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岱：中国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了，四川是改革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1978年起，对农村到城市的各项改革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邓小平同志对此多次作过肯定的评价。1987年6月12日他同外国客人谈到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时，就指出：“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这里，从我所经历的情况，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四川对各方面改革所作的探索。从“文革”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
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重灾区，以动乱时间长、反复多、武斗严重而闻名全国。为什么能够一跃而为改革的重要发祥地呢？
一是“物极必反”，巴蜀儿女又自古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文革”中四川农业生产十年徘徊，“天府之国”的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1976年不得不从省外净调进50万吨粮食，有的玉米粮袋上写着“四川懒汉，吃了大干”，四川人不能不深受刺激，沉痛反思。粉碎“四人帮”后，全省人民迸发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人心思治，人心思改，人心思上。经历深重灾难后解放出来的大批干部也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是人民群众当时的生存状况逼着大家寻找改革之路；是人民群众思改思上的心气、劲头推着干部非改革不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二是邓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小平同志对家乡十分关心，他同巴蜀人民的心是相通的。1975年7月他主持工作时，同当时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谈话就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同年9月又在山西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农业人均产值，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就在这次会议闭幕前，赵紫阳同志受命到四川主持工作，行前小平同志要他抓紧时机反派性，大刀阔斧地干。但因不久后风云突变，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第一”和“批派性”的指示没法贯彻下去，但这些指示无疑为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川工作指明了方向。1977年7月小平同志复出，12月10日在北京对赵紫阳讲，政策才能管得长、管得宽。凡是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就要恢复。农业的路子要宽些，思想要解放，事事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思路。对外国经验要善学善用，所有制不动，怕什么。还讲到工业企业权力要加大，地方财政要扩大。1978年2月小平同志到成都，又同赵紫阳谈抓政策、抓班子，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其后，小平同志还曾三次回四川，对四川工作做过很多重要的指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四川省委正是深入领会和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意见，才成功地迈开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三是当时以赵紫阳为班长的四川省委，在抓“拨乱反正”和改革上有胆略、有智慧。四川打击“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十分坚决，同时强调纳入法制轨道，对帮派头头不是以他们的言论治罪，而是根据他们打砸抢烧、贪污盗窃等罪行，由法院审理判决，避免了以往政治运动翻烧饼、留下后遗症的问题：全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发挥老干部作用，选拔年轻干部，搞好班子建设，因此就能较早地排除派性干扰，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改革事业清理了地基。省委狠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长期“左”的东西留下的精神枷锁和阴影。赵紫阳同志十分重视和支持胡耀邦等同志发起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多次讲，这些年来“左”的指导思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严重灾难，要改变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再也不能按照“左”的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了。在1978年的县委书记会和1979年初的省第三次党代会上，都着力克服“左”的影响，解决干部中最大的思想障碍——“恐右病”、“宁左勿右”的问题，激发起四川干部敢于率先改革的勇气，为改革开放打下了比较牢靠的思想基础。正如1979年12月邓小平对奉调来川接替赵紫阳工作的谭启龙同志所说：四川的形势发展很好，发展很快。讲经验有两条：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的领导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制定了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这两条，是对当时四川省委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四川为何从“文革”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的深刻总结。
农村改革先行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闸门
