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里希：哈耶克与弗里德曼
人们经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20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著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思考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的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却经常引用哈耶克，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要少一些，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比较少，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学券制是个例外。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中，弗里德曼写道，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道，“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致成为专断的”。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他说，“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
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每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他们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到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的那个时候起，尤其是在我从40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的强烈的思想倾向，他的道德勇气，他那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和必要条件的理解。”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于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一个系，而同处一系，是学者们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径。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多地是关系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互相串门”，海伦娜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跟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跟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46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1977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心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执教芝加哥大学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他也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实例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见识。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问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请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与银行工作室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研究室发挥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有所影响外，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大概由于两人不在一个系，所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发展出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中，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则曾有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有一年时间在加州帕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自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后，一直到1957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曼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其密切程度都超过哈耶克与他的关系。5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1960年和1961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1963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1970年到1972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爽直，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但他从来不会显出不喜欢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象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向你写信详尽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自传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他“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在1947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之后，在哈耶克195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我与他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976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到，“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并以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信息。”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60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世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莱恩·麦考米克则写道，“60年代和70年代，[哈耶克]从来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哈耶克最后一任秘书、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也回忆道，哈耶克在1985年说过一句话，“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的讣告中说，“70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新获得了声望。”从40年代到90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发秩序、知识分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在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都不着边际。”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附带地研究研究经济学。”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思想上也有区别。1985年，哈耶克曾说过下面一段话：
问：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芝加哥学派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其他人，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而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米尔顿和我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给朝圣山学社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我努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数据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经验上的关联。很有可能，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跟斯蒂格勒，你还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他乐意面对这个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是贝克尔。就理论而言，他也是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家。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健全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想让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的《通论》。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是十分危险的。
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曾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在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任上干了25年。他强调用计量和经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哈耶克在1948年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米歇尔“在探讨研究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问题上所出的贡献，可能比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任何人都大，过去30年中，在美国能就此问题进行过如此广泛的研究，实属异数。”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人是宏观经济学家，他的意思是说，弗里德曼没有认同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具体的资本品处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相对于真实的储蓄供应和对资本的真实需求，资本品的结构出现扭曲。哈耶克写道：“芝加哥学派基本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的。他们试图用总量或平均数进行分析，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等等”；“你不可能以统计信息为基础创建一个理论，因为人们互相产生影响的，是个别的行为而不是总量和平均数。”哈耶克对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方法的批评，与他自己坚持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活动和商业周期的独特看法有关。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验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逻辑实证主义一般都坚持，一个命题除非获得经验证明，否则，不应被视为科学的。而弗里德曼等人则认为，一个理论，如果不能根据经验作出评价，那它通常就没有多大价值。这两种看法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曾经说过，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命题都给予绝对确定的证明。”
其实，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跟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某些方面是比较接近的。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写过一段话，其含义其实跟哈耶克的观点是相同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增加了保持客观性的难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出能够对现象作出人们尚未注意到的、坚实的、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之理）、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明”一个假说，它只能使该假说不至于被推翻，当我们不那么精确地说，该假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一般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的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给人深刻印象的、明确的证据，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情况的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于解决具体问题。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与逻辑实证主义、即讲究严格验证的方法混为一谈？
2000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关于人的行为学（praxeological approach）的方法，即认为知识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够信赖的资料的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 ：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
1995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他们（伦敦经济学院）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对它没有感觉。谈到这一点，他（哈耶克）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他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的行为学（praxeology）。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的事实就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们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我们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我们出现争执的时候，就可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努力寻找经验证据，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应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意见不一，可以找到一条解决我们的难题、解决我们的分歧的办法。我对你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就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他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后来又是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prediction）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foresight）——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于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在1977年接受采访时他称，他的论点是，“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节已经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而早些时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洛威的话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有所丰富”，“洛威又曾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够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纯属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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