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人民币当然要择善而从
人民币从来就没有以黄金为锚。早在人民币诞生前的13年，明清以来行之多年的银两加铜钱的传统货币，就被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取代。法币者，法定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国政权，也接管了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权。回到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了：早在解放前夜，蒋委员长就把他治下的国家黄金储备悉数运往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无论古典的金本位还是政府承诺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都是搞不起来的。况且当时“老大哥”实行的也是法定纸币制度。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货币制度不会例外。倒也不需要与卢布挂钩，因为各革命根据地早就积累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新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各根据地发行的票子统一起来，完成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到为重建国民经济服务的转变。我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传记，他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总不能拿着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个样子。新的人民币诞生了。因为还没有正式被选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在审查人民币时，就不同意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直到1976年，人民币的图案就是“工农兵大团结”，含义应该是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提供交易媒介。
但毕竟还是法定纸币。所以，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选锚问题。发行货币当然是国家的权力，但是，有权发钞的国家，究竟根据什么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呢？从经济性质看，黄金白银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别的实际用处。纸币则纯粹就是交易媒介，发少了窒息交易、打击生产；发多了拉高物价、引起通胀。因此，究竟以什么来约束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为法定货币选锚——其影响就不限于“上层建筑”，而是事关普天下苍生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
从逻辑看，战争、革命、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更迭，通常与货币币值的极度不稳定互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历史的记载是，在政权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执政者常常不惜开足货币机器，以高通胀争取延长权力的寿命。还有就是新政权诞生之际，脚跟尚未站稳、百废待举又缺乏税基的支持，超发票子往往成为权宜之计。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这似乎说明，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与天性保守的货币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互不匹配的紧张。
人民币是例外。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纯粹的纸币、新生革命政权的国家信用——但是人民币从开始之日起，就选择走稳健货币的路线。人民币以什么为锚？想来想去，它的第一个“锚”就是历史教训。远的以后再论，前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货币教训，足以让新中国的货币掌门人铭记在心。看看吧，从法币到金圆券不过十几年时间，头戴“国家元首”与“抗战领袖”两大桂冠的蒋委员长，就把他的国民党政权带向了毁灭。军事方面的无能与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其中，超级恶性的通胀——每月50％以上的物价指数——终于把全体国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恶性通胀的一个派生物就是广大民众持续保持超高的通胀预期。有一年春节，我随毅夫一起去看季羡林老先生，那时他住在离朗润园不远的公寓里。讲起上世纪40年代末的民生，季老说那时领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跑快跑慢的米价不同！”我也问过生活在1948－1949年上海的老人怎样对付生活，回答是胆大的拿到钞票就换银元（非法的），胆小的若买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余钱，就囤商品——大米、纸张、毛巾、肥皂、烟酒，无论多少，反正绝不能持币就是了。民不聊生的经济溃不成军，因为人人囤东西，市场上什么也抢不到，大家越发轻钱重物，货币追商品，物价越追越高。
当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党管得了通胀。但是陈云带薛慕桥到上海，只用两招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对付通胀和通胀预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严控货币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应。反正看到街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囤积保值的心理倾向就会逆转。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场抛卖商品，通胀连同通胀预期就被杀下马来。从此，“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就成为管理人民币的第一准则。剩下的问题，是摸索究竟是发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适的经验参数。
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只要抗得住“超经济发行”，人民币的币值就能够保持稳定。什么时候这个准则被破坏——譬如超越实际可能的“大跃进”（无论土的，还是洋的）——货币币值就失稳，物价总水平就上涨，老百姓说的“票子毛了”就卷土重来。这也说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岁月消磨记忆，再沉重的历史教训也会随风而去。从来没有跑步买米经验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是很容易发表“有点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之类的宏论吗？至于坚持稳健货币准则的货币掌门人，可遇而不可求。就是遇上了，不让人家管事，不也是白搭？美国是号称央行有独立性的地方，但保罗·沃克尔也不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与他信奉同样的货币准则。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因此，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为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这是本专栏讲过的，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1944年布雷顿森林签订协议的地方，倒是有中国代表到场，但没有签字。不知道如果当时签字入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以后还能不能锁住老蒋滥发票子打内战的“雄心”？不过这与人民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人民币就是要选外币为锚也轮不到美元，因为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往来。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民币挂美元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此时还作为世界第一强币的美元，却开始走下坡路了。
下周我们继续讨论人民币选锚的经验。这里先写下作者的观点：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意思是不是说：以前钟共还要脸的时候，人民币的锚就是钩挂在他脸上，现在它不要脸了（或者说，脸基本都丢没了），这锚无依无靠，得再找个钩挂的物件？ 不是要不要脸的问题，是要不要命的问题，通胀到两位数，社会就进入动荡，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背后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两位数通胀。 金丝大哥:我的意思是,不太理解周这篇文章难道说的是(新中国以来)人民币的锚一直是"国家信用"吗?
