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行万亿坏账甩给政府 全民埋单每人1000元
[i=s] 本帖最后由 梵谷 于 2010-7-25 15:44 编辑 [/i]2010-07-22 13:43 南方周末
[b]信达重生,坏账轮回[/b]
埋单的压力再度留给了未来。最后的结果是需要全民埋单——以13亿国人来进行最粗略的匡算,每人需要为此掏出1000元
出生时烙在身上的“十岁”之咒,安然化解——
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冗长的领导致辞。7月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全体来宾站着观礼——不到半小时,信达股份公司的挂牌仪式简单了结。这意味着,信达获得新的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信达是中国首家也是最大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十年前,中国将四大银行的万亿元不良资产整体剥离,设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简称四大AMC)来接收并处置这些坏账,并明文定下“十年存续期”。
在华尔街,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往往被称为“秃鹫”。他们靠那些“腐肉”为生,也替整个经济体清理垃圾,是经济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在中国,这个领域长久以来像个荒漠。四大AMC,是中国的第一批“秃鹫”。设立之时,国家给他们每家划了一大块“腐肉”。这既是“食物”,也是包袱。
不过,十年之后,包袱很快都将被国家重新托起——信达将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信达账上挂着的两千多亿元不良资产再次剥离至此,存续时间目前初定为十年。另外,信达所欠数百亿元央行再贷款也将停息挂账。
从此之后,财务报表焕然一新的信达将轻装上阵,他们的目标是完成商业化转型,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梦想上市。
如果四大AMC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操作,则他们剩余的坏账将同样被挂到财政部。因为四大AMC并不披露不良资产处置情况的详细数据,剩下的坏账总额,目前官方部门都没有说法。而业内流行的数据是超过1万亿元。
而且,这些坏账都是十年来未能处理掉的,大多都已是真正的“烂账”,再要进行回收难上加难。
埋单的压力再度留给了未来。如果十年后还是处理不掉,将如何处置?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需要全民埋单——以13亿国人来进行最粗略的匡算,每人需要为此掏出1000元。
这是此前时间换空间思路的再次延续——十年后每人掏1000元,与今天掏1000元,与十年前掏,难度并不一样。而政府财力也如天壤之别,十年前财政收入刚刚突破1万亿元,今年这一数字已刷新到8万亿元。
[b]好银行,坏银行[/b]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这样公开描述1.4万亿元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这些坏账大多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转轨成本
一切要追溯到1997年11月17日,中国金融业的历史就此转折。
这一天,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作为对金融体系动“大手术”的步骤之一,剥离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并成立四大AMC(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的方案,正式确立。
事实上,巨额不良资产的问题,早已令人忧心。
早在1994年,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京伦会议”,最早提出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治理问题和治理对策。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提出了三种处置模式,并反复比较了其中的优劣。
但真正让决策层下定决心破题,则是在1997年。这一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各家银行满目疮痍的资产负债表暴露无遗。高达近30%的不良率让许多观察者发出了“中国的银行已集体破产”的忧虑之声,再不改革,将危及经济全局。
将银行分成好银行与坏银行的思路在此时得以确定——也就是说,将不良资产剥离,银行带着优质资产轻装上路,业内称为“好银行”;而坏账则由一个机构“坏银行”来经营和管理。
筹备整整进行了一年,期间决策层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回忆说,1998年他们对金融风暴进行追踪,就不良资产写了个报告,时任总理朱?基两次亲自批示。
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应运而生。
他们以央行再贷款和定向发行金融债的方式,分别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计1.4万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成立之时,财政部作为惟一股东,向每家AMC注入资本金100亿元。
这个方案充满争议,但更多的是无路可走的无奈。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这些坏账大多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转轨成本——在转轨之初的“拨改贷”改革中,当财政不再直接为企业拨款,银行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出纳”,不断为经济输血。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这样公开描述1.4万亿元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
“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累计风险的暴露和释放,”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国务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如果要等银行靠自身的力量偿还不良资产,那么很有可能变成‘僵尸银行’”,所谓的僵尸银行指的是那些既无活力,也未倒闭,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持的银行。
