了他们故去的叔叔的位置。兄弟二人都非常有智慧，毫不贪财也不贪污腐化，他们强烈信仰国民党和国民党领袖，也强烈相信必须在中国把共产党消灭掉。与他们建立起来控制了国民党组织所有分支的国民党来说，以他俩命名的CC帮不太像个帮派。这种情况和那恩人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得宠的下属和奴才利用这些牟取私利，并进行敲诈，或者就是愚蠢地蛮横和欺压，但是他们自己则一心一意忠心地工作，使领袖在党内对付敌手，并且镇压所有外部的反对。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技术是从苏联顾问那里学来的。那些顾问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来到广州，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重组了国民党。虽然陈立夫被指责为（特别是被美国指责为）死顽固、反对派、顽固派、但是他以敏锐的讽刺争论说，【165】他实际上是个先行者或预言家，因为他在其他人明白之前，很早就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的威胁。

我给马歇尔将军送去了信，问他是否愿意听我对这些谈话的报告。他立即回答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他马上就派他的飞机来接我。结果是极有戏剧意味。我在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的下午到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那个月的早期安排的停战协定要在第二天中午失效。所有的各方都认为无法达成协议。委员长已经准备了新闻发布，几乎完全排除进一步商谈，并且已经命令他所有的战区司令准备好行动。马歇尔将军也让他的幕僚优先安排为他们回国的事务。在那种时刻，陈立夫就被抛到脑后了。当务之急是建议马歇尔将军敦请委员长不宣布，让所有有关的人都让停战持续一下。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第二天我静静地思念根据这情况，我能够提些什么意见。


3

我急切希望尽快脱身，回到我的大学处理战后的许多问题。此时来到了七月四日和美国的招待会。我尽量不惹人注目，在想我是否去参加招待会。在我起床穿衣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来了信，要我在早上九点钟给他电话，并且说他的飞机准备好了，十点钟送我回北平。招待会的事情算是稳妥解决了。我猜想给马歇尔将军最后的电话只是让他对我所试图所做的表示感谢而已。但是他让我吃惊的是，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我表示了异议，说我刚刚过了七十岁的生日，而且已经给大学的当局送去了【166】辞呈，说在这个年纪上，一个人应该从繁忙的任务中退下来，而不是接受新的任务，再说我对外交完全是生手，等等。但是最后我对他说，他的任务是如此困难，他愿意让谁帮助他，那人就应该愿意帮助他，我把这事留给了他。我们同意，把这看作是一年或不到一年的任务。他进行得很快，因为在七月十日总统就把我提名给参议院，参议院又一致通过了。在那个时候，马歇尔将军无论想要什么，就能够从美国人民那里得到什么。

回到校园后，我就忙于累积下来的事务，直等到爆出了那个消息，情绪高昂起来。我的同事们同意说，如果我但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取得和平，对我自己，对学校，我这样使用时间都是最好的。我对董事会提交了作为校务长的辞呈。董事会一致拒绝接受，但是允许我告假。我几乎立刻就去了南京，因为我想只作一次短暂的预备性旅行。但是几乎过了一个月，我才得以回到北平去安排大学的事情。

委员长是在牯岭和他的夫人度过炎热的季节，马歇尔夫人也在附近居住。马歇尔将军将我和来任和离任的大使馆领事们带到牯岭，我就可能递交国书。这次旅程包括了乘飞机一个多小时，乘轮渡过江到九江，乘汽车过平原，坐滑杆（山地轿子）,一共约五个小时。在山上，仪式简化了一些，我和委员长说，我愿意以我们过去长时间的友谊、而不是主要以我的新美国官员身份和他相处。


4

【167】在那个夏天，马歇尔将军在周末到美丽的山区度假胜地牯岭去了八九次，看马歇尔夫人，也避开南京的炎热和冗长的会谈。

我回到南京后，立即开始参加那些会谈。有时是和马歇尔将军坐在一起，更多是在我的住处和共产党的代表团和所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会谈。共产党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他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后来在巴黎学习。他头脑敏锐，个人很有的魅力。和他以及其他人谈论的时候，我发现互相间的不信任是如何之深，如果可以把两三个未曾决议的问题澄清，他们离开可以按照政治协商会议来解决又是多么靠近。周恩来的一个谈论，使得我建议双方各派两个人，而我做似乎是一个中间人，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后来称为五人小组），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双方都不承担义务和允诺。

周恩来衷心赞成这个想法（后来被延安否决了），我看它似乎很有希望，并且对马歇尔将军建议下个周末我和他一同去牯岭，去和委员长对此做讨论。

有消息说我要再去牯岭，那里的二十多个中国记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想知道任何有关和谈进展的消息。我吃了些什么，也许是从炎热的平原来到凉爽的山顶着了凉，我的胃出了毛病。不论怎么说，我见了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他在燕京读过书）之后，我躺了一下，然后要去马歇尔那里吃中饭。可是我头晕得很，有人去告诉了马歇尔将军，他来到我的住处，真的是由他把我放到了床上。委员长让他的私人医生来看我，这位医生的含糊的意见，使得在四周徘徊的记者可以随便做任何遐想。委员长独断地命令我留在山上，躺到床上，没有见好之前，先不要见他。那些记者没有能得到任何【168】政治上的消息，却报道了许多关于我的病情，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送给我的佳肴等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都因为离开太远而更离奇，后来我从在美国的一个为我担心的亲戚那里听到，最后在无线电里宣布我终于脱离了危险，她才放了心。

过了几天，就让我去见委员长，我说明了我对那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的计划。他同意了，但是对委员会有某些先决条件。第二天我回了南京，当天晚上和周恩来和他的同事谈了五个钟头。在我提出那些先决条件的时候，周向前低下了头，面容沮丧，几分钟一言不发。他曾经有几次表现如此，那都是在几乎看到了和解曙光的时候。但是每次都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怀疑或恐惧成了冲突的目标，或者意识形态成了主要的障碍的时候。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我所相信的情况似乎是共产党希望联合，但是只能按照他们的条件。国民党则比较犹豫和悲观。但是在我和人们打交道的时候，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猜疑的双方，特别是共产党。我和周恩来和可能参加我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的另外的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任命的几个人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周恩来在原则上反对委员长有权在事先定任何条件，并且越来越被激怒了。他以撤回上海表示强烈的不满，在那里生气了几个星期，但是他的同事还留在南京。

在这时，马歇尔将军和我则发表了我们的第一个联合声明，把我们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归之于双方的不妥协和猜疑。我的那个小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实际会面，这可能是最终破裂的开始，虽然更为明显的原因是在十月份几件事情加到一起造成的：【169】要在十一月十二号召开国民大会和张家口的陷落。可以将这两件事情作为典型的争论的问题和意念和情感因素来详细描述一下。


5

在去年晚些时候，委员长以他自己的权威宣布了要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大会，通过新提出的宪法。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没有异议地接受了这个大会的召开。但是在日期接近时，战事重新爆发，委员长通知仍在工作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委员会，说必须要将会议延期，并且要公开宣布。虽然共产党声称那时曾经反对委员长独自有这样做的权力，但是委员长记得的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过一些疑问而已。没有保存的会议记录。他似乎觉得这和协商会议认可的他的权力是一致的，他也因而有权后来宣布将日期改为在孙中山诞辰的十一月十二日。但是共产党则认为这证明了他专权独断而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共产党说，指导委员会的存在就是要处理这样一些事务的。

在这个时期，一般说，战事是国民党占上方，他们显然在向张家口集结，张家口在北平的西北，是共产党战略上的一个据点。周恩来和留下来的使团透露了他们急切希望避免对他们事业的这个灾难。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马歇尔将军和我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十天的停战生效，但是以另一方所能接受的条件却很难取得委员长的同意。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做到了，这时我们想引诱周恩从上海回来，【170】却没有那么成功。马歇尔将军走到了极限，飞去上海，敦促他转回南京。我们指出，他们不需要允诺其他的，只说愿意恢复谈判就可以，如果成功了，向张家口的进军就会停止，而耽误一天，就离张家口近一点。但是他们拖延、争辩说：“时间太紧了，委员长是不可信任的，”等等。

我们又一次失败了。张家口在十月十日易了手。事有凑巧，那正是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一个月，而恰恰要在一个月前给所有的代表团发出正式的与会通知。脾气很大的周恩来的和他的同事的感情反应变得更厉害，因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时，这就导致了结束。他们主要由于制定日期的程序关系，宣布大会为非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任何宪法也是非法。周恩来本人回了延安；虽然其他的人留在南京，而且和我们经常会面，但那都是非正式的，也毫无效果。

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从五月改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盼望共产党能够参加。但是，共产党对这个立宪会议就是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联合政府，他们坚持在这个政府里，他们和他们的友好盟友（像民主同盟，和郭沫若那种“无党派人士”同路人）必须在四十个席位的国务会议中占有、控制十四个席位。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规定所有的国务会议的措施，都需要四十个成员的三分之二票才能算通过，十四票可以构成否决；要通过任何措施，必须有二十七票。因此，政府只同意给共产党集团十三个席位。【171】这是共产党所以拒绝参加联合政府、拒绝出席国民大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后的时刻，国民大会的日期又延迟了三天，等待共产党的到来。在十一月十五日才召开了大会。当大会选举主席团五十五人的时候，还给共产党集团保留了九个席位。但是他们并未出席。

委员长提交给大会的宪法草案，是政治协商会议的所有党派的小组委员会同意的。这个草案比十年前起草的要民主得多，这记下了委员长自己思想的进展。国民党内部的极端分子强烈反对这些更为自由的内容，他们尽力去争取一个像早先那个保守的宪章方向的修正案。如果不是有委员长的决心，那个草案怎么也不会被通过。他对死顽固派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告诉他们，他要让那个宪法获得通过，他们或者把他作为国民党的首领而听从他，或者就完全和他决裂。最后那些人同意随了大流。委员长立刻就召见了我，对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宪法会成功地通过。

换句话说，经过了漫长的争论，最后中国的国民大会真地采用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对于来自整个中国、政治意见形形色色的两千零四十五个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来说，这个功绩可不是太小。

值得将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马歇尔将军声明中的话引在这里：“事实上，国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它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都符合去年一月所有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原则。【172】通过的这个宪法似乎包括了共产党所要求的所有主要的方面，但是他们认为不适合去参加大会。这实属不幸。”【见附件】


6

为了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在此之后对共产党（包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形式的共产党）的目的和技巧有所了解，在这里写下在那几个月里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不断打交道的印象，不会没有价值。像我上面说过的，他们十分坦率地承认，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它的人们需要为此做准备，要先经过一段“初步的思想灌输”。因此，他们准备在联合政府里面，以民主的宪法合作，作为达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障碍是他们对政府集团总的怀疑，以及他们惧怕如果不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卫他们的地盘，他们就不能生存。不幸的是，双方的大多数领袖在二十五年来都还是原班人马；在个人关系是极度重要的这个国家里，它对两党的和解增添了许多问题。

对我来说，我总是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束武装冲突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用这种方法，即便一方取得了胜利，问题也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帮助重组和复员所有的军队，似乎能够提供最好的保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攻击另一方，并且可以开始减少巨大的军事开支。在试图联合中，无论会发生什么困难和分歧，它们的性质都会是政治性的，也会避免更多的流血和经济的毁灭。

【173】在最后圣诞节那天通过了宪法以前的那六个月，都用在了不断的会谈、提方案、听取他们的反驳、帮助委员长起草公开声明、以及类似的为了结束战事的努力上。精神上的压力在三方中间急遽地转来转去。周恩来到最后表现得变得越来越愤怒，提出不讲道理的要求，并且公开地骂人。委员长那时也就发火，并且表现得十分执忸。马歇尔将军变得非常愤怒，愤怒得几乎决定立即请杜鲁门总统把他召回去。事情的一些新转折和有希望的提议，复活着焦虑的希望，但是希望都再次被扑灭了。在十月末，各种“第三党”的领袖承担起美国巨大的未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准备退出，盼望中国人自己的干预能够成功。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们放弃了努力。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公众期望等待着和平的消息。中国的记者注视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详细地报道着。我去见马歇尔将军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他觉得在不断的访谈后，晚间看个电影会使他放松，在饭后总立刻在他的家中看个电影。我总是留在那里看。有一两次，中国的报纸报道说，一定是在做重要的讨论，因为看到我在下午五点三十分到马歇尔将军处，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才离开。


7

从任命我的时候起，我认为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和平谈判。在这之前不久，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174】受命到南京的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他极为有效地管理着日常的行政，直到后来升任到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工作。他的继任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同样有能力，同样地适合；这样，我就甚至不去管理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将它们托付给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只要我有资格来称赞他们，我就有幸说明他们总的效率，以及他们对我的不变的礼貌和照顾。由于他们引导我进入从“绝密”的信息到在正式宴会上的排座位等外交的神秘中，使得我这个无知、胆怯的新手感到容易得多。波特沃斯（Butterworth）和克拉克（Clark）两位夫人和其他同事和同事的夫人也是一样地帮助我，帮助我这个孤独的和没有经验的寡老。事实上，很快我就觉得他们大家都成了我新的同事一家人。

在我离开北平上任时，一个美-中协会为我举行了告别集会；当我做必须做的演说时，我突然看到来宾中有我多年的朋友胡适博士。我就在他和我之间做了对比。他幸运地不再做国外的大使，回到北平担任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那个诱人的城市，离开我很满意的事业，而要到一个兴衰未卜的指责之中，而那却正是胡适博士所要避开的。


8

在更广的一些方面，我也比较高兴但是也有些惊奇。中国的公众总起来会欢迎我的任命，这是可以意料的。但是编辑部文章和其他评论的一致性，则是我远未预料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我的朋友或者至少是多年的熟人。我新的官方地位【175】对我们的关系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我的教育活动一向被广泛熟知，我对中华民族的渴望和抱负有强烈的同情。事实上，中国人常常说，他们把我看作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我对美国人的反应就不那么有信心。在东方，美国的教会传教人和非教会的团体之间，总有一些疏远。在这种奇特的情况下，两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就变得不合适地显著了；它还由于生活的经济水平和社交习惯的不同等而更为加剧。所以，企业界会不同意我，因为他们似乎认为我不大了解或不怎么关心他们的事务，此外，在他们眼里，由于我狭隘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待中国人的时候的理想主义的情感，我不适宜做这个工作。

凑巧的是，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长期以来在内地经营得很好，传教工作当然也是这样。因此有人戏谑说，这是美国在中国的三个主要活动，他们三方的座右铭、口号都是：“让光来到这里。”至于在美国国内的公众，如果他们对此有点关心，他们会奇怪为什么总统会任命一个“垂垂老矣的传教士”去担当这个职务。有个专栏作家就是这么说的。可能是为了怜悯，让我不知道这些反对的批评，但是在中国的各种美国人的忠实友情，以及从美国来到我这里的评论都是十分赞同。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人相同的态度，十分自然地帮助我做出调整。生活的方式、薪金报酬、威望，都和我过去简单朴实的习惯有很大的差别。我从来也没有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区别，主要放在像做礼拜和禁止烟酒这样的事情上，而是【176】放在生活的质量上，而生活质量是它自己判断行为的对错、上帝是否接受或惹怒人们与否的准则、试金石。无论如何，我决定我行我素，最好的权威给我这个自信：“就像白昼之后就是黑夜，神不会亏待任何世人。”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7

第十章：未能实现的梦想


【177】马歇尔将军用了一年的时间，不知疲倦，努力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便给这个苦痛烦心的国家带来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用礼貌、耐心、智慧和坚韧来做这件事，是美国友好关注中国事务的最好的、可能做到的表现。即便是在最后的两个月正式会议已经中断之后，我们还是不断和政府领袖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会面，努力使所有有关方面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马歇尔将军不得不认识到他的使命已经失败，开始定计划在新年之后返回家园。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马歇尔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召回接替贝尔纳斯（Byrnes）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去见委员长，告诉他马歇尔将军一天以后就离开，但没有提那个新任命。委员长对没有和中国商谈就在雅尔答协定中涉及中国，言谈十分坦率。他还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宽恕那些应该担当责任的人，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则对这种对待极为愤慨，他希望要把这事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还问马歇尔将军是否愿意再回来，担任他个人的最高顾问。主要是蒋夫人做的口译。大家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再单独会面，会面后举行告别宴会。

最后的那个谈话极为紧张。【178】委员长再次邀请马歇尔将军做他的最高顾问，继续为中国做伟大的服务。他恳求真诚，承诺将他自己拥有的所有权力都交给、并且要尽一切力量来帮助马歇尔将军。他要马歇尔将军考虑，不只是为了中国，甚至也为了美国，他做什么还能比帮助将中国建成中国和美国同样希望的那种国家更有价值。他意想，马歇尔将军不仅管辖他自己建立的技术顾问团，也要管辖一个类似的民政管理的美国顾问团。马歇尔将军深深地感动了，但是觉得不能说得太多，只能说这个机会十分宏大，感谢对他的信任和礼遇，他会很好地考虑。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他让我尽早找机会告诉委员长他为什么无法接受那个提议。第二天早上，我到机场，委员长和蒋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等一大群人，在那里为马歇尔将军和夫人送行。久已徘徊在那里的我的孤独感得到了一点补偿，因为想到在华盛顿我仍然和他有差不多相同的关系。


2

在事务繁忙、最后那一天的早上，马歇尔将军问我，鉴于和平谈判已经破裂，美国应该用哪种政策方式来对待中国。我回答说，我认为只有三种可能的做法：一，对国民政府给予积极的援助，特别是在军事建议方面，要进行急切需要的改革，进一步的援助要看每个阶段改革的成效再定规；二，我们不定任何有力的计划，只观望，采取“等等看”机会主义的态度；【179】三，不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从中完全撤出来。我说我完全支持第一项，在二和三中，我宁肯要第三项。

他想了一下，然后说他基本上同意我，他明白我赞成“一个积极的策略。”


3

由于事关重要，应该把这三种途径详细说明一下。

国家的政策也许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上。我们美国人长期以来就觉得建成一个强大、统一、进步、有被自己的国民接受、对美国友好、在太平洋地区有稳定影响力的政府的中国，这对美国是重要的。我们被迫和日本作战，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个冲突中，我们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从这些援助和在那整个地区牺牲的生命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关注是可以记一笔帐的。再附加相对很小的投入，来实现我们最初的目的，这似乎是个“好生意”。在那以后发生的世界事务，表明了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对我们的危险，以及它对日本和所有东南亚造成的后果。

作为战时的同盟，并且在中国领土上广泛参与行动、并且通过赫尔利（Hurley）大使的努力和马歇尔将军的使命，以及其他许多方式，我们已经参与了中国的事务，我们几乎无法避免继续努力协助解决内战的问题。

还有雅尔答协议的责任问题。在中国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对苏联做出了允诺，强加给中国一个条约，【180】允诺苏联三十年共同管理满洲的铁路，并在让它在大连和旅顺拥有很大的特权。这允许了俄国军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进入了满洲。他们在那里残忍地屠杀中国人，光天化日下强奸中国妇女，抢夺他们的财产，还掠夺了这个盟国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机械设施。

它还使得后来中国共产党得到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和俄国人在雅尔答条约里面保证承认、保卫的那个国民政府作战。在德黑兰和雅尔答会议上，侵犯中国的独立自主，对我们来说无论理由多么可信或不可信，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尽量做出纠正。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马歇尔将军被召回华盛顿后，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违反了它所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侵入了满洲，控制了所有的城市，只剩下沈阳和它周围的地方。这个富庶的东北地区，即便不计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它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农业和工业价值。我那时想，如果它变成了苏联的另一个卫星国，我们无法不承担一份责任。

我的希望是率真即刻给予军事援助，特别是以技术顾问形式的援助，我们可以使得国民政府收复并控制长江以北的一定区域，给那里的人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保证，同时在当地的民政管理中进行急需的改革。在我脑子里，是指铁路和沿线区域，从南京到天津，再到沈阳和北平，或者再向西北，从济南到青岛的支线，如果可能，还有在长江以北从东到西的陇海线。可以将它不看作是和共产党战斗，而像是约束他们，使得双方的不幸的老百姓免于军人的抢劫掠夺造成的恐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它会在漫长的前线上做防卫、可以缓和冲突。【181】同时，冲突可以从骚扰百姓转为竞争为民谋福利，让较好的那个制度取胜。我坚信，作为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会很快提出恢复和谈的建议。我告诉马歇尔将军，他的那个使命最后会成功。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共产党的意图和使用的方法，回过头来看，似乎很清楚，那是毫无可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也会达成一个有用的协议。

如果我们觉得不能采取这个坚定、强大的“积极”政策，那么我宁愿除了一般的外交关系以外，就立即、全部停止我们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在共产党问题的武力阶段之前，或至少在它缩小为战线防御之前，任何的人道援助、经济的重建、和币制的稳定都不会有多少真正的帮助。战争消耗了预算的约百分之八十，而预算则是当时国家岁入的三到四倍。交通和生产企业正在瘫痪。对我们说，这不应该是一个武力的干涉，而应该是努力用加快结束武装冲突的办法，完成我们已经设定的任务。否则，争战就要持续下去。整个的国家都希望和平。在巨大、散漫、无从表达自己、毫无组织的百姓中，双方的党员只是极小的一个部分。那个极大的人群，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只希望政府干预或压迫得越少越好，过自己的日子。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由于我们的陆海军顾问团继续留在那里，由于我们使得他们觉得我们要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却很少），我们就和那里所有的方面都出现问题。政府的领袖谴责我们背弃了他们；共产党【182】谴责我们对政党有偏见；智慧高但心怀不满、为无依无靠的公众代言的知识分子则谴责我们是帝国主义的干涉。

对于支持职业军事谋策建议，需要做些说明。在本世纪之初，中国和许多外国的侵略（最后终于日本的入侵）争战的时候，在意识形态、知识、政治结构、技术方法、社会形式等方面一直经历着多种形式的革命和革新。毫不奇怪，在这些新的催化力量作用于一种古老文化时，军事科学受到遗留下来的、陈腐特征的影响，使接受现代的技术很缓慢。即便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中国的领袖们也不容易严格坚持只管战斗效率，不计个人关系的、客观的标准、摆脱老式的个人和政治的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这种关键时期，我们美国人恰好幸运地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新的技术发明，以及使用这些条件的人力；这些都是在上次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受到军事事务的刺激和督促而改进的。中国很缓慢地在变，意识到机械的重要性，能够用过去不曾知晓的形式来行动，将事业和理想放在了旧式的忠诚于家庭、“面子”、和友好的社会礼仪之上。对于我们也是崭新的运筹学连同这个术语的本身，对中国的策略来说就更为离奇。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强调他们需要我们有幸在那个情况下能够做那些建议和忠告，中国就不会觉得没有面子，我们也不觉得是傲慢自大。

为说明他们常常看来不愿意接受甚至愤恨那种忠告，有两点是相关的。对于将礼貌看作是道德和道义的组成部分的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是提出忠告和建议的技巧和礼貌。孟子称赞了一个腹中空空的乞丐拒绝口出恶言施舍给他的食物（不食嗟来之食）。另一个是由我们的政府派来、并且对它负责的军事顾问，是不易于也不宜于被冷落【183】，物资援助的前景是根据中国方面执行的质量来定的。

还有，我可能是个无法改变的教育家。在我的脑海中，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都可以说是、也应该是个教育过程，帮助训练这个国家，在她现代的和国际的环境中以睦邻的精神调整自己；那些邻人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久之前，在不太暴乱的情况下学到了一些。根据我这一生的经验，我可以作证说，中国人能够学会任何事务，只要有帮助的愿望、用谦逊的态度来教育他们，他们对教育所花费的气力的热情感激，都是无比令人满足的喜悦。


4

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整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犹犹豫豫或摇摆不定。可能有几个原因；

1) 战后欧洲的发展变得令人担忧。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迫切的、耗费精力的。为了世界和平以及长远利益（甚至中国的利益）的政策，美国优先考虑欧洲是必然的。

2) 某些美国人可能认为，任何有效的援助（特别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程序的问题的形式的援助），会使得美国纠缠在中国的内部事务中难以脱身，并且陷入越来越深的承诺里。它会使得如果不是中国各方的力量，也会是某些力量感到愤怒，并且只能添加混乱。它可能激起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行动，甚至会危害我们承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义务的能力。

3) 美国的政府和人民敦促国民党政府采取革新措施，并且暗示着要等到出现更多的、使人放心的、正在进行着改革或甚至想进行改革的迹象的时候再来援助。他们怀疑一个不能进行改善的政府【184】是否能够使用我们的援助来为整个国家谋福利。

这些考虑都是有道理的。尽管如此，我急切地等待更为肯定的美国政策，因为相信根据中国国内情况做出的反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总是跟着信仰和信心走，而不要跟着恐惧走。

马歇尔将军离开后的那一整年，许多中国人来访我，他们希望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通过我来影响那个政策。政府的成员和它的支持者希望美国立即给予适当的援助，他们的意思是贷款和经济资助。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见到委员长，他第一个急切的问题几乎就是问来自华盛顿的消息，我总是很难说明为什么没有一些确切的可以报告给他。

另外一个直率的非共产党集团则反对向声名如此狼藉的政府给予进一步的援助。这完全是不知道我们那时实际给予的是多么少，也是由于受到了误导，受到急进派的宣传、以及报纸上常常说计划大规模援助的谣传的误导。但是最为可悲的团体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开战的两个党派中的极端分子，并且要求找出比较好一些的解决办法。有些是各种没有注册登记的政治党派（有人说有七十多个）的代表。有些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般类型的、有智慧、爱国的人；但不幸的是，和那些有技巧的政客来比，他们很不实际，明显地也不能联合、团结一致成为大的集团。而要发挥任何影响，他们却必须团结一致。有人曾回答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这个问题；指出来那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们的社会遗产上和智慧特征中的某个东西，似乎【185】使得他们变得如此个人主义，互相间如此怀疑或忌妒，如此胆小怕事， 以至于他们缺少了团结和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妨碍是他们缺少金钱，缺少可以募集到金钱但不会损及他们自己目标的赞助者。比这个作用更大的是，这两个争战的党派的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反对不在其控制下的政治活动，说这些活动如果不是伪装的共产党，那么也都是不健康、粉红色的。

在军事、经济和心理各个方面，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政府；所有这些因素都互相影响、互相起着作用。