随着80年代到现在外汇储备的增加,这锚的钩挂路线是不是也有变化呢? 这儿说的这个国家信用不关社会学政治学，纯乎货币学，人民币锚不是黄金不是外币，一直是国家信用，五十年代初改用现在人民币单位时，他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发的货币数就与国民政府抗战前发法币数相当，出乎自信出乎理智还是出乎恐惧且不论，他一直在自我控制，不多发，或者说不过度多发，他要多发，没有任何人，机构，法律管得住。别人敢于持有这个货币，也是对人民币稳定有一定信心----不是相信他要脸，是相信他有常识，知道钱发多了会通胀，通胀严重了，对他们自己不利。碰到现在办公室主任之类的人来管经济，以为钱可以归钱发，物价可以靠调控打压罚款管理，周期仁只好来跟他普及常识，现在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了，锚就应该是物价，假如CPI3%为上限，CPI零为下限，调控目标应该是1.5%，以国家信用保持货币购买力。 1，燕谈上也有些家庭主妇，我想请他们为中国的CPI，2009下半年的，2010年上半年的，做一个真实的计算，即将主要的日常用品的价格列一个表出来，日常用品取同质同量。
2，弗里德曼早就说了，物价上涨实际上是政府控制不了的，但是即便它是怎样的撒谎和不诚实，也可以从物价中看出它偷偷摸摸多造了多少钞票。
3，以前不怎么乱造钞票，并不说明以前的情况就如何的比当前好。原因主要有：第一，以前并不存在与美元的兑换，换句话说，这些无赖无论因多少钞票，在国际上都是没有购买力的；第二，以前对国内经济可以肆无忌惮的干预，通过印钞票干预似乎都还不怎么用得上。 [quote]这儿说的这个国家信用不关社会学政治学，纯乎货币学，人民币锚不是黄金不是外币，一直是国家信用，五十年代初改用现在人民币单位时，他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发的货币数就与国民政府抗战前发法币数相当，出乎自信出 ...
[size=2][color=#999999]邱晓云 发表于 2010-7-26 12:25[/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9230&ptid=99216][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多谢金丝大哥,至少我明白了周说的意思. 老周这一系列文章，倒未必是在普及常识，他主要还是想为纸币寻找一个合适的锚吧。老邱提出以物价为锚，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CPI数据可靠吗？目前的CPI构成，能反映真实通胀水平吗？抛开去年不讲，前几年央行给货币供应量定的指标大概在17%左右，这个指标是怎么定出来的？去年则豁边了，广义货币供应量超过了27%，今年上半年，M2增了18.5%，M1增了24.6%。20日老胡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10%左右经济增长率这个目标，中央是不会改变的，要维持这么高的增长率，靠提高居民消费显然不行，只能是继续依靠投资，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印钞的冲动恐怕是难以抑制。
是不是可以采取立法的方式，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或者物价指数的增长，以一个适当比率，给固定下来？ 他主要还是想为纸币寻找一个合适的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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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决心要引导人民币脱开美元之锚。 周小川不是也已经表过态了吗，人民币钉住美元只是一项特殊政策，或者说是临时措施，这样的政策和措施迟早会面临一个退出的问题，当然，周小川认为，现在还不适合，以后再来降低关联度吧，时机成熟了再说，至于到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这个周小川没说。 周小川是这么说，不见得想这么做，他是少做少错，得过且过，混过任期，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 当然往好里想，也可以说现在是周期仁的脱开美元之锚与周小川的稳健相结合，脱开了，但并不大升，比原来死钉美元主动了些。 事实上，不管是周小川也好，还是周其仁所在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好，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外界对温的印象很不靠谱，其实他还是相当强势的，而且有他的手腕，名义上王分管金融，实际上所有经济大权都在温的掌控之中。他女婿06年回国，他把他安排到银监会，开始是研究局副局长兼统计部副主任，现在是统计部主任，这个职位不显山不露水，不引人注意，也的确没什么实权，但有个好处，有关金融系统的所有信息、数据最后都归总到他那里，这就叫做掌握第一手资料。 [quote]事实上，不管是周小川也好，还是周其仁所在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好，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外界对温的印象很不靠谱，其实他还是相当强势的，而且有他的手腕，名义上王分管金融，实际上所有 ...