“坏银行”的出生,正是为了给中国经济腾出一些干净的“好银行”。
[b]打包与打折的游戏[/b]
“我们整天干的活就是打包、打折、再打官司。”一位在华融工作8年的员工回忆
仿佛一场底线和边界全部模糊的财富游戏,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坏账,也不知道该处理给谁,更不知道该卖多少钱。
闻风而来的是华尔街。
2000年,一位名叫王都的华人出现了。此前,他因成功参与广信、粤海和海国投的不良资产处置,被华尔街誉为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摇滚歌星(Rock Star)”。
“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只有信达知道做债转股。”王都回忆说。他开始给AMC介绍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等国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
不久,一些密切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国际投行也发现了这个巨大的金矿,它们纷纷与王都合作,一同向AMC展开了游说,劝其向外资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这时候,AMC正一筹莫展。不良资产总户数达210万户,人均管理和处置债务企业户数超过200户。而且不良贷款大多为信用贷款,且放款历史资料缺失,企业逃废债务现象严重。
“由于AMC的债转股多是国有企业,涉及到税收和人员安置等问题,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支持就很难做。”一位华融人士表示,债转股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使AMC通过从债权人到股东的身份转变,涉足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实现盘活不良资产收回成本,但是部分拟转股资产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长期处于股不是股、债不是债的真空状态。“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干涉当地司法系统,连最后可以走的一条道路都没有了。”
据某AMC统计,近几年,先后有7家办事处遭到多次有组织的聚众围攻冲击。有一次,在处置一家企业资产时,三百多人冲进办事处,从1楼一直打到9楼。“利用外国人去追债”,渐渐成为AMC的新办法。2001年6月,华融的老总杨凯生第一个吃螃蟹,华融向全世界宣布将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经过争夺,2001年12月,王都所在的KTH基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雷曼、所罗门等外资组成的联合投标团以8.125%的折扣拿下了华融4个资产包,价值108亿元的不良资产。随后,高盛也拿了一个资产包,由于是第一次,该资产包被业界命名为“华融1”。
尽管华融至今未对外披露前次招标的交易结构及相关细节,但外界从海外投行渐涨的参与热情来推测,其中必然蕴涵相当大的获利机会。据悉,这些机构投标前已耗资不菲——参与华融竞拍资格的“门票”高达5万美金,而通常情况下他们聘请中介机构为其作尽职调查的费用都在几百万人民币之上。
在“华融1”做成之后,信达、东方、长城、华融陆续将多笔不良资产打包给外资投行,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尽管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买卖资产,但通过变通的方式,建行、中行等开始试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整天干的活就是打包、打折、再打官司。”一位在华融工作8年的员工回忆。
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2004年底时,外资投行共买了价值60.16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约占处理总量的十分之一。
那时候,各种各样的淘金者,也正在其中翻检。2004年,国家审计署审出了一批埋在AMC内部的“硕鼠”。
最有典型意义的当属被称为AMC审计第一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主任张桂林案,他还是四大AMC中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正厅级)。
张桂林原来是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的副行长。成都办事处成立于2000年4月,“在华融系统属于榜样式的”。但这名榜样却几乎打通了不良资产处置(评估、拍卖、成交)的各个环节——他的儿子揽下大量资产评估业务,女婿几乎垄断了拍卖业务;在资产交易中,他们又通过老熟人的关联公司或截留收入,或转手低价处置获得的债权从中渔利。
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这场大甩卖,也无人知道到底诞生了多少个千万富翁。
[b]先天不足[/b]
“这直接导致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同起点。缺乏充分的评估,也对未来回收价值的评估造成了很大的缺陷。”
坏账处置的混乱状况,其实在一开始就播下种子。
为了效率和尽快地稳定局面,1999年的剥离最终采用了账面价值计算的方法。也就是说,不良资产账面是多少钱,就按照这个数额剥离。这意味着原来体制内的坏账被一笔勾消,但资产不管好坏都一样计算。
“但这就直接导致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同起点。缺乏充分的评估,也对未来回收价值的评估造成了很大的缺陷。”巴曙松回忆道。
2005年,银监会与审计署指出,AMC的问题,有一类是属于剥离过程中的问题——AMC在不良资产收购时把关不严,一些银行为甩掉包袱、逃避责任,借剥离贷款掩盖以前年度违规经营造成的损失。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员表示,不良资产剥离时,银行处于强势地位,AMC都是接过再说。然后就发现有些不良资产无法确权,没有法律文件证明。还有一些档案资料不全,甚至有些银行提供了假资料,并将属于损失类的不良资产剥离给AMC。
