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omi Klein：新自由主义及其在拉美的渗透
很少有哪个学术环境像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严重地神化。这个地方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而且是一个思想学派。它不仅仅在训练学生，它也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一个保守学人圈子的思想结晶，他们的观念代表了一种革命性的堡垒，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集权经济”(statist)思想。跨过社会科学楼的大门，下有“科学就是测量”的标记，进入传奇色彩的午饭厅，在这里学生们勇敢地挑战学界巨擎以此测试自己智力上的勇气，来这里决不是追求一个平淡的学位，来这里是要进入战斗。加里·贝克，一个保守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说：“我们是与这一行其他绝大部分人战斗的勇士。”就像同时期麦吉尔大学里犹文·卡麦龙的精神病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也处于一个野心勃勃和有领袖魅力的人的统治之下。他有着从根本上对他所从事的行业进行革命的使命，那个人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虽然有许多导师和同僚和他一样狂热地信仰极端放任资本主义，只有弗里德曼用他的能量给了这个学校革命性的狂热。人们总是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兴奋？你要去和一个美丽女人约会吗？贝克回忆道，我说，不，我去上经济学课！当米尔顿的学生真是太奇妙了。
弗里德曼的使命，就像卡麦龙一样，建立在回到一个自然的健康状态的梦想之上，在那种状态下，一切都处于平衡中，人类干扰所造成的扭曲模式还未形成。卡麦龙梦想的是让人类心灵回到原始状态，弗里德曼梦想的是去除社会的各种模式，回到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清除所有的干扰——政府法规、贸易壁垒和各种利益关系。还和卡麦龙相似的是，弗里德曼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回到堕落以前的状态的唯一方式是有意地施以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药可以把那些扭曲和坏模式赶走。卡麦龙用电击施行休克，弗里德曼的工具是政策——休克治疗手段，这是他力劝有麻烦的国家的勇敢领导人使用的手段。然而和卡麦龙不同的地方是，卡麦龙能够即刻把他的宝贝理论用在他的无意识的病人身上，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几次历史转折才最终找到机会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他抹去和创造的梦想。
弗兰克·奈特，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认为教授们应该以这样的信仰教诲他们的学生：每一个经济理论都是系统的一个神圣特征而不是一个可争议的假说。芝加哥神圣学说的核心是，经济的供应、需求、通胀和失业之力就和自然之力一样，是固有的，不变的。在芝加哥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的自由市场里面，这些力量存在于完美的均衡中，供应与需求的沟通就如月亮拉动潮汐，如果经济遭受高通胀，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理论，一定是因为受误导的政策制定人让太多的货币进入系统，而不是让市场自己找到平衡。就像生态系统自我调整，使自身平衡，市场用自己的机制也会精确地以正确的价格创造出正确数目的产品，这些产品由拿着正确工资的工人所创造并购买——一个充分就业的，具有无尽的创造性和零通胀的伊甸园。
根据哈佛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这种对理想系统的热爱正是激进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界定性特征。资本主义被想象成如珍宝般的一套运动或一个天国的钟表装置……一件艺术品，其魅力如此强烈，不禁让人想起阿佩莱斯著名的画，他曾画了一串葡萄，太逼真了以致鸟会来啄它们。
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的挑战是如何证明一个真实世界里的市场能够履行他们心醉神迷的想象。弗里德曼总是自豪于自己以物理化学般坚实严格的科学方式探究经济学，但是实证科学家们能够指着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而弗里德曼却无法指向任何活生生的经济，说它证明了如果所有扭曲都被除掉，剩下的会是一个完全健康富足的社会，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这一标准。由于无法在中央银行和贸易部里测试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只好在社会科学楼的地下室作坊里搞他们复杂精巧的数学公式和计算机模型。
对数学和系统的热爱把弗里德曼引入了经济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的顿悟时刻来自一次高中几何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毕达哥拉斯定理，然后震撼于它的优美，他引用约翰·济慈的Crecian Urn颂：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是你知道的关于世界的全部，和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弗里德曼把对一个优美的包罗万象的系统的热爱连同对简单性、精美和严格的追求传给了好几代的经济学者。
像所有原教旨信仰那样，对于那些真正的信奉者，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也是一个封闭的圈。它的初始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善的科学系统，在里面人们按自己的欲望行事，就能为所有人创造最大福利。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如果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内出了问题——高通胀或失业率大涨——那只能是因为市场还不真正自由，系统里一定有什么干扰，有什么失真了。芝加哥的办法总是一样的：更严格更完整地实行他们的基本教义。