[size=2][color=#999999]李旧苗 发表于 2010-7-26 15:57[/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9300&ptid=99216][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这个没错，你也可以把这件事理解成让小川管，就是用他的小心谨慎，用周其仁换掉樊纲，就是想脱开美元了，这其实无法分辨。温并未失去权力，所以目前的乱象他要负主要责任，假设一下，如果运气不好，没有美国金融危机，那温的任期就是个长而连贯的通胀，目前可能已经加速到两位数了。 估计吧,老周下次要谈的是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 以管住通胀为目标，控制货币量，要控制币量就要脱开美元，否则无限收购美元就要无限发行货币。货币多了，就会通胀，靠利息调，有极限，靠存款保证金去调，牺牲银行效率，且制造了货币悬河，存款准备金利息和央行票据利息等于负的铸币税，这些副作用快承受不起了。 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CPI数据可靠吗？目前的CPI构成，能反映真实通胀水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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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本来也只是将就反映通胀水平，政府一调控，就更不准了。实际物价上涨总水平，假如要用官方数字，用当年GDP总量除前一年GDP总量，减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百分比，得出的可能更接近物价上涨水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今天上午介绍，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color=Red]172840亿[/color]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color=Red]11.1%[/color]，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
去年半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7月1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color=Red]139862[/color]亿元，
相除得1.2357，名义增长23.57%，按可比价格增长11.1%，物价总体上长大约12.47%，与我们的感觉差不多。 我要给周其仁补心理学课！
道德根本不能作为货币的锚，道德的本质是政治系统、规则或制度，用这类东西而不是“硬通货（一般是某些特殊商品）”做锚，只能将市场波动乃至风险无限放大。
有关道德和政治的关系，请诸位看2007年Haidt教授发表在《SCIENCE》上的重要综述。 老温上个月召集一帮经济学家开座谈会，与会的经济学家不管具体观点上存在哪些分歧，但在有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刺激政策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在本月20日胡温共同参加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却代表中央重申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可见，刺激措施仍将持续，保增长仍是第一要务，所谓重中之重，其他所有政策选项，调结构，控通胀，转方式，等等，都只能在保增长的前提下进行，而事实上，保增长与其他政策选项之间，本就存在内在的冲突，以增长为宏观调控的首选，实际排斥了其他选项。记得去年，我听中央党校的辛鸣讲过，他曾在国务院主要领导面前使用饮鸩止渴一词形容刺激政策，该领导回答他，很对，就是饮鸩止渴，不饮鸩，当下就渴死了，等度过了眼下，再去寻找解药吧，总能寻找得到，该领导还笑骂道，你个书呆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思路是很明显的，还有两三年，任期就到了，这段时间必须以保增长来维稳定，以后的领导或许更高明，深层次的问题、矛盾，等他们去解决吧。 [quote]
用周其仁换掉樊纲，就是想脱开美元了，[size=2][color=#999999]邱晓云 发表于 2010-7-26 16:33[/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9315&ptid=99216][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老实说，这一点，我看不出。樊纲是任期到了，才退出的，新替补的，不是周其仁一个人，另外还有夏斌和李稻葵，他们的观点，就和周很不一样。货币政策委员会在最近几次例会结束后发布的公告中，我看不出周其仁的丝毫影响力，这有可能是他人微言轻，但也不排除他写文章是一套说辞，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会时又是一套说辞，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瞎猜，猜猜而已。 [quote]估计吧,老周下次要谈的是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
[size=2][color=#999999]老残油记 发表于 2010-7-26 16:49[/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9319&ptid=99216][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这个不新鲜，张五常的观点。周其仁一本正经写这么一系列文章，最后得出与老张一模一样的观点，不就成了捡拾老张牙慧了吗？我想不至于，拭目以待。 [quote]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今天上午介绍，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
去年半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 ...