四川的改革是农村先行，从农村发展到城市的。我原来长期担任四川仁寿县委书记，1977年先到地委，后到省上分管农业，曾任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常委、书记等职，对当时四川农村的改革是亲历、亲为的。我认为农村改革在四川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敢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在长期“左”的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没有自主权。四川大部分农村(除了长江沿岸一些地方外)，当地气温本来不宜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尤其不宜把水田行之有效的每年稻、麦(或油菜)两熟改为两季水稻加一季旱作。但当时却不看具体条件，盲目地硬性推广双季稻，“文革”中还上纲为“革命稻”、“路线稻”，农民意见很大。赵紫阳从1975年10月调任四川省委书记起，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76年他到仁寿农村调研时问我对双季稻的看法，我举出事实对他讲：双季稻费工费投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他又派李子元书记来仁寿调查，了解到有4个区的中稻亩产上800斤，加上一季冬小麦300来斤，共11OO斤；而种双季稻的社队，早稻亩产400多斤，晚稻只有200多斤，小春也种迟了，产量降低，加起来只有900来斤。掌握大量事实后，赵紫阳在1976年12月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向全省县委书记明确提出：选择耕作制度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全省范围看，中稻是四川的优势，要主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77年，全省中稻的面积由3700万亩增加到4100多万亩，双季稻面积由1500万亩降到700多万亩。尽管因干旱全省水稻面积减少了381万亩，总产量却增加了143万吨，单产提高了47公斤。同时，四川积极试种并逐步推广杂交稻，我在1978年就出席过在温江召开的全省杂交稻制种会议。杂交稻越来越显示出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省委还在川北地区和川东地区分别总结和推广了“水路不通走旱路”的经验和适时早种、适当套种、躲过伏旱的经验，都收到了趋利避害、吹糠见米的效果。
2、最早提出并落实“放宽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1977年，四川农村经济仍凋敝不堪，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必须减轻农民负担，于是在粮食分配上采取了“保两头、挤中间”的措施，规定了人均口粮不足180公斤的生产队不留储备粮；同时调减征购基数，不征过头粮，人均口粮不足260公斤稻谷或210公斤杂粮的生产队一律免购，解决过去这些生产队先征购、后返销，粮食挑去挑来的问题，使农民得到实惠。1978年2月，当小平同志在成都指示要清理农村、城市政策之后，省委随即发布了12条农村经济政策，主要是把被错误批判过而确实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起来，除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外，还有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等内容。其中，扩大自留地可谓一项特色。当时有一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访问四川农村后，在成都问赵紫阳：“为什么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那么好，集体庄稼却长得那么孬？”其实对这个差别，大家都心知肚明。省委一反那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做法，明确宣布：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后来又明确规定，扩大自留地，连同增划小块包产地，可以由原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增加到百分之十五(全省共划出耕地330万亩)，田坎也可以包到户经营。从此，自留地上绣花，田坎上见缝插针，挖掘出土地的潜力，也对大田上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率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包产到组到包干到户。联产承包是农民的创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农村曾经或明或暗地采取过这一类作法。1977年，广汉西高公社金光大队农民暗中把田地分到作业组，干活不再是“一窝蜂”，小麦、油菜都增了产。县委书记发现后，总结为“定产到组，(回避那个“包”字)，在地委开会时介绍。赵紫阳在会上肯定这种作法，并派出省委工作组、选择广汉金鱼公社进行包产到组的试点。1978年该公社116个生产队，队队增产，全社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2.5%，每亩增产近150公斤。赵紫阳对我们讲，现阶段中国农业主要靠精耕细作，农民联了产，责任心就强了，优越性比“一大二公”要大得多。他在县委书记会上指出，广汉金鱼公社这个办法，方向路线没有问题，优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提高。当1979年3月《人民日报》头条刊登张浩来信质疑洛阳农村包产到组并配发编者按后第三天，省委就发出通知，再次肯定金鱼公社的办法，稳定群众情绪，增强改革信心。这就突破了长时期在责任制上“谈虎色变”的禁区，包产到组在全省农村迅速地广泛推行。同时，对部分贫困山区的穷队和居住极为分散的吊脚户允许实行包产到户。正是由于采取了调整耕作制度、让农民休养生息、实行联产承包、扩大自留地等措施，三年粮食总产量步步登高，1979年就比1976年增加了819.5万吨，而且三年的增量基本上留给了农民，1977年、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口粮比1976年分别增长17.9%和33.6%。这就是当年流传“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首民谣的由来。
1980年2月，赵紫阳即将去中央工作前，在当时全国对包产到户争论很大的情况下，曾经讲过大田包产到组已经到边的话，1981年2月他出国路经成都，特地找我们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指出：“包产到户只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涉及所有制问题。我在离开四川时曾说过‘到此为止’，可能束缚住你们。现在不要受这个束缚了。”于是，四川在推行包产到组两年多以后，省委在这年春天又作出新的部署，强调支持群众的自愿选择。当时少数市、地领导对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采取硬纠的办法，我作为省委分管农业的领导曾去做工作，改变了那种错误做法。据1981年11月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77.8%，包产到组的还有7.2%，另外则是水统旱包、包口粮田、专业承包等形式，是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较早较快的省区之一。
4、发展乡镇企业，带头探索农工商综合经营。赵紫阳认为，农民不能只种粮食，要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走工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路子，才能大大增加财富，让农民富裕起来。1978年8月，他陪同华国锋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特地去学习贝尔格莱德农工联合企业(简称“PKB”，戏称“背靠背”)的经验，还争取到了在四川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试验的允诺。同年9月，又带领全省200多位地、县委书记赴苏南考察，学习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回省后，成立省社队企业局，由省长鲁大东同志兼任局长，在四川掀起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首轮高潮，为后来全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了个好头。赵紫阳亲自过问几个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如：重庆市郊区以26家国营小农场为基础办起长江农工商联合企业，同47个水果队、13个茶叶队联营加工、销售，大部分利润返还生产队和农民。又如：若尔盖牧工商联合企业，壮大了牦牛产业，牦牛肉远销甘肃、青海，建立牛奶加工厂，返利给牧民。这些做法对农牧民、企业、国家都有利，而且有助于解决原料价格过低、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问题，可以看到后来农业产业化中普遍推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雏形。