当弗里德曼于2006年去世时，讣告作者们费力地总结他身后遗产的广度。有一个人是这么写的：弗里德曼为自由市场、自由定价、消费者选择和经济自由所唱的赞歌导致了今天我们所享有的举世繁荣。 这个说法有部分正确。那个所谓举世繁荣的本质——谁分享它，谁没有，它来自哪里——当然是有高度争议性的。毋庸置疑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规则手册和他实行它们的精明策略，已经使一些人极度富裕，为他们赢得了几乎完全的自由——可以忽略国界、可以躲避规范和赋税以及积聚新的财富。想出致富办法的诀窍似乎根自于弗里德曼的童年，那时他的匈牙利移民父母在新泽西的拉威买了一个制衣厂。他们家住在车间的同一座楼里，弗里德曼后来写道，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个血汗工厂。 那时对于血汗工厂主来说是个不稳定的时代，马克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移民工人进工会，要求安全法规和周末休假，并且他们还在轮班后的会议里辩论工人所有制的理论。作为老板的儿子，弗里德曼听到的无疑是非常不同的看法。最后，他父亲的工厂倒闭了，但在演讲和电视露面中，弗里德曼经常谈及它，将其作为无约束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案例，证明即使最坏最没有法规约束的工作也提供了通向自由和富裕的第一级阶梯。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吸引力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时关于工人力量的激进左翼思想在世界上赢得地位，而它提供了一种办法去维护所有者的利益，他们同样激进并充满自己的理想主义。听弗里德曼怎么说，他的思想不是关于维护工厂主付低工资的权利，而是关于寻求最纯粹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因为在自由市场里，每个人都可以为他想要哪种领带颜色投票。当左派许诺工人从老板那里获得自由，许诺公民从独裁者那获得自由，许诺国家从殖民者那获得自由，而弗里德曼许诺个人自由，这是一项将原子化的单个公民提升到高于任何集体的计划，并将他们解放出来，通过他们作为消费者的选择而表达绝对的自由意志。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经济学家唐·帕特金回忆说，令人特别兴奋的是，[他的理论]和当时吸引很多人的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特性——简单并且明显的逻辑完整性、理想主义结合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有工人的乌托邦，芝加哥人有他们的企业家乌托邦，两者都声称，如果按他们的道路，完美和平衡就会随之而来。
可问题是，如何从当下到达那个精彩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明确：革命——抛弃当前的体系，代之以社会主义。对于这些芝加哥人，答案不是那么直接了当。美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他们来说，只能说勉强是。在美国，在所有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里，这些芝加哥人看到的到处都是干预。为了让产品更能被买得起，政治家们把价格固定；为了让工人们少受剥削，他们制定最低工资；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受教育，他们把教育控制在国家手里。这些手段通常看起来是帮助人民的，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确信——并且他们用他们的模型证明——这些手段实际上对市场的平衡和市场各种信号相互交换的能力有着未言明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使命因而是一种纯洁化——将市场中的干扰因素去除，这样自由市场才能愉快歌唱。
由于这个原因，芝加哥人并不视马克思主义为他们的真正敌人。麻烦的真正来源是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者那里。这些人不相信乌托邦而是相信混合经济，在芝加哥眼里，这种产品生产与分配的资本主义方式、教育的社会主义化、基本服务比如水的国营化、还有所有用来干扰极端资本主义的法律，他们是一堆丑陋的大杂烩。那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常常对别的宗教的极端信仰者和公开的无神论者有勉强的尊重，而对那些三心二意(casual)的信仰者报有鄙视，芝加哥学派的信奉者们也一样，他们向混合派(mix-and-match)经济学家宣战。他们所要的并非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资本主义改革：回归纯洁[未被污染的]资本主义。
这种纯正主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弗里德曼的个人导师，50年代他也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一段时间。这个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警告说，任何政府对经济的介入都会导致社会走上奴役之路因此必须摒弃。据芝加哥的一位长期教授阿诺德·哈伯格说，那些奥地利人，被称作一个小集团中的小集团，他们如此狂热，任何国家干预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邪恶……。仿佛有一个非常美丽但高度复杂的图象，它内部完美和谐，如果上面有了不该有的污点，那简直是可怕……那是一个毁掉美丽的瑕疵。
1947年，弗里德曼刚加入海耶克，组成了一个名为蒙特佩勒林(瑞士地名)学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俱乐部，当时那种生意应该按其意愿统治世界的想法在一个有礼节的聚会里是很不合适的。关于1929年那场市场崩溃和随后大萧条的记忆仍然清晰——一生的积蓄毁于一旦、自杀、施粥所(the soup kitchens)、难民。这场由市场造成的灾难的规模导致强烈要求有一个积极参与的政府。大萧条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结束，但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几年前预测的，它意味着放任主义的结束——结束让市场自己规范自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战胜贫困新的紧迫感。由一次大战后的惩罚性赔偿加上1929年的崩溃导致了灾难性的萧条使得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凯恩斯早前曾警告如果世界采取放任的手段对付德国的贫困，那么反击会很凶猛：报复，我敢预测，将不会缓慢了那些话当时没有被注意，但是当二次大战后欧洲重建时，西方强权采纳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市场经济需要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不至于让幻灭的人民又一次去寻求更吸引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原则导致了今天能跟体面资本主义相关联的所有事物的产生——美国的社会安全系统、加拿大的公共医疗系统、英国的福利、法国和德国的工人保护。