[size=2][color=#999999]邱晓云 发表于 2010-7-26 18:44[/color] [url=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9355&ptid=99216][img]http://www.yantan.cc/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老邱这个，是计算的GDP缩减指数吧。 呵，我百度了一下，确实是同一个东西，怪不得荀子要说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学，还好倒没想错，白度这么写：“这一指数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是对价格水平最宏观测量。” 邱兄还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比较牛，呵呵。 [b][size=5]人民币盯美元的由来[/size][/b]
[b][size=5][/size][/b]
[b]周其仁[/b]
人民币一动不动盯住美元，在两个历史时段发生过。第一时段是1955-1970年，15年期间以4.618元兑1美元的汇率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第二时段是1998-2005年，以几乎不变的汇率（8.27）持续了7年。前一段的大背景是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外贸专营加外汇统收统支，那个“汇率”根本不是在外汇市场（这个市场当时尚不存在）上决定的。分明高估的人民币汇率，不过表达了国家以低成本掌控稀缺外汇资源的政策意图。事与愿违之处，是以行政命令压低外汇之价——恰如人为压低粮食、农副产品和任何工业品之价一样——必定带来抑制外汇供给的效果。结果就是“越少越统、越统越少”。好处也是有的，汇率当然绝对稳定，且从来不受外汇储备过多的困扰。值得一提的插曲是，“大跃进”引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高通胀，说明离开有关制度背景的“固定汇率是最好的货币之锚论”，根本经不起推敲。
后一时段的经验值得分析，因为与当下及未来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关系密切。我的看法，从1997年开始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与其说是依据了哪派理论而设计出来的产物，不如说是一连串事件合成的结果。具体讲，主要是三大事件：1993年又一波高通胀和随之而来的通胀治理；1994年中国第一波汇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那一波通胀来势汹汹。1993年中国的物价指数过16%，1994年冲到24%。考虑到物价管制仍然广泛存在，“隐形通胀”的压力应该没有完全写进指数。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免令人堪忧。好在时势造英雄，邓小平支持朱镕基下痛手治通胀。结果是三年之内物价指数降为2.8%，比当年美联储沃克尔主席的成绩还要胜出一筹。从治理手法看，朱镕基与沃克尔如出一辙：不靠利率调控，直接紧缩货币供应量，咬牙压通胀。
不可忘记的一幕。那时我在U－CLA（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书，1993年6月应邀到海南参加研讨会。下飞机看到经济一派火爆。被在国内下了海的朋友领到在建的高楼顶上观景，我完全记不起出国前海口的原来模样。这个比大县城大不了多少的新省会城市，满眼都是高楼大厦。哪来的呢？说是各地英雄豪杰的投资。用了谁的钱？股东出小头、银行出大头。不少股东的钱，讲到底也来自银行。就在那座楼顶上，我学到一个新词汇，曰“倒逼机制”。个人、公司、地方逼银行放款，分行逼总行放款，各总行逼人民银行放款。这是物价指数冲历史新高的基础。
观光下楼第二天，朱镕基治理整顿金融的政策下达。银行接到死命令，一律回收贷款。一时间风声鹤唳。北京、上海卖给港台同胞的商品楼盘，市价据说跌掉一半。海口市就更不要谈了，朋友让我们开开眼的那座楼——连同其他成百上千座楼宇——一停就是八九年。港报大字标题的内地“烂尾楼”，不够准确，因为很多再也没了尾巴。当时我访问交谈的人，就算态度比较温和的，也对政策批评多多。要过了几年以后，大家才看明白，倘若当时不把高通胀杀下马来，以后的 “中国故事”恐怕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我认为那次治理通胀处理最好的地方，是在压住物价局面之后，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这部明确人民银行就是中国央行的法律，除了点明“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之外，还特别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29条）。这就是说，不但用人大立法来确立央行的权威，而且消除了多年以来威胁人民币币值不稳、通胀屡起的病灶——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这是治本之策，影响中国长远的未来。
1994年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完成两种汇率的并轨。上文提到人为高估人民币的外汇体制，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大体从1986年开始，国务院为鼓励创汇，允许企业将按比例留成的外汇额度在若干外汇调剂中心自由交易，于是在官定汇价之外，形成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外汇调剂价。这就是汇率双轨制。到1990年代初，全国按市场轨成交的外汇占8成，官价成交不过2成，汇率并轨的时机成熟了。不需要说，那时讲的“汇率并轨”，含义当然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绝不是再靠“看得见之手”定汇率。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汇改目标，即在市场供求基础上、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其实就是第一次汇改定下的。没有谁想得到，人民币兑美元会一动不动好几年不变！