5

一九四七年夏天，来了魏德迈（Wedemeyer）使团，它在中国呆了一个月，在朝鲜呆了两个星期。阿尔波特·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被任命为大使级的特使，带领了一队专家和秘书。在史迪威（Stilwell）将军被从中国召回之后，魏德迈将军曾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他足智多谋，专业高强，所以很适合这个任务。但是，这次几乎完全是个毫无说明、不作解释的、非常突然的消息发布。除了在他就要起程的时候，让我送交给委员长的一个简短信件，请求中国政府批准，此外，没有任何的商讨。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设想能够由我们单方面决定，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派这样的一个使节，也因为由于这意味着我们要帮助他们解决内部困难的意图，所以它就被接受了；他们原本会严厉谴责它的；共产党当然也已经用无可辩驳的道理抨击了它。它之所以能够进行，靠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友好记录，他们【186】对我们动机的信任、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花费帮助他们打败了日本、以及魏德迈将军的品格。面对那个微妙的情况，没有比他更佳的人选。

使团在南京炎热夏天的最热的一天到达了；在那个热天，他们还到了其他地方，不知疲倦的工作，按照给他们的指示收集事实情况，后来在夏威夷一个安静的地方分析、评估了所收集的材料。资料的数量极大。他们以美国人特殊的热诚和效率编辑了他们那详尽的报告。但它却从来也没有全部公开过。只是后来在魏德迈将军在国会的证词中，猜测到做了哪些建议。从后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中，也没有证据表明那次使命有什么成就。在那次使节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也表明了中国和美国典型的差别。委员长以典型的中国礼貌，要在使节离开的前夕招待他们，但是使节反建议，说不要宴会，而要对政府的领导人物做一次讲话。在委员长的住所，安排了大约四十位领导人物。魏德迈将军认真、诚实地准备了一份打印的声明，他诚恳地谈到政府中的腐败。这里有美国意味的责任和义务，希望能够刺激他们来进行改革，从而帮助中国获得他坚信他的报告会带来的援助。

但是，中国的反应也很典型。一个客人这样公开批评，说它违反了他们庄重的原则。如果在熟朋友的小圈子里说这些，那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人员混杂、后来还公开出去的集会里，那就决不可以这样做。一位显赫的年老儒家学者后来真地哭泣起来。没有人【187】怀疑所说的是实情，也没有人怀疑讲话的人的善良意图。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考虑缓解了最初的那个本能的愤怒。由于他们认为后来发表的声明也和缓了许多，这也有了一些帮助。

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同样具有这次使节在中国人中引起的希望和失望。但是我对和“老魏”（魏德迈）友谊的加深感到高兴。以他自己的高尚品德，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他是美国良好意愿的最佳使节。这种善意和建设性的精神是他的小组所共有的。他们充分地表明了，他们的任务单纯只是查询事实。但是迷惑不解的中国人会十分疑虑查询事实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正式地查询。我们大使馆的人也感到迷惑，为什么我们关于中国的系统情况报告以及领事网络，需要华盛顿派来专家做补充，而且用这样的速度进行。美国的公众也迷惑，因为花费很多、巍巍壮观的一个使节得来的报告，其内容却从来也没有完全披露过。

在魏德迈使节来访期间，威廉·博理特（William C Bullitt）先生到来了。他倡议大量的军事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甚至它们出现在生活杂志上之前，在中国已经是广为知晓的。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不久也来了，努力使自己重新适应中国的事务。他的想法是如此有激励性，并且是用如此雄辩的言辞表达的；他的大部分时间实际都是用于和博理特（Bullitt）的基本一致的演讲。


6

中国的政府虽然和共产党的联合失败了，但是它试着听从马歇尔将军的敦促：扩大政府的基础。在春季，经过了许多讨价还价，给了两个小政党几个部。【188】但是没有取得相应的好处。和我们自己的不光彩的政治酬劳、分肥行为一样，这些小党派为他们的成员要求职位，那些新的部长和他们的下属，比被他们替换下来的国民党官员没有什么改进。当中国人不情愿地屈从于美国的良好意愿的压力时，这就是常常发生的一种情况；它也表明这是考虑个人经济的另一个证据；几乎所有中国的政治问题，都有这个基础。

政府继续通过改革的措施，但是却很少能够付诸实施。物质资源的过于贫乏，士气的过于衰退，政府也只能说是在维持而已。经济的、军事的、和心理上的恶化加在一起，造成了逐渐的瘫痪。不给予十分有力的补药、强壮剂，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无法康复。真是：一顺百顺，一误百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持续消逝，这种心态侵入了政府的高层和底层所有的官员。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很多是共产党鼓动的）变得越来越经常，它们总是越来越不满的象征。反美的情绪加深了，主要是由于认为我们延误了共产党推翻那个腐败的政府。如果没有那个情绪，学生就不会对一件本不会受到理会的小事件，有那么剧烈的激动。

在中国，可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明显，学生很好地起着公众意向晴雨表的作用。他们是最为敏感、敏锐的成分。他们的反应较有智慧，较为自发，他们没有多少压抑和感情压力。中国的学生是热情的爱国者。为政治目的，可以灵巧地利用他们善良的动力。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期间，螺旋式的通货膨胀和上涨的生活费用，使得学生近来既由于政治也由于经济，变得越发不满。伙食骚动把它戏剧化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政府聪明地补助在内地流亡大学的学生。【189】即使如此，学生也是很困难、很狼狈。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着。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国立学校里，还继续为伙食和几乎所有其他的给予补助。但是在食物变得不足、质量变得更差的时候，学生就找不能给他们和平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政府的岔子。对终归也是中国人的共产党作战，也无法唤起像对敌人日本作战时的那种爱国忠诚。和大多数学生认为是不可救药的政府相比，学生更同情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运动。在学生群体里，充满着沮丧、甚至是绝望。不只是伙食不好，衣服、取暖、教科书、实验室器材、课堂教学的质量、毕业后的就业，所有和他们生活有关的，和伙食一样，都短缺、都出了毛病。教师们和所有的自由职业者阶层，包括政府所有等级的雇员都遭受着甚至更重的困苦。苦力和工匠可以要求至少够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力气的工钱。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比知识分子的境遇还好一些。他们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地成了所有的人希望的标准。

所以，甚至在学生的思想中，单纯维持肉体的生存，就显得比国家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要重要得多。在一九四七年九月，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估计有90％到95％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以后，这个数字降到了60％到70％。他们感到绝望，认为即便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会更坏了。它至少可以带来和平和较好的生活。对那些并不接受共产主义召唤的人来说，国民政府垮掉后会发生什么也无关重要。他们看不了那么远。【190】不幸的是，共产党的宣传极有技巧，而国民党的宣传则是无法想像地那么愚蠢。


7

在这个困难时期，有个使人高兴的事，杭州的市长邀请我去访问我出生的这个城市。给了我官方的接待，礼仪的宴会，不只如此，还有政府、民间、教育机构、和许多老朋友出自内心的真正的欢迎。我接受了所有的这些，不把它们看作是对我个人的赞美，而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挚友情的证明；我确信，这个友情是不会被官方的中美关系疏远和误解的时期所破坏的。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市长授予我杭州荣誉市民，我十分感动。


8

美国援助的前景由于经常有新闻消息而保持着生机。在美国国会开会后，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变得激烈起来，并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头几个月里。在中国，对它的一切都有充分的报道，常常还加有并无根据的传言；大家对它们都急切地阅读和讨论。最后批准了四亿美元的时候，对这个消息有各种不同的情感。政府和政府的朋友持感谢态度，但是怕这个数目不够，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取得胜利。共产党觉得这会推迟他们取得胜利的时间表。知识界沮丧、冷漠地叹气，因为这只意味着他们不幸的加重，以及和平的推延。

任命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为中国经济协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a，ECA）的副署长，那是愉快的。在他那亲切的态度和友好的谈吐之下，有精明、高超的能力，和他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尊敬他。【191】他的副手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是美国的实际、实用和理想的美妙结合。他极好地选择并计划了重建项目。他们其他的人员也都是仔细挑选的。中方用一个委员会配合他们，委员会是由在正直和能力方面都无可争议的人组成的。其中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是给中国政府的，不限制如何使用，但是意图是为军事援助，而且他们也明白。如果采用通常的经济协作署步骤进行，在军事援助上会做出更多的成绩，但是却会让我们陷入中国的内战。实际上，我们的陆海军代表不断受到中国人的咨询，但是它对于分配则没有什么影响。

在美国援助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农村的重建。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决不能用武力的办法去解决。很自然的结论就是，只有给农村的大众一个强于共产党的地方政府，方才能够解决问题。它的性质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部分 “民生主义”（林肯的“民享”）里有充分的说明。但是，将它忽略掉，是国民党统治中最大的弱点。想到这些，我就想到了晏杨初（James Yen）博士和他的群众教育运动。我实际认识他（大家都昵称他为吉米Jimmy）是在他开始尽他的能力为教文盲一千个汉字、并筹备适当的图书而奋斗的时候。多年来，我是他顾问团的成员。很多燕京的学生为他的运动工作过。二十年来，他无私地将自己奉献给了这个事业。在日本人把他从他在北京附近的实验中心驱赶出去后，他回到了他重庆那个省的故乡。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前不久，我和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谈到请晏杨初博士【192】着手一项特殊项目，在刚从共产党收复的一个地区里，做公民的权力和义务的培训。我们两人联合给他去了电报，请他到南京来商谈。我们的想法是，在这个区域还没有恢复到典型的国民党控制之前，或者被共产党重新夺回之前，群众教育运动要雇用经过训练他们训练的人员，去将老百姓组织起来自卫、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虐待，并且教育他们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初步的公民（即便是最底层的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晏阳初博士来到之后，就立即抓住了那个概念，但是在范围上，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要训练成百甚至成千个愿意热心为自己国家做点事情、但不得其门而入的学生，并且要覆盖整个中国。他不要依靠膨胀的中国通货，因为经过了所有的中国的官样文章、繁琐文牍并且克复了政治上的障碍之后，中国货币会已经大为贬值。他说长远地看，寻求美国的资助，他会完成得更好，也会遇到较少的麻烦，因为在过去，他曾经多次比较成功地这么做了。我十分熟悉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向美国的慷慨大度所做的呼吁、申请。最初，我拒绝了。但是逐渐勉强地被说服了，认为他是对的。他为安排那次旅行用了好几个月，他要在美国停留一年多。但是时间用得很有意义，使用这个数目相当不小的钱的条款是精细计划了的。十分仔细地挑选了考察团的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的人选。遗憾的是，在共产党接管之前，这个团几乎没有真正开始工作。


9

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中国政府完成了两项真正使人注目的改革，使人不能再谴责它自己完全不能改良。【193】其一是在从去年的十二月延期后，召开了新的国民大会并选举了总统。代表选举中有违规，对他们的资格有异议。在大会举行会议时，有不遵守秩序的喊叫和许多粗鲁的行为。无论如何，在公开选举代议制政府并且在公开暴露伴随的弊端上，这是迈出的第一步。也有真正争论的自由，包括公开批评政府。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实际投票，是在强劲的探照灯之下，在细致的处理和真正耀眼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发生任何粗暴，也没有人试图那样。像以往一样，委员长的人格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他努力在控制自己遵守宪法的程序，所以可以觉察到他在约束自己。他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副总统的选举。根据中国的宪法，总统是荣誉性、相当闲散的人物，和法国的相似。委员长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的角色，但是他也不想要求特殊的战争期间的权力，特别是在宪法治理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不希望取得总统的职位，而宁肯担任行政院长。

委员长尽其所能来说服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但是没有成功。但是他又找不到另一个他认为合适的人；所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提名。但是同时他建议竞选另一个职务的两位军方候选人像他一样地退出，因为这两个职务都不能由军人担任。其中一位温顺地退出了，但是另外的那位愤怒地抱怨说，应该更早就对他做这个建议，因为很久以来已经公开宣布了他的竞选，而且他已经艰苦地在为此而工作。

另一个改革是在币制上。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无法想象的程度。那怕只是做一笔小交易，纸币的体积和重量【194】也成了负担。所有的人都在纸币还没有变得一文不值之前，想方设法把纸币出手；普遍在推测，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会达到这个程度。显然，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政府的领袖研究了这个问题，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发行了一种称为“金元卷”的新货币，将它定在四块换一美元上，用政府实际的资产来保证，发行量控制在资产数量之内，并且由有资格、受人尊敬的上海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协助，每个月公布一次帐目。定了一个严格的价格和兑换的规定，三百万旧法币换一个金元。还督促爱国的百姓将自己的金银兑换成新币。公布了严格的管理进出口和其他贸易的规定。整个的计划一直保密，单单这一点，在中国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行政院长在几天前告诉了我，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对他和其他人指出，如果严格执行它，如果它赢得公众的支持，如果军事的胜利能够挽回百姓对政府失去的信任，这个计划方才能够成功。他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个措施失败了，他们就想不出其他任何办法了。

在第一个月前后，那个计划进行得很好。政府表现出来了眼力、勇气和决心。货币的措施虽然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可能达到了预计的效能。财力中等的人反应高尚，不久，政府从这个财源集到了两亿多美元，尽管真正的富翁显然避开了兑换。我们建议所有的美国人都和勇敢努力的中国政府合作；虽然有些新规定对我们的商业利益有相当的损害，总地说来，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所有的美国政府的机构都被要求以严谨和诚实的态度来参与。【195】在中国人中，有了一个新的希望精神和进取心。

事情开始出毛病了，最初的时候很缓慢，后来却快起来。在九月中旬，战略城市济南落入共产党的手中，这对公众的士气是极大的压抑。然后是进攻南京的最后的一个堡垒徐州的失守；它还让共产党获得了大量储备的武器，并且真地消灭了政府所有的军队。兑换率和生活物价上涨已经让他们感觉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最后这个军事上的崩溃使得通货膨胀上升到新的高度。无论如何，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政府的收入还不到他支出的15％，不能不如此。老百姓（特别是工薪阶层）在经济上的困难变得更加尖锐。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重，公开表达得越来越多。


10

多少个月以来，满洲（中国愿意称它为“东北”）就走向它那必然的危机了。委员长在那里的策略比在哪里的都更不恰当。尽管马歇尔将军反复地咨询建议，委员长在东北仍保留一个不称职的军事司令，还任命另一个作为他个人的代表来监视其他所有的人。到最后情况几乎变得不可救药的时候，他派他那时的参谋长去独自控制。没有任何腐败受贿的猜疑的陈诚将军，马上就查办了那些疏远了所有老百姓的丢人的丑行。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组织起、建立起有能力的官员新队伍来接管。结果是一向警觉的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陈诚将军患有胃溃疡【196】，紧张加重了它；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指挥事务的。没有多久，前景惊人地恶化起来，他的健康也同样恶化起来。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的能干的军人带着要将绝望的情况逆转回来的命令替换了他。

长春市是日本满洲国的首都，共产党围困它已经数月。曾经多次向委员长建议，让被围困的守军在还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突围去沈阳，并且还警告他说，从那时的天气看，冷天会较早到来，到那时，守军是无法生存的。可是他还是让他们留在那里。那座城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那更可能是一种自尊，和认为守住城市他就能在日后收复那个区域的错误想法。在那期间，给养是靠空投的。空投投得很不准确，有数量不详、但相当不少的便宜了围城的共产党。行政院长告诉我，国家全部的花费有三分之一用于这个目的；在我问他我是否听错了他所说的，他坚持说是这个比例。无论如何，这个比例至少是用于补给满洲的那两个城市。在济南失守几个星期后，像预料的那样，长春向共产党投降了，失去了它全部的军需和军队；努力去守它，既花费又无用。在那时，沈阳也同样被包围着。同样地也指出，只能是沈阳的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军队打出来，完成和长城以内的军队会合，然后清扫那里的共产党，打通铁路连接，这样做了之后，沈阳才能够保住。沈阳一直在按兵不动、无所作为，而老百姓则能跑就跑掉，或者在那里挨饿，但是共产党则在加强包围的势头。

济南失守后，我马上去看委员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问我对这个消息怎么看。【197】我回答说，这是我所以来要谈的，并且提出了问题，问他：鉴于这个严重的不幸，他是否会停止由他一个人来指挥作战，而把它交托给一个仔细挑选的战略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去计划，在得到他的批准后，让它去执行那计划。我说，他可以让目前居于重要职位的人继续名义上留在那里，但是让有能力、最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人去做具体工作。他回答说，他对此要仔细想想，并且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步骤。但是很快他突然去了北平，自己去指挥沈阳和东北的关键性的战斗。他一直呆在北平，直到最后遵命从沈阳撤出来的军队被消灭了，国民军在东北最后的痕迹消失了。

这个内战中最严重的灾难，自然给币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得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觉得在劫难逃了。委员长的长子很想帮助他父亲，以坚决的勇气和精力在上海强制实行金融管理。但是开始看起来是个可以控制的币制项目，后来变成了用警察国家的方法设法压打经济的法则；一般称它为“恐怖的七十天”。所有的商业停顿，侵权、屈辱和苦难，欺诈、威胁、骚乱，这一切都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委员长不得不最后把他召回。宣布了改良的管理条例，但是那经济的病态只用姑息疗法已经无法挽救了。在当时，那个新措施的一个后果是，忠实地将金银换成纸币的中产阶级的存款，实际上已经被扫荡殆尽，他们当然对那个政府怀恨在心。

在秋天，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和他那干练的班子领导的经济合作署（ECA），做了许多让沿海大城市的百姓消除不安的事情。按照和中国当局共同的安排和协议，施行了食物配给，【198】但是由于军事和经济崩溃得越来越重，它变成了主要是美国的事务。上海和南京的大米风潮，由于采取了立即向市场投放的措施而得以平息。在北平和天津，涌入了贫困的难民，平民百姓数目大增，由于在那里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傅作义将军的困难得到了大大的缓解。鉴于共产党的进展得势，重建项目除了做些初步的打算之外，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农村重建委员会没有道理地延误了任命中方和美方的成员，用了许多星期才消除了分歧的意见，并且把自己组织好。

这样，在向共产主义作战中，美国援助最有潜在效果的这个基层项目，浪费了多少个月才有了行动。在取得和平之前，经济援助最多也不过是能够提供一个短时期的一小部分所需要的救援，或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但是它大部分都被一种仇恨所抵消，那是实际和貌似援助了发动无法取胜的战争的政府所造成的。从美国国会投票给中国援助四亿美元的意图来看，它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并没有那样使用才可能最好。我们或者应该为阻止共产党的进展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再在安全的非共产党区域里采取经济措施；或者在中国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能够使得我们的援助有价值、并且在国民希望得到援助之前，避免积极参与中国的事务。


11

满洲的失落使林彪（共产党最佳战略家之一）的三十万军队解脱出来，进到长城以内，来夺取北平和天津。【199】他们的数目完全超过了勇敢守将傅作义的兵马。这对在那个地区的美国国民是个急迫的危险。是否要他们撤退的问题变得很严峻。大使馆没有权力命令他们离开，只能建议。在从一九一一年开始、中国国内反反复复骚乱的那时，作为平民，我接到我们领事馆当局的警告，要我们离开。我们觉得，领事当局是过于忧虑，或者主要着眼于解脱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关怀我们。这时，我受到要从另一面来对待它的折磨。北京大约有六百五十、天津有多于两百个美国人。让他们放弃他们的工作，意味着许多人一生的事业和利益要受到严重的破坏。我很惦念我热爱的燕京同事，我知道他们还是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而愿意和我商量。在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共产党会继续哪种愤怒和伤害，在那个转换的时期，也没有人有力量去防止它们。当紧急状态真地发生了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攻击的一方一定会立即使机场不能使用并切断铁路。

但是除了这个困境以外，最使人烦恼的还是我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为生存正在尽力挣扎，如果我们大使馆发出这样的警告，就会极度危害公众的士气。那似乎是不够体谅，冷酷无情，几乎是蓄意的打击。在中国，友情是极为重要的，我的国家是他们的朋友，而我个人又是中国人民和大多数高级官员的朋友。一个和那些人的关系不那么亲密的大使，还可能得到原谅。他可能是在执行他正常的任务。但是他们却会希望我能更多地同情他们。我说服了我的大使馆的同事，推迟这个行动，直等到甚至我都觉得再延迟就会玩忽职守的时候再发出警告。

根据惯例，通告了外交部，【200】外交部立即将它报告了在北平的委员长。他发给了我一封很长的电报，要求我不要发出这个警告（最少也不能公布它），并且保证他的政府有能力保护我国所有的侨民。一个国家的首脑发出这样的恳求，对此是不能忽视不顾的。我答应可以等几天再发出警告。我们认为，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最好是将我们的通告的文字发表出来，而不要看到必定会出现的内容歪曲的谣传。我们把通告推迟了四天；当公开它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恐慌。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无论会发生什么政治改变，之后不想留下来的人，应该在交通仍然通畅的时候做出离开的计划。不久，我们对华北的侨民发出了一份更为强烈的警告，明确地建议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要留下的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健康不佳的人，使用我们的交通工具立即撤离。很快，我们就对所有的领事区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些都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混乱。人们认为我们对即将发生的紧急事务有特殊的消息来源，我们的一切行动像往常一样都处在仔细监察之下。政府的领袖也谴责我们引起了恐慌；我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逃离的疯狂势头。但是，它早已开始了，即便外国人不这么做，它也已经发生了。

共产党的司令员陈毅在占领了济南之后，开始向南、向南京以北约二百英里的徐州移动。徐州是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集结着最大量的国军和军事物资。国民军将士处于可怜的失败主义的情绪中，一般都猜想共产党或者会驱散他们，或者会绕过徐州而直奔首都南京。但是那位不知疲倦、不屈不挠的委员长却不知怎么地、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情绪；最后【201】他们被说服而要放弃徐州，带走所有能带的装备，并把带不走的销毁掉。陈毅显然没有预料到，但是在他那独眼同事刘伯承的帮助下，他的纵队包围了开始从徐州撤出的军队。徐州以南的整个地区成了有五十多万军队参与作战的战场。战事持续了几个星期，政府军持续伤亡、失散或向南撤退。共产党也有很大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虽然一般都认为共产党早晚会到达南京和上海，但是对何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是否会协商解决放过这些城市和避免战争的恐怖，都有很多急切的设想。


12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三个月，出现了和希腊悲剧相似的某些情况。委员长的孤立形象清楚地矗立在致命的军事失败、货币贬值、大众非难的背景上；他沉着、冷静地处于他那些困惑、犹豫不决的同事之中。他和他们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意识到前程险恶。但是，在他的碰运气、冒险的生涯中，以前曾多次在他并不处于优势时，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事务侥幸的转化，总是使他从粉碎性的灾难中转入到胜利。他是在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威胁战斗。他在太平洋对面的强大、同情的盟国也在这样做。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使美国意识到事到临头的危险，美国就会来援救他。他必须倔强地坚持住。

从九月开始，他怂恿我为他的目的去一次华盛顿。在十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在巴黎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和马歇尔将军对此做了长时间的多次谈话。【202】在谈话中，这位国务卿十分友好地问起前行政院长张群；王世杰博士将谈话的实质报告给委员长之后，委员长决定让张群去华盛顿。幸好张群向我做了咨询，并从咨询里相信了此行不会有成果。从马歇尔国务卿对王世杰所说的，以及从杜鲁门总统对委员长的一封紧急呼吁的电报的用词礼貌的回信里，这一点应该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在我送交那封回信的时候，我要那位翻译它的年轻中国秘书用不会造成误解的语言，说明美国总统尽管用词友好、但不同意给予立即的和充分军事援助的要求。中国人不愿意触犯社交的礼仪，不愿意率直地说明不愉快的事实，而习惯于委婉地谈论它们；结果是当美国人试图同样礼貌地对待的时候，熟悉我们更为直截了当的语言的他们，会从我们所说的里面得到比我们想表达的更多的安慰、宽心。

王世杰博士对他和马歇尔先生在巴黎谈话的报告，可能就因此而出现了这个情况；也更由于可以理解的王世杰博士想表明他使命的成功，以及报纸愿意对绝望的公众夸大了那一线希望。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委员长坚信他的航向正确和他的能力，以及他那奥妙的信念，认为他有能力让美国帮助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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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感恩节后不久，蒋介石夫人来电话，兴奋地要我立刻去见她。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她刚刚通过太平洋电话和头一天晚上从华盛顿去了利斯堡（Leesburg）【203】的马歇尔先生谈了关于访问美国的事情。我强烈地想建议她不要去做那个几乎不会有成果的访问。但是，我约束了我自己，只去帮助她做实际的安排，尽快使她和她的使团成行。后来，委员长曾询问，她是否找我咨询过（他说他希望她曾经咨询过我），并且说，他自己对那个举动是很疑惑的。

在那几个月里，我自己的经历是悲痛的。对处于这个巨大的争战、挣扎中筋疲力尽的国家，和遭受由此带来苦难、却又毫无力量避免它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我感到心痛。没有办法实际统计大量被残酷杀戮的人，由于无人关心、因贫困而死去的人、逃离共产党恐怖的难民、和被政府军队官兵无耻抢劫的人。同样悲惨的是精神上的绝望、无告。对共产党的厌恶和恐惧是普遍的。但是政府的官员和军队表现得也一样不好。人们认为，不会有比他们目前的困境更坏的了。

我对委员长的同情来自长期的交往和对他的许多优秀品质的高度钦佩。 我见到当他代表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的时候，受到了整个国家的热烈支持。那时人们自发忠诚，情愿共度难关；而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行人们觉得失败已成定局的战争。人们愠怒淡漠，越来越毫无顾忌地谴责；这真是个痛苦的对比。

在十一月，翁文灏博士辞去了行政院长。委员长想让另一位著名学者胡适组成新内阁，但是没有成功。【204】没有人愿意出任。最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被说服出任。曾经希望他的象征性的价值可能会至少弥补党内正在加大的裂痕。但实际上总的反应是轻度的沮丧和惊愕。但是他勇敢地要求他的内阁（特别是在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有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威；而他自己是要和平的。他在正要到上海的一个医院做手术之前，接受了这个职位，从而使得这个处在严重、紧急时刻的国家，延长了没有管事的内阁的时间。

