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三驾马车”论何以有局限性
长期以来，人们视“消费、投资、出口”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并以此分析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三驾马车”论。基于这一理论对经济的分析常常是短期的——近几年来，“消费、投资、出口”一直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分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也习惯于从“消费、投资与出口”三个方面入手。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更是看出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很高，因而在反危机过程中，通过扩大投资与增加消费，来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是在反危机过程中，我们更进一步坚定了把中国经济增长转到主要依靠内部消费上来这样的观念。
靠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着眼于短期效益，不能为经济长期发展保驾护航
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基于“消费、投资、出口”之上的经济增长分析，始终是一种“短期”分析；而基于这一分析之上的宏观政策，也因此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之策。
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消费、投资与出口”，来源于凯恩斯关于“总需求＝总供给”公式，而一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由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水平共同决定的。其中，消费、投资与出口，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总需求。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需求拉动，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对总需求的管理”。在居民户消费需求乏力，企业投资需求下降之时，政府就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尤其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下政府支出形成的需求弥补总需求的不足，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政策。
但是，凯恩斯关于经济增长依赖于“消费、投资与出口”即总需求拉动的分析着眼的是短期而非长期。如果从长期看，总需求与总供给都可以调整，都可以达到二者相等的均衡水平。甚至包括经济危机本身，都是强制性降低总供给来适应总需求减少。所以，决定一国长期经济稳定而均衡增长的因素绝不仅仅是“总需求”可以决定的。而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人们更应该关注的话题恰恰是：为什么国与国之间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差异很大？比如，尽管短期经济表现经常也有衰退，但英美等国在长期看却维持了近两百年经济增长？而另外一些穷国尽管在短期也有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但长期看经济却基本处于停滞？
维持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人才的进步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早期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而投资又取决于资本积累。哈罗德－多玛模型隐含一个结论就是：人均拥有的资本存量越高，经济增长水平越高。这种理论反映了从农业社会向资本社会过渡以及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对资本投资的倚重。
但是，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学家发现，问题很快就出来了。单位资本的产出在不断下降，即我们经常说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因此，要维持同样速度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投资比原先要越来越庞大。这种状况的出现又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为了进一步积累资本，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会出现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超过消费增长的速度，严重时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第二，为了进一步积累资本，只能提高对资本拥有者的激励，使得劳动回报不断下降，激化全社会矛盾。也正因为看到这一点，经济学家提出“资本积累的黄金规则”理论。一旦资本积累达到黄金规则，经济增长不可能因为进一步资本积累而加快。也就是说，资本积累也只能解释一段时期经济增长，如果仅仅以资本投资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仍然是不够的。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正。其中，最大的修正是引入了“技术进步”这个维度。在索洛看来，即使资本积累不可能再增加，投资增长维持不变，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大大提高资本和劳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保持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在资本与劳动投入之外，技术进步也是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索洛的理论。他认为，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本身又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即劳动者知识积累、技能提高与身体健康。他提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正在于“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因此他主张政府应该多投资于全社会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但是，无论是索洛还是舒尔茨，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都被视为“给定的”，即由外部导入的因素。他们都疏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又依靠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是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罗默。他所开创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稳定性和积累”，归结为经济中的规则与制度。尤其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产权的制度。
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确不是靠“投资、出口与消费”拉动，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短期治标与长期治本相结合，才能在危机来临时药到病除、解除后患
如果不明白“三驾马车”的分析只是短期，必然在宏观政策上只能短期“治标”而无法做到长期治本。
就拿世界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凯恩斯政策而言。扩张性政策的确在短期内强制抑制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但是从长期看，扩张性政策导致的后果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将会很严重，甚至有可能使下一次危机的规模来得更大。首先，扩张性投资政策的后果是进一步扩大产能。而在消费没有根本性改观情况下，产能的消化只能进一步依靠出口。由此加剧经济结构性矛盾积累，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其次，从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看，根据“货币数量论”，央行所增加释放的流动性，最后必将沉淀于物价上；而如果实体经济发展跟不上，从长远看，只可能导致资产进一步泡沫化和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
其实，在1930年代末期，有人就批评凯恩斯通过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张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是“短视策略”，甚至因其与新教伦理所主张的“节制”相悖而被认为是“不道德”。针对这些批评，凯恩斯在1939年所写的《我们子孙的经济学》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为自己辩解道，多少年后，我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比手段重要，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要注意！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教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引领出来见到天日”。而针对“短视”的批评，凯恩斯说出了他那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在他看来，针对眼下的大危机，首要的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尽快脱离危险，所以所采取的措施与手段当然都是短期的，都是“救命”或“治标”的；而如果一开始就考虑“长远”，想着如何“治本”，可能还没有等到那些措施发挥功效，资本主义经济就已经无药可救了。所以，凯恩斯主张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只要眼前利益最大，不必专门去计算经济行为的未来收益。
应该说，凯恩斯本人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没有错。一个最恰当的隐喻莫过于“治病”：应付危机与治疗突然袭来的大病一样，首先是急救，保证病人脱离危险；然后才谈得上后续进一步“固本”的治疗。但后来人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一再把凯恩斯这些短期内“应急”手段误解成长期“治本”之策。正因此，每次危机一来，在千篇一律地用了凯恩斯主义这些手段后，危机一过，各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后续的“固本”治疗，而是很快“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根本忘记了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病因”。
因此，我认为，政府在考虑应对危机的策略时，智慧的做法是既要考虑眼前救急，同时也要考虑经济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既要善于运用相机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化解宏观经济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更要注重促进技术进步和完善经济制度这样长远的建设。（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卢周来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大概没什么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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