一个类似但更激进的情绪在发展中国家升起，通常称为发展主义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发展主义经济学家论证说，他们的国家只有寻求一种内向型(inward-oriented)工业化战略而不是依赖出口自然资源(价格在不断下降)到欧洲和北美，这样才能逃避贫困的怪圈。他们呼吁管制甚至国有化石油、采矿和其他关键工业这样从中获得的一份健康的收益可以支持政府主导的发展进程。
到50年代，发展主义者像富裕国家的凯恩斯派和社会民主党一样可以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而自豪。发展主义最先进的实验室是在拉丁美洲南端，也称作南锥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的一部分，其中心是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拉奥·普里必希领导。普里必希以发展主义理论训练了多批经济学家并把他们派到南美大陆各政府做政策顾问。民族主义政治家如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彻底地实行他们的思想，将公共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项目，像高速公路和钢铁厂，给本国企业优厚的补贴来建设新工厂，大量产出轿车和洗衣机，并且用可怕的高关税来阻止国外的进口产品。
在那令人眩晕的扩张阶段，南锥国家开始看上去比拉美其他国家更像欧洲和北美。新工厂的工人组织了强有力的工会帮他们谈判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的孩子被送到新建的公立大学学习。这个地区马球俱乐部精英和农民大众间的鸿沟开始缩小。到50年代，阿根廷有了南美大陆最大的中产阶级，它的邻居乌拉圭有95%的识字率并给全体公民提供免费医疗。发展主义在一段时间里令人惊愕的成功以至拉丁美洲的南锥国家对穷国来说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符号：这就是证明，有了明智和务实的政策，加上努力实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间的分割是可以消除的。
有管制的经济的成功——在凯恩斯主义的北方和发展主义的南方——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黑暗日子。芝加哥人在哈佛、耶鲁和牛津的主要学术竞争者被总统和部长们提名去帮助驯服市场怪兽；几乎没有人对弗里德曼让市场比以前更野蛮运转的大胆思想有兴趣。然而有一小撮人却对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他们是非常有权势的一小撮。
对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头们，既要与不太友好的发展中国家斗争，还要和国内日益壮大又挑剔的(demanding)工会斗争，战后的景气年份是让人心烦意乱的。经济增长很快，巨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但是拥有者和股东们被迫要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公司税和工人工资重新分配出去。每个人都过的很好，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规矩，有一小部分人会过的好得多。
针对放任主义的凯恩斯革命让企业界付出很大代价。很清楚，要夺回失去的地盘就需要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回到甚至比大萧条前更少管制的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气候下，华尔街难以领导这样一场改革运动。如果弗里德曼的密友、花旗银行的老板沃特·瑞斯顿跑到前台争辩说最低工资制和公司税应该取消，他必然会被指责为一个强盗大亨。这时芝加哥学派出场了。当弗里德曼，这个聪明的数学家和机智的辩论者提出同样的论点时，会被完全不一样地看待。这些观点可能被指斥为顽固，但却被赋予了科学公正的花香。把企业界的观点通过学术的或半学术机构的漏斗过滤一下有极大的益处，不仅使芝加哥学派得到源源不断的捐助，而且繁殖出一个全球性右翼智库的网络，他们在世界上大量生产出反革命的战士。
都回到弗里德曼那一根筋的观点：新政完全搞错了。那时所有国家包括我们自己，都走上了一条错误轨道。为了把政府拉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受欢迎的书《资本主义和自由》里制定了一套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规则，在美国，它成为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经济纲领。
第一，政府必须清除所有挡在积聚利润前的法规和条例。第二，他们必须卖掉所有公司可以用其盈利的政府资产。第三，必须对极大削减对社会项目的资助。在包括取消管制、私有化和削减开支这三大部分的公式里，弗里德曼还有很多特殊规则。税，如果必须存在的话，应该很低，富人和穷人应该按同样的统一税率缴税。公司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任何地方销售他们的产品，政府不应做任何工作来保护本地工业和本地所有的事业。所有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应当由市场决定。不应有最低工资。弗里德曼提议医疗、邮局、教育、退休金，甚至国家公园都可以私有化。简而言之，他一点也不害羞地呼吁打碎新政——那个大萧条后在国家、公司和劳工之间好不容易达成的停火，从而避免了暴乱。不管工人设法赢得的什么样的保护，不管国家提供的什么样的服务，芝加哥学派反革命都要把他们收回。
它要的还不止这些——它想把那几十年里工人和政府共同建设的公共成果都收回去。弗里德曼劝政府出售的资产都是多年公共资金和知识投入所建设的极有价值的终端产品。在弗里德曼看来，原则上所有这些共同分享的财富都应当转入私人手里。