在十二月中，他回到了首都，开始了相当无效的组阁。除非能够明了它的政策是什么，没有人会考虑参加。这是在险恶的危险和困扰的背景下的一个滑稽演出。有一天早上，他要我见他，再一次探讨美国援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意见。他问我，我和共产党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当我说没有时，他问怎么能够和他们直接联系。在那次谈话后，他公开地表达了对美国漠视的愤怒。在这期间，委员长让吴铁成入阁；吴是个忠心的党员，对于入阁曾很犹豫，但是他同情孙科的改革意图。他被命令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但实际上是去控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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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甚至不听从委员长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在首都以北伸展一百到二百英里战场内的战斗，已经投入了尽其所有的预备队，实际上政府已经损兵折将陷于失败。在九月底，金元贬掉了它原有98％的价值。公众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坚决。有一位最高级的将领白崇禧将军，【205】真地从汉口给他去了电报，建议他下野，以取得和平。中山陵附近的那个美丽但从来也没有住人的官邸，被蒋夫人和他改建成了一个“颂赞胜利”教堂，特别为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他在圣诞夜参加了颂赞。在圣诞节那天，那是他从西安被释放的第十二周年，是通过采用他所拥护的宪法的第二个周年，他做出了退隐的决定，并且声明要副总统来接替，要他有十足的权力为国家的利益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他立即将总统办公厅威风的秘书免了职，并任命了另一位也姓吴的，为这重大的决定做有条不紊的细节安排。吴先生得到张群和张治中的帮助，一同去拜访李宗仁副总统。总统先宣布辞职，之后，副总统立即宣布一个经过仔细斟酌词句的声明，要求谈判和平和命令停火。

前一个文件已经在起草，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这时，共产党广播了一个由蒋介石和他夫人为首的约四十五个“战犯”的名单，这使得委员长极为狂怒。筹划的人们恐怕他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而他真地改变了。他急切的召集了全国的主要将领开会。对他，对所有有关的人，那都是紧张的一个星期。情况一直通告给我，但我努力谨慎从事。谣言开始传播，所有的人都急切地等待可靠的消息。他习惯于对国家发表新年致词，文字常常是在一周以前发出。但是，在这一年，新年的前一天下午才得到可作翻译和分发的草稿，同时还说明，【206】在有了最后文本之前，不得向外发出。那天夜晚，国民党核心圈子里的人，真是在委员长的住处，于激烈的讨论下送走了旧岁，但是在第二天登在所有报纸上的消息并没有改动。其他的都取消了。总起来讲，那是一个有尊严的、高尚的声明。但是它有致命的缺点，它是一个有权力的统治者在和棘手的反叛者打交道，用了庄重、亲切的态度，但是忽视了他的政府的绝望困境。就这样正式打开了和平的途径，但是如何确实能够取得和平，则未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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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那两年的军事情况，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多少光荣的历史。那时，马歇尔调停似乎会归结于联合，在联合之中，美国官员要负责将交战两党的军队组编成一个有效率的但是缩减的国民军，由陆海空军的军官组成一个精密的结构，要有一些需要的部门和器材。后来它被称为“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J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JUSMAG,”）。它经常有五百个军官和数目相当的士兵。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军官，都带有随军家属。有一个协议，中国政府提供当地的费用，但是，随着政府变得穷困，货币贬值，对于枯竭的资源，它成了非常沉重的担负。最初的意思是极为理想化的，计划用最高的西方标准使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要它成为不再爆发互相残杀的战争的保证。

在占用了一九四六年绝大部分时间的冗长的协商中，【207】美国联合顾问团全团在一起，忙于改造国家的军事系统、从事训练，基于一个设想：能够再度实现和平。在那个年底当谈判最后破裂时，美国联合顾问团还无疑地抱着可能会实现和解、自己还能够实现对中国的和平和进步做出预计贡献的希望。如果将它撤消，而不用另外一个什么来替代它，它会象征美国放弃了任何这种希望、和对国民政府做进一步的援助。但是如果保留它，共产党会认为是给他们的敌人更多的援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而加重了他们极度反美的情绪。

实际上，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只获得准许对重建中国军事系统做原则性的建议，以及训练军官和新入伍者。当一九四八年一月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上任时，准许他可以对作战行动向委员长做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建议。Barr少将是最优秀的军官，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尽了他最大的能力。但是要出成效，他的建议必须由直接和中国地区司令官和军需以及财经官员接触的下属来实现。必须保证有充足的物资，才能够使中国人执行他的建议，使得他们的作为具有成效。委员长很看重巴尔（Barr）将军，总是专心听取他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根据单纯的军事因素和新的运筹学来计划他的行动，他是首先要考虑个人和政治的中国人。

有着所有那些附属机构和到处存在的外派站点的这个单位，它的存在必然会让【208】人怀疑，也必然使得共产党相信我们是在作战反对他们。它的名声和花费却没有给政府带来多少好处。当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时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全部活动越来越明显，只是训练一个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理论上的武装力量。

社会方面的情况也使人深思。总地说来，那些军官是有能力的，精神良好，愿意把工作做好。为了使他们满意，让他们带有家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涉及了要中国当局在首都住房问题十分尖锐的时候，将急迫需要用于其他目的的一些房屋腾空，还要以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规模修建公寓和所有的附属设施，以满足习惯于美国体面和舒适标准的那些人。但是和同等社会地位的人相比，那是奢侈的，当生活条件变得更为困难的时候，它的差别变得十分醒目；只有最高的官员的财富方才可能和它相比。那些兴高采烈的美国太太们，完全天真无知地把她们在经济上的优越招摇过市，去摆脱她们不情愿的背井离乡的厌倦和无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各式各样的汽车在南京的街道上多得似乎让人讨厌。惩罚是严厉的，但是士兵有时还是醉酒并和中国人戏谑，和他们发生冲突；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的时候，总是燃起潜在的反美情绪。如果那些军官让军事作战行动占住身子，那就没有道理让他们家属到来，在严酷的战争情况中，这种社会对比大部分会被忽视掉。共产党的谴责也会不那么剧烈。

国会批准的军事援助是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没有限定它如何使用。中国在购买上审慎地和巴尔（Barr）将军及其下属咨询。【209】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末，较多的定货才开始到来，而在那个时候，国民军已经腐烂到了美国的器材只能延迟最后的结局的程度。我们不仅招致了共产党的愤恨，也招致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恨，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尊重政府，他们渴望和平，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而阻碍了和平。政府也抱怨援助的“太少，也太晚”。抱有各种类型政治意见的中国人都批评我们。经济合作署（ECA）的经济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批评，但是它对防止共产主义没有任何作用。

美国帮助停止内战的军事援助的失败，激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末，共产党突然终止了马歇尔协调的时候，政府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首先，它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和由此意味的地位和物质资源。它有更大的地盘和更多、装备更好的军队，并且有虽然不强但对方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在日本投降后，我们给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物资和经济援助，大部分都是直接由政府受益的。

国民党的掌权主要是靠了要推翻一个腐朽、异族的王朝的消极意愿（然后对地方军阀也是这么做的），而不是靠了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更为积极的目标。民主和社会改革都强调在“三民主义”中，也强调在官方的词句里。但是迫切要求军事的胜利，和后来抵抗日本，再后来和共产党的冲突，这些都很劳神。在处理这些当务之急的同时，一种非意识性的逆转回到【210】了中国官场的古已有之的弊端：盗窃公共资财；首先考虑家庭、朋友和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事业和理想；维持表面形象、官僚主义的缛文繁节、和庸庸碌碌。

这些邪恶的品行可能在军队的官员里更为流行。像在过去一样，一般的士兵是被忽视的，基本上是被胁迫进来的，对为什么和对谁作战几乎没有概念，靠着菲薄的给养为生。依赖现代化的武器，但是却没有相应的道义纪律和动力。结果是毫不爱护、胡乱使用那些贵重、精密的武器和装备，而且一旦损坏就随便丢弃。虽然很多军官受过很好的技术训练而且也很内行，但是都太个人主义，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内聚力。指挥官对拨给他们队伍的军饷有太大的控制权，但却很少具备对军事行动的判断能力。如果没有委员长经常的努力，情况会是更糟。在一九四八年的后半年，士气迅速变得更糟了。

用主要是美国提供的飞机和舰艇，从空中和海上长距离运送军队，在有了重大消耗伤亡后再转到其他地方或被共产党所驱散。对于这样的一种战争，那个萌芽海军的用途，从花费上看很难说是值得的。为保卫那些城池（后来毫无例外的都失落了）修建碉堡和挖筑壕沟也是这样；当时军队应该忙于袭击、包围和歼灭共产党的纵队。所有这些浪费都是在百姓贫困、共产党精明地使用极少资源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慷慨提供的飞机、舰艇和卡车，起了未曾预料的作用：消磨了中国人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并且使得他们过于依赖机械化的设备，除了从单纯的技术角度看以外，【211】他们缺少聪明地使用这些设备的经验；也过于依赖于他们学到的：向我们寻求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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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我做大使期间的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更多不是为批评，而是为了将来从这些失败中得到指导。中国人民渴望独立、统一、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的政府。这些也是美国的政府和人民寄希望于中国的。由于我和双方的关系，为了这些目标，在忠诚方面应该没有任何冲突。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关心他们的福祉，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以及我深信他们的内战可以通过范围广、不受约束的合作而取得和平解决。所以，我具有他们对我信任的充分优势。

但是我没能够做到，使他们失了望。在帮助马歇尔将军说服任何一方对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以便可能达成协议，对此，以及在削减当时我认为是主要问题的恐惧和怀疑上，我都没有成功。在这些协商终于破裂后，我没有能够影响控制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政治行动的人，达到可能会取得建设性结果的程度。

过去，即便中国人证明自己能够实现联合，美国的政策也是要参与实现包含共产党的联合。这时，美国的政策完全反转了。在那多事、不愉快的两年里，我们对全球共产党的面貌知道得更多了，它毫无疑问说明了我们对中国式样的共产主义的矛盾态度。但是在中国内部，事务基本上还是保持在虽然他们各自有疑虑，我们着手敦促双方联合起来的时候的情况【212】，只是这时对他们双方都是更为困难了。

我们对出现在无论什么地方的共产主义的真正实质，是否是过于无知，过于不加猜疑？我们是否过多对国民党内部发生彻底的、明显的改革抱有希望？日后如果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做？

由美国的技术咨询、经济援助和贷款，我希望有个和平、统一、进步的中国，这个梦想失败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它是正确的，而且可能会实现。我部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和他们的历史，部分是由于我对自由社会里的民主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中国总归是个单一文化的国家，深深地被家庭、历史、经济和其他的关系所盘踞着。近来，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分表明，共产党的策略带来的危险是极为实在的。但是最为实在的挫败它们的方法，是充分地和自由地公开实情，是在民主领袖之间激起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和献身于公众利益的新标准。一党的制度只能被指责国民党所犯下的那些错误所败坏。民主总是会坏得像它的人民所允许的那么坏。唯一纠正的办法是更多的民主，人民在其中会决心维护自己。共产党阴险的渗透，他们那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理论，他们毫无顾忌地采用任何手段，这一切都只能由相信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中还有其他、应不惜一切来保卫的价值的老百姓来警惕、防卫。如果中国，以她依赖妥协、不走极端、寻求中庸的传统，表明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那么它对这个问题更大的方面不会没有益处。由于这些原则是永恒的，人类的和环绕人类的精神力量是在一切力量之中的最强者，所以我相信，我对中国的梦想最终会得以实现。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8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213】 一九四八年的结束也是中国的一种政治制度和一种传统的终结。在那年最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围绕委员长的世界正在崩溃，但他仍然在高度沉着、勇敢、和顽强的意志下，静静地制订他的计划。

在圣诞节那天，他做出了隐退的决定。他任命了一些他信得过的同僚制订程序的细节，并安排李宗仁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进行接管。他想有秩序地移交权力，但要继续和共产党抗衡。在他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他希望和平，而且他已经准备好引退。但是，他提出了要共产党接受五项条件，作为他引退的先决条件。

一个星期过去了，共产党没有任何反驳，只是在他们的广播里讽刺挖苦地提到它。政府认为那个和平措施已经确实被拒绝了，所以就着手制订了保卫首都和迁都广州的计划。又过了一周，毛泽东广播了包括他的八项条件的激烈答复，并且同时命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这使得政府的领袖们更为困惑。那八项条件极为苛刻，最终几乎是无条件的投降，第一项是要求把“战犯”交出来。

共产党兵分三路前进，到达了南京对岸和南京以东和以西容易渡江的北岸【214】前，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明智地、也没有效果地派了四个军过了江，想阻止共军，但共军邻近时，又把他们撤了回来。在南岸附近的小山上筑建壕沟和水泥的碉堡，浪费了钱和人力。所有负责的领袖们都意识到继续进行那个战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投降则是悲哀和耻辱。自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政权后，他们一向是中国无可争议的国民政府，打胜了抗日战争，最后在联合国里还有了“五强”之一的最高威望。

在绝望之中，政府试用了多种权宜的手段。他们咨询我，让我去和“五强”的其他四国联系；虽然我指出用这个办法不大可能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还是试着做了。请求那些政府或是单独或是共同施加影响，来帮助将对立的双方带到一起来。每一个政府都立即并且有礼貌地拒绝了，解释说，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对掌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屈辱的困境，但是在中国，这样“丢面子”以及无法再充胖子，对一个人和一个党，这几乎比当前困境给予的屈辱更为屈辱。在约一个月以前，匆匆忙忙做了迁都广州的决定，随后又同样匆忙地取消了它；在长时间的争论后，再次做出了迁都的决定。接着的情况是，对全世界暴露了国民党领袖们内部（很多是个人之间）的矛盾。我和许多个人谈话时，几乎无一例外都明显地表明了他们希望明确或影响美国的政策，来立即拯救他们。【215】

我所能做的只是表达一种干巴巴的同情，并且让人们不要依赖美国能够起到天降解围之神的作用。



2

中国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到广州去，这样就有助于保持他适当的地位。从技术角度上看，我们对此都有授权，是应该随着它去“临时首都”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是我的领事，他有公使衔，受命带领一个工作班子去了广州。属于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那些大使，在那些困扰的许多星期间，曾举行非正式集会研讨。大家都有相同的意见：暂时留在南京；它也得到他们国家的类似的支持。由于这个集团成员的态度，也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国决定的同意态度，使我不得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新地位。有几个小国家训令他们的代表：美国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里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后来，在所有大使馆中，只有苏联大使迁去了。他和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说，他的政府命令他这样做，以避免如果他留在南京会出现谣言和猜测。苏联似乎比较谨慎，根据协议、外交礼仪做该做的事。

这时，中国政府有他自己的问题。对于哪里是实际的首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孙科在他后来安全到达广州之后，还说政府仍然在南京。曾经决定，所有部门的头脑都要留在南京，但是大多数都溜到了上海，或者自己设法去了广州。不幸的低级官员的困难可以从下面的情况表明：属于外交部的二百人，带着随属四百人，【216】他们开始了艰苦跋涉，在一个十分拥挤的火车站呆了三天，那时火车的服务都乱了套。当他们最终上了车之后，为了让位于军队，他们以及其他的乘客都在去上海的某个地方被赶下了车。最后的消息是，他们在吴淞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有轮船送他们南下。另外一群卫生部的八十人，在上海等了四十天。可以想象到，办理公事会是多么缓慢和紊乱。


3

共产党在广播中对委员长新年文告驳斥后的一周，委员长悄悄地飞回到在浙江沿海附近丘陵地带、他那风景如画的家乡。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副总统代理了总统。但是忠于委员长的陆海空军下属仍然要他，并且只听从他的命令。对于他的专横、支配人的性格以及中国人高尚的忠诚的美德有多么深厚，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证明。他极仇恨共产主义，从良心上讲，他既不可能无作作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李宗仁代总统陷入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处境。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委员长开启了谈判的大门，政府也正式批准了它。但是李宗仁几乎是孤独地留在了首都的困境中。共产党的先遣队就在长江的对岸。他们的广播天天嘲弄显然在犹豫并且在瓦解的政府，而且不断附加许多无法理喻和离题的要求。剩下的政府军仍然是由服从委员长命令的军官在指挥着。货币一天天贬值，贬得几乎毫无价值。所有的金银和政府的流动资财，都在委员长的命令下送到了台湾。【217】这表明他和共产党战斗到底的决心。老百姓渴望和平，一般都认为共产党会得胜。李宗仁自己是在战犯的名单上。在共产党的要求中有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要和谈，先决的条件是要把其他的战犯交出来。李宗仁独自留在被遗弃的首都，被他的已经离去的同僚们的争吵弄得无能为力，被共产党批得体无完肤；但是他勇敢地继续寻求和平。一个非正式的使团到北平去开辟途径，共产党蓄意冷落了它。


4

一九四八年最后的一两个月和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有意义但却是感到无能为力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在日本入侵中国后不久，当时的美国大使、我的朋友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Johnson）那时对我说，大意是，我们是坐在前排座位上，观看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齣戏，无能为力做点什么，只能观看它、了解它。那时我怀疑，那位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个观众。但是，现在，我是坐在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个甚至更为悲惨的演出。

前面的那齣戏，至少还有高贵的英勇性质，是意义明确、联合抵御一个远较强大的外国侵略者；而这次的，却是在两种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战斗，被官僚无能败坏了的民主理想主义的一方，屈从共产主义教义、偏执、无情、令人难以容忍、败坏了有生气的社会改革的另一方。苦难中无言的广大群众受难者，对双方都不在意，而且对它毫无力量有任何作为。

【218】我希望能够像往常一样回燕京度圣诞节假期，但是没有那样做，因为那时战斗已经把北平地区包围了，而我在那里露面会引起不合适的注意。计划任何一次旅行，我都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在希望和平的愿望开始表现得更强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多年以来，我都在燕京庆祝圣诞，为教师的小于某个年龄的孩子，在下午举行一次聚会。在最初，只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主要是美国的孩子；到近年来，数目达到了两百个左右，主要的都是中国孩子。没有能在北平买到那些物品，所以我要军人服务部送一定量的蔻蔻、糖果，等等。我知道这些物品在关闭城门（防止共产党进入）前一天送去了校园。校园不久就被共产党控制了，但是进行的圣诞节和宗教的活动没有受到干扰。

尽管我很失望没有能够去我认为在世界上我最为所属的地方去度圣诞节，但是，最终我很庆幸我被迫留在了南京。我们大使馆的几乎所有的“从属”和其他被看作是非必需的人员，为了安全的缘故都被送走了。因此，为了在我的新家的成员中维持圣诞节的气氛，并且在他们的孤独中更熟识他们，就成了我的快乐。我曾两次计划为那时在南京的燕京校友举行圣诞前的聚会，但是觉得在国难期间即便是亲密朋友的聚会也似乎有使人不愉快的味道。因此，在一天晚上我宴请了二十位左右他们中较重要的人物。一个经心布置的圣诞树和一些适当的庆典，我的家为聚集而来的阴郁提供了一些圣诞节的欢庆。【219】


5

在情况迅速发展的这几个月里，在美国也发生了对中国和我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委员长和他的同志相信多马士·杜威（Thomas E Dewey）实际上保证会当选，这就意味立即给中国有力的军事援助，不再像杜鲁门-马歇尔那样犹豫。这样的干预是否值得以及是否可行，在总统选举有了令人吃惊的后果之后，成了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我们附加几乎任何条件，委员长都会欢迎接受。

在十二月初马歇尔国务卿做的那个大手术，以及他后来的辞职，使我深深不安。我和他密切相关的人一样，都不得不对他那伟大的品质十分尊崇。因为是他挑选我担任这个职务、而我同意只要他觉得还需要我的帮助，我就担当下去，更不用说我早已超过了一般的退休年龄，我当然应该和我的上司一同离去。在我被任命时，艾奇逊（Acheson）先生当时是国务次卿，在马歇尔任职的头几个月，他继续担任那个职务。因此，我和他在远距离上有些交往。我设法让总统和他不要对我的去留担心，但是他们愿意我在中国的混乱变得明朗前，留在位上。


6

这自然就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质这个极其复杂、极有争论的问题以及我和它的关系上。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很多燕京的学生“去了山的那边”，后来我遇到的一些告诉我说，他们相信是按照燕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而生活的。这是那个运动的理想主义的方面。我热烈地坚持自由，我无法不用它来理解他们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经历。在马歇尔调停期间，我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来消除互相间的怀疑和误解，而怀疑和误解在当时可能并不是联合的主要障碍，主要的障碍可能是无法协调的意识形态。

但是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期间，马歇尔国务卿和苏俄打交道的经验（美国全国都和它有共识，也受到大部分西方世界意见的支持）致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后来都认识到，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在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下，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要在任何联合中做主宰，并且用它的力量去加强一个独裁制度中所有的邪恶；简单说，共产主义对自由制度是个阴险的威胁，它为了达到目的，肆无忌惮地使用任何手段；对它要处处小心防范，要与它战斗。

后来，我接到了极其明确的指示：怎么也不要鼓励、帮助组建包括有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政策似乎已经完全转变了。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它是否会被以下的因素所改变？如历史的、种群的、和中国环境内在的其他因素；是否可能在如此大量、如此散漫的人群中推行、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以及领袖们是否能够消除民族的意识。在共产党迅速增长的时候，美国报界的【221】意见普遍反映出沮丧，并且包含很多对国务院的尖刻批评。在纽约市，我的两个好友，都是所谓的中国权威，在二月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那个辩论报道是情况混乱的一个缩影。一方是斯坦利豪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他自以为是的论点是，还不能说不能帮助蒋介石的军队恢复其军事力量；另一位是那散尼尔·派非（Nathaniel Peffer），他坚持的主张是，要从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撤出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对中国的老百姓全心全意地做点有建设性、有用的事情，来抵消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所惧怕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作用？在所有这些翻腾的混乱之中，有十分明确的指导原则，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急切地渴望和平。

这很有讽刺意味。美国是通过争取自由才建立起来的，她还在全世界首先以其所能建立了经受过不断检验和改进的真正的共和形式的政府。我们的历史和大家熟知的我们对中国友好的帮助，曾经是中国改革精神的灵感所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林肯对民主的不朽说明的巧妙翻版。在苏联标准化了的共产主义，已经蜕变成了充斥着邪恶的极权主义仅存的一个形式。但是，在中国，那些领导以民主和自由为口号、走向胜利的革命的人，却谴责我们说帝国主义在帮助反动势力和腐朽的官僚体制。


7

对和平的期望越来越大，最后凝结成了一个“人民代表团”，由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带队，成员中有没有被共产党攻击过的、地位显著的国民党官员邵力子【222】。（颜惠庆博士曾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我记得他回来后告诉我，在莫斯科有多么无聊。俄国人都不敢和外国人有什么社交来往，因此，外交界那个小圈子的人轮流互相招待。见到的总是同样的那些人，吃同样的饭，没有其他花样。他幽默地对我评议说，现在外交界使用的粗鲁甚至无礼的语言，那和他在欧洲许多首都学到、经历的正式的语言和礼仪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和平使团的成员都是受人尊敬的上海人，只有邵力子代表国民政府。一再延迟动身，引起了共产党的怀疑后，最终在（原文误为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起飞了。这是颜惠庆博士第一次坐飞机，由于怕飞行会对他的心脏有影响，他还带了一位医生同行。共产党的领袖们接待了他们，这对他们的和平愿望带来了有希望的信念。不要设想这次探索性的行程会包括什么细节，但是答应他们，在三月十五日之后，尽早在合适的时间，请他们到北京参加一个和平会议。颜惠庆博士和邵力子先生从北京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在的石家庄。但是一到了那里，就告诉他们要坐吉普车走三十英里的乡村道路去一个村庄。行程结束后，他们累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还僵硬、酸痛。这是颜惠庆博士的又一个新的经历，他瞥见了甚至是最上层的共产党人生活的俭朴。使颜博士惊奇的是，他发现那个有名的共产党统治者是个和蔼、有时甚至是善良的、可亲的主人，而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厉尖刻的人。

代表团在二月二十七日返回了，它产生的乐观情绪大大加强了代总统的地位。代总统在那时飞去了广州，去邀请行政院长返回南京。【223】这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使得他更被认为是愿意做一切的努力，去将他的政府团结在一起，并为和平而努力。在中国这样放下架子、屈尊以求，比如果发生在美国的意义要大得多。孙科很快就发现他处于两难之中：是拒绝服从（那就是他事业的完结），还是回南京（在南京的立法院已经召集到了法定人数，并且谴责他迁去广州）。最后，他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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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些回忆录找个地方，对我在中国整个生活期间，以及更是更近以来官方关系中认识的美国武装部队的军官们致以敬意。这里似乎是合适的地方，因为贯穿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因为这些美国人也是由于传统和环境使得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的。在北京，我不太正式地认识在我们大使馆任职的海军和陆军武官、轮换的海军陆战队卫队的指挥官、和偶然来访的军官。日本人释放我之后，在当他们去了北平，以及我去昆明、重庆和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更多的这些军官。

在上面提到的最后那个地方，上海，在我就要飞去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了魏德迈将军，在和他亲切的谈话中，我个人第一次领略了他的优异的品质。对美国军人的这个总的好印象，后来在我们大家都正式代表我们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时，得到了大大的加深。即便不是军人，是个老百姓，也能够看得出他们的专业造诣和他们高水平的责任感。他们是我为之骄傲的美国同胞，我深深珍贵他们的友谊。【224】我首先尊崇、极为出众的马歇尔将军。就我的记忆，和我接触较多的 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海军中将奥斯·卡巴志尔（Oscar C Badger），海军少将佛兰西斯·欧尔德（Francis P Old），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毫无疑问地还有我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官等，也是同样出众。我接触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机会很有限，但是就我所接触过的，他们也都是这样。

我当然知道还有另外的一面。但是我主要的兴趣并不是无条件地称赞美国的军人，如果中国军官也有同样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较高的品质。我们军官所具有的那种品质，并不只是由于他们经过很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和受到好的对待，它还由于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从岗位近处观察他们，显然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成了他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因为它在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和特征。中国今天的悲惨状态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科学训练不足，二是在一个貌似现代化的军事体系中，它的军官却没有道德伦理的标准。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战争的恐怖和仇恨，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制度，能够为了美国和全人类，在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危急时刻，训练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去承受保卫国家责任的军人；我们为此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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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的困惑加深之中，在三月一个阴雨的星期六，有一个让人高兴的插曲。在我家里，傅泾波的二女儿和李汉铎（Handel Lee）博士（我在南京神学院的学生，后来是那里的校长）的儿子举行了定婚聚会。我这精神上的孙辈、年轻、美貌的夫妇，就这样把南京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结合到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约翰是从上海来的。我的客厅真地是摆满了代总统和其他中国的朋友送的花篮。【225】我用两种语言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理查德（Richard）和多罗茜（Dorothy）交换了戒指，然后送上了点心和饮料，客人们随意地聚集交谈。那是个不寻常的聚会，有传教士、中国教会的人、政府官员、燕京校友、还有大使馆的一些人，包括身着军装的海军和陆军武官。他象征了我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它们每一个都激起了我相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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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小小的浪漫插曲外，那天还是充满大事的一天。我们收到了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具体条款的消息；陕北共产党广播了包括了至今最为明确、直率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结盟的声明。这个广播显然是被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激惹起来的，也被认为是由莫斯科授命的。它颠倒是非地指控由美国带头的“战争贩子”阻挠苏联在联合国为和平的努力。它极力颂赞斯大林。那整个的声明发散着仇恨和偏执，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忠诚。在无疑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的这个和其它广播里，他们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其恶毒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谴责国民党。他们开始说我“仍然是（过去是委员长的，现在是李宗仁的）南京的太上皇”，意思是他们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都在听我的指令。他们要李宗仁脱离开蒋介石和我。