5、广汉向阳第一个“撒社复乡”，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走向解体。人民公社是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一平二调”、大锅饭、瞎指挥等弊端与生俱来。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社无疑是釜底抽薪。作为省委农村改革试点单位，广汉县向阳公社又在1979年相继成立了工、商、农三个公司，工业公司在社队兴办的砖厂、酒厂、铁厂等五小工业企业基础上组成，商业公司在社队兴办的贸易货栈、合作商店等流通企业基础上组成，农业技术服务公司改行政指挥为向农民提供有偿服务，由乡政府搞农业的干部和聘请的农技员组成，这三个公司独立核算，后又共同组成乡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筹协调农、工、商各业的发展；党务和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出来，由乡党委和乡公所分别承担，这就把“政社合一”翻了个个儿，成了党、政、企分开，取掉人民公社这块招牌已经水到渠成。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载入1972年宪法的，改变它毕竟要有很大的勇气，承担较大的风险。赵紫阳同志离川前，在1980年3月30日听取了广汉的汇报，明确表示：要允许、支持广汉这项改革，但不要普遍搞，只能试点，万一搞得不成功，改过来就是了。不久，广汉向阳乡就实行了“撤社复乡”，在挂出乡人民政府牌子的同时，摘去了人民公社牌子。随后广汉全县和新都、邛崃也进行了这样的试验。这一改革得到彭真、万里等同志的认可，但直到1982年12月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乡、民族乡、镇，1983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这项合理的改革才同时具有了合法性；而人民公社体制则一直到1984年底才完全退出全国的历史舞台。
6、从广汉、新都、邛崃开始的县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赵紫阳同志在川工作时，经常到省会附近的这三个县调研，农村改革多从这里开始试点。1980年首先对广汉实行了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三项包干。1981年春，在谭启龙同志主持下，这三个县正式确定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改革的内容大体包括：(1)从农村到县城，各战线、各方面逐步全面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2)在粮食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调整结构，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3)随着生产全面发展和商品率提高，开始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体制，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逐步建立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的农村商业体制。(4)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把某些生产环节、技术服务项目分离出来，逐步引向生产专业化、经营社会化、管理企业化。(5)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按党、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公社到县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广汉县调整、精简县级机构和人员，在经委下设农、工、商三个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邛崃把有关经济局改为5个专业公司，上设总公司。(6)省对三县以不同办法实行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三项包干，变“竭泽而渔”为“放水养鱼”，使县经济有了较多的自主权，增强了活力。1985年与1980年相比，广汉、邛崃、新都三县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l.25倍、1.69倍、1.5倍，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15倍、1.08倍、70%，农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16倍、2.86倍、2.25倍。这样的县域综合改革走在全国前头，万里、一波同志进行考察后都充分肯定，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沿海省市的参观交流队伍络绎不绝。在我和杨析综同志主持工作时，又把这一改革试点扩大到全省40个不同类型的县，为县域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继续探路。
国企扩权试点引发管理体制的渐进改革
农村改革的迅猛发展，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县处于“农头城尾”的位置，县的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就已进入城市改革的领域。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但城市的情况远比农村复杂，笼统讲“包”字进城，不能解决城市的问题，还要根据城市的实际去试点、去探索。我当时没有分工抓城市经济工作，但也参加过省委多次研究、讨论城市改革的会议。从1978年起，就在考虑城市改革从哪里改起，有的主张从改革计划体制入手，有的主张从改革所有制结构入手，还有的主张从组织专业化协作入手，而赵紫阳和省委主持城市经济工作的杜星垣等同志则主张，从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像农村改革那样，首先调动直接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后来看，这样从下面入手改到上面，比自上而下地从政府某些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要好。因为企业改革可以从少到多地选择单位来试点，既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不会影响面上的生产；同时，企业处于经济体制网络的中心环节，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以找准各方面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在，逼着上面的管理体制非改不可。