虽然被数学和科学的语言所隐藏，弗里德曼心中的远景和大跨国公司的利益完全重合，本质上跨国公司渴望得到广大的无管制的市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阶段，那种贪婪的增长是由殖民主义提供的——发现新疆域、夺取土地而无须付钱，然后从土地上攫取财富而不给土地上的人民以补偿。弗里德曼对福利国家和大政府的战争许诺了一个新的快速致富的源泉——不靠征服新疆域，这次是国家本身成了新疆域，它的公共服务部门和资产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被拍卖掉。
针对发展主义的战争
在50年代的美国，通过那种渠道致富还遥不可及。即使是死硬派共和党人像白宫的德威特·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机会做像芝加哥学派建议的那样的激进右转——公共服务和对工人的保护太受拥护，艾森豪威尔只能看下一任期了。虽然他没有多少胃口在国内扭转凯恩斯主义，但他表明是极其渴望采取迅速和极端的行动来打败海外的发展主义。最终芝加哥大学在这一运动里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艾森豪威尔1953年就职的时候，伊朗有一位发展主义领导人莫罕默德·摩萨德，他已经把石油工业国有化了，印度尼西亚掌握在越来越有野心的阿赫麦德·苏加诺手里，他正在谈论联合所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府组成一个超级强权来和西方和苏联集团抗衡。国务院最关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锥地区不断取得成功的民族主义经济。那时世界广大地区都在转向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发展主义的进口替代建议其实是很中间路线的。然而，拉丁美洲应该有自己的新政的思想仍有强大的敌人。这个大陆的封建地主们非常满意于现状，那种制度给他们提供了极高的利润和无限的贫苦农民在土地和矿山里工作。现在，他们愤怒地看到他们的利润被分流去建立其他部门，他们的工人要求重新分配土地，而且政府人为的压低谷物价格使食物可以买得起。美国和欧洲跟拉美做生意的公司也开始向他们的政府做类似的抱怨：他们的产品在边境被挡住，他们的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最恐怖的是越来越多的议论说，所有的东西，从外国拥有的矿山到银行都可能被国有化，以此来为拉丁美洲的经济独立之梦提供资金。
在这些公司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在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圈子里形成了一场运动，试图将发展主义政府拉进冷战的二元逻辑。这些鹰派们警告说：不要被温和的民主的外表所迷惑，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通往极权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必须在萌芽时就掐死。这一理论的两个主要推手一个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另一个是他的兄弟，阿兰·杜勒斯，刚建立的中央情报局(CIA)的头。在任公职前，两人都在传奇性的纽约沙立文和克罗姆维尔律师行工作，在那里他们代表了很多在发展主义下损失最大的公司，如J.P.摩根、国际镍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联合果品公司。两位杜勒斯的支配地位是很见效的：在1953年和1954年，CIA发动了它的头两场政变(coups detat)，针对的都是更凯恩斯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的政府。
第一场政变在1953年，CIA的策划成功地推翻了伊朗的摩萨德，代之以残酷的国王(shah)。第二场是1954年CIA资助的危地马拉政变，在联合果品公司的直接指挥下完成。这家公司当时仍能跟杜勒斯兄弟说的上话，他们非常气愤雅克布·阿本兹·古兹曼总统没收了他们的一些未使用土地(已全价补偿)，总统计划将危地马拉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当然这一目标是不被接受的。很快古兹曼总统出局了，联合果品公司重新掌控了一切。
根除南锥地区根基更深的发展主义是一场大得多的挑战。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两个美国人1953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会面时讨论的题目。一个是奥本·帕特森，美国国际合作管理在智利的主任——这一机构后来演变为USAID(United Stat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发展局)，另一个是西奥多·W·舒尔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帕特森日益担忧拉奥·普里必希和其他拉美的粉红经济学家们令人惊恐的影响。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他们的人员组成，要影响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教育太糟糕了。他曾对一个同僚强调说。这个目标和舒尔茨的想法不谋而合，舒尔茨认为美国政府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战争上做的太少了。美国必须将其大量的经济项目带到国外……我们要让穷国将他们与我们关联起来，用我们的方法去实现他们的经济发展，进而实现他们对经济的拯救。他说。
两个人提出一项计划，这个计划最终将会把圣地亚哥——一个国有经济的温床，变成它的对立面——一个极端自由市场的实验室，提供给米尔顿·弗里德曼最渴望的东西：一个能够测试他最钟爱的理论的国家。原始计划很简单：美国政府花钱把智利学生送到芝加哥大学学经济，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全世界反粉红最偏执的学校。政府也出钱给舒尔茨和他大学的同事们到圣地亚哥做智利经济的研究并用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来训练学生和教授。
这一计划和其他很多美国培训拉丁美洲学生的项目的区别之处是它大言不惭的意识形态特征。通过选择芝加哥大学来训练智利人，美国国务院打响了反发展主义的战役，因为芝加哥的教授们一根筋地鼓动近乎完全的去政府化，它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决定了智利的精英学生该学什么和不该学什么。当奥本·帕特森接触智利最牛的大学——智利大学的教务长，并向他提供一笔经费来设立这个交流项目的时候，教务长拒绝了，因为这看上去是过于明显的对拉丁美洲事务的干涉。他说只有在他的教职员有权决定美国哪些人可以去训练他的学生时，他才会加入。帕特森又去找了一个低档一些的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一个没有经济学系的更为保守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的教务长立即接受了帕特森的建议，这样，在华盛顿和芝加哥知名的智利计划诞生了。