货币的问题很快变得甚至比军事问题还严重，它损害着军事也损害着公众的士气。通货膨胀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到二月末，全部流通的金元劵只值两千万美元。【226】但是，一个月之后，它贬值了一半。在二月末，发行的钞票达到约为三百亿金元劵，在一个月后，它增加了150％。对美元的汇率每天大约增加百分之十，日用品的价格也保持在这个速度上。情况变得严酷可笑，因为印刷厂无法足够快地发行使用的新钞票，因此，利率达到了无法想象的数字。在四月份，政府的收入只有它支出的5％，而且征收的花费超过了他的收入。尽管经济上有所有的这些困难，但是政府继续付清它所有的外国债务。

这大大地有利于它，但是它却被一些异常的情况所抵消，例如从青岛将食物空运给太原的军队。山西坚定的省长阎锡山已经长时间被困在他的省会，如果要把它守住，就需要不断的食物供应。太原拴住了共产党的军队，不然，那些军队就可以去进攻其他地方。但是在北平和天津失守之后，守住太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就减少了。如果太原失守，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尽量把一些武器空运到像汉口那些需要的地方，但是防空火力使得空运十分危险。最多能做到的可能只是推迟投降。这个穷困的政府决定了每天挥霍三十万美元用于这个和柏林空运相似的空运。它显示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以及各处的政治争议如何有违于一般常识。在那时，那个被困的城市里面的居民，成千上万地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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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月，李代总统既有计谋又有勇气地应付着这些重大的问题，【227】赢得了很大的尊崇和同情。我们继续对他说明这一点，但是却无法给他其他什么帮助。最后，何应钦将军显然是由于值得尊敬的动机，同意担任了行政院长。但却很难组成内阁；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在地位上和能力上都不是第一流的一些较年轻的人，但是他们干净、清白、有公德心。在中国事务中，已经到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的时刻了。（S Y Liu ，Liu Kung-yun）刘攻芸（音译）先生以这种精神担任了财政部长；我对他说，担任财政部长比在前线打仗还要有更大的献身精神。曾经服务于各种财经岗位、名声清白的两个燕京校友，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建议他们二人接受任命，因为这是表达爱国责任心最有用的形式。将“政府定位”在遥远的广州不是没有很大的缺陷，政治的压力更加重了管理上的困难。总起来讲，广州的国民政府比较反对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努力，它还怀疑李宗仁正在准备做过多的让步。

此时，委员长在他的家乡有秘书班子、卫队、长途电话和所有指挥事务的手段。不断有人去看他。人们说他在熟悉的景色中、友好的乡亲间，看顾孙儿嬉戏，过着一般退隐官员的田园休闲生活。但是，他实际上是在积极地谋划军事和其他事务。他不断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发出信息，说他尽力支持他们，他无疑是真诚的。他知道会谈会失败，战争会重起。他指望着美国最后被共产主义的威胁所唤醒，那时我们会援助他。

中国古老的师生关系超越了所有抽象的权力和宣称。空军和海军的首领【228】以及高级将领们都忠于他，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用说忠于并非实际是人的国家了。有近代头脑、在国防部任职的年轻官员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有统一的指挥，有协调的陆海空军，他们就可能使共产党渡长江成为冒险的行为。但是比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发给军队的银圆。军队不要金元劵，每人每月要四个银圆（两美元），即便是两个银圆也能够维持住士气；否则共产党的间谍用硬通货或者单纯的许诺就能够把他们收买过去。政府有三亿美元的金条银元，但是大部分都安全地放在台湾；大量的军火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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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的头三个月，和谈的准备缓慢地拖延着；就像后来证明那是个四月一日愚人节可怕的玩笑，正式的和谈六人代表团在那天起程去了北平，带队的是张治中将军。然后是两个星期的非正式讨论，在此期间，从北京来的报道和无稽的传言使得公众的焦虑和宽心起起落落。货币也跟着起落。和由于军事胜利而骄傲自大的共产党打交道的所有的人都在渴望和平，李宗仁在寻求和平上表现出了勇气。当他谦逊、耐心地避开共产党的傲慢无礼时，以及恳求他自己团体内部团结一致时，他持续地赢得了民意。

共产党要做目中无人的征服者、毫不妥协的一党专制的独裁者。他们装腔作势地将和谈代表团说成是“毫无诚意”的，这是他们自己喜爱使用的字眼。他们起草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命令政府的首脑们在虚线的地方签上字。【229】根据已经熟悉的方式，这些首脑们要坦白他们的罪行，并且要恭顺、单独地请求复职。他们要交出所有的资产，并且要执行自己的任务，直到解除他们的职务。那时，国民党政府就要自行解散。政府代表团在他们两个星期的耐心讨论中的成就，只是软化了不多的几个词句。

我是极其失望了，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许多领袖具有中国的传统和优秀的品质，所以曾经希望那些传统和品质能够避免那些不可理喻的极端。它有多少是由于他们长年的艰苦奋斗和个人仇恨加深了的、胜利带来的骄傲自负，有多少是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致，有兴趣的人可以做做推测。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做出了那个致命性的决定。他们对所有野战军司令员发出了命令，要他们渡过长江，“解放”南方的那些省份。在命令中，他们说，对方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如此“宽大、合理”的方案；这不能不使人再次怀疑共产党思维的奇特之处。他们的训练是否使得他们的脑筋不能和其他所有人做出同样的判断？他们是否真相信他们定规和平的那个文件，在调子和条件上包含了宽大、大度、合理、理性？亘古以来，中国人就纪念春季的清明节，到祖坟去扫墓，清明节和在时间上差不多的我们的复活节有类似的精神。我曾打算为此目的在四月初去杭州，带大使馆的几个人和我一同欣赏优美的春天景色。行政院长通知了省长和市长，这意味着尽管我请他们不要，但是一定会有一定的官方宴请。我说我不做公开演讲，但是建议【230】和国外的使团、可能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中国的基督教士、以及燕京校友见见面。但是在起程前的一两天，共产党惊吓了代总统，强制要求说，如果在五天之内不同意，那就是让他们渡过长江的信号。当我告诉李代总统我已经不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感到他宽心了一些。

接下来的是复活节前的一周，但是在我，它的神圣追忆大部分被一天天的事件、和焦急地猜测北平的会议可能揭示共产党的意图所遮蔽了。他们希望的是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还是一个极权式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涉及到人类的命运。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棕榈星期日）开始，来访我的人数一如既往，但都带有危急即将来临的意味。来访的有各种级别的政府官员，有没有民主希望前景、但厌恶几乎已经来到了城市大门的共产党、夹在二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有来找我对发生的真实情况做些非正式说明的美国新闻记者，有处理日常和紧急之间中间地带事务的大使馆官员。那位疲惫不堪的年轻财政部长或他的某个朋友，几乎天天来访，询问美国是否可能对财政混乱和为发给部队需要的银圆给予帮助，至少在和谈期间给予帮助。

穆斯林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飞来首都参加会议。一天上午，他按照事先的约定来看我，他希望去美国就医。为避免引人注意，我们是在一个传教士朋友的家里见的面，这位省长的秘书曾是这位主人的学生。中国的西北地区大部分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那个地方有很强烈的反对共产党的情绪。对他们的坚定抵抗，美国要采取什么态度？【231】由于这个地区接近西伯利亚，所以谈了事先计划的这个问题。报纸说这位独特、有趣的长官体重三百磅，但是他说他只有二百四十磅。我请他和他太太晚间吃饭，因为在晚间猜疑会少些。我吩咐厨师不要上猪肉。

第二天又是紧张的政治和一件让人高兴的爱情故事混杂到了一起。一个美国陆军军官和一个法国大使馆的姑娘下午在我家中结婚。大约一个月前，他们问我，我是否能主持他们的婚礼（这种要求的次数已经让人吃惊了），我评谈了一下他们预料这真有可能的冒险勇气。我的客厅用春季的鲜花布置得很美妙，我的法国同行将新娘交给了新郎，整个的婚礼是个令人高兴的插曲，插在聚拢来的阴暗忧郁之中。

复活节那天的天气也反映了这个气氛。那天很多时间，我都在设法安慰我那些极度烦恼的朋友。我曾经允诺在一个联合的礼拜里用英文讲道，虽然任何讲道人在这样的分心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准备好他的布道，但是在这焦虑和恐怖之中，宣讲永世的基督徒信心却是感召人的。

按照安排，那天晚间代总统到我家来，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也应该到来。加拿大大使困在上海，后来很不高兴地知道了他没能参加损失多多。多米·戴维斯（Tommy Davis）是一位强壮、富有精力的人，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李总统的秘书为他带来了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译文。它甚至比我所害怕看到的还要傲慢、不逊、强硬、不妥协。我们听得十分愤慨。当李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僚无法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我们当然无法对他做任何建议，【232】但是我们让他确信我们衷心同情。这个复活节就以这个严酷的通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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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已经毫无希望。多快就能够渡过长江？南京的命运会是如何？星期一上午，李宗仁多年的亲密同僚白崇禧将军来看我。他告诉我，李已经决定，在这个危机中，他坚持委员长或者恢复职务全面控制中国，或者就离开中国。那天下午，李找了傅泾波并且告诉傅，李本人虽然会留在首都直到最后一刻，但是李促请我和所有使团的首领都立即迁去广州。

两个月来，有一排海军陆战队保卫着大使馆，预防政府的军队撤离后、共产党还没有接管的那段时期；那段时期可能会有激烈的战斗，或者会有散兵、败兵以及更为无法无天的平民的抢劫和掳掠。最初的计划是让一艘海军舰艇继续留下，一旦恢复了秩序，就让海军陆战队员上船，或者在需要时，把我和其他人撤离。但是国会的表决砍掉了海军的拨款，使得在上海的司令官无法为南京保留一艘军舰。但是他向我保证，我什么时候需要，三天之内就会开来一艘。我据此在十天之前提出了要求，但是有了些耽误；对我们来说真是幸运，舰队司令柏德戈尔（Badger）最后阻止了派船来，除非我对他做出否决。英国人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也都遵循了同样的做法；由于安全，或是需要运送必需品时就派船来。

共产党的最后通牒在四月二十日到了期，此后他们就会开始渡江。【233】英国大使腊尔夫·斯蒂文森（Ralph Stevenson）爵士加快了常规的舰艇轮换，使舰艇会在那个日期安全到来。在星期三早上，他电话上告诉我，溯江而来的紫石英（HMS Amethyst）号最后的无线电报告，说她被炮火攻击了，伤亡惨重，船在下游几英里处。腊尔夫（Ralph）和我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任职的，我们立刻就成了好朋友。我听着很同情，还带点宽心的意味，因为觉得那也很容易发生在我身上。救援的僚舰（Consort）立即就冒着北岸不断的炮火快速驶向现场，北岸还击的炮火被打哑了一部分。但是炮弹十分凶猛，僚舰（Consort）无法停下来援救，所以她继续向下游驶去。在同时，黑天鹅（Black Swan）和旗舰伦敦（London）号从上海迅速开来，但经历了相同的情况。紫石英号的一些伤员和其他人游到了南岸，后来乘火车可怜地到了上海。还有些人经过了很大困难被水上飞机救了去。

所有的这些船一共有百多人的伤亡，几乎半数是阵亡。紫石英号完全丧失了，其他的都受到了重创。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事先不做警告，就对中立国的船只开火，而且有意地继续炮轰；为了人道主义的缘故，长期以来所例行的程序却不能那样做。英国的军官最初以为共产党可能不认识悬挂的外国旗帜，所以清楚地指着船体和立即升起的白旗。也许他们已经得到了准备、或已经在执行渡江的命令，而不幸的是紫石英号开始不能动弹的地方正是要渡江的那个地方。他们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英国的那些军舰是在帮助他们的敌方，而且是首先开火的。

无法饶恕、残酷无情的是【234】甚至不准援救死伤的水手，但是我却隐隐觉得其他中国人对这个看成是国家的自豪感。外国、主要是英国的商船和军舰，长期以来就在这条大河里以自己的愿望、肆无忌惮地来回航行，可是现在终于被英勇地攻击并且被打垮了。鉴于在共产党所咒骂的之中，我们美国是被单挑出来的，所以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幸亏那是英国海军而不是美国海军。顺便说说，他们陆上炮火的瞄准是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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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从华盛顿来到了上海。在华盛顿他在国会为经济合作署（ECA）还没有使用的伍千四百万美元做了争论。他、我和我们各自的同事们都认为，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那笔钱最好是用于平稳币值，使政府能够用银圆给他们长江前线的士兵发饷，而不将它用于救援和重建的项目。它最好也不过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求，而最差则不是在战争中浪费掉了，就是给共产党送去了不该送去的援助。罗杰（Roger）回来的时候带回了自己的太太，以及他同事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的太太；那两位太太是为了安全返回美国的。这些太太的来来回回代表着那个时期的犹犹豫豫和意见的变化。我要那两位男性和另外两位直接有关的人星期五从上海过来，以便了解华盛顿的情况究竟如何，并且看看是否能够做点什么，来帮助心烦意乱的中国官员避免经济和军事的崩溃，同时设法防守住长江前线。他们来电话说，他们愿意一同乘我们大使馆的一架飞机来，第二天返回，两位太太要陪他们来。【235】

在以前的旅行中，这两位使人愉快的夫人常常和她们的丈夫同来；但是我打回去了电话，说我很怀疑她们这次是否该这么做，如果只是男人早上来、准备好下午返回，那会比较安全。行政院长何应钦曾邀请他们一行晚宴，并且想在其他人按时到达之前同罗杰（Roger）和我私下谈谈；但是那天早上他来电话取消了那个邀请。这些细节有助于生动地描述在中国那段时间里生活的不协调。我们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人，常常遇到不知道怎么会没有发生那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我们对我们四周人类的苦难悲惨遭遇变得冷漠无情了；我们对价值的颠倒已经熟视无睹了，譬如胜利的敌人实际上已经在渡江，而全军司令官兼任的行政院长却计划招待外国客人，本能地维持这些社交礼仪，并且还具有愚蠢的希望，希望美元可能奇迹般地阻止敌人的前进。

如果中国政府有意继续它的军事抵抗，长江就是一个天堑，天然的屏障。有一位就职于国防部的年轻、极其有为的人曾经对我说，长江抵得上三百万军队。我的陆军和海军武官支持他和其他类似的人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国防部有统一的指挥，有陆海空军的协同，加上用银圆给军队发饷并且得体地对待他们，他们就能够守住长江几个月，并且很可能使得共产党改变自己总的策略。

整个的国民党军事系统漠视士兵造成的令人震惊的后果，终于完全现实地暴露出来。他们从来就厚颜无耻地不管士兵的生活需要和舒适，并且也不教导他们为什么战斗。传统上就是这样【236】对待士兵的。在抗日战争时，每个士兵都有自己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缘故。即便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已很猖狂。在国家的资源变得枯竭、前景变得无告的时候，贪污仍然继续。在我尽力想办法将经济合作署（ECA）的余款用来帮助给军队发饷的时候，我从我们精干的年轻财政代表保罗·派克（Paul Parker）那里知道，几个月以来一些高级将领扣押了三千万个银圆，这真让人恶心。当问及他们时，他们歪曲、抗辩说有些最后实际上已经给了士兵。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作战的意念。只是单纯的活命本能就该使得军事和民政领导校正这些弊端。

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一行在多事的那个星期五下午离开之后，我们整个外交团体聚会，再次讨论我们是否应该随着政府去广州。政府的代表们正在尽快离开，其中有人要我们也这样做。但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仍然和过去一样。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要我回华盛顿商议。随后的信息往来把事情弄清楚了：不一定立即就这样做，要等到给我更明确的命令时、或者如果通信断绝了而我觉得该那么做的时候再去广州。我十分希望能够停留得足够长，以便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且给他们机会来讨论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谈，那就相当明确，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一个美国官员谈，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制订我们的政策。我也非常愿意让所有的外交界继续一致行动，我要求北大西洋组织的人在下星期一再次开会。他们都强烈地和我【237】有同感，这个感受的消息传送去了所有代表的首都，包括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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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首都所有的国民政府官员们都匆匆忙忙地在星期六上午离开了，警察不见了，也没有了约束。就像任何这种时候一样，抢劫掳掠开始了，不久就变得无法控制。那天夜晚是恐怖、乱打枪、抢劫、担心未来如何的一夜。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只留下了六个人，其余的都飞去了上海，以避免让共产党误会。使馆的几个年轻人轮流巡逻我在里面居住的使馆。

四月二十四号星期日一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进到了城里。共产党渡江的效率和静悄悄地夺取了首都，他们那有纪律的行为和高昂的意志，这一切都和政府军的漠然表现以及杂乱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对他们最终来到的征服者不做反应，但是人们害怕冒犯他们。

前面有一段我谈到了我感到失望，失望共产党在他们胜利的时刻不更为大度、宽容，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顽固地坚持那个党的路线感到失望。我同样失望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尽一切力量唤起自己精神上的抵抗力。对抗击可怕的优势的那许多就职于国家机构里的、有能力、爱国、尽了全力的青年男女，以及那些没有更为亲切、厚道、更为值得有个正派可敬的政府的无告的大众，对于这些人，我痛感同情。

我们美国人主要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但是没有仔细注意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中内在的那种不容忍、偏执、诡诈、不顾人的生命和生活和其他的邪恶。【238】我们是按照共产党想让我们做的那样，去理解进步、民主、自由以及资产阶级、反动派、帝国主义等的含意。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力量至今的成就以及它潜在的力量。因此，失去了大陆中国，不但是中国，也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巨大灾难；对于这个灾难，我们不能完全推卸掉责任。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9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239】对我来说，它真是开始于一次突然的醒悟。共产党的军队渡了江，事实上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早上进了城，最后的国民党官员刚好飞离。第二天早上刚过六点半，我被打开卧室门的声音所惊醒，看到几个武装的士兵进来了。我大声喊，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退了下去，其中一两个人还愤怒地嘟嘟囔囔。我跳下床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时，整个一个组，约有十到十二个人，回来了，一个代表说话的人很有礼貌地说，他们只是感兴趣地转转看看，没有加害的意思，问我是否明白。我说，是；他重复了他的保证，发现我一点也不热诚，就带着其他人出去了。

大使馆有位管理我生活的年轻随员爱德·安德力格（Ed Andererg），这时，他也被惊醒了，匆匆地跑来营救我。他被粗暴地推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惊吓的仆人也出来了，并且带领那些来人出去。

这个事情的本身非常简单。那些士兵只是些征召入伍的农村孩子，受到了经心的思想灌输。他们不太费事地取得了胜利，进入了伟大的首都，出来看看光景。但他们来到我的大门时，惊恐的夜班守门人昏了头，没有按照规定向房内报告，而屈服于威胁，并让闯入者闯入了。在厨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40】这些乡下人一点也不懂得什么外交豁免权。从有个人对一个仆人所说的就知道，他们被灌输了无法消化的概念，他说所有这些财物都属于中国人民，不久就要归还给他们。

但是，国务院却对此十分认真，指示我对北京也对南京提出强烈抗议。顺便说，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和北京没有外交关系，也完全接触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但是，我们间接地听到，这两个城市的权威人士对于这个事件感到十分恼火；在他们的宣传中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事，这也是个证明，因为无道德原则、毫无顾忌地谴责对方作为最好的防御已经成了规律。在美国，它显然广为传播，因为好几天我从收音机里都听到谈到它。后来我们知道，追查出了肇事人，拘禁了一段时间，进行了教育。在英国和法国大使馆，也发生了类似的侵扰。


2

在这权力易手前一天，在这奇特的环境下，国务院给我训令，要我回华盛顿。这可以算是正常的程序，因为在南京已经没有被承认的政府，而我的总领事、公使级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则在广州代表着大使馆。但是外交使团，特别是由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任命的外交人员，都曾经同意对我们各自的国家建议，不要命令我们跟随中国政府去广州，并且允许我们在共产党入主了南京之后不规定限期地留在南京一段时间。国务院允许我留下，直到我对我们在共产党控制区的领事馆【241】和我们的侨民得到了满意的对待为止。

一接到指示，我立即邀请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代表会面。像往常一样，那是在外交使团的首席、法国大使的家中举行的，是在闯入我卧室那天的下午。那个消息已经传播开，他们所有的人都惊奇、同情、也担心。谁也不知道共产党会对苏维埃以外的国家藐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下级军人的无知会使他们做出些什么粗鲁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几个小事件。此次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谈我们之中任何人如果想离开，那已经为时过晚。国民政府的官员曾经敦促我们，特别是敦促我撤离。从他们的和我的同事们的态度上，看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位置。但是我们大家这时已经都陷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了、和那里恢复了联系之后才能够脱离出去。

我们去参加会和会后离开都没有受到干扰。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却或多或少地阻止外国人离开自己的住所。说那完全是为了谨慎、防范。共产党特别警惕我，所以我就没有想离开我的住处。国务院提出了我活动自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要为这个问题施加压力。它使我隐隐地想到日本人对我的隔离。大使馆的一个职员让我随时知道无线电里面的消息以及那里有什么其他事情。过了一个礼拜的样子，取消了限制。但是我通常的日常工作突然停止了。没有了约会见面，也没有了社交活动。除了偶尔从北平花两个多星期寄来的信件以外，信件都停了下来。当地的中国报纸立即就变成了党的宣传机关报【242】，几乎没有了一般的新闻，有的都是歪向党的路线的。非常幸运的是还允许我们继续大使馆的无线电网络，允许我们收听当时的广播。


3

我长期以来就知道的一个内部的矛盾，这时变得尖锐起来。它是我个人对那两个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我有许多多年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我衷心佩服的人。我知道他们正直、有公德心、受过训练、富有智慧。但是这个党几乎从掌权以来就容忍它的各级官员贪婪、贪污、腐败、无所事事、无能、裙带成风、派系斗争，总之，具有它所推翻的那个腐败官僚所具有的全部邪恶。在打败日本之后，想用军事力量加上秘密警察来摧毁共产党的时候，这些邪恶变本加厉了。这个政府持续地丧失了公众的支持，甚至公众的尊敬。在共产党的军队向长江胜利进军的时候，在政治争吵、逃跑、叛变、无秩序的退却之中，那些浮夸自大的防御计划破灭了。但是它却是受益于美国多种形式的援助的政府，而且他们真诚制订的、由许多人的生命护卫的原则和目标也是我们十分相信的。

让人痛感的对比是，共产党没有个人的贪污腐化，官和兵在一起，生活俭朴、勤奋，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这一切在他们来到南京的时候就十分明显。对老百姓几乎就没有粗暴的对待。他们借东西很多，但是都物归原主，或者给予赔偿。他们的广播自豪地说，他们在向南方的长途进军、【243】分阶段地早把物资和救护人员开到了前方，以及在运输和宿营中的顺利和效率。简单说，他们把自己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完美。他们士气高昂。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天天的操练和讲话，使我们亲眼见到，而且太多地听到了那些明证。这样，共产党就给人以印象：他培养了具有中国如此需要的生气蓬勃、动力充沛的素质的人有千百万，而基督教传教活动和其他文明却极其缓慢地只培养了极少数具有这样素质的人。这是得自于组织的能力、严格的但大部分是自觉的约束、将主义放在考虑任何个人的和家族的利益之上、无私地服务于无权势的百姓、以及热情忠心和富有理想的那些青年。和国民党那些缺点对照，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对于事理不明的青年人和历经内战经济艰辛和暴政的老百姓，这里还有不那么明显的另一面，那就是只要有变革，他们就欢迎。共产党天生就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令人无法容忍的残酷传统，具有各种绝对控制思想和行动的压迫的伎俩，除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之外，他们对个人人权和原则和其他信仰一概无情地蔑视。联想基督教运动尽管在数量上不多但是已经为中国的好生活有了好的影响，联想燕京等这样的教育机构等我国的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富有成果的文化往来关系，只是想到对这所有的一切会带来怎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时，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我最大的同情是寄予由于要报效国家但为自己的爱国热情或自己的自我表达找不到可以赞同的其他出路、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大量青年男女，或是那些曾经努力进行改革或完成【244】有公德的公民所希冀的目标的那些青年男女。还有类似于他们的其他许多人，他们或属于一些小党派或并无党派，但都是热烈的希望都已破灭、都遭遇着物质和经济的苦难、家庭和社会的生活都已破坏、是些寻找庇护处所的不幸难民。不但这些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苦难，而且中国也丧失了在建设性服务中她的百姓应该得到的最伟大的一宗财富。

对我精神上的后果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对美国的政策所最为担心的，已经发生了。正像在我和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前最后的那次谈话中所报告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或者给国民政府足够的援助和必需的咨询和控制，使它能够打败共产党，或者就完全退出所有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两种态度都比犹犹豫豫、半心半意地继续援助的形式为好。长期以来，我就看到这第三种途径的不幸后果，这个途径激起了剧烈的反对美国的谴责，我自己则变成了不可救药的谴责目标。在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下，它变得更为强烈了。

最受痛骂、最受反对的，是国会在一九四八年春通过对中国政府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不规定用途的援助。中国政府立即将全部款项用于陆海空军的器材补给。或者是由于美国官员的有意拖延，或者是由于按照急切性给制造商定单的次序，这些物资运送得极其缓慢。因此，我们成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的批评对象。国民政府因为它“太少、太慢”而批评我们。先是委员长，后是李宗仁多次催促我加快运输并且增加数量。【245】共产党十分恼怒，在他们的诽谤、漫骂中夸大了我们对他们敌人援助的数量。实际上，他们极大地受益于缴获的战利品和国民党不断投降的士兵带去的武装。他们的奚落和辱骂很是恶毒。另一方面，国民党轰炸共产党占领的城市，投弹不准，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这使得精明的共产党用来指出，这是美国训练的驾驶员、美国的飞机的炸弹造成的。