由于AMC公司不是一个盈利性商业主体,它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因而对其经营业绩的评价分析也不同于一般性商业主体,“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成为考核资产管理公司的两大指标。即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以及现金回收状况以及费用成本状况。
2004年5月,为了配合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二次剥离之路。但和从前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的剥离没有完全采用账面价值的方法,而是由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接收、自负盈亏。这一次总共剥离了7791亿元坏账。
2005年以后,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完全可以根据商业化原则购买。这期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采用自筹资金方式与深发展、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上海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先后买了共约1008亿元坏账。
AMC大量购买坏账,有的是为了发展,有的则是为了生存——十年之限越来越近,只有做得更大,才可能有继续生存的希望。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投行部经理石召奎在2007年时撰写了有关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报告,在调研中他发现,各家公司中那些没有收购到建行、中行和工行商业化资产包的办事处,2007年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工作任务了,有近一半的人员处于“在岗待业”状态。
这与不良资产的特点有关,价值贬损非常严重,即原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所说的“冰棍效应”。
到2006年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基本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到2009年9月末,共处置了政策性不良资产85%,现金回收率为20%,商业化不良资产则处置了60%,现金回收率为19.9%,处置费用40亿元。
[b]无法打分的成绩单[/b]
用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话说,“解散?难解散;回银行?不欢迎,只好圈出块地呗。”
跟踪研究十年的经济学家魏加宁说,“政府的和民间的机构必须要有一个分水岭。不能本来是政策性的机构,就变成了商业性机构”。
很难评价,这是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因为成本和收益都缠夹在一起,难以简单计算。
“如果说西方银行已经陨落,那么亚洲银行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它们已经崛起。在雷曼破产一年之后,全球(按市值计算)排名前10位的银行中有4家是中国的银行。”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9月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不应该被忘记的是AMC——根据公开数据,从2003年到2009年,中、建、工、交四家上市银行的税后利润总和在13595亿元,仅仅勉强覆盖第一次剥离的成本。而因为当年剥离时是通过AMC向这些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办法进行,AMC这些年来已经为这些债券向银行付了近千亿元利息。
虽然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但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它们作为坏账银行为今天金融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从1999年至今,中国经济保持了每年9%的持续增长,这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我们不能仅仅就资产公司算资产公司的账。这要一揽子统算。”巴曙松说,“时间换空间,是谁的时间,谁的空间。”
在他看来,过去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正在得到好转,从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转变成为所有国家都会遇到的经济周期性问题。幅度会比原来小很多。
不过,在2009年银行体系经历了巨大的信贷扩张后,业内人士开始相信,9万多亿的信贷投放,“或多或少还会产生不良资产,只是程度问题,是3%还是5%,还是像十年前一样,也是时间问题。”长期关注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主任Naomi Chakwin认为。
但AMC却走到了终点。
带着一种前路不明,听天由命的色彩,4家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大约1万人的员工队伍开始了各种方向的寻找。
最初的尝试,是因为AMC的不良资产中有大量企业的债券、股权,甚至有一些金融机构或上市公司的。为了处置不良资产,AMC重组了这些公司。
很快,AMC们利用受托处置问题机构的机会,积极搜集证券、金融租赁、信托等金融牌照(华融员工透露,他们目前甚至谈收购期货公司)试图成为另类“金融控股公司”。
他们果然能够如愿。经济学家许小年对此评论说,“解散?难解散;回银行?不欢迎,只好圈出块地呗。”
在资产管理公司看来,做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理由有三,一是资产规模不大,隐含系统金融风险可控;二是证券等非银行类业务已经开始准备;三是原有人才又多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运作商业银行业务。
一位信达的高层人士说,“我们的想法是,金控平台下的资产经营公司可以称之为‘坏银行’,其他的金融服务公司可以称之为‘好银行’,好银行是做正常的金融业务,当它产生不良资产的时候,可以由坏银行来处置经营,不良资产若升值变成了好资产,又可由好银行来收购。”
不过,对于这种转换,跟踪研究十年的经济学家魏加宁说,“政府的和民间的机构必须要有一个分水岭。不能本来是政策性的机构,就变成了商业性机构,这是不合理的,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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