按照当时流行的经济学观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而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货色，城市国有企业一切都听命于上级计划，生产经营与市场几乎不发生关系。为了给改革作好理论准备，1978年5月，省委邀请长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分子”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来蓉讲学，赵紫阳等省领导虚心求教，口问手记，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新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79年2月，省计划、物价部门和社科院联合召开了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13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价值规律讨论会，会上一些学者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论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客观必然性”。赵紫阳在四川省价值规律讨论会期间听取了汇报，同学者们交流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个会上的主流意见；对于有的学者不同意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赵紫阳引导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实质性问题的研究上，强调生产发展快，才叫社会主义优越性；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要从那些人为附加的条条框框里解放出来。这样的理论探讨对于开展企业改革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四川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是在全国最早展开的，由杜星垣等同志具体指导和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10月，开展了重钢、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个工业企业的扩权试点，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显示出职工劳动积极性高，产值、利润的增长速度高于同类企业的优越性。1979年2月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简称“十四条”)，扩大到1OO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进行试点。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1979年7月来川，在国内对企业扩权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召开带有现场会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肯定四川的基本经验，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扩权试点，国务院同月发出了《关于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四川在改革的道路上边探索、边改进。“十四条”为企业松了松绑，取得了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成效，但它以计划利润留成和超计划利润分成为特点，出现了“鞭打快牛”和定基数时“讨价还价”的缺陷。于是，省委又在1979年12月制定了以全额利润分成为特点的“十二条”，分成比例一定三年不变，这个新的办法在59户工业企业试行，第二年扩大到412户企业，商业则实行全行业利润留成的办法。为了探索新的企业运行机制，使责、权、利更加紧密结合，省委又选择少量的国有工业企业进行“国家征税、企业自负盈亏”的试点，为此1979年9月制定了“二十条”政策措施，在川棉、重庆钟表公司等5户企业(“老五户”)试验。这是对“利改税”的初次尝试，企业职工工资也从税后利润开支。由于企业效益有高有低，出现“苦乐不均”的问题，且一户一率征收所得税不合规范，又于1980年8月对宁江机床厂、内江棉纺厂等5户企业(“新五户”)进行新的试点，试行所得税统一税率并征收调节税的办法，工资总额仍进入成本，再按利润总额增减与工资总额挂钩来定奖惩。
到1981年下半年，全省对国有工商企业普遍推行了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营责任制。企业以扩大财权为突破口，生产经营、产品销售、劳动工资、人事、外贸等各方面的权力都逐步扩大，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自我发展的一定经济条件，启动了内在的发展动力，调动了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全省403户工业试点企业1981年与1978年相比，年平均产值增长了29.9%，劳动生产率增长12.72%，利润增长29.2%，上缴税收增长23.34%，企业用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开发新产品的资金2亿多元，企业用自有资金兴建职工宿舍150多万平方米。企业开始冲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的界限，走上专业化协作和改组、联合之路。
企业扩权呼唤企业管理体制随之进行改革。企业扩权解决的是企业有权无权的问题，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有权以后谁来行使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强调，扩权要落到企业的民主管理上。一是改变过去党委包揽过多的状况，建立对现代生产集中、统一指挥的厂长负责制；二是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企业职工当家做主、民主监督，同时解决好职代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
国有企业的扩权，尽管还是并未改变产权制度的小改小革，却像一块试金石，检验出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触动了各方面管理体制的要害，对计划、物资、商业、价格、信贷、财政、税收及行政机构体制，引发了一系列的冲击和突破，开始了“撞击反射式”的渐进改革。
——计划体制的改革。原来那种自上而下、包罗万象、指令性的计划体制，与千变万化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企业扩权后，区分开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计划结合起来。允许企业敞开订货、“找米下锅”，推销产品，不仅弥补了国家计划任务的不足，有些企业还从“吃不饱”变为“吃不了”。
——物资体制的改革。原来按照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只能由物资部门统一收购、调拨，造成供需脱节和“拉郎配”等问题。企业扩权后，对生产资料有了一定的自销权和选购权。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全省在温江召开生产资料订货会，还有应运而生的物资交易中心、服务部等新事物，都曾经轰动一时。多种物资流通渠道开拓后，物资部门由行政性分配机关逐步变为经营生产资料的商贸企业，对按需生产、搞活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
——商业体制的改革。原来对大部分工业品和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统购统销，以致质量、品种、花色多年一贯和画地为牢的地区保护等成为顽症。工业企业在扩权后有了部分商品自销权，基层商店也有了自主权，出现了统购、选购、议购、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促使商业三级批发体制进行改革，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局面逐步形成。