甚至经济合作署（ECA）提供的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是否有价值，也值得怀疑。关于此事，应该称赞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和他的人员的热情、效率和高尚的精神，这都是美国最佳的传统。虽然它带来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济，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必须把它看成是助长了反对的政治敌意。此外，中国百姓的经济苦难变得如此深重，这样的救济相对是太少，太短暂。

乡村重建项目没有受到那么大的谴责。这是我特别热心的项目。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从开始萌发出这个设想到开始正常工作，拖了大约两年。由于共产党向南方和威胁向西方的进军，最初取得的成果的地区，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所控制，而这和美国国会的意图是相违背的。面对共产党巨大的组织和经验，这个项目看来是规模小而且幼稚。但是它却是由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的，从工作的勤奋和水平之高来说，真是没有人能够和他们相比。从它很可能得出某种愤世嫉俗的教训：将慈善事业和政治搅在一起是无奈和无效的。

在我的困境中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246】我一向被看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友好善意的代表，而这时，我却被诽谤为“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和她那帮助反动、封建、不可救药的蒋介石统治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各行各业的燕京毕业生都对我没有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的校务长而遗憾。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学到的（也是最难学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说得太多。我只希望在终了之前，会弄清楚，我自始至终一直还是我自己那样的人。

对于信奉粗鲁的唯物辨证法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个意味讽刺的情况：它们产生了一些精神上的价值。他们的成功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设法造就了对主义的无私献身精神，而这是国民党的一些成员不幸所缺少的。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较深地渗入了国民党圈子里，基督教几乎都只同情这一边。我常常怀疑，如果没有必须用武力进行世界革命、和用荫蔽的和武装进犯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偏执教条，如果不用仇恨做动力，如果不凭仗严格控制的宣传、以及所有的警察国家的那些邪恶，共产党的精神和社会热情是否还能够保持得住。只要是被这些所败坏了的社会计划和制度，对于我所最关怀的两件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一是在中国的基督教活动，二是中美互利的关系。不同于这些的表现和调整，都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的。所以，美国的新政策如果不完全消极，那么还能够是什么呢？


4【247】

共产党攻占了南京之后不久，就派黄华去那里主持它的对外事务管理局。王举美（音译）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立即改名为黄华（在那种情况下，经常是这样改名的）。他曾经在马歇尔将军使团在北平设立的机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他在那时已经彻底共产主义化，但个人对我很友好。鉴于他的地位，鉴于共产党反对美国的路线，以及他们反复声称将所有外国外交官员只看作是普通个人，我就不知道黄华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

他上任几天后就给傅泾波电话，约定时间，并且诚恳地谈了约一个小时。在分开的时候，傅建议黄和他的老校长联系。黄回答说那只能是在那个基础上联系，但是他会和其他人商议，之后会告诉傅。几天后，黄打来了电话，以他通常的那种友好态度谈了约两个小时。因为共产党已经定规不承认和国民党密切联合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就接受作为普通美国公民的提示，遵循实际的当地权威的代表的指令。很快提出了那个（“承认”的）问题。这就给了我机会，使我先解释说外国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承认共产党也承认的仍然存在着的国民政府；在出现了一个显然受到中国人支持的、至少是被接受的新政府，而这个政府表现出证据，证明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依据国际标准和其他国家保持关系，到那时，【248】自然就会讨论这事。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外来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换句话说，要接受考验的不是外国，而是他们自己。他的拜访无疑是得到了北平的批准，他无疑也将透露给他的报告了回去。

这个事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表明如果要想穿越分隔互相敌对、都自诩为民主解放力量、而谴责对方为好斗敌意的两个意识形态间的壁垒，在无数接触时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即便这些意见是共产党教义的追随者制造出来的，其造成的思想、精神状态至少也是我们以相反方式对待事务的人必须计算在内的一个因素。黄华是个例证，他在这方面也有真实的正常人类的情感。


5

南京很快地落到了共产党手中，接着他们就逼近上海。他们当然了解在那个自负的欧亚式大都会里面有国际、经济、管理和其他的问题。他们很可能会愿意绕过它，等待安排和平的交接。但是，委员长下了令，退出长江，在上海防御。因此，他的下属采取临时措施来保卫上海地区。物质的准备是荒唐、意想的，执行得非常浪费。但是上海居民对它的反应以及它造成心理上的后果则更为恶劣。保密局的特务追踪疑为左倾的人。被认为愿意和共产党谈判和平移交的著名人士则被胁迫去了香港，或为安全起见而逃去了香港。所有的人都按照能够付得起的能力被榨取为防御设施的特殊“捐献”，它也变成了对个人的勒索。【249】船只和车辆都被强征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十分有效、公众也欣然同意的“焦土”政策，这时则仅仅增加着无言的愤怒。夷平了房屋，砍倒了树木，阻断了通途，为了赢取公众的支持又强迫张贴标语、组织游行。为了同一个目的，给士兵支付银圆，发放电影票，并给予或许诺其他特殊待遇。这时，共产党的特务在地下积极活动。但是，委员长对他的追随者的掌握足够有力，使得防御的军队和过去的战斗相比有了一定的协同，并且也激励得他们比较愿意去作战。如果在过去战斗中能够这样，那会更有意义。但是，没有几个星期，共产党就占据了上海。


6

新的当权者不理会困在南京的我们这些外交人员。说是为了防范，我们被禁锢在城墙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甚至不准和他们自己的政府用密码联系，变得十分无聊而且焦躁。我们和英国人有自己的无线电设备，法国人也有一定数量的。但是由于军事的需要，不准使用商业的线路收发密码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能够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的众多不正常的事务之一。当局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提醒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我们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但是他们允许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像往常一样行事。当较小的使团首脑为新闻或咨询来找我的时候（我愿意他们想来就来）,我才知道他们既不知道新闻，又接触不到中国的事务，是如何完全被隔绝着。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社交和娱乐生活也是这样，那些亚洲的国家尤其如此，这真是既特别又有讽刺意味。【250】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忙，但是从来也不会没有事情做。单单阅读和处理每天的消息事务就要用一些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个很大很友好的家庭，有外交的交往，传教士，和少数中国人，有丰富的社交娱乐。总有像朗费罗（Longfellow）所说的那种“甜蜜宁静的书籍”。但是既代表美国政府，又在中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即便在这个自觉自愿的隔离期间，我还是不断地接触着外界情况。


7

我想看看在新的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和美国的公民交换交换意见。在占领后最初的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自然是在混乱之中。过了足够的时间，我请黄华指出我去上海必须要做的步骤。他又是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美国人，但是当然它是个“特殊的情况”。将我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对我大使馆的护卫、傅泾波和我，一个大使馆的官员和黄华的三个特派人员做了所有的安排。他的代表在上海和我们会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两辆车的便衣警卫跟着我。这样做的原因似乎是由于怕国民党的特务（他们认为城里还有许多特务）会对我做点什么敏感的事而给新的当局制造麻烦。结果就是我不能像往常那样自由走动，只能呆在总领事的住所，拒绝社交的邀请，而等待人们来拜访我。我不仅觉得自己过于突出，而且可能招惹特派人员对来访的人（特别是中国人）有不欢迎的注意。对最初共产党统治上海的日子的印象，是他们【251】控制得有力、有效、清廉；但是他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并以条件差的民众的名义，则会激起变得很剧烈的劳工混乱；国家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狂热，撞击着这个大都会，让五百万人吃饭以及保护他们的实际迫切需要，使得上海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实验场所。

我的外交界同事都很急切地看我是如何被对待的，因为其中有几个人也想这样做。因此，我下决心要争论国际上都同意的外交豁免权，譬如其中的行李免于检查。共产党的官方立场是：我们是普通人，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可以用它来检测对立的原则。万幸，没有发生这事。但是我的特殊通行证上说我是“前美国大使”，这使我和我给看它的人忍俊不禁；但是有个欧洲的同事在得到类似的头衔时变得十分恼怒。

在上海，有件事表明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事务上，以及在自己的处境改变时的一个显著不同。有两家外国人拥有的英文报纸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在那里存留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的统治下暂时继续下去。那是北中国每日新闻（中文名为字林西报，英国）和上海晚邮报（美国）。北中国每日新闻的名称是英国从广东和香港北上到了上海的记录，在那个初创阶段，他们觉得上海已经是十分靠北了。在我和我弟弟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父亲在杭州就订阅这个报纸。那时它有个副标题，叫做最高法庭及领事公报（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那个醒目、宏亮的全名字灌输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成为对英帝国壮丽前哨奇迹的极大尊崇。【252】每日新闻很久以来就占用面对外滩、一排属于英国官方或半官方企业大楼中的一个；它近年来被谑称为“外滩的守旧老女人”，因为它的编辑作风是典型的严谨、拘谨的。

我在这次旅行时，这个报纸疏忽地登了一个传言，说国民政府的海军在长江口布了水雷，因而威胁了来上海的道路。马上就有了后果：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个依靠航运才能生存的城市里，普遍发生了恐慌。对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很有技巧的新当局，在对待这一类问题上却完全没有经验；在一个星期之中，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最后，在英国人的指引下，两艘临时的扫雷船清理了航道，恢复了公众的信心。这个事件如果不是出于愚弄，就是道听途说的。但是不能不找个替罪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报界把所有的都归于北中国每日新闻，愤怒地责骂它。这部分是共产党标准的伎俩，部分是长期以来反外积怨或妒忌的牢骚发泄。一个几十年来无可辩解的英国半殖民统治的机关报，怎么对待这种侮辱？它在它的头版上刊登了一封英文信，附上中文译文，向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了真诚、谦卑的歉意，说它有错误，传播了没有证实的消息，给上海带来了伤害。从中国人有能力让这个报纸停刊，以及英国人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资来看，这个行为表明了某些性质，是这些性质帮助着英国人在他们过去的辉煌削减、退缩的时候如何做自我调整。在情况处于变化的时候，这个报纸至少得到了缓刑。

也是在这个期间，美国日报的编辑兰德尔·高德（Randall Gould）接到了他的经营经理的电话，说【253】他被要求增加工资的雇员锁在报社里。由于最后的这些胜利者的极端宣传，这种事情对中国和外国雇主都不是极其特别的经历了。高德（Gould）以他对美国同事和对报纸的责任感，虽然知道会有同样的命运，但他立即去了办公室。争议继续下去，直等到来了工会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决办法。非常奇怪，当美方提出要将这事提给市政当局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反对。到了午夜，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发现编辑为下一期写了一个报道，谈了事实发生的经过，他们就又开始罢工。在高德（Gould）看来，这是侵犯编辑部的权力，是不能容忍的，他宁肯把报社关掉也不肯做这样的让步。但是对于即便是职务低下的中国技工来说，那却是公开的丢面子。新的当局是否后来会不容忍保留一家一向是自由、坦诚、但是基本上是友好的报纸？从共产党一般的作为看，这至少是可能的。但是高德（Gould）的决定是无可替代的美国式决定，正像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现实主义的决定一样。

只是由于传言说长江口布了雷就对上海造成了伤害，这可能使败北的国民党首脑宣布了关闭所有的共产党港口。他们狡黠地不使用“封锁”这个字眼；他们绝望得已经不去认真注意英国和美国抗议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起到了继续绞杀这个城市生活经济动脉的预期效果。

在上海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许多事件变得极其麻烦。它们常常是由于工人总的动荡引起的，有时是由于【254】个别的无意违反了新规定引起的。原先在外国人的居住区英文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突然坚持只用中文，这就在留下的外国人中造成了难为和恐慌。倒霉的那些人遭遇到粗暴的对待，污辱性的言辞极为伤人，使人感到羞辱。他们被迫签署声明，做出道歉，并且将那些声明和道歉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附有对事实的伤风败俗的歪曲。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做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主要是英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具有轻蔑的种族优越感的态度，这是十足的吉卜令（Kipling）的传统。这种“上海头脑”变得极为明显。随着这个港口和中国民族主义迅速扩大，对这种态度的仇视也在增加，虽然由于情况的需要它是在默默地加深。尽管在日本人占领下，以及在日本投降后将市政权威交还给中国后，这种旧风气有所改变，但是它还徘徊在那里；愠怒、敌意仍在加重。在最后的那段时间，国民党是如此急切盼望美国的援助，最高层的指示使得美国人受到了特惠的待遇，而许多美国人也天真地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种族歧视积怨的理由更加大了。

除了所有这些以外，还有共产党毫无休止的反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把我们都说成是贪婪的帝国主义分子。没有服从撤离安排而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留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虽然他们充分理解会有哪些不愉快和危险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成了过去积累的仇恨作用的受害者，他们的受害还由于用旧仇哺育新近共产党灌输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它的自负。【255】


8

到了七月底，我开始认真计划我的撤离。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将我们领事人员从沈阳撤回。我还在等待一位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从北平回来，他很盼望能够和共产党在一个没有偏见的国际项目中合作。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曾经力促他访问北平，我相信他会给我第一手可靠的关于他们意图的消息。为了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等他从那个情况不详的旅行回来，我把日期定在七月十八日。等待的那个飞机已经修好，做了试验飞行，结果满意。允许这样做，是共产党愿意促进我离开的明显证据。但是有了个不祥的麻烦征兆。当地的公安局（警察局）准备了一些离境申请表，在末尾有一个“铺保”，是担保有关的那个人离开时没有拖欠的债务、也没有尚未解决的诉讼问题。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概念的对立，它本身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完全表明了毫不妥协。共产党武断地决定将外国的外交人员都只看作是各自国家的公民。他们打算要所有的外国人都填写，而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知道）外交人员离开一个国家的时候，有豁免权利的惯例。但是已经公布了这种条例，如果再把它取消，那不只是丢面子，而且成了承认一个盲从的制度做出了错误；这个盲从的制度之所以能够保持士气，部分原因就是坚信他们自己的教条，决不能有任何一点怀疑。

但是，国务院却极为严肃地将这个问题看作是原则、威信和事无先例的问题。黄华和章汉夫和他们在北平的上司保持联系，【256】并且试图影响他们当地的同僚。黄华一向当然总是防范着不能让人看着像是对他原来的大学校长有感情而牺牲党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妥协。我则被免除了那个令人生厌的“担保”和行李检查。我可以将三个月来积累的绝密官方文件和所有人员的私人信件带走，而不受任何检查。他觉得原来允许乘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中国也已经很是例外了。他们接管时，飞机已经在这里，只要海岸线还在被封锁着，这是我外出的唯一办法。

机组一共有四个人，包括我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和他的副驾驶。其他的乘客是上海总领事约翰·卡波特（John M. Cabot）先生，使馆人员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先生，威廉·奥利弗（William Oliver）先生和夫人，和傅泾波先生；所有的人都说是因为医疗咨询而离开。奥利弗（Oliver）先生的身体曾受到上海警方的暴力，为此以及所造成的心理后果而被命令回国。我们曾经试着探索是否有可能从两个中国私人银行和一两个其他公司取得铺保，但是作罢了，因为得知他们因为不信任共产党的做法而不敢冒那个危险。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公司也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让我们自己的任何公民去担保他们自己的外交官员，这实在有些滑稽。国务院发来指示，说一行中的任何美国人都不能接受任何担保人，即便是大使馆作保也不行。这样，在南京的夏天酷暑和令人发狂的焦虑中，日子就滑了过去。在我应该加快飞返家园的时候，却一次次地出现在教堂和其他聚会中，会见自己的外交同行和其他朋友，实在让人觉得羞辱。

【257】国务院要发表一份“白皮书”，回顾它近来对华政策的全部情况，来回答国会和在其他地方对它的批评。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它显然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做严厉的谴责，因为国务院要我在发表它之前安全地离开中国。它要在七月二十三日公布；最初那似乎是要给我多一些机动时间。印刷有了拖延，使它推迟到了八月二号。华盛顿和我以及黄华和北平交换情况拖拖拉拉，似乎即使发表的时间有了意外的拖延，但它也不会使我免于国务院认为发表它会给我带来的后果。我自己担心的是，它可能会激怒共产党，会破坏对我离开所进行的微妙商谈。

在焦急的等待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共产党的政策使得我对国务院建议，要做出将美国人撤离共产党控制度地区（特别是上海）的计划。反美的宣传变得更为辛辣、刻薄，对苏联的效忠变得更为坦率，对外国（实际是对所有的私人）的企业的歧视变得更穷凶极恶，警察国家的压迫技巧和国家操纵的企业的技巧正在成形。没有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一般都以原来带领他们步入这个事业的灵性面对未知的未来，并且希望在前途不佳的情况中留下来的本身，会成为有证据意义的有效形式。但是对于企业界，前途的确黯淡，任何理想主义的目标都不能带来宽心。美国商人和英国商人的情况也还有区别。很多英国商人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如果撤离，就会破产。保持住这个利润丰富的贸易，对英国国家来说也是远为重要的。幸运的是，我们和中国的贸易【258】在美国对外全部进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三。即便是由于放弃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而受害最为严重的美国人，可能也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办商业，而没有太大的困难。

在这样一些考虑的下面，是共产党直率的声明：外国不要涉足中国。那主要是对我们讨人嫌地援助他们对手的政治愤恨。但是在黄华对我所说的里面多少也有点道理，他说，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学生都会同意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我们停止闯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些还有另外的一面。他们的领袖知道中国在过去从我们这里接受的所有物资救济，也知道他们自己迫切需要恢复经济和工业，而在这方面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给予足够的帮助。但是尽管有这些实际的迫切需要，他们也不能偏离他们的正统教条。

一定是经过了剧烈的讨论，共产党最后同意了让大使馆为我们一行的其他人签署所需要的保证。这是极为勉强签署的，我被指令要先提出严重的抗议，仔细说明他们的规定是多么粗鲁地违反了迄今为止的普遍同意的国际外交礼仪。由于他们粗暴地、不退让地不承认我们的官方地位，他们就坚持拒绝我们反复受命提交的抗议，因为再次出现这些问题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国民。在这方面，黄华又一次极大地放松了他其他的忠诚，否则他不会听一个美国的大使像对一个过去的学生那样讲话。顺便说说，这个相当愚蠢的态度，我的加拿大同行很高兴谈下面的故事。在我旅行去上海后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他的护卫抗议要求他做些没有要求美国大使做的事。回答是美国大使根本就没有来过。【259】当提出我的名字的时候，负责人员淡淡地说，最近是见到过一个叫那个名字的著名教育家。

最后看来我们可以起飞了，日期又定在八月一号。那比最初定的日期晚了两个礼拜，但是还是在计划发表“白皮书”之前。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19

第十三章：去华盛顿，在华盛顿


【260】我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乘坐大使馆两架中较小、较旧的一架飞机，离开了南京，打道回美国。和我同行的是傅泾波、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奥利弗（Olive）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机上有机组三个人，驾驶是大使馆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当时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么多的人，加上那相当数量的行李，那个不是最适于航行的飞机是超载了。无论要冒多少新危险新，我们都高兴我们已经上了路。在中国的最后那几周，是不舒服、变幻无常、烦恼、愤恼、忧虑、甚至是担心的几周。

在晴空之下、平静的海洋之上安稳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冲绳，受到美国军人的热心欢迎和照料。第二天，我们换乘了较大的大使馆的一架飞机，那是派到中国为大使使用的、设备齐全的B27新飞机。在离开冲绳前，我高兴地在浪里好好地游了一次泳。

这架宽敞、安全的B27载我们飞完了余下的行程。它载我们到了关岛，又受到了热情、令人难忘的欢迎，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滩里我又游了一次泳。

在八月五日凌晨两点钟，我们到达了檀香山的机场。在那么早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可爱女儿苏萨楠（Susanne）的欢迎。在两整天里，我都高兴地受到了默瑞（Murray）一家最为殷切的招待。【261】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德富德（Radford）和他的夫人为我设了宴；檀香山的燕京同学会为我开了欢迎会。我找时间沉湎在瓦胡岛美妙无比的海滩的温暖阳光下，游了两次泳。

我在檀香山的时候，接到了两份“白皮书”，那是由国务院准备、刚刚分发的，题目是【美国对华关系——尤为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关系】。

在八月六号晚上，我们和默瑞（Murray）一家和其他人告别，七号我们到达了旧金山，受到了政府官员和其他人的欢迎，其中有我在莫比尔（Mobile）儿时的老朋友、在北京长期的同事威廉·派塔斯（William B Pettus），还有我的表亲瓦润·麦克布来德（Warren McBryde）。在旧金山我在麦克布来德（McBryde）夫妇家里住了一夜。之后，我们就飞去了华盛顿，在十号下午四点降落到机场。欢迎的人群是众多的朋友：美国人，中国人，亲属，官方人物，新闻界的人和摄影师们。我特别高兴见到我弟弟瓦润（Warren）和他的妻子安妮（Annie）；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 瓦尔顿·布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菲利普·思普卢斯（Philip Sprouse）以及曾经和我同在南京的官员们；还有中国大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其他人。


2

在华盛顿机场，我就迅速被带去了国务院。在那里第一个和我谈话的是沃森·波特沃斯（Watson Butterworth），他建议我不要接受采访，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就不要见拜访的人，意思是躲起来几天。甚至建议说离开华盛顿十天或两周。然后，我和傅泾波就一起坐车去了夏雷顿（Carleton）旅馆。

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第三天，由艾奇逊（Acheson）先生的陪同，【262】我第一次和杜鲁门总统见了面。我和马歇尔将军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几个星期之后的事。在私人方面，我感受到了那些交谈的友情，但是，谈话的实质加重了我仔细阅读了白皮书所产生的对华政策的巨大疑虑。


3

离开檀香山、在飞机上，我有机会审视了国务院的那本【美国对华关系】。从那之后，我有了足够的机会不仅去研究他的内容，而且去观察、反省它的性质并且注意它的影响和它的一些作用。

那本书用一些叙述、许多文件和文件的摘录，说明了美国和中国在过去和当代的关系，特别关注的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这五年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政策。【白皮书】的开始是“特送函，Letter of Transmittal”，标有“国务院，华盛顿，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III-XVII页）”，有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签署。这表明这个“报告”的由来以及要赋予它什么目的。开始的一段是这样的：

“总统：根据你的希望，我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编纂成一个记录，重点是最后这五年。这个记录正在印刷之中，因此美国国会和人民就会看到它。”

在第二段里，它说：“…我责成编纂本文件的人，要将它写成一个记录，用它来展示在那时决定我们对华政策的重要事实，并且反映那个政策的执行。这是长时间以来美国以亲密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伟大的国家的真实记录。【263】没有遗漏任何现有的材料，因为它包含了批评我们政策的陈述，或者可能作为日后批评我们的基础。”

第三段，在谈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在中国的传统友谊之后，带有遗憾地说：“鉴于编纂这个记录要尊重事实，所以就需要发表该国国内令人不安的一些事实的说明。但是，我并没有感到由于那个原因可以停止出版它。”

那个信件继续说：“在形成近代中国运命中有两个因素在起重大作用：”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它“对那个土地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和西方观念的冲击”，它“在激发酝酿和动荡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后是谈中国的革命，谈国民党和它主要的领袖，谈中国共产党，谈一九二七年的分裂。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之间这段时间可以写成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斗争，而共产党显然是在打败仗。在此期间，国民党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相当的进展，统一了国家，建立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实力。但是，在这十年里的什么时候，国民党开始丧失了创建它时候的那种活力和革命热情，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却变得狂热起来。”

在这个叙述和紧接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在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掌了权，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府，以及全世界承认了它是中国的政府。从一九二七到那时中国的“内部冲突”或“斗争”，被简单地说成是两个党派的斗争。但是，后来的确在叙述中出现、提到了【264】“那个政府”、“那个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和“国民政府”。

对于开始于一九三七年的日本侵略进犯及其后果，说：“那些战争年度的悲剧是物质和人力的毁坏，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发展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却一直是自由民主的脊梁、中流砥柱和良心。”

在这里又谈了中国的发展，以及由美国先后负责的官员解释的“（美国）政策必须适应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情况”；谈了赫尔利将军的出使；谈了雅尔答协议的达成和与它有关的事情，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还有在它的签署前美国官方的忠告、在签署后美国的警告。日本战败后美国政策的这个题目是用以下的声明开始的：“当和平到来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可以有三种路线：1）它可以完完全全地撤离；2）它可以大规模地采用军事干预，协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3）它可以在帮助国民党在尽可能大的地盘里维护自己的权威，努力使双方妥协，避免内战。”

然后叙述了导致采取第三个路线的理由：“以第三个策略，去面对情况的事实并设法帮助做出避免内战的暂时妥协，以保存甚至加强国民政府的影响。”

赫尔利将军和在他之后的马歇尔将军都努力去“做出”“一个暂时的妥协”，但是【265】“事实证明了，第一个目标是不现实的，因为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双方）都不希望它能成功…但是协助国民政府的第二个目标，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们是积极从事的。国民政府是个被承认的政府，是个友好的力量…当马歇尔将军在一九四七年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显然是在他们军事胜利和扩大地盘中的顶峰上。但是在其后的一年半，发现了他们貌似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信件的下面几段是进一步谈马歇尔的使命，然后是魏德迈的使命。再就是：

“中国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细节，可见于附上的记录里。它并不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有何不当而造成的。我们在驻地的军事观察员报告说，在关键的一九四八年内，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一个战役是由于缺少武器弹药而败北的。事实是，我们的观察员在战争初期在重庆见到的腐败，致命性地侵蚀了国民党抵抗的力量… “国民党的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瓦解了…

“完全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在意识形态上是隶属于莫斯科的，我们的政府根据在中国几个力量存在的平衡来看，认为只有满足了某些条件，才能够取得和平。国民党必须把自己的内部整理好，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这样，一个中国的全国政府不仅只具虚名，才能够成为实质上的中国的全国政府。这样，所有的政党才可能在政府的宪法制度中起作用。

【266】“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实现。”此外，国民党不同意马歇尔将军的军事建议，并且招致了国民党更加混乱。尽管如此，“无论是和平或战争，美国仍然维持着历史上的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帮助的政策。” 我们“以赠款和贷款的方式帮助中国国民党”；我们“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战争剩余物资出售给中国政府。”在军用物资里“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国民党的领袖在军事上的无能、愚蠢、不称职，他们的叛变和投降，以及他们军队没有战斗意志，而落入了中国共产党手中。

“对中国过去和目前局势做现实性的评估，导致了以下的结论：美国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为了一个对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政府做全面的干预。这样的干预需要的花费甚至要远远大于至今已经毫无成效的花费，需要让美国的军官指挥国民党的军队，很可能需要美国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参与因而发生的战争。这样规模的干预，可能会受到中国民众的怨恨，可能也会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中国的民心是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领袖…公开地声称他们从属于一个外国的势力，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人认为完全是本土的和民族的广阔的改革运动掩盖了那个外国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用的。