我们是来竞争的，不是来合作的，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在解释为什么这个项目只对精选的一小部分智利学生开放时说。这一战斗姿态从开始就很明显：智利计划的目的是制造意识形态的战士，他们将赢得针对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斗。
这个项目于1956年正式启动，从1957年到1970年有一百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进行高级学位的学习，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由美国纳税人和基金会提供。1965年这个项目扩大到针对所有拉美学生，其中以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学生最多。扩大的资金来自一笔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成立了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项目下，常年有40到50拉美人学习研究生水平的经济学课程，占了全系约三分之一的学生人数。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类似项目里，只有4、5个拉美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果：仅仅十年，极端保守的芝加哥大学成了想去国外学习经济学的拉美人的第一选择，这一事实将对未来几十年这一地区的历史道路有深刻影响。
给客人们灌输芝加哥学派的教义成了学校紧急的优先事项，项目领导、负责让拉美人感到宾至如归的是阿诺德·哈伯格，一个喜欢穿猎装的经济学家，并且说着流利的西班牙语，他娶了一个智利人并且常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专注的传教士。当智利学生开始到来后，哈伯格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智利进修班，在进修班里，芝加哥的教授讲述他们意识形态倾向很强的分析诊断，指出南美如何错误，并提出他们进行改正的科学处方。
突然，智利和它的经济成了经济系每日谈论的话题，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回忆说，他50年代在弗里德曼手下学习，后来成了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有智利的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而且被认为不合格：它的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它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它的贸易壁垒、它对价格的控制。学生们被教育去鄙视这些减轻贫困的措施，他们中许多人的博士论文专门来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各种愚蠢行为。贡德·弗兰克回忆说，当哈伯格从五、六十年代常去的圣地亚哥回去后，他一直痛骂圣地亚哥、智利的健康和教育系统(是南美大陆最好的)，称其为荒唐地试图超越他们落后的生活条件
在福特基金会内部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项目也存在着不安，有人指出，邀请来给芝加哥学生讲话的拉美人都是同一个项目下的那些校友。杰弗里·普意尔，福特基金会的一位拉美专家在内部的评论上曾写道，虽然这一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狭隘是有严重的缺陷的。只从一种观点出发不能很好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这样的评价没有停止福特基金会对项目的资助。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回国后，马里奥·扎那图，一个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说他们比弗里德曼还要弗里德曼。他们许多人占据了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职位，很快把它变成了自己在圣地亚哥的小芝加哥学派——同样的课程、同样的英语教科书、同样坚定的主张纯粹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系内十三个全职教员中十二个是芝加哥大学项目的毕业生，而且最早的毕业生之一，瑟及奥·德·卡斯特罗被聘为系主任。现在成百的智利学生不需要到遥远的美国，他们不用离开家就可以得到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在这个项目下受过训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还是芝加哥在圣地亚哥的连锁店，他们后来在那一地区被称作芝加哥小子。随着USAID更多的资助，智利的芝加哥小子们成了拉美人所称的新自由主义在本地区的思想大使，他们到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建立了更多的芝加哥连锁店，以便将这一知识推广到全拉丁美洲，去面对那些妨碍自由和使贫穷落后永久化的思想，这是一个智利毕业生的说法。
胡安·加不里尔·瓦尔蒂斯，智利90年代的外交部长，他是这样描述用芝加哥学派的教条来训练数百智利经济学家的过程的，有组织的从美国将意识形态转移到它直接影响下的另一国家，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例子，……这些智利人从一个50年代设计的特殊项目里获得的教育影响了智利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给智利社会引进了全新的思想，是思想市场上完全缺失的概念。
作为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它当然是大胆的。然而问题是，它并不起作用。根据一份1957年芝加哥大学给它的资金提供者国务院的报告，计划的中心目的是培训一代的学生，他们将成为智利经济事务上的知识领袖。但芝加哥小子们并没有引领他们的国家，实际上，他们被拉在了后面。
在60年代早期，在南锥地区的主要经济争论不是在放任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上，而是关于怎样最好地将发展主义带入下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广泛的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温和派主张，关键是在拉美国家间搞更大的经济合作，目的是将本地区转变成一个强有力的贸易集团来和欧洲和北美竞争。但在投票处，在大街上，南锥地区的民意正涌向左翼。