在统计上，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之价为5.76，1994年为8.61。这样算，人民币对美元一下子贬值了33%。加上这一年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升到新层面，“东方睡狮”蓄之既久的出口潜力开始发挥。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因此改变，也在国际上形成一股“中国靠贬值扩大出口”的舆论。到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有人——如马哈蒂尔——干脆就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引起的。这算什么逻辑呢？是不是人民币那么多年的人为高估，可以算作中国对亚洲的国际主义贡献？况且，早在中国的汇率并轨之前，外汇调剂价已达到8-9元人民币之谱（1996年深圳有超过10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纪录）。由于市场轨占大头，加权来看的人民币贬值，实际幅度就小多了。
中国却必须承担应对亚洲危机的大国责任。具体讲，就是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中国政府承诺了，也做到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从1998年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成为多年不变的平线一条。经济逻辑是什么呢？是不是彼此竞争出口的国家免打“价格战”，还对全世界有好处？这就不懂了，因为事关国际政治的复杂学问。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舆论：也是外国人、国际机构、发达大国政要的劝说、建议和要求，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符合负责任大国的要求。但是再过几年，外国人说人民币升值中国就升值，似乎就很不爱国了——看不懂就承认看不懂吧。
我以为可以看懂的是一点：1998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既不是中国汇改的既定目标，也不是立法根除通胀为人民币主动选锚的结果。“固定汇率最优论”拿1998-2005年间人民币汇率说事，以为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实在包含着一些美丽的误会。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来拖延时间过长的人民币盯美元的做法，不但偏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的改革目标，也导致在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之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在新形势下，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美国的政客，一方面接受了公众的授权，需要履行一定的职责，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接受公众的质询。
中国的政客，一方面篡权肆无忌惮，另一方面造谣肆无忌惮。 人民币一动不动盯住美元，在两个历史时段发生过。第一时段是1955-1970年，15年期间以[color=Red]4.618[/color]元兑1美元的汇率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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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有误
1955-1971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人民币。 [url]http://blog.caing.com/article/6337/[/url]
看到周其仁教授写的已经连载到第12篇的汇率与货币评论，在第12篇的结尾处，周教授写道：
以上记述的，不过都是入门的常识。我不明白固定汇率论者的地方，是他们至今热忱推荐的救世方案——用固定汇率把各国或各货币区的货币与美元结成牢不可破的整体——究竟指的是什么时代的美元？是古典金本位制下的美元，还是1945年后“承诺以黄金平价兑付”的美元，抑或是布雷顿体系完全崩盘、以可遇不可求的负责任的央行行长为 “锚”的美元？我也不明白，不少专家和意见领袖在回应日本、美国政客“要人民币升值压力”时，为什么会把“人民币对美元绝不升值”作为人民币的最佳出路？让人民币死挂美元，不正是要人民币死死地以美元为锚吗？当今美元自己尚无可靠之锚，怎么有资格充当人民币之锚呢？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人们真的找不到更合乎经济逻辑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总比别人更热爱中国的伟大情怀吗？
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让我几乎控制不住笑出声来。