“不幸但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悲惨后果是超出了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267】在美国力所能及的现实范围内所做过的和可能该做的，都不会改变那个后果；美国所余下没有做过的并没有导致那个后果。

“但是，我们仍旧相信无论中国近期的未来会是多么悲惨，无论中华民族多大一部分人会由一个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的政党所剥削，最终，中国的深远文化和民主的个人主义都会再现出来，她会挣脱、抛弃外国的枷锁。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目前和将来所有朝向这个目标的发展。

“这个共产党政权如果把自己投身于苏联帝国主义的目标，如果试图侵略中国的邻国，我们和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就要面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威胁到国际安全的情况。

“同时，我们会根据我们对那个宪章的尊重、我们和中国的友谊、以及我们一贯支持门户开放和中国的独立和政府和领土的完整而继续我们的政策。”


4

我认为将这个“信件”的摘录作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个关键，可以用来解释美国鉴于对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国务院的思维混乱；它还说明了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以及此后的多少个月份），美国对于中国的官方政策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的政府想要发表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有深深的疑虑。我读了那个“特送函”的时候，我更确认了【268】那些疑虑，并且有足以使我惊愕的理由。

在那之后，人们告诉我，我也反复读到，说，任何一个政府在仍然和另一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存在着友好外交关系的时候，却公开发表对另外那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像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国民政府所做的那种敌对的批评，这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我熟悉了那个报告的内容后，更加大了我的惊愕。我发现它的目录有十七页，大事记五页，四百零九页的记述，和六百四十一页的附录。记述和附录当然是这本书的主体。那个记述根据大量的文件介绍和摘录和释义来佐证、加强，有个单方面、偏袒的说明，说明从一八四四到一九四九年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我从许多观察角度上，对所有的这些当然都很感兴趣。但是，使我不得不最注意的那个部分，是“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出使，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虽然我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被任命的，在前面一章，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节”里，也已经涉及了马歇尔将军的使团时期和那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第六章那八十页里，谈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的情况。

在整个的书中，都有从“绝密”和我认为属于那种性质的文档里面的摘录。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里，还有在那有关的三百三十三页的附录里，我发现有从中国大使馆发出的急件、重要消息的摘录或部分内容，从而使得将一些报告公布于世，而那些报告却是秘密的谈话，秘密传给的消息，大使馆自己对它们的理解、提议和建议等。【269】

“特送函”的内容使我惊愕、惊恐，而报告的内容和其中暴露的秘密材料则令我十分震惊。我越想越担心：这一切会对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都会有什么影响？我很快就问我自己：这对那些被提到了名字的人和他们的言论被引证了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影响？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美国人的观察、预计和劝告的原话逐字逐句地重复出来，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影响？对日后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的报告，会有什么影响？

白皮书的另一个使人不安的方面，是它对美国政府过去声称的政策和后来声称的政策在结论上前后不一。发表了白皮书之后两个月，国务院声明美国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国政府声明不再对那时已经迁到台湾的中国的国民政府给予援助；这项政策一直维持到共产党袭击了大韩民国的一九五零年六月，这时，它就突然改变了。

事实上，读这本不寻常的书、对它的内容感到困惑和忧虑的人很多，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此外，我很快就知道了，国务院曾经把相当数量的白皮书送给美国在国外所有的外交使团，并且指示要将它广为散发，做有效的宣传。

这本书既受到了高度称赞，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较，我也不愿意评估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有一点，我愿意把它记录在案：对于我来说，【270】在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决定上，它展示了它所依据的正确的材料。很清楚，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要挑选一些用于做出当时使用的政策的材料。所省略了的材料，是做出政策的时候所要拒绝的材料，也就是不去依赖的材料。

白皮书用来告诉全世界，说，以美国政府的看法，国民党已经在“内战”中输掉了。它不承认美国的政策有任何错误，而力图将所有的过失都推给了中国的国民政府。它说，对于那个“悲惨的结局”，完全和美国的政策无关。按照它声明的含意，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为了使那个政府存在下去的努力，到此就结束了。

这就是我的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正式宣布的态度和立场。我发现这也是我到达华盛顿之后、见到的官员们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在华盛顿，主要和我谈话的是远东事务办公室的主任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先生。我发现他完全忠实于我们政府所采取的这个立场，并且也忠实于一种观念，就是我应该按照这个立场来想，按照这个立场来表达我自己。也是他，要我避免和报界和公众接触，要努力让某些报刊编辑“冷静下来”。

当说到公开讲话这个问题的时候，允许我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上做一次演说，要依据是我十分小心准备、被审查修改、由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文稿。我做了那次演讲；又用同一个文稿在新泽西州的拉斯维（Rahway）中心长老会教堂重复了一次。


【271】5

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者在北平（这时他们把北平改回北京的名称）组织了一个新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那个政府模拟了苏联成型阶段的形式。

在十月，国务院召集了一个关于远东的“专家”会议，参加的人是由国务院邀请的不同行业的人，还有国务院指定的官员。邀请与会的人的名字、几个（但不是全部）被指定的官员的名字，讨论的逐字逐句的记录全文后来都公开了。

在会议上，几个官员“简介”了和远东、特别是和中国局势有关的事项，以及政策的问题。讨论是按照在会前分发的议程进行的。在会议进行中，看得清楚，大部分与会者（包括几位最具声响的教育家）都认为中国的国民政府已经“完蛋了”。他们对那个政府的命运已经不再感兴趣。菲利普·杰萨珀（Philip Jessup）主席提议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于是，几位与会者就强烈地敦促承认并且援助那个新政权。有少数人反对这个看法，力劝不要仓促采取行动。

我参加了整个的会议，我所听到的都令人不安, 令人惊惶，令人沮丧。尽管国民政府有那些弱点和缺点（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直率确认过），但是那个政府终归是受到美国民主意识的启发，【272】通过革命的热情而建立起来的。多年以来，它经受着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共产党）的攻击，并且遭受来自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外交和武装的攻击。从来也没有让它从事改革“民生”问题的和平安稳的环境。所以毫不奇怪，在抵抗日本侵略八年之后，当它遭受了得到苏联的鼓励和物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全力攻击时，它是无法使一个倍受战争之苦的人民集合起来做有效的抵抗的。它被迫从一个据点撤退到另一个据点，最后退到了台湾。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相对地很少谈到中国在内外两方面的困难，而将国民政府垮台的全部责任都推在那个政府身上。

国民政府曾经指望美国的更多、而且和已经接受到的有所类别不同的援助。有些允诺给予的援助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中国，那时已经没有了什么好处。国民政府没有预料到雅尔答协议将满洲（东北）至关重要的权力交给了苏联，从而也就是交给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就铺平了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那个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没有预料到苏联政府会很快违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协议，协议是只给予国民政府以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五零年共产党攻击朝鲜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急切需要同情、理解、和援助，而美国政府的奇怪、前后矛盾的政策却是在削弱、而不是加强那个政府。

蒋委员长的密使郑介民将军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来到了华盛顿【273】，那时，我只能对他说，按我所看到的情况，国民政府再不会从美国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援助了。


6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它立即就寻求其他政府的承认。第二天，十月二日，苏联宣布了对它的承认。十月三日，中国的国民政府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在十月四日，美国国务院重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虽然在那时和在那以后，我都没有印象说我的政府有意承认共产党的“人民政府”，但我发现国务院对中国整个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个困惑的、不同情的、失败主义的态度。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一九四九年十月到达了最低点，那时美国政府虽然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但是却停止了对它的援助。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八个月之后共产党入侵了朝鲜，到那时，才判断出共产党在远东的推进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和联合国必须对它进行抵制。

一九四九年秋天共产党的军队向南挺进，国民政府判断需要从广东撤离。十月十二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将政府迁到重庆。但是，几个星期之后，重庆也陷入了共产党的手中。最后，【274】在蒋介石大元帅的指示下，国民政府迁到了台湾。十二月九日，行政院在台湾省府台北开始办公。李宗仁去了美国，在十二月七日住进了纽约的一家医院接受医疗。

十二月三十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星期后，在一月六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那个政权。这当然包括撤消对国民政府的承认。随后，在一九五零年的头六个月里，有一系列的承认的变换，有些是亚洲的政府，有些是欧洲的政府。总共有二十五个政府做了自己的承诺。如果美国政府追随了英国政府的榜样，这个数目可能还会增加，因为许多政府会追随美国的榜样。

美国政府显然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似乎不倾向于国民政府，而倾向于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共产党对美国官员的侮辱和共产党在北平没收了美国的资产，在美国激起了公众愤怒的浪潮，所以，官方对共产党采取有利的行动被排除在外了。但是，这个政府确实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利的行动。杜鲁门总统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五日宣布，美国不直接也不间接给台湾的国民党任何军事或任何物资援助，也不派顾问。一月十二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报刊俱乐部中演说，重复了这个声明，并做了详细阐述。

此后，在报刊上，在许多论坛上，在整个美国和联合国里，对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争论了好几个月。【275】一九五零年五月，约有三十五位美国参议员联名签署信件送交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明确保证不打算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不支持让那个政权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艾奇逊先生做了回答，说，如果不事先得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咨询，该政府不会承认该共产党政权。

在此期间，蒋介石三月一日在台北重新就任了国民政府的总统；陈诚将军在三月八日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过去的上海市长吴国祯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孙立人将军任陆军总司令。


7

这里是我对蒋介石给予最后评价适宜的地方。在我和马歇尔使节相处的那六个月里，委员长总是一位主宰的人物。是他在为政府或国民党做所有的决定，共产党最为惧怕的或指责的也是他。看到他是多么快就能够明白，以及他说的是什么，多么敏锐地就掌握了它的中心含意，多么顽强地坚持那个开始的感觉和印象，看到这些总是饶有兴趣。他有很强的意志和坚强不屈的勇气。但是他的缺点常常是发生于他那过了量的最佳品质。对他做任何评论都必须依据他的文化传统背景，依据他是在不稳定、危险的环境之中执行他那极度困难的责任。理解了这些，并且和东方历史的专制、暴政、专制统治相比，也和当代的独裁者相比，总地来说，蒋介石的行为是克制的，因此他还是值得赞扬的。

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这位委员长的道德品质，【276】尽管依据我们近代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看，他采取的某些措施可能看来是错误的。我相信他是忠诚地按照他相信对他的国家的最大利益来从事的。把个人的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开，对他来说并不总是容易。但是和许多传统的“朝廷官吏”的受贿、贪婪、好财、懒惰, 好逸恶劳、和怯懦来比，他的高尚品质是杰出的。

孙中山去世后，当蒋介石突然显赫起来的时候，他是个受欢迎的英雄。在那个年轻领袖下的新运动，是个富有活力、有高尚理想的运动。但是当他有成效地努力追求统一国家的时候，日本在大陆扩张的阴影越来越深重。蒋介石对此似乎没有做出有成效的事情。他是在同情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是由于贯注于新生的共产党叛乱而没有感觉到日渐逼近的日本威胁？都不是。他知道必须先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有意克制，去防止招惹（或可能允许）日本的进攻。

日本无疑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加快了进攻中国的华北，之所以加快，是在蒋介石改革计划下，国民政府的力量和统一都在加强所导致的。在此后的八年里，几乎全部的民众都在遭受不可名状的破坏和苦难，战败并撤退到极其深远的内地，他成了鼓舞大众意志和信念的化身。那基本上就是民主，因为他不是靠政治组织，不是靠军事力量来治理，而是靠所有阶层的大众一致的拥护支持；对这些大众来说，蒋介石就是他们自己要不计一切代价去抵抗侵略者的意志的象征。尽管在战争的行动中出现过肮脏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中国民众在他们的坚韧、耐性和坚定抵抗上都上升到了绝顶的高度。【277】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领袖，那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投降之时，委员长的声望和受到的爱戴达到了顶点。和这个几乎是全世界的尊重强烈反差的是：对他的反对却不断上升。三年内战后，他大大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这个奇特的现象需要设法解释一下。第一，国民党实实在在地想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但是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之外，实际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委员长急切想实行那些改革，但是当他专注在紧迫的军事和行政问题的时候，那些古老的邪恶又重新大行其事。那个制度还没有把错误都改正过来。第二个因素是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及其造成的经济恶果。在抗日的时候，人们忠诚地认可了这种困境，但是在这个看来愚蠢、没完没了的内战里，它就激起了并加深了愤怒，共产党巧妙的宣传和渗透更为它煽风点火。不是很少的持不同政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实实在在地密谋反对委员长；有些还和共产党勾结，所有的这些人都加重了混乱并且在背叛蒋介石。另一个使蒋介石名声衰退的因素是因为要阻止共产党的渗透，他采取的办法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在粗暴、专横地侵犯人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他是在和完全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一个敌人在战斗。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防御就是求助于应急的措施。在几乎所有他的同胞、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还认识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前，他就认识了；他也坚决地决定了冒不被理解的风险、甚至冒被打败的风险，按照他自己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较好的理解来行事。【278】

根据记录来看，判断委员长，做出判断的人必然都受到了对民主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所影响。在他六十岁生日的前夕，我对他做了生日的祝愿。我说，他已经通过了两个转变的经历，那两个经历都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也改变了他的国家的历史。一个是在他参加国民党革命的时候，第二个是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希望他现在要有第三个经历，那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对他来说，这个转变是和他上两个转变一样困难，一样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我这样说的时候，他那明亮的双眼（可能是他最为显著的特征）直射着我，想发现我心中在想什么。然后他露出他那迷人的微笑，说，他会尽力而为。马歇尔将军对他有个入骨三分的评论：他总是做了正确、该做的——但是太晚了。要对他公平，就还要加上说，如果要他丢弃他长期以来所了解、所信任的一些人和程序时，能够肯定会从“民主”阵营得到持久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会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的运动。

说到他个人的特点，他生活简单，几乎是俭朴。他饮酒的量只达到中国礼仪所需要的程度。他只做屑少的放松，但是他完全喜爱他太太为他安排的娱乐。在马歇尔将军夫人教他下跳棋之前，他不会下它；但是在她教他之后，他就变得专注于它了。看他们下跳棋很让人愉快。他们两人无法对话，所以他们各自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蒋介石幽默，具有一位中国绅士该有的、所有的本能的谦恭和高尚的盛情。对于赢得了他信任的人，他是最好的朋友。无论是严肃的国家事务，或者是上山假日旅行，这种天赋的友情总是他突出的品质。【279】

台湾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从由大陆苦涩的败退中显著地恢复起来。进行了很多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蒋介石是否会再次成为中国的一支政治力量，总体上说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现在像是在抗日战争时那样，成了自由中国的象征。同时代的人的那些批评被忘记掉后，历史会宽容他，他会以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维持自己的国家不被外国人的控制、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奠定基础、忠诚爱国、廉洁、足智多谋等伟大领袖的品质矗立在那里。


8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在北朝鲜建立的共产党政权越过了北纬三八线，入侵了南朝鲜，挥兵直下大韩民国的首都汉城。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也粉碎了许多乐观主义者的心安理得。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刻采取了行动。安理会宣布这个入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侵略行为，号召联合国的会员起来帮助受到侵略的共和国。

在七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宣布他已经发出命令，要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支持大韩民国的军队，要美国第七舰队防范任何对台湾的进攻；他还号召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停止【280】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并且美国要计划援助菲律宾和印度支那，以抵抗共产党的进犯。

通过这个坚决、全面的行动，杜鲁门总统使美国承诺了一个积极行动计划来对抗共产党的推进。在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好几个地区，已经有军事力量从事于武装抵抗共产党的进攻。现在，在联合国的行动中，美国军队在朝鲜承担了责任，和他们一起，有十五个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分遣队）的军队参与。

这些发展实际上使在美国争论承认大陆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辩论到了头。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朝鲜的武装冲突，使联合国停止了将它纳入该组织的任何严肃的考虑。但是，它并没有使苏联政府和其他几个政府停止向这方面做煽动和外交方面的努力。

这样，美国就有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新政策方针。在朝鲜冲突开始的时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愿意向朝鲜派三万军队参加战斗，但是联合国统帅认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不适于接受那个意见，而觉得在台湾的军队最需要的是防御大陆共产党可能对台湾的袭击。在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的那个冬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朝鲜之后，美国向台湾派遣了一个军事使团，去和国民党的军事权威讨论该岛的防御计划。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对它派去了一个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共产党能够攻占中国大陆，【281】靠得是几种巧妙的手段，主要的是宣传、渗透和武力。他们不计其余地利用了持续的社会改革、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大众要和平的意愿。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在那时（或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是真诚地相信马克思列宁的教导，绝大部分的党员（领袖们和追随者都在内）似乎都全心全意地接受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义。从一九二一到一九四八年，那些领袖宣讲、鼓吹“解放”，将中国人民从政治压迫暴政和经济奴役中，从“帝国主义”势力的“资本主义”的作为中解放出来；这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形容词所指的是西方的势力和日本，但不是苏联。他们仍然继续宣讲、鼓吹那个教义，但是这时是用团结和防御的词句，而不是用要达到什么政治目标的词句。

直到一九四九年它获得胜利以前，以及此后的几个月，共产党在公众关系方面的行为是激发信赖和争取朋友。虽然有些适得其反的事件，但是按照中国的标准，不当的行为很少会归于主要的领导人。总地说来，共产党能够给中国的公众（特别是农民）和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外国观察家造成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的确是献身于为人民的事业，的确是在寻求民主的理想，并且献身于在世界大家庭里为中国赢得独立和强大的地位。共产党的宣传将这个党描画成是将“土地改革”作为高于一切的党，基本上是以本土为动力的党，是独立于莫斯科、共产党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一个党。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个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82】

毛泽东所做的相反的论断则没有广为传播，也没有在国外取得什么印象。

将国民党描绘成彻底腐败、无能、堕落的共产党的官方路线，以及将中国共产党详细说明为诚实、忠心、廉洁、生活民主、思想高尚、目标崇高，这些都有效地使中国人容易接受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统治的转变。它也促使了在中国国内的和在全世界不懂事故的外国人接受了一个概念：这个转变会加强民主、并加强国际上的和平事业。

真奇怪（真地奇怪吗？），这个概念会抓住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被称作是有知识的人和团体，或所谓的“知识界”，而且最为相信、最不怀疑那个概念的也是他们。无论忠实的历史学家有一天会如何解释或称赞这个现象，他必须要记录下，中国的大部分能说会道、口齿伶俐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了共产党政权的到来。在中国以外的共产党政府迅速地承认了那个政权。许多非共产党政府很快也步其后尘，有几个在最初的时候还在赞许它。

在他们没有在大陆取得优势、权势的时候，在共产党当局控制管理的区域，他们的控制很少显露出极权主义的倾向；他们看来是亲切、仁慈、容忍、友善，遵守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并且帮助别人活的原则。他们从一九四七、四八到四九年，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从控制一个到又一个的地区，他们的行为的确像是好心好意、友好、同情的解放者。他们继续如此，直等到他们在整个大陆建立了统治。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从各种“专家”那里发出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光辉报道。【283】许多外国的外交人员、企业家和传教士都有信心，说新的政权比旧的那个会有很大的改进。

当权后，共产党的确还进行了改革的计划。他们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分给了佃农。这使得佃农喜悦、满意，并且看来也是向民主进展。但是，后来从新的拥有者那里取去了那么多的税，使得他们竟感觉不到净收入有任何增长。不久，共产党就向所有的人灌输共产主义原则。他们增加新税、新规定，以及各式各样、数目越来越多的新禁令。他们建立了多种系统，如秘密警察，告密者，人民法庭，大规模审判，和成批处决的系统。他们 “国有化”了所有的教育。他们接管了私立的学校和医院。尽管他们声称有宗教的自由，但是他们对宗教组织设立了许多限制。他们指责传教士犯有间谍和其他罪。他们关闭中国的和外国的商号和货运商。他们虐待、辱骂外国官员。他们拒绝和有些国家的外交人员进行工作，甚至是承认了那个共产党政权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不久，他们就着手一系列的整肃（到现在还在继续），在此过程中，说他们清算了自己的几百万人，和一些外国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意图似乎是特别针对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中国人，但是接着就反对起受到外国影响所“毒害”的人，包括许多基督徒，最后是商界的人和传教士。他们怀疑（或谴责）后两种人有阴谋活动，并且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在中国扎下根的外国人，很不愿意相信，但是逐渐地承认铁幕正在中国四周落下来，【284】共产党不要他们在铁幕之内工作，意思是要他们离开。他们被迫面对那些艰难的现实。他们见到自己的机构和企业被摧毁了或者被接管了；他们看到自己的中国同事被迫害或有时被投入监狱；他们见到自己的财产被共产党政府和亲共产党的组织所充公和占用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被虐待、排挤、压榨、有许多是被强迫驱除了。

近来最使人震惊的事态是，大部分英国商人的撤离和共产党将英国一百多年来的商业贸易成就都夺了过去。对西方创建、支持的文化事业最近的一次清算，是关闭了燕京大学，把它所有的教师、院系、学生和设备都合并到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其他机构里，成为一个在共产党教育部管辖的新大学。燕京大学的外国人被强迫离开了。

对于将自己献给无论是哪种事业的男男女女，看到自己一生的事业和工作遭到毁坏，或者被转去用做自己认为是邪恶的事情，那真是悲惨。更为悲惨的是，亲眼看到和自己共事或为之工作的人遭到迫害或惨杀，看到听自己宣传福音的人、并尽力以基督精神服侍人的人遭到奴役。我是曾经经受和正在经受这种经历的诸多人们之一。我自己没有受到我毕生的同事和伙伴们所遭受到的身体折磨、侮辱和危险。但是我从报道里听到、读到造成的那些大破坏的活生生的情况。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被毁掉，不可能被毁掉，将来也毁不掉。【285】在看来黑暗的中国大陆上，点燃着许多火光，信仰、勇气和自由的火光都不会熄灭。在千百万中国的华侨里、在台湾的社会里，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火光正在照亮，它会在某个时候为中国伟大的人民再次点燃真正的民主、自由、公理、正义的明灯。


9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离开华盛顿去辛辛那提，去看曾在燕京任教、辛辛那提大学的我的老朋友乔治·巴鮑尔（George Barbour）院长夫妇。

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坐火车从辛辛那提回首都华盛顿。在餐车上我感到不舒服，没吃完饭我就离开了餐车。在那之后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到第二天早上，我知道我被抬下了火车进到一辆救护车里。后来人们告诉我，那天早上火车上的人员发现我昏迷地躺在男厕所里，从我的一些文件里知道了我是谁。也告诉我，给国务院去了电报，立刻就安排了把我送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对帮助我的那许多人，我永远都由衷地感谢他们。

我得了严重的“中风”。过了十二天，医生才知道我能够活下去。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军医院里得到了极好的照料。离开了我有一段时间的傅泾波，急忙地回到了华盛顿，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儿子杰克（Jack）定时来看我。在三月二十六日我和傅泾波离开了医院，到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费尔法克斯旅馆（Hotel Fairfax）租了一个单元房。过了一个星期，我回到医院。【286】在四月二十八日，我又回费尔法克斯和傅泾波在一起。六月二十四日，是我七十四岁的生日。我的几个好友来看我们，简单但是对我说却是暖心肠的一个“庆贺”。从七月四日到九月三日，我住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里，之后我回到了华盛顿，健康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十二月，国务院给我一封信，通知我说，国务院给了我一个无限期的职务。

在我那些朦朦胧胧但是清醒的日子里，我特别欣赏、喜爱那些馨香、美丽的鲜花，它们有不同的来源，都带来同情的友情。在那以后的年月里，很多好朋友的来访使我欣快、鼓舞。自从我开始不能自理，傅泾波就全面、完全、献身、有效地照顾我，并满足我的需要；那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一九五零年他们来到华盛顿之后，他的一家一直竭尽全力使我在华盛顿的生活舒适、安静、安全。我们搬到了傅泾波和他太太购买的一座房子，在“骑围骑斯（Chevy Chase）”那里的西北区二十八街；我们目前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工作，我们希望就呆在这里了。

、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由于健康不佳而要辞去美国駐中国大使的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信，感谢我的服务，接受了我的辞职，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

白宫
华盛顿
亲爱的大使先生：

我收到了你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出辞去驻华大使的正式来函。在接受你的辞职【287】（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之时，谨在此向你表达我个人和我们政府的忠实感谢，感谢你在最为困难、最为悲惨的情况下，如此忠实，如此令人满意地代表了我们的国家。

你出使中国，不只是带去了绝非一般的对那个国家、人民和语言的亲密了解（这是你从一生为它的青年教育服务中取得的），还带去了对中国的福祉和中美友谊事业的完全的献身。你毫无保留地将你丰富的智慧和精神，给予了要你担负的那件艰巨、困难的工作。我深信你对你的使命的献身，超出了一般的责任的召唤，它无疑和你回到美国之后不幸长期患病有很大的关系。

我深为遗憾，由于你的疾病，我们的政府在此期间失去了你进一步的服务。但是我衷心希望，当你恢复体力后，你会继续将你那独一无二的能力致力于促进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当北平的共产党政权目前正在使用如此多的力量致力于毁掉善意、鼓励仇恨的今天，和任何时间相比，以上的理想和事业是更为迫切的。

你忠实的，
亨利· S ·杜鲁门

司徒雷登阁下
美国驻华大使
国务院
华盛顿特区


这扫清了即将上任的政府任命一个新的驻华大使，也使我可以重新着手处理我个人关心的和公众感兴趣的问题。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20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288】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影响我生命过程最大的三个外界的因素，是宗教信仰、教育、和中国。更准确一些，可以说中国是场景，其他两个因素是在这个场景中表现着，并且深深地被它所左右。

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那些书籍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众的性格特点、近来内部的改变、中国在国际场面上的位置，等等。其中有严肃的和幽默的著作、小说、诗词翻译、哲学、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作者和他们的态度也多种多样，其不同的程度恰如他们各自对待的中国的生活方面不同一样。很多这些作者是我的熟人，或朋友。看到写中国的书（特别是小说）的许多成功作者是女性，这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写中国的文学，我觉得我唯一有意义的贡献，只能是以中国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写我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在很早的时候，外国条约中的羞辱条款和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享受的特权，都激起了我的同情，同情中国人所应该有的民族抱负。我的潜在信仰是，通过应用科学实现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它复活了起来。我几乎是不自觉地被带着去【289】理解中国人的苦难和他们的雄心；它们实际上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情感，成了主宰我个人生活的元素，使我有了带色彩的态度，并且左右了我的行动。