1962年，在古拉特(Joao Goulart)总统任上巴西坚决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古拉特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他致力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提高工资，他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是迫使外国的跨国公司将他们利润的一部分重新投入巴西经济而不是外流到纽约和伦敦的股东们那里。在阿根廷，军政府正试图通过禁止胡安·庇隆的党参与竞选来阻挠类似的诉求，但这一举动只能使年轻一代的庇隆主义者们更加激进，他们中许多人准备拿起武器重新夺回自己的国家。
正是在智利——芝加哥实验的中心——思想战线的失败最显著。到智利1970年历史性的选举为止，整个国家已经向左走的很远，三个主要政党都赞同国有化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源：被美国矿业巨头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智利项目是一个昂贵的失败。当意识形态战士对他们的左翼敌人发动一场和平的思想战役时，芝加哥小子们的使命已经失败。不仅仅经济争论在向左倾斜，芝加哥小子们也被边缘化，以至于他们连选举都没有注册。
也许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智利项目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注脚，但发生了一件事把芝加哥小子们从默默无闻中解救出来：尼克松当选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并且总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情地说，而且没有哪个地方比在智利更有想象力了。
是尼克松给了芝加哥小子和他们的教授们一直梦想的东西：一次机会，一次从头塑造一个国家的尝试，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仅是地下室作坊里的理论。智利的民主对芝加哥小子们不待见，而独裁证明更适合他们。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民联盟政府赢得了1970年的选举，因为他们许诺要将由外国和本地经营的大范围的经济实体收回到政府手中。阿连德是拉丁美洲新型的革命者：像切·格瓦拉，他也是名医生，但和切不同的是，他看上去有些像穿着讲究的学者，而不是浪漫的游击队员。他可以发表跟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热情的政治演说，但他是一个狂热的民主派，他相信智利的社会主义变革需要从选票箱中来，而不是来自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了总统，他对CIA局长理查得·赫尔姆斯发出了著名的命令让他们的经济去哀嚎。选举也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起剧烈反响。当阿连德获胜时，阿诺德·哈伯格碰巧也在智利，他给在国内的同事写信称这是一个悲剧性事件，并通知他们说在右翼圈子里，军事夺权的主意已经被提出来了。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一个合理的条件来补偿那些失去产业和投资的公司，美国的跨国公司仍然害怕阿连德代表了全拉美范围内一个潮流的开始，而且许多公司不愿接受这样一种前景，即失去正在成长的那部分利益。到1968年，美国对外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是和拉丁美洲关联的，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有5436个分支机构。这些投资所能产生的利润大得惊人。矿业公司在过去50年里在智利的铜矿业(世界上最大的)投入了10亿美元，但他们已经收回了72亿。
阿连德刚刚当选，甚至还没有就职，企业美国就对其政府宣战了。活动的中心是位于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这是一个包括在智利拥有财产的美国矿业公司的组织，还包括委员会的实际领袖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它拥有智利即将国有化的电话公司的百分之七十。普瑞纳(Purina)、美洲银行和辉瑞化学(Pfizer Chemical)也派代表参加。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来对付他，进而迫使阿连德收回他的国有化方案。他们有很多如何让阿连德感到疼痛的办法，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堵住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且暗中让大型的美国私人银行也这么做，与外国银行机构磋商同样的意见，拖延今后六个月从智利的采购，用美国铜的存货而不从智利进货，制造智利境内美元的稀缺。办法还有很多。
阿连德任命他的密友奥兰多·莱特里尔为驻华盛顿的大使，给他的任务是和密谋破坏阿连德政府的那些公司谈判充公的条款。莱特里尔留着七十年代典型的小胡子，有一副歌唱般的嗓音，是个喜欢开玩笑、性格外向的人，在外交圈子里非常惹人喜爱。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最钟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里的朋友聚会中弹着吉他，高声地唱着民歌。但即使以莱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却从未有过一丝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就在莱特里尔与ITT紧张的谈判期间，杰克·安德森，一个报纸记者，根据有关文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爆炸性的文章，揭露了ITT与CIA还有国务院曾密谋阻挠阿连德两年前的就职。在这些指控面前，而且阿连德仍在任上，民主党控制下的美国参议院启动了一项调查，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阴谋，ITT提供了一百万美元贿赂智利的反对力量并寻求让CIA介入一项计划来秘密操控智利的总统选举。