——价格体系的改革。随着物资和商业购销体制搞活，原有单一的计划价格体系解体，采取了固定价、浮动价、协议价、自由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双轨”价格也在一些领域出现。以往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为后来全面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开辟了道路。
——金融信贷的改革。原来国有企业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权力，银行只能按计划贷给企业流动资金，不贷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宜宾天原化工厂在1979年进行扩权试点，为了提高生产能力，使烧硷产量翻番，需要进行技术改造，除了国家拨款和企业自筹外，还差300万元。当时请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同意，作为特殊情况，由省行发放了全国第一笔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这是信贷资金进入固定资产领域的突破。接着，总行正式下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指标，把这项信贷扩大到全国；1980年又在四川进行改革信贷管理体制的试点，改统收统支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基层银行有权运用多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各项贷款指标之间可以调剂使用。
——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实行的基本上是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包括省市在内，地方的机动余地很小。企业扩权后，给企业让利一小步，国家得利一大步，国家财政有了较大的增长空间。在此前提下，四川等省市积极倡议，改中央对省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也就是“分灶吃饭”。后来，省对市、县也逐步实行了收入增长分成的财政包干体制，调动起各级开源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是后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税收体制的改革。在企业扩权中，突破了国有企业只能向国家上缴利润而不缴纳所得税的禁区，开始了在“利改税”前提下让企业相对地自负盈亏的试验，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后来全国第一步、第二步“利改税”。企业扩权还触及了单一税制如何向复合税制转变，对后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由行政性分权变为经济性分权不能说没有关系。
——行政领导机关的改革。原来国有企业都归政府的各个职能厅局管理和控制，弄很多绳索把企业捆得死死的；企业扩权后，再用这套办法不灵了，要求经济领导机关的主要职能变为服务、统筹、协调、监督,把捆牛、抓牛毛改为执牛耳、牵牛鼻的办法。这就要求领导机关自觉革命，“只有当好改革的对象，才能当好改革的动力”，这当然是一个充满着思想阻力、并不轻松的过程。
——中心城市的改革。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城市看成专区一样，城市的性质、功能、定位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解放初期曾是直辖市的重庆市，只被视为工业基地，经济管理权利很受限制，难以协调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条块矛盾，难以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在国有企业扩权过程中，这些问题更显突出。赵紫阳赞同部分学者专家提出的“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概念，离川前专门去重庆一趟，明确表示凡是省里有的经济管理权利，重庆市都应当有。在重庆市与永川地区合并，成都市与温江地区合并，采取市带县的办法之后不久，国务院确定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为后来一些中心城市计划单列提供了经验。
赵紫阳在1980年春夏之交离川赴京时，曾找搞企业改革的同志们座谈。他强调，改革要坚定，步子要稳妥，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要改而不乱，我们国家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不能把企业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让利、分权，也不只是为了解决企业自身的问题，重要的是从试点中探索出一套新的体制。看来，从企业扩权入手的改革，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探索作用。
(本文从共同回忆到整理成文，得到章玉钧同志的协助)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四川省原省委书记) [i=s]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10-7-23 12:12 编辑 [/i]
这篇东西发在哪里？
关于杨汝岱，据说有个关于他发迹的典故：赵当四川省委书记下乡的时候，当时县委书记的他光脚站在赵必经的路边稻田里，给赵留下深刻印象。
旧苗一定听说过吧。 老杨的文章，发在炎黄春秋上，猜也能猜得到，目前在国内，大概只有炎黄春秋，敢发这类文章，同舟、南都恐怕都还不敢。老杨把文章给了杜导正，杜导正亲自编发的。
“光脚”故事我没听说过。不过，老杨在政坛上的崛起，肯定与赵有关，赵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时，老杨还在县里，之后从县到地、再到省里出任副省级干部只花了两、三年时间，不是赵的大力提携，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老杨在87年以省委书记的身份进入政治局，也是赵力荐的结果。杨、田二人政坛资历浅薄，如果没有赵，他们能在厅局级位子上混到退休就算不错了，绝无可能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他们的文章，仅仅只是出于其个人感念赵的知遇之恩吧，属于人之常情，这一点，现任的中央领导人都明白，所以也不和他们太多计较，倒是海外有些媒体，从中揣测高层风向的转变，未免有些可笑。 传闻中，杨是特地瞅准机会，在赵经过那里之前脱了鞋袜下去的。大概受了席慕容“一株开花的树”影响，呵呵。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光脚的时刻。 [attach]33821[/attach]
照片中老杨旁边站着的，是他的夫人谭小英，系首批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谭小英的父亲谭正品也是个老革命了，她的伯父谭冠三更有名，中将军衔，曾任18军政委，和张国华一起率军入藏。后来当过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 文革结束前不久，赵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还兼任了成都军区的第一政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军政关系相当密切，赵的政委一职，并非仅仅是兼任而已。此后不久，谭冠三复出任成都军区顾问，不知道老杨在政坛的崛起，是否有谭向赵推荐的因素在内，40年代后期，谭、赵都在晋冀鲁豫（二野）系统，是否有打过交道，这个也不清楚，纯粹是瞎琢磨，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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