但是这不仅是由于我喜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情感。长期以来我就坚信，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统一、强大、对其他国家既不惧怕又不怨恨的中国，太平洋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和稳定。从更积极的方面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基于理念、正义和国际善意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巨大财富。这种广阔的人文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以及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和谐一致的。采纳真正共和形式的政府，会满足年轻知识分子的抱负，也会使中国人民以政治表达、取得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要取得的社会民主。为实现这个目的，要保持中国政府和领土的完整、中国的独立、免于从任何方向来的侵略威胁。中国并不那么是个生物和种族的实体，她更是一个单一的文明文化实体。保留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自由和她那优美的民族文化，都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所有人类的进步福祉息息相关。我就是献身于这个事业的。


2

一个人对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对另一个国家形成的态度，以及影响到这个态度的作为的，最终常常是要看他个人的交际、交往、和联系。在中国它是个极其强烈的因素，因为她的文明、道德哲学、伦理准绳等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其他任何国家，它都不像在中国那么强烈。许多时候，似乎中国人几乎就没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对所涉及到的具体一些人有正直、诚实、仁慈、和蔼、和友爱等【290】义务和责任。这说得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他们的基本美德可能就是忠诚于个人。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十分称赞中国人优良品质的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里，也列举了他认为是中国人的最坏的缺点，如贪财、贪婪、怯懦、胆小、冷漠、无情。我愿意在所有的人们都具有的缺点、缺陷、恶习、弱点之外，选择相互妒忌和互相怀疑作为更为中国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直接追溯到他们的社会结构之中的那种极其个人化的要素。但是，我和人们的私人关系，对我展示着他们的美德大大多于他们的缺点，这也是我之所以鉴赏并称赞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和中美之间存在着千千万万私人之间的强烈友谊相比，即使是在现在，中苏之间只存在着很少的这种友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有些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对这些友谊的暂时否定或背离、背叛，我相信，它们会被更多仍然存在着的深深的个人忠诚、以及无数牢不可破、将来有一天会更新的纽带所抵消。

中国人的心是和他们的住处一样，一般是对外来的人关闭着。譬如，北京城里满是私人的住宅，而过路的游客却看不到它们，甚至不会感觉到存在着这些住宅。四周的单调围墙，将那些一层的平房建筑完全藏在里面。那些用大漆漆过的门总是上着拴、关闭着，即便为来访的客人打开了，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大墙（影壁）。不绕过影壁，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过了这些屏障，就看到由风雅的院门和廊柱分隔开的一道道院子里的堂皇房舍、花园、亭台、山、洞、莲荷池塘、和同样赏心悦目使人惊奇的景致。在生人面前，中国人带着无感情、无表情的面容，外国人对这种“东方人的面具”是如此地困惑不解。【291】进到后面的深处，是不轻易、也是不仓促许诺的。但是，一经消除了担心和猜疑，信赖的善意就会油然而生，就像是那些隐没的中国住处一样，一定会随着准许进入那个园地，而使你发现、探奇和经历那丰盛的款待。在这些回忆里，我已经提到经过多年和我建立了亲密、珍贵友谊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会提到更多的朋友。

读者一再看到傅泾波的名字，我很愿意再提到他，作为一个美妙、忠实的中美之间的友谊。我说过他在我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时候，他是如何帮助了我。当我被日本人监禁的时候，他拒绝离开北平，觉得他可能设法让我逃脱、或者会出现谈判释放我的什么情况。在那整个时期，他实际是被监视着，几乎不离开他的住处。当我似乎很快会被释放的时候，他是被允许来看我的第一个人，在随后的兴奋、精神耗竭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陪伴着我。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星期。燕京大学的有些事体似乎需要傅泾波的帮助。我给他电报，请他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乘飞机；那可不容易，必须得到盟军当局的特别允许。飞过山东共产党地区的时候，飞机的引擎出了故障，驾驶员告诉傅泾波，让他把箱子丢出去。傅泾波拒绝那么做，那是有缘故的：箱子里有重要的中国文件。那位驾驶员只有自己用的一个降落伞。当变得更危险的时候，那位驾驶员面临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两难选择：跳伞，让那位乘客听天由命吧，或者和他同归于尽。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像是出了奇迹，引擎又开动了，他们平安地降落在青岛，一切都好，只是精神受到了折磨。在青岛，傅泾波赶上了一架商业飞机，但是在兴奋之余，他把那个箱子落（la，忘）在了机场。幸好那个公司找到了那个箱子，一两天后把它送到了上海。【292】

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微妙协商时，以及在我处于大使职位上和中国人的所有联系中，我知道傅泾波会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请他和我同去南京，看需要，呆几个星期、几个月，完成马歇尔的使命。在首都南京的住房既困难又昂贵。从此，我就在我家里和在旅行中都把他做为我家中的人。所以，很合理地就让他和我呆在一起，他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和中国的来访者打交道。但是，我必须先和美国官方的程序谈这种情况。让一个中国人做为美国大使家中的一员，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是开了个危险的先例！这里有些社会偏见，但是不太重。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安全”问题，关于安全的重要性，我必须接受多种的教育。马歇尔将军瞪大了眼睛。我的那些对外事经验广泛的同事斜眼、冷眼看我的邀请，认为这个邀请会把一个“外国间谍”带入大使馆内部的密室。这些担心不仅是很自然，而且很有必要。实际上，如果傅泾波住在外面，只是上班工作的时候来我家，他同样会有做密探的机会。在所有这样的事情上，信赖必须主要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正直上。我毫无保留地知道傅泾波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的成功比对什么都更关心。没有多久，大使馆里面我的同事【293】就理解了傅的价值，并且就和我一样地对待起他来。

中国人则十分不一样，他们显然很高兴这个（许多人早已熟知的）长期以来的关系能够延伸进入我新近的外交作用中。他们来到我家更自由、更经常，正因为他们如果见不到我，还可以见到傅，或者只是先和我谈几分钟。有些不够尊贵的人，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不适于我去见、但是我们却需要保持联系的人，他就经常去找他们。在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几乎都让他和我一同去，他从来也没有辜负过我的信赖。这些都表明，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和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有更为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疑问地，他可以代表我。他可以对他们说我最好不说、或者会使我自己尴尬的话，但是，他们知道那是符合我的意思的。因此，他被接受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花费分文，但是我知道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的敏锐了解和他和中国人有广泛的接触，而使得美国政府受益非浅。在小事情上，他也帮助我，像在我忽视的时候，提醒我合适的礼节，以及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参与一些小的事体。他还和另一位干练的中文信件文书，帮忙处理我特别多的中文信件。

这个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友谊，结成了完美信任的果实。它证明即便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也会有质朴宜人、简单美妙的同伴关系。傅泾波之于我，有些像是父子、同伴、秘书，也像是个公共关系官员。我过去之所能够有点作为，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她的人民上，功劳应该大大归于他，甚至比我以为该归于他的还要多。【294】

开始于四年多以前我的那个病，是对这个友谊最严峻的考验。泾波是用最深和最忠实的感情对待了我的病。大夫的医嘱说，除了家庭成员最多能够停留半个小时以外，谁也不能停留十分钟以上。但是没有多久，这些不动感情的科学人马就看到了这个看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和他在一起呆多少个小时，能够毫不兴奋，而且总是舒服、放松。在医院的那近乎五个月里，泾波一天也没有不来看我。自从出了院，泾波，他太太Sarah，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大约在三年里就一同住在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家庭环境里。在我那漫长的恢复过程中，他们都用和泾波一样的感情照顾我。他当然是主要的元素，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自动地跟着他。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迄今所认识的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喜爱这种安排。中国人比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都更认真地对待人们关系中的义务和忠诚，特别是家庭之间的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对我这倍受折磨的身体的不断的照料，既是天长日久，又是艰难重重，它需要对我的无能有巨大的同情，并且要用巨大的耐心去对待它。一句话，这种特殊中国式的帮助人的服务，以及与它同在的感情，似乎在医生所说的我那奇迹般的恢复中，是主要的因素。


3

我曾经两次度过了隔绝的日子，一次是日本人监禁了我三年半，第二次是近几年我的病。这些经历帮助了我理解、觉察在今日世界上令人惊恐的灾难的份量。我曾经【295】设想遭受比我更为无法形容的艰辛，贫困、困乏，沮丧、绝望，丧失亲人，受伤，生病，孤独，监禁，等等的人。很多人担负着折磨精神的责任，或面对着战争的巨大灾难。除了这些特殊的和短暂的悲伤和危险之外，在我们这些人之间，总是还有一部分人忍受着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的苦痛。我的一生是极为幸运、极为快乐的。在我个人的情况甚为如意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体会到人类的苦难。但是，那可能带有一种居高怜悯的意味。说得最好，那也是旁观者的超然。我这两次巨大的孤独，使我几乎具有了所有遭难的人们都具有的那种奥妙的感受。我有了一些闪闪烁烁的内省察觉，察觉到不仅是单独的某个人，也是在共同交往里，在精神、道德的成长中，痛苦所起到的作用。我更领悟到教旨的那些深奥真理：同情苦难、代人受过、替人赎罪、上帝拯救人于罪孽和罪孽造成的那些邪恶和骇人听闻的后果。尽管由于秉性和幸运使我乐观，但是当在严酷的现实里或在思想上毫无畏惧地面对人类生命的时候，总能接触到、想象到那里面的悲剧因素。


4

原已无须重复，在这本流年岁月里的其他地方，我已经写了我强烈信仰个人的自由；它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的其他利益会全部或大部分都毫无价值。它是民主的精髓。民主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便是最好的家长式的或专断式的政府，在管理人民上，都不如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为好，因为人民通过自己的失误、失败，会学到义务和责任，程序和手续；还有另一个无可比拟的益处——学会自己管理自己。【296】我们谈信仰的奇妙，包括人们的寻求上帝；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在精神道德中选择时，上帝持有的奇妙的信念，他冒险允许我们自由去选择。因此，在我们这些人们之间，也是要像上帝般地分享这个信念，坚持自由是所有的人的权力，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使它健全地运行发展。在宗教的认同中，争取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在我七十八岁这样看待世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巨大争论的问题，它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有生命攸关的后果。我们是要一个无神论的、毫无心肝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来征服、统治世界，还是要让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原理和准则，以及基督教对上帝和人类尊严的信仰，成为国际大家庭和所有的人的生活道路呢？这两种概念是无法永久并存的。

共产党宣称高尚的社会目标，但是采用的却是邪恶、恶毒的原则，这使它的目标和它的措施等同起来。他们把欺骗演化成了一种艺术；他们所依靠的是暴力、诡计和谎言。当他们认为将人性、人道、人类、博爱等等投入悲惨和摧残的巨大深渊中是符合他们的目标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会这样干。多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对我说，他们会牺牲一切来使世界共产主义化。共产党的战术可以灵活，战略可以更动，但是他们的统治目的却是决不改变的。

共产党有伦理，但是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他们的思考、推理也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他们显然将反对革命的活动视为最大的罪恶。他们狂热, 盲目地坚信他们是无比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297】可惜，自由世界的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并不像他们那样激情。

我不相信，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对任何批评都采取粗暴压迫的任何政权和制度会长期存在。如果，共产党是对的，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人就是无可救药地都错了。但是如果我们那美好的理想和信仰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致力于使这些理想和信仰发扬光大，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机动灵活的实现民主、社会和经济公正、公益的计划，而且相信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这样，方才能够使自由世界有新的希望和力量。


5

“人终极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是在西敏寺简要问答（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在我年轻时每一个受到良好教养的长老会孩子必须记住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人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永远侍奉祂。”这几乎就是我那多少代苏格兰祖辈传下来的、严格的加尔文教派信条的要领。这个坚定不移、崇高的信仰对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繁荣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坚信公正的神的权威以及服从神的本分，造就了所有新教徒具有的一种宝贵特性。但是对于宗教的理想主义来说，它似乎有不合情理、令人不解的地方：它在最崇高地改善赤裸、粗鲁观念的进程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却反转得变了形、起阻碍作用了。

在中国（在许多其他传教地方也无疑如此）居住的西方人的行为是它的一个例证。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他们从事非宗教事务的国人互相疏远，并且互相挑剔，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内的时候，无疑会是惬意相处的。【298】即使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特别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常常会步入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宗教的奉献（如果不是由于宗教的奉献，他们绝对不会选择这个事业）加上安格鲁-萨克逊人对效率的崇拜，以及取得切实的效果的秉性，使得其他人将传教士看成是讨厌的或狂热的专职人员；而单调、无聊以及没有标准的传统、习俗的生活，诱惑着其他西方人从事的行为，则是传教士所难以容忍的。这种使人烦恼的表现，在东方普遍存在，并不能完全指责是传教士以外的人们的堕落。当今世界范围的巨大变动，可能已经永远摧毁了所有我们生活在传教土地上的人所熟悉的那些方式，但是甚至在我们新教徒的虔诚里，和在把生活分隔成信仰的和世俗的行为的倾向里，它们还可以隐藏在那里，起到危险警告的作用。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将人类生命的含意用真正的宗教信仰整合起来，今天看来涉及到世界的灾难，就预示着未来的苦难。我深深相信，从整个的生命和目前全球的争战来看，失去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因果关系的，其间的关系比我们一般人承认的要密切的多。

基督教显然将它传统的信念和神学的说明带进了中国。长期以来，我希望中国的神学家会对基督教的真理做出一些新鲜、有创见的说明，介绍给他们的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中国的教会今天正经历着严酷的考验，这种考验会丰富、加深他们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宗教历程；我们长期以来就盼望着他们，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正像是圣经旧约中最为深沉的思想和精神的内省、理解、顿悟是来自在背井离乡、流放（Exile）之后所写的文献中那样。中国的历史、哲学和它所有的确绝伦的文学，主要涉及的就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在这些猛烈的翻转年月里，【299】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受到了盘查、过筛，也被深为植入在中国思想中的基督教真理所激活，从它里面理应会对基督耶稣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萌发出新的光辉。


6

如果有人要我在圣经里挑出一段话来包括我的宗教信仰的精髓，我就要说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将这个信念简洁地用于实际中，我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中耶稣说的两句话编织、编排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我最喜欢的圣诗是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我每思念那奇妙的十字宝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erous cross）（它可能是最为优美的英文圣诗），以及贝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耶稣，每逢思慕你”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另外两个是：乔治·马提逊（George Matheson）的“不肯丢弃我的极爱”（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和乔治·科洛里）（George Croly的“圣灵降于我心”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最能表达我自己的祈祷的有一首诗，是乔治·艾黎阿特（George Eliot）写的：

我希望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
众多不朽的亡者又复活起来，
他们的存在使今天的众生变得比较热烈。

愿他们活在脉跳激发的宽宏大度里，
愿他们活在诚实无畏的行动里，
愿他们活在远离只会终结成自私自利的卑下的目的,
愿他们活在如同夜空明亮星辰的高尚思维里，
促使人们静静但坚决去寻求更为宏伟的意念。

愿我到达那纯洁无比的上苍，
愿我成为身历巨大苦难人们的杯水力量，
点燃丰富的情感，哺育纯洁的慈爱心肠。

【300】因此，让我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吧，
它的圣乐给这个世界无比的欢畅。

耶稣基督给了我最大的满足，在我老年如此，在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绝对地敬拜祂，奉献给祂。祂的生命，祂的教导，祂的升天，祂的复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祂背负的十字架揭示着终极的信仰和热爱。

对基督的生与死似乎最为合理地（我是否胆敢说是最为科学地）的解说，是对于他自己的来源和本质，他本能的理解就该归荣耀于他。我相信，基督徒越多，他们的生命越接近于效法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不同人群、所有各国和所有人类的前途就会更好。

对基督教中永生的传统争论可能要持续久远，但是由于近代的生活情况，它的说服力逐渐淡漠下来。目前的自然科学似乎并不比它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更为有力。同样，哲学和心理学也并没有更令人信服的说明。我坚信，信仰永生是和信仰人类精神上的其他理论的直觉一样，都可以使人在科学继续在发现宏大和奇妙的宇宙的各个方面里，找到鼓励，感到鼓舞。所有试验科学已知的和预期的发现，对于信仰都是一种置疑，都像是在精神事务中，现实更为辉煌，超越了我们最高的假想和我们最胆大的推理。基督教信仰永生是基于终极的平安和确信在宇宙混乱的现象后面隐在的那个力量，爱心，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表现。

人类的、和组成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认为是确实值得有一个创始的设计，【301】它的奇妙和宏伟显然是和我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经历相类似。近代科学的发展作为宗教信仰的更为崇高的热望和更为深远的认识，应该受到欢迎。 “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让我去吧，
我的轭具已经功成，长日已经过去，
我取得了赏赐，心底里
还有晚归云雀的声鸣；
带我回到那安宁的西土吧，
像是落日，归去得绚丽多彩，安详穆宁。
（翰勒，玛格丽特·叟罗里）（W E Henley，Margaritae Sorori）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22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288】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影响我生命过程最大的三个外界的因素，是宗教信仰、教育、和中国。更准确一些，可以说中国是场景，其他两个因素是在这个场景中表现着，并且深深地被它所左右。

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那些书籍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众的性格特点、近来内部的改变、中国在国际场面上的位置，等等。其中有严肃的和幽默的著作、小说、诗词翻译、哲学、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作者和他们的态度也多种多样，其不同的程度恰如他们各自对待的中国的生活方面不同一样。很多这些作者是我的熟人，或朋友。看到写中国的书（特别是小说）的许多成功作者是女性，这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写中国的文学，我觉得我唯一有意义的贡献，只能是以中国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写我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在很早的时候，外国条约中的羞辱条款和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享受的特权，都激起了我的同情，同情中国人所应该有的民族抱负。我的潜在信仰是，通过应用科学实现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它复活了起来。我几乎是不自觉地被带着去【289】理解中国人的苦难和他们的雄心；它们实际上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情感，成了主宰我个人生活的元素，使我有了带色彩的态度，并且左右了我的行动。

但是这不仅是由于我喜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情感。长期以来我就坚信，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统一、强大、对其他国家既不惧怕又不怨恨的中国，太平洋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和稳定。从更积极的方面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基于理念、正义和国际善意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巨大财富。这种广阔的人文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以及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和谐一致的。采纳真正共和形式的政府，会满足年轻知识分子的抱负，也会使中国人民以政治表达、取得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要取得的社会民主。为实现这个目的，要保持中国政府和领土的完整、中国的独立、免于从任何方向来的侵略威胁。中国并不那么是个生物和种族的实体，她更是一个单一的文明文化实体。保留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自由和她那优美的民族文化，都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所有人类的进步福祉息息相关。我就是献身于这个事业的。


2

一个人对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对另一个国家形成的态度，以及影响到这个态度的作为的，最终常常是要看他个人的交际、交往、和联系。在中国它是个极其强烈的因素，因为她的文明、道德哲学、伦理准绳等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其他任何国家，它都不像在中国那么强烈。许多时候，似乎中国人几乎就没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对所涉及到的具体一些人有正直、诚实、仁慈、和蔼、和友爱等【290】义务和责任。这说得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他们的基本美德可能就是忠诚于个人。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十分称赞中国人优良品质的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里，也列举了他认为是中国人的最坏的缺点，如贪财、贪婪、怯懦、胆小、冷漠、无情。我愿意在所有的人们都具有的缺点、缺陷、恶习、弱点之外，选择相互妒忌和互相怀疑作为更为中国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直接追溯到他们的社会结构之中的那种极其个人化的要素。但是，我和人们的私人关系，对我展示着他们的美德大大多于他们的缺点，这也是我之所以鉴赏并称赞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和中美之间存在着千千万万私人之间的强烈友谊相比，即使是在现在，中苏之间只存在着很少的这种友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有些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对这些友谊的暂时否定或背离、背叛，我相信，它们会被更多仍然存在着的深深的个人忠诚、以及无数牢不可破、将来有一天会更新的纽带所抵消。

中国人的心是和他们的住处一样，一般是对外来的人关闭着。譬如，北京城里满是私人的住宅，而过路的游客却看不到它们，甚至不会感觉到存在着这些住宅。四周的单调围墙，将那些一层的平房建筑完全藏在里面。那些用大漆漆过的门总是上着拴、关闭着，即便为来访的客人打开了，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大墙（影壁）。不绕过影壁，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过了这些屏障，就看到由风雅的院门和廊柱分隔开的一道道院子里的堂皇房舍、花园、亭台、山、洞、莲荷池塘、和同样赏心悦目使人惊奇的景致。在生人面前，中国人带着无感情、无表情的面容，外国人对这种“东方人的面具”是如此地困惑不解。【291】进到后面的深处，是不轻易、也是不仓促许诺的。但是，一经消除了担心和猜疑，信赖的善意就会油然而生，就像是那些隐没的中国住处一样，一定会随着准许进入那个园地，而使你发现、探奇和经历那丰盛的款待。在这些回忆里，我已经提到经过多年和我建立了亲密、珍贵友谊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会提到更多的朋友。

读者一再看到傅泾波的名字，我很愿意再提到他，作为一个美妙、忠实的中美之间的友谊。我说过他在我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时候，他是如何帮助了我。当我被日本人监禁的时候，他拒绝离开北平，觉得他可能设法让我逃脱、或者会出现谈判释放我的什么情况。在那整个时期，他实际是被监视着，几乎不离开他的住处。当我似乎很快会被释放的时候，他是被允许来看我的第一个人，在随后的兴奋、精神耗竭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陪伴着我。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星期。燕京大学的有些事体似乎需要傅泾波的帮助。我给他电报，请他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乘飞机；那可不容易，必须得到盟军当局的特别允许。飞过山东共产党地区的时候，飞机的引擎出了故障，驾驶员告诉傅泾波，让他把箱子丢出去。傅泾波拒绝那么做，那是有缘故的：箱子里有重要的中国文件。那位驾驶员只有自己用的一个降落伞。当变得更危险的时候，那位驾驶员面临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两难选择：跳伞，让那位乘客听天由命吧，或者和他同归于尽。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像是出了奇迹，引擎又开动了，他们平安地降落在青岛，一切都好，只是精神受到了折磨。在青岛，傅泾波赶上了一架商业飞机，但是在兴奋之余，他把那个箱子落（la，忘）在了机场。幸好那个公司找到了那个箱子，一两天后把它送到了上海。【292】

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微妙协商时，以及在我处于大使职位上和中国人的所有联系中，我知道傅泾波会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请他和我同去南京，看需要，呆几个星期、几个月，完成马歇尔的使命。在首都南京的住房既困难又昂贵。从此，我就在我家里和在旅行中都把他做为我家中的人。所以，很合理地就让他和我呆在一起，他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和中国的来访者打交道。但是，我必须先和美国官方的程序谈这种情况。让一个中国人做为美国大使家中的一员，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是开了个危险的先例！这里有些社会偏见，但是不太重。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安全”问题，关于安全的重要性，我必须接受多种的教育。马歇尔将军瞪大了眼睛。我的那些对外事经验广泛的同事斜眼、冷眼看我的邀请，认为这个邀请会把一个“外国间谍”带入大使馆内部的密室。这些担心不仅是很自然，而且很有必要。实际上，如果傅泾波住在外面，只是上班工作的时候来我家，他同样会有做密探的机会。在所有这样的事情上，信赖必须主要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正直上。我毫无保留地知道傅泾波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的成功比对什么都更关心。没有多久，大使馆里面我的同事【293】就理解了傅的价值，并且就和我一样地对待起他来。

中国人则十分不一样，他们显然很高兴这个（许多人早已熟知的）长期以来的关系能够延伸进入我新近的外交作用中。他们来到我家更自由、更经常，正因为他们如果见不到我，还可以见到傅，或者只是先和我谈几分钟。有些不够尊贵的人，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不适于我去见、但是我们却需要保持联系的人，他就经常去找他们。在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几乎都让他和我一同去，他从来也没有辜负过我的信赖。这些都表明，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和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有更为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疑问地，他可以代表我。他可以对他们说我最好不说、或者会使我自己尴尬的话，但是，他们知道那是符合我的意思的。因此，他被接受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花费分文，但是我知道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的敏锐了解和他和中国人有广泛的接触，而使得美国政府受益非浅。在小事情上，他也帮助我，像在我忽视的时候，提醒我合适的礼节，以及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参与一些小的事体。他还和另一位干练的中文信件文书，帮忙处理我特别多的中文信件。

这个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友谊，结成了完美信任的果实。它证明即便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也会有质朴宜人、简单美妙的同伴关系。傅泾波之于我，有些像是父子、同伴、秘书，也像是个公共关系官员。我过去之所能够有点作为，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她的人民上，功劳应该大大归于他，甚至比我以为该归于他的还要多。【294】

开始于四年多以前我的那个病，是对这个友谊最严峻的考验。泾波是用最深和最忠实的感情对待了我的病。大夫的医嘱说，除了家庭成员最多能够停留半个小时以外，谁也不能停留十分钟以上。但是没有多久，这些不动感情的科学人马就看到了这个看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和他在一起呆多少个小时，能够毫不兴奋，而且总是舒服、放松。在医院的那近乎五个月里，泾波一天也没有不来看我。自从出了院，泾波，他太太Sarah，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大约在三年里就一同住在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家庭环境里。在我那漫长的恢复过程中，他们都用和泾波一样的感情照顾我。他当然是主要的元素，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自动地跟着他。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迄今所认识的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喜爱这种安排。中国人比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都更认真地对待人们关系中的义务和忠诚，特别是家庭之间的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对我这倍受折磨的身体的不断的照料，既是天长日久，又是艰难重重，它需要对我的无能有巨大的同情，并且要用巨大的耐心去对待它。一句话，这种特殊中国式的帮助人的服务，以及与它同在的感情，似乎在医生所说的我那奇迹般的恢复中，是主要的因素。


3

我曾经两次度过了隔绝的日子，一次是日本人监禁了我三年半，第二次是近几年我的病。这些经历帮助了我理解、觉察在今日世界上令人惊恐的灾难的份量。我曾经【295】设想遭受比我更为无法形容的艰辛，贫困、困乏，沮丧、绝望，丧失亲人，受伤，生病，孤独，监禁，等等的人。很多人担负着折磨精神的责任，或面对着战争的巨大灾难。除了这些特殊的和短暂的悲伤和危险之外，在我们这些人之间，总是还有一部分人忍受着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的苦痛。我的一生是极为幸运、极为快乐的。在我个人的情况甚为如意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体会到人类的苦难。但是，那可能带有一种居高怜悯的意味。说得最好，那也是旁观者的超然。我这两次巨大的孤独，使我几乎具有了所有遭难的人们都具有的那种奥妙的感受。我有了一些闪闪烁烁的内省察觉，察觉到不仅是单独的某个人，也是在共同交往里，在精神、道德的成长中，痛苦所起到的作用。我更领悟到教旨的那些深奥真理：同情苦难、代人受过、替人赎罪、上帝拯救人于罪孽和罪孽造成的那些邪恶和骇人听闻的后果。尽管由于秉性和幸运使我乐观，但是当在严酷的现实里或在思想上毫无畏惧地面对人类生命的时候，总能接触到、想象到那里面的悲剧因素。