参议院1973年6月发表的报告还发现，当计划失败、阿连德掌权后，ITT转用了一个新策略，试图保证他不会在6个月内执行国有化计划。最令参议院吃惊的是ITT高层和美国政府间的关系。根据证词和各种文件，越来越清楚，ITT直接介入了最高层级上美国对智利政策的制定。一个ITT的高层管理人员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建议说无需通知阿连德总统，所有已批准的对智利的援助资金应该放入待审状态。这家公司还擅自为尼克松政府草拟了一份十八点的计划，其中清晰地涵盖了军事政变：接触智利军队内部可靠的人员，……，建立起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进而造成除掉他的必要性。
当被参议院委员会拷问到关于他为了ITT自己的经济利益、厚颜无耻地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去颠覆智利的宪法进程的时候，ITT的付总裁耐德·葛瑞替显得一脸真诚的不解，照顾我们自己的利益有什么错？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给了一个回答：自身利益不能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不正当的角色。
在美国数年里无情的肮脏手段中，ITT只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尽管如此，在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掌权。八百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没有削弱他的统治基础。那一年的议会中期选举，阿连德的党实际上得到的支持超过了1970年当选时的数目。很清楚，对一个不同的经济模式的向往已经在智利深深扎根，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支持在增长。阿连德的对手们从1970年他当选那天起就在谋划推翻他，对于他们说来，目前的形势即使除掉阿连德也不解决问题，另一个人会接替他。需要一个更猛的计划。
政权更迭的教训：巴西和印度尼西亚
有两种模式的政权更迭阿连德的对手已经仔细研究过，认为是可行的。一种是巴西模式，另一种是印尼模式。由亨伯托·卡特罗·布兰科将军领导、美国支持的巴西军政府(junta)在1964年夺得政权，军队有一个计划，不仅要将古拉特的亲贫民的计划转向，而且要让巴西对外国投资大门洞开。起初，巴西的将军们试图相对和平地施行其步骤，没有什么明显的野蛮迹象，没有大规模的逮捕，虽然后来发现这期间有些颠覆者被残酷折磨，但数目很小(巴西很大)，关于处理他们的言论很少传到监狱以外。军政府还保留了一些民主的残余，包括有限的出版和集会自由——因此被称作绅士政变。
六十年代后期，人们决定利用有限的自由来表达他们对巴西日益深化的贫困的愤怒，他们谴责这都是由于军政府有利企业的经济计划的结果，这些计划多是由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设计的。到1968年，大街上到处都是反军政府的游行，最大的是学生领导的，政权陷于严重的危险中。拼命为了保住政权，军方全面地改换了策略：民主被完全取消，所有的公民自由被剥夺，酷刑被系统地执行，而且，根据巴西后来设立的真相委员会，国家进行的杀戮成了家常便饭。
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政变走的是一条很不同的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一直由苏加诺总统领导，他是那时的雨果·查维斯(尽管缺少查维斯那样对选举的胃口)。苏加诺激怒了富国因为他保护印尼的经济，重新分配财富，而且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赶了出去，他谴责它们不过是西方跨国公司利益的门面(facade)。尽管苏加诺是个民族主义者，并非共产党，但他和有三百万成员的共产党密切合作。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终止苏加诺的统治，解密的文件显示，CIA收到了高层的指示要清算(liquidate)苏加诺总统，看情况和时机而定。
在几次错误的行动后，机会终于在1965年10月来了，美国支持的苏哈托将军这时开始了夺取政权和清除左翼的行动。CIA已经悄悄地整理了一个全国左翼领导人的名单，这份文件落到了苏哈托手里，而五角大楼帮助提供了额外的武器和野外无线电，这样印尼部队可以在偏远的群岛互相联络。苏哈托随后派出他的士兵搜捕四至五千CIA给他的枪毙名单上的左翼分子，美国大使馆不断收到进展报告。每当消息进来，CIA就从他们的名单上将名字划掉，直到他们满意地看到印尼的左派被消灭。罗伯特·J·马腾斯参与过这次行动，他给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工作。这对军队是很大的帮助，他二十五年后对记者凯西·卡丹说，他们大概杀了很多人，我大概手上也沾了很多血，但这并不都是坏事。有的时候在关键时刻你不得不下重手(strike hard)。
枪毙名单涵盖了有目标的杀戮，而苏哈托臭名昭著的乱杀在很大程度上教给了宗教学生。他们被军队快速的训练然后派到各村庄，根据海军统帅的指示，扫除乡村的共产党人。有一位记者写道：他们大声招呼着随从，把刀和手枪别在腰带上，肩上晃荡着木棒，饶有兴味地执行他们一直期待的任务。只用了一个多月，至少50万可能多达一百万人被杀，成千上万被屠杀，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在东爪哇，在那些地区的旅行者谈到一些小河溪流被尸体给堵住，河上交通在某些地段都被阻碍了。
印尼的经验引起了华盛顿和圣地亚哥的那些密谋推翻阿连德的个人和机构的密切注意。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苏哈托的残暴，而且还有一群印尼经济学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人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受过教育，被称作伯克利黑帮。苏哈托很有效地清除了左派，是伯克利黑帮预备了这个国家今后的经济蓝图。
和芝加哥小子们比起来伯克利黑帮也很惊人，作为1956年福特基金会赞助项目的一部分，他们来到美国学习。他们回去后也忠实地复制了一个西方式样的经济学系，这次是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和芝加哥的教授们去圣地亚哥帮助建立经济系一样，福特基金会也派美国教授去雅加达去建学校。约翰·豪俄直言不讳地解释说，福特觉得他们是在为苏加诺下台后培养国家领导人。他当时是福特基金会国际培训与研究项目的主任。
福特资助的学生成了参与推翻苏加诺的校园组织的头目，伯克利黑帮与军方在政变准备上密切合作，设计应急方案预备政府的突然垮台。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对不懂财经的苏哈托将军有巨大的影响力。据财富杂志报导，伯克利黑帮把经济学课程录下来给苏哈托在家听，一位小组成员自豪地回忆说，当他们碰面的时候，苏哈托总统不仅仅听，还做笔记。另一位伯克利毕业生这么描述他们间的关系：我们给陆军领导层——新秩序中的关键因素——一份处理印尼严重经济问题的烹饪指南，苏哈托将军作为陆军最高长官不仅接受了这份指南，而且让作者做了他的经济顾问。苏哈托确实这样做的，他让他的内阁充斥了伯克利黑帮成员，交给他们所有关键财经要职，包括贸易部长和驻华盛顿大使。