4

原已无须重复，在这本流年岁月里的其他地方，我已经写了我强烈信仰个人的自由；它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的其他利益会全部或大部分都毫无价值。它是民主的精髓。民主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便是最好的家长式的或专断式的政府，在管理人民上，都不如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为好，因为人民通过自己的失误、失败，会学到义务和责任，程序和手续；还有另一个无可比拟的益处——学会自己管理自己。【296】我们谈信仰的奇妙，包括人们的寻求上帝；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在精神道德中选择时，上帝持有的奇妙的信念，他冒险允许我们自由去选择。因此，在我们这些人们之间，也是要像上帝般地分享这个信念，坚持自由是所有的人的权力，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使它健全地运行发展。在宗教的认同中，争取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在我七十八岁这样看待世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巨大争论的问题，它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有生命攸关的后果。我们是要一个无神论的、毫无心肝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来征服、统治世界，还是要让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原理和准则，以及基督教对上帝和人类尊严的信仰，成为国际大家庭和所有的人的生活道路呢？这两种概念是无法永久并存的。

共产党宣称高尚的社会目标，但是采用的却是邪恶、恶毒的原则，这使它的目标和它的措施等同起来。他们把欺骗演化成了一种艺术；他们所依靠的是暴力、诡计和谎言。当他们认为将人性、人道、人类、博爱等等投入悲惨和摧残的巨大深渊中是符合他们的目标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会这样干。多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对我说，他们会牺牲一切来使世界共产主义化。共产党的战术可以灵活，战略可以更动，但是他们的统治目的却是决不改变的。

共产党有伦理，但是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他们的思考、推理也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他们显然将反对革命的活动视为最大的罪恶。他们狂热, 盲目地坚信他们是无比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297】可惜，自由世界的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并不像他们那样激情。

我不相信，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对任何批评都采取粗暴压迫的任何政权和制度会长期存在。如果，共产党是对的，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人就是无可救药地都错了。但是如果我们那美好的理想和信仰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致力于使这些理想和信仰发扬光大，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机动灵活的实现民主、社会和经济公正、公益的计划，而且相信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这样，方才能够使自由世界有新的希望和力量。


5

“人终极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是在西敏寺简要问答（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在我年轻时每一个受到良好教养的长老会孩子必须记住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人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永远侍奉祂。”这几乎就是我那多少代苏格兰祖辈传下来的、严格的加尔文教派信条的要领。这个坚定不移、崇高的信仰对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繁荣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坚信公正的神的权威以及服从神的本分，造就了所有新教徒具有的一种宝贵特性。但是对于宗教的理想主义来说，它似乎有不合情理、令人不解的地方：它在最崇高地改善赤裸、粗鲁观念的进程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却反转得变了形、起阻碍作用了。

在中国（在许多其他传教地方也无疑如此）居住的西方人的行为是它的一个例证。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他们从事非宗教事务的国人互相疏远，并且互相挑剔，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内的时候，无疑会是惬意相处的。【298】即使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特别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常常会步入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宗教的奉献（如果不是由于宗教的奉献，他们绝对不会选择这个事业）加上安格鲁-萨克逊人对效率的崇拜，以及取得切实的效果的秉性，使得其他人将传教士看成是讨厌的或狂热的专职人员；而单调、无聊以及没有标准的传统、习俗的生活，诱惑着其他西方人从事的行为，则是传教士所难以容忍的。这种使人烦恼的表现，在东方普遍存在，并不能完全指责是传教士以外的人们的堕落。当今世界范围的巨大变动，可能已经永远摧毁了所有我们生活在传教土地上的人所熟悉的那些方式，但是甚至在我们新教徒的虔诚里，和在把生活分隔成信仰的和世俗的行为的倾向里，它们还可以隐藏在那里，起到危险警告的作用。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将人类生命的含意用真正的宗教信仰整合起来，今天看来涉及到世界的灾难，就预示着未来的苦难。我深深相信，从整个的生命和目前全球的争战来看，失去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因果关系的，其间的关系比我们一般人承认的要密切的多。

基督教显然将它传统的信念和神学的说明带进了中国。长期以来，我希望中国的神学家会对基督教的真理做出一些新鲜、有创见的说明，介绍给他们的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中国的教会今天正经历着严酷的考验，这种考验会丰富、加深他们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宗教历程；我们长期以来就盼望着他们，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正像是圣经旧约中最为深沉的思想和精神的内省、理解、顿悟是来自在背井离乡、流放（Exile）之后所写的文献中那样。中国的历史、哲学和它所有的确绝伦的文学，主要涉及的就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在这些猛烈的翻转年月里，【299】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受到了盘查、过筛，也被深为植入在中国思想中的基督教真理所激活，从它里面理应会对基督耶稣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萌发出新的光辉。


6

如果有人要我在圣经里挑出一段话来包括我的宗教信仰的精髓，我就要说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将这个信念简洁地用于实际中，我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中耶稣说的两句话编织、编排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我最喜欢的圣诗是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我每思念那奇妙的十字宝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erous cross）（它可能是最为优美的英文圣诗），以及贝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耶稣，每逢思慕你”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另外两个是：乔治·马提逊（George Matheson）的“不肯丢弃我的极爱”（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和乔治·科洛里）（George Croly的“圣灵降于我心”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最能表达我自己的祈祷的有一首诗，是乔治·艾黎阿特（George Eliot）写的：

我希望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
众多不朽的亡者又复活起来，
他们的存在使今天的众生变得比较热烈。

愿他们活在脉跳激发的宽宏大度里，
愿他们活在诚实无畏的行动里，
愿他们活在远离只会终结成自私自利的卑下的目的,
愿他们活在如同夜空明亮星辰的高尚思维里，
促使人们静静但坚决去寻求更为宏伟的意念。

愿我到达那纯洁无比的上苍，
愿我成为身历巨大苦难人们的杯水力量，
点燃丰富的情感，哺育纯洁的慈爱心肠。

【300】因此，让我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吧，
它的圣乐给这个世界无比的欢畅。

耶稣基督给了我最大的满足，在我老年如此，在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绝对地敬拜祂，奉献给祂。祂的生命，祂的教导，祂的升天，祂的复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祂背负的十字架揭示着终极的信仰和热爱。

对基督的生与死似乎最为合理地（我是否胆敢说是最为科学地）的解说，是对于他自己的来源和本质，他本能的理解就该归荣耀于他。我相信，基督徒越多，他们的生命越接近于效法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不同人群、所有各国和所有人类的前途就会更好。

对基督教中永生的传统争论可能要持续久远，但是由于近代的生活情况，它的说服力逐渐淡漠下来。目前的自然科学似乎并不比它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更为有力。同样，哲学和心理学也并没有更令人信服的说明。我坚信，信仰永生是和信仰人类精神上的其他理论的直觉一样，都可以使人在科学继续在发现宏大和奇妙的宇宙的各个方面里，找到鼓励，感到鼓舞。所有试验科学已知的和预期的发现，对于信仰都是一种置疑，都像是在精神事务中，现实更为辉煌，超越了我们最高的假想和我们最胆大的推理。基督教信仰永生是基于终极的平安和确信在宇宙混乱的现象后面隐在的那个力量，爱心，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表现。

人类的、和组成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认为是确实值得有一个创始的设计，【301】它的奇妙和宏伟显然是和我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经历相类似。近代科学的发展作为宗教信仰的更为崇高的热望和更为深远的认识，应该受到欢迎。 “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让我去吧，
我的轭具已经功成，长日已经过去，
我取得了赏赐，心底里
还有晚归云雀的声鸣；
带我回到那安宁的西土吧，
像是落日，归去得绚丽多彩，安详穆宁。
（翰勒，玛格丽特·叟罗里）（W E Henley，Margaritae Sorori）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7-11 16:23

第十五章：美国和中国：“现在采取什么策略？”


【302】人们一再问我，我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蒋介石，台湾和在大陆的共产党政府。

“策略”是个大字眼。“现在”是不断运动的时间里的一个点。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所面对的，也就是她的政府所要与之奋斗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改变。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资源，但是中国只是我们必须与之周旋的众多国家之一。我认为，要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个合理的策略，首先必须对整体的世界有个合理的策略。要想有这样一个策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和其他的人民；我们必须以恰当的观点看待世界、它的人民、和它的国家。我们不仅要恰当地关怀我们自己的权利、义务和利益，也要恰当的关怀其他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在制订这种策略时，从开始时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遵循一些根本性的原则。它们必须派生于、符合于道德、法律和正义等崇高的概念；在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民的关系中，都必须采用、实施它们。我们在基督教的原则和实施中就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应该在所有的对外策略中都遵循他们。

和世界上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周旋，必然有，也会有不同的办法，但是不论情况如何，根本的和指导的原则却应该是一致的。最终的主要目标也是这样。【303】在我们的诸多原则中，最根本的一个是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自由。在我们诸多的目标中，最根本的一个是保证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为了符合那个原则，以及有效地效力于那个目标，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生存以及他们的自由和安全的权力。

现在正进行着一个世界范围的战斗，一方是少数国家里面的少数人，他们谋划加给所有国家和所有的人一个制度，其本质是奴役整个的人类。另一方是反对、抵抗这个作为的人们和由美国带头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安全，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必须和像我们一样、在自由一方的其他人民和政府协作。我们必须支持所有和我们一样受到奴役势力威胁的所有的国家。我国和这些国家都不能支持那些执意奴役政策和统治世界的国家、制度、政权。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统一阵营，必须帮助所有寻求自由的人民，来抵抗苏联鼓动的和使用武力的共产主义的全球性威胁。

自由的人们，并不需要反对以自愿为基础，为了社会和经济的同一目标带来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所说的“共产主义”却是一个制度，它起源于否定上帝的存在，它否认灵性，声称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质的，所有的行动都是物质性的，它是用武力、欺诈和谎言来欺骗和维持的，它立志、追求统治世界。这种共产主义则是个邪恶的怪种，是靠贪婪掠夺而存在的。对它不能实行绥靖。用和缓的语句和友善的姿态都无法使它安详。它完完全全是令人厌恶的。它是必须加以反对的。

我认为，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美国，我们美国的人民，首先应该【304】一如既往，继续同情于中国的人民；我国政府应该坚定地重申我国对中国的传统政策，即，相信中国必须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他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他的领袖为建立并实施自由的原则所做的努力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美国人应该研究、努力去理解并学会觉察、鉴赏中国人民的品质和能力。美国人应该理会、考虑到中国人的强健，机智，人口数目为四亿五千万，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的这个事实。美国人也要看到，这个民族的国家，中国，面积比美国大，约为四百万平方英里，她位于东亚的中心，有相当的物质资源，有广泛工业发展的能力。美国人还应该考虑到，中国和她邻国的人民长期以来将这个国家认为是“中央帝国”的这个事实。美国人应该回顾、研究、沉思那块土地的近代历史，以及美国和那里在贸易、文化、政治方面的关系。美国人应该审视中国的革命历史，民国运动，“国民”政府的创建努力，那个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成功的抵抗，她作为盟友的表现，在组建联合国中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她作为该组织及其安理会成员的表现。美国人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对那个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如，雅尔答协议和波斯坦协议，苏联的背弃，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最后取得的胜利，以及目前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和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建立的“人民政府”之间仍在继续的那个斗争，等。【305】美国人应该审查、比较并且对比在后者建立之后的这些年来，这两个政府各自的态度和作为。

目前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和大陆中国的人民和目前控制了那里的政府直接接触，也不能有什么大作为。经过了一个世纪多的友好交往和互惠联系之后，美国人和美国的利益（连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和利益）被逐出了那个地区，而且从此至今一直被排除在外，这真是个悲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的投入。美国的投入中最大的是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去了中国；美国各种教育机构和慈善团体扩展了自己的工作，在中国建立了中心。他们，协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善良愿望的人在那里做的类似事业，曾经送给了中国人民许多益处，如，西方的观念、概念和生活方式，基督教的思想和实行，“西式”的教育，现代的科学，医学的发展，机械技巧，等等。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人民政府”尽其所能，不仅将有西方影响的经营、代理的人和机构赶了出去，排斥在外，而且将那些影响的迹象和效果全部加以清除。那个政府在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使中国大陆成了共产主义集团的一个部分，把它的大部分和绝大部分人民置于铁幕之后，是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进行冷战的成员，并且成了一个侵略者，入侵了一个邻国。【306】它侮辱、迫害、酷刑、在许多情况下杀死传教人员和信教的人。它驱除了大部分“外国”的商人，并且将其他的人作为人质。它把所有非共产党政权和人民都侮蔑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并且将美国定为首恶。

但是，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可以为在台湾的八九百万中国人和另外一千多万定居“海外的华侨”有所作为。被逐出大陆的美国的传教界和慈善机构，在这些“自由”的中国人中坚持教育、医疗和救济的活动。美国政府正在帮助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并且对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给予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但是，我们可能、也应该做得更多。

为抵抗共产主义，国民政府是可以依赖的。它使任何地方的中国人保持那个抵抗精神的活力。它使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保持在全球为自由而奋斗的一方。它在东亚各国人民之间鼓舞着抵抗的士气。它就这样和美国进行共同的事业。通过它，并通过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人的组织和个人，可以，也正在维持着和大陆的中国人的接触。的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国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做许多事情。

一九五零年六月，当北朝鲜的共产党发动对大韩民国（南朝鲜）攻击的时候，美国的决策者很快决定必须为集体抵抗共产党的侵略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在联合国提议对南朝鲜给予共同的军事支持，联合国决议了给予这种支持。【307】此外，美国政府还进了一步，它制订了一个策略，含意是美国不仅支持朝鲜，也支持东亚的其他地方：支持中国国民党保卫台湾的抗争，支持菲律宾的抵抗，支持印度支那的抵抗。特别对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国的第七舰队预防共产党从大陆对台湾的进攻，并且要求国民政府停止从台湾对大陆的进攻。艾森豪维尔总统在一九五三年对这个命令做了修订，要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人从台湾反对大陆共产党人的行动。美国政府从一九五零年六月起，对国民党人采取了一个路线，增加了对它的经济援助，并且给予物资和顾问形式的军事援助。

我认为，美国方面在态度和做法上的这个改变，政策回转到支持中国国民党人，是个良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抗争中站在自由世界一边，而且他们为整个东亚在抵抗中建立了瞩目的榜样和形式。共产党在东亚的进展受到阻止，对于自由世界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台湾不被共产党占领，在策略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至关重要。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国民党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明智地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真正利益服务，就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国民政府做出理由充分、连贯一致、延续不断的支持。【308】

这给我们带来了过去一向在提到、而且在一九五四年被胡搅蛮缠的共产党和我们一些盟友的代表重新积极强烈地提了出来的两个问题，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要“承认”共产党中国？2）联合国是否要接纳共产党中国？

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承认和接纳中国那个国家，它还关系到对一个新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要采取的行动。这个政府在起源、维持、组成、方法和目标上都是共产主义的，它正管辖着绝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中国领土和民众。美国长久以来就承认了中国，在一九二八年，它和那时候和以后其他国家一样地正式承认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治下，中国在一九四二年成为原始联合国宣言的签署国，在一九四五年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在联合国里，中国是安理会的永久成员。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着中国，为中国代言，为中国投票。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承认中国，不是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是撤回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而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将国民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拿掉，而将席位给予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这自然是一个程序，如果同意了，其本质就要涉及一种分裂，会出现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共产党的两个中国。但是在我看来，那很难实行，在这里不要去考虑。【309】美国一向坚持中国统一、独立的原则，并且反对违背这个原则的作法；任何提议分裂都可能受到所有地方的中国人和正在较量的两个政府的反对。

事实上，大约有二十五个国家从承认国民政府转到了承认“人民政府”，但是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做；有几个这样做了的国家正在支持“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阵营的要求，要美国也这样做；“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世界以及几个非共产党国家正急切地要把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转给“人民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采取并且维持什么立场？我们要做哪些努力？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如何最好地维护、服从于我国正当的利益和目标，当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正当利益和目标。情况是，在国际事务的发展中，美国在近年来靠着许多因素，成了自由世界里最强、最有影响的国家。在整个自由世界受到苏联共产党征服计划的威胁的这个历史时刻，在美国诸多利益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和国际的安全。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关怀世界和平的问题，是因为，第一，他们相信和平；第二，他们相信自由；第三，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的世界上，他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方才能够有安全，方才能够享有自由。由于他的力量和他支持拥护自由和安全，【310】美国成了抵御共产党威胁的自由国家的领袖。这样，美国主要关注的安全，和各个以及所有自由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相同的。

对采取任何能够导致会加强共产党世界的任何行动，美国都担当不起；对于减弱自由世界力量的行动，美国也承担不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一方面会大大帮助共产党世界，另一方面，会大大损害自由世界。它会在共产党在巩固在中国地位的进程中排掉最大的障碍。它会导致中国国民政府的瓦解和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它会使得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较早地转移，由国民政府（它的发言和投票都是在自由世界一方）转移到会站在共产党世界一方发言投票的共产党政府。这样一来，自由世界投票力量会减小，共产党阵营的投票力量会增加，这会使共产党在美国和在其他自由国家中的影响大为增大。它会使抵御共产党进展的亚洲人民灰心丧志，也使他们怀疑美国支持的可靠性，并且削弱许多国家在坚持抵抗中的力量和决心。

长期以来，从共产党主要党魁的声明中，和从共产党取得控制后共产当局的所作所为中，整个世界都有理由知道，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都从事消灭人的自由的原则和实施，对宗教开战，采取一切可以设想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巩固、扩展共产党领袖想要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无神、唯物的制度。【311】有助于共产党事业的任何行动，都会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想到这些事实和结论，我真诚的希望，不论是基于伦理道德，还是基于政治，不论是为了美国，还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希望美国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联合国接纳中国的那个政府，反对加强那个政府的计谋和行动，坚决支持并援助旨于防止巩固、扩展那个政府权威和共产党联盟的努力。

我相信，美国应该维持他反对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政策。外界运去的物资，即便是非战略性的，也会加强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从而让那个“人民政府”容易采取像他在朝鲜采取的行动。自由世界半点也不能帮助并鼓励用武力攻击在联合国旗帜下、为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军队。很难说，我也不想说，美国要尽多大的努力去迫使其他国家考虑这种贸易；但是我似乎明白，说起来也容易，和共产党中国贸易越少，就越符合于自由世界真正、长远的利益。

总而言之，我相信美国应该坚决遵循基于我们广为流行的“生活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外交政策。不论教派和信条如何，我们的人民是基督教的，文化是基督教的，国家也是基督教的国家。总起来说，根据各种伦理道德、法律、行为准则和是否可行等思想，我们既单独地也集体地，【312】既局部地也全国性地设定我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和其他人民和政府交往中，也同样遵循这些思想。

我们是自由的国民。但是我们现在和其他的国民一样，都受到奴役着许多国家、并且想奴役所有国家的武力的威胁。努力挣扎想要自由的中国国民，已经成了这些武力的牺牲品。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在铁幕后面，受到统治，教导他们说，我们和其他自由的国民是他们的敌人，是必须要清除掉的。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仍然处于可以继续追求自由和安全，、并为自由和安全而战斗的地方。这些是我们仍在接触的人，我们和他们正像和其他自由的人民一样，可以有互利的关系。

我们应该依照黄金定律（Golden Rule）来对待中国国民和国家。我们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我们不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就应该不那样对待他们。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的目的和努力是为了自由和安全，我们都应该给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能够导致加强那些镇压、奴役的人的力量和声望的行为。我们应该和重视并且互相交换善意表现的人交朋友，做好邻居。不仅是在台湾和东南亚，在离我们更近以及在我们中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对国民政府和它的追随者的支持，我们政策的固定前提应该是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容忍共产党占领台湾。我们应该不考虑任何会损害或漠视现有的对国民政府的许诺、义务的提案。【313】同样，我们应该不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任何承认那个政府的地方的纠缠不休的要求所动摇。此外，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旨在将那个政府置于联合国中国席位上的行为。我们应该制止、有道理地劝阻和那个政府统治的地方和人们进行贸易。

最后，我们应该时时记住，在美国的妥协中，过去有几次涉及了中国，但是没有一次使美国受益，但是每一次都证实损害了中国。在我头脑里，清楚的例子有一九一七年的蓝兴（Lansing）石井协议的一个秘密条款；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对日本关于山东的让步；和一九四五年雅尔答的“远东协议”。不讲原则，放弃合理的传统，根据空想的权宜来做决定，机会主义的路线，“劫甲付乙，以强凌弱”，这些作为都不是“美国的方式和作风”。在我们和中国和她的人民相处之中，应该和对国内、对近邻的国家以及对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相处一样地，采用相同一致的高标准。

高于一切的是，我们应该确切地清楚明确，我们做出的有关中国的决定和行动，都要和我们整体外交政策的目标相一致。我们寻求和平和安全。和平和安全是所有不想从事征服的人民的共同目标。为了我们能够取得安全，我们必须和所有这样的人民共同协作。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行为，绝不建立在引诱惑人的“交易”和闪烁迷人的许诺的沙滩上，而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原则和一贯的诚实和持久的信赖的岩石上面。

showcraft 发表于 2010-11-20 20:55

好文，有空读，mark

xiaoxiaoxia 发表于 2010-11-21 12:02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和哪个教会教派的福音传教士的影响相比较，教育传教人的影响一向总是大得多，无论那些教育传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纪从耶稣会来的机械工程学家、或是天文学家，还是十九世纪从新教团体来的科学家、学者或医生。据说，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他在东方的二十七年间，只为十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施过洗。但是他的学术工作，他那圣经的中译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个用近代金属活动字模的印刷厂，则在整个东方的新教传教世界里，留下了持续的影响！的确，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教传教士教育家的伟大世纪；在这些教育家中，有亚历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尔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杨•艾伦（Young J. Allen）,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马丁（W. A. P. Martin）, 约翰•富莱尔（John Fryer）,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值得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克复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光彩夺目的学者传教士群体【xiii】，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国际法，现代世界地理和历史，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献等最佳著作译成了中文；还是他们，说服人们反对那些原始的陋习、缠足和不顾妇女的教育，并且鼓吹社会、教育甚至政治的变革，开办新学堂和学院，为使中国逐渐觉醒，他们做了如此众多的工作。

此段几个传教士的人名翻译有误，如马礼逊，卫三畏，等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12-6 21:55

[b][u][size=4]书讯：二Ｏ一Ｏ年将出版《在华五十年》另一译本[/size][/u][/b]

维一（二闲堂）


[align=center][img]http://www.edubridge.com/situleideng/img/2010_situ.jpg[/img]
[size=2][color=gray]海南出版社二Ｏ一Ｏ年《在华五十年》译本书影[/color][/size] [/align]


据网间最新报导，海南出版社将在年内出版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另一译本，译者常江。

报导引用译者常江的话说：“海南出版社的编辑通知我，四年前我协助引进并担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和”必要”的删节，终于要出版了。我竟然兴奋得跳了起来。”

或许有心人可以将此译本、一九八二年的删节译本，以及本堂刊布的汉译全本互相对照，找出其中的差异，以了解这二十八年来中国出版界的开放与进步。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12-6 22:04

[i=s]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0-12-6 22:08 编辑 [/i]

发重了

看看差别吧

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10-12-6 22:47

这个俺得去买本瞧瞧。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12-6 22:50

[quote]这个俺得去买本瞧瞧。
[size=2][color=#999999]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10-12-6 22:47[/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8950&ptid=98904][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别浪费那个银子，经过了4年的审查和“必要的删节”，哪里有这个电子版的好

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10-12-6 23:52

那俺等木匠师傅搞整齐了再买一本，把这个给补上去。

嘿嘿，这也算是一招吧，就怕太累人了，没这个耐心。

闲云 发表于 2010-12-7 07:17

[i=s] 本帖最后由 闲云 于 2010-12-7 07:21 编辑 [/i]

最近在看电视剧<<浪烟北平>>. 司徒雷登先生在日军进入燕园时对学生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非常感人,从燕大不顾闲言碎语坚守在沦陷区为沦陷区学子提供教育机会的抉择,到如今的被迫关闭,尤其是最后一句,"同学们,再见了. 你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令人动容.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教育的巨大贡献,而不是跟着官方宣传去丑化,去污蔑.

ZT司徒雷登魂归魂归故土　昨骨灰葬于杭州(组图)

浙江在线11月18日报道 他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昨天，他的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 魂归故土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

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也因此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

昨天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这是燕大校友向老校长献花。

[attach]38580[/attach]


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出席当天的骨灰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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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民以及中外友人参加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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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雕像静静立在杭州耶稣堂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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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杭州归于杭州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876 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子湖畔出发见证历史风云

正是从杭州出发，司徒雷登先生见证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一系列风云变革。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昨天上午，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求同存异。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这样说：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名人，终于在杭州安息，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满口杭州话最爱杭帮菜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几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代表。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则和记者谈起了流传在校友中的“司徒轶事”：“司徒雷登先生是个杭州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他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看看嘛蓝眼睛高鼻子的，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把伙计都能听得愣了：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这些话不是杭州人都听不大懂的。”(注：“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姚老先生感叹着。

新闻附件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姚宏越 发表于 2010-12-7 08:29

司徒雷登日记已经出版了，黄山书社

去意无边 发表于 2010-12-7 20:45

[i=s] 本帖最后由 去意无边 于 2010-12-7 20:50 编辑 [/i]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反倒"水土不服"，可怜的老人，他的魂丢在中国了。

cece 发表于 2010-12-10 05:38

一口气看完了，不过，对我想看的东西说得不够详细。中共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当时世界大势如何？中国往何处去？国美国往何处去？世界局势往何处发展？

夏加坤 发表于 2010-12-11 20:09

司徒雷登和史迪威，两个中国通。

showcraft 发表于 2012-7-18 08:28

最近凤凰大视野，在放知是故人来
[url]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2_07/17/16090668_0.shtml[/url]

查看完整版本: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全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