这个经济团队，曾在一个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校学习，因此不像芝加哥小子那样极端反国家[干预]，他们相信，政府在管理印尼国内经济和保证人们能付得起大米这样的基本生活用品方面应该起作用。然而，对于想开采印尼丰富的矿产和石油的外国投资者，伯克利黑帮是无比友善。他们通过法律，允许外国公司百分之百地拥有这些资源，提供税务优惠日，在两年内，印尼的自然资源——铜、镍、硬木、橡胶和石油——被世界上几家大矿业和能源公司瓜分了。
对于那些密谋像苏哈托那样推翻阿连德的人，巴西和印尼的经验是很有益的对比学习。巴西人几乎没有用到休克的力量，等了数年才开始显露他们的残暴。这几乎是个致命错误，因为这给了对手重新组织的机会，让另外一些人有时间组成了左翼游击部队。虽然军政府设法肃清了街头闹事，但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迫使政府放慢了它的经济计划。
反过来，苏哈托表明，如果先发制人地使用大规模镇压，全国就会进入某种休克状态，抵抗可能在发生前就被扫除。他对恐怖的使用是如此无情，超出人们最坏的预期，以至于几周前还在一块儿努力确认自己国家的独立的人们，现在完全被吓坏了，他们把全部的控制权都让给了苏哈托和他的走卒们。拉尔夫·麦克吉希，一个政变年间的高级CIA行动主任曾说，印尼是一次模范行动……，你可以追踪到从华盛顿到苏哈托掌权道路上所有主要的、血腥的事件，这意味着这样的行动是可以一遍遍重复的。
从印尼获得的另外一个关键经验和政变前苏哈托和伯克利黑帮的伙伴关系有关。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在新政府中掌握顶级技术官僚职位，而且已经把苏哈托的观念转变过来，政变就不仅仅消除了民族主义者的威胁，它还将印尼转变成世界上最欢迎跨国公司的一个地方。
随着赶走阿连德的力量开始增强，在圣地亚哥的墙上开始出现一条红色油漆写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雅加达要来了。
在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智利的对手就开始以可怕的精度发起印尼式颠覆活动。芝加哥小子的大本营天主教大学成了被CIA称为政变气候的中心。许多学生加入了法西斯组织祖国和自由(Patria y Libertad)并且在希特勒青年的公开成立时迈着正步通过大街。1971年9月，阿连德执政后一年，智利的工商界领袖们在海滨城市维纳德马(Vina del Mar)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制定了一套改变政权的策略。根据全国制造商协会(CIA和那些外国跨国公司资助)的总裁奥兰多·桑兹的说法，那次聚会决定说，阿连德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私营企业的存在不兼容，唯一避免完蛋的办法是推翻政府。商人们组织了一个战时体制，一部分与军队建立联系，另一部分，据桑兹说，准备了特别针对政府各种计划的替代计划，以备系统地交付给武装力量。
桑兹延揽了几位关键的芝加哥小子来设计那些替代计划并给他们在圣地亚哥总统宫附近设立了新的办公室。这个由瑟吉欧·卡斯特罗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事瑟吉欧·乌都拉加领导的小组开始召开每周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上他们提出了如何彻底地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造国家的详细建议。根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机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资金直接来自CIA。
有一段时间，政变计划按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进行：军方密谋根除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们，经济学家谋划根除他们的思想。随着暴力解决在不断酝酿，一场对话也在两个阵营间展开。罗伯托·凯利，一个和CIA资助的报纸《水星》(El Mercurio)有关联的商人，是中间人。通过凯利，芝加哥小子给海军司令送去一份5页的经济计划纲要，海军对纲要点了头，随后芝加哥小子们发疯般地工作以便在政变前把计划准备好。
他们500页长的圣经——一份指导早期阶段军政府的详细经济计划——后来在智利被称为砖头。根据后来一个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说法，CIA合作者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定，该计划成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砖头的十个作者中的八个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普遍描述为一场军事政变，奥兰多·莱特立尔，阿连德在华盛顿的大使，却视其为军队和经济学家协力的结果。莱特立尔写道，芝加哥小子们让将军们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用军队缺乏的智力来补充军队的残忍。
当智利的政变最终到来时，它具有三种不同的震撼(shock)形式，它们像菜谱一样可以在相邻国家重复使用，还在三十年后重新出现在伊拉克。政变本身是一次震撼，紧接着它的是另两种形式，一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震荡)疗法，这是拉美经济学家到目前为止在芝加哥大学及其连锁机构里训练的一种技巧。另外一种是犹恩·卡麦隆式的休克，对药物与感知剥夺的研究，现在汇编成库巴克(Kubark)手册里的刑讯技术，并散布于各种CIA为拉美警察和军队开设的训练项目中。
这三种形式的震撼会聚到拉美人的身体上和这一地区的国家上，摧毁和重建、消灭和创造相互强化，如同一场难以遏止的风暴。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准备了土壤；刑讯室的震撼使任何胆敢阻挡经济休克的人感到恐惧。从这一活生生的实验室里诞生了第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国家，也是它在全球反革命中的第一场胜利。 文章长得有点令人发中指，我分几次才看完。
这段历史有点意思，好像以前迅弟儿说在研究的就是这一段吧，他还说要写点东西呢。 迅弟儿说的应该是拉丁美洲的老自由主义，CAUDILLO那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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