我笑完之后，想了点更严肃的问题：我不敢苟同周教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今的美元是无可靠之锚的货币。
我明白很多人喜欢金本位的原因，无论是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周教授所说的古典金本位），还是保证币值和金价的直接挂钩（周教授所说的战后到1973年之前的金本位）。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滥发货币的难度很大，尽管政府也会想方设法的滥发货币，比如说减少金币里黄金的含量。进入纸币时代的金本位，也就是币值和金价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滥发货币的冲动，尽管这也没有阻止美国多发货币，最终导致了金本位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灭。
但即便是一个运作良好的金本位体系，也就是政府完全不滥发货币，忠实于金本位，也是充满缺陷的。不说太理论性的东西，就拿最近的金融危机来举例吧。金融危机时，由于避险冲动，导致了金价上扬，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金本位的体系下，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紧缩货币（在使用金子做货币的情况下，市场上流通的金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少，也一样是货币紧缩的效果）。在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时，还要紧缩货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至于金本位是怎么把大萧条传递到全世界的，弗里德曼早已有过经典的描述，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了。
金本位的最根本缺陷是，把货币非常狭隘的和一种重金属的价格挂钩。这种重金属，也就是黄金，即使再特殊，也只是一种重金属而已。它的价格走势，它的供应量，它的需求，很可能已经和整个经济其他方面的表现并不一致。把货币和这样一个东西挂钩，很难说是合适的，我前面举的例子就是一种情形。
如果把币值钉住一种单一重金属的价格不合适，那是不是把币值钉住一篮子商品就更合适呢？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自新西兰起，目前越来越流行的通货膨胀钉住试图实现的。通货膨胀钉住的通胀率一般都不是0，因此，并不严格等同于维持币值和一篮子商品的比值不变，原因我稍后再说。但通货膨胀钉住的货币政策是有锚的，这个锚就是一篮子商品价格的变动率。金本位，其实可以看作通货膨胀钉住的一个特例――那个篮子里只有一种东西，金子，然后钉住的通胀率为0。
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法定的通货膨胀钉住，不像新西兰那样，要是通胀没有钉住，央行行长得自动下班，或者英国那样，央行行长必须写信给财长解释。但美国实际的货币政策，很多人相信，其实十分接近于通货膨胀钉住，泰勒法则就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描述联储政策的行为方程。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人，大概大多数会同意，自Paul Volker以来，也就是30年来，美元的锚，至少在正常时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通胀（或者通胀预期）。你可以认为单单的以通胀为锚并不合理，因为这里面没有考虑进资产价格，但说美元无可靠之锚，此话有点重了。
为什么通胀钉住不钉住0通胀，而一般是钉住2％的通胀。不同的人可能喜欢不同的理由，我觉得以下两个理由最能说服我：
1．钉住0通胀的坏处是，货币政策稍有不甚，就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而通缩在多数情形下，是有害的，甚至比通胀更有害。另一个角度是，0通胀情况下，均衡利率也更低，离0利率的下限也更近，货币政策进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也更大。
2．发达国家的消费价格指数，有高估通胀的倾向，原因是因为这些价格指数无法完全反应产品质量的提高。一个东西更贵了，可以是因为涨价了，也可以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变好了。电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今天一万块钱的电脑和一年前一万块的电脑，配置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些在价格指数上体现不出来。2％的通胀率，如果考虑进质量的提高，基本上就是相当于0通胀。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美元是有锚的，人民币钉在美元这个锚上也是十分有问题的。中美的经济周期已经不很同步了，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如果人民币挂在美元这个锚上，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只能是帮倒忙的时候多。 [b]周其仁：建议用财政资金守汇率目标[/b]
聂伟柱
7月2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北大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活动上表示，人民币汇率目标短期内不能消除，要保证汇率目标没有重大的跳跃性变动，但是机制可以变化。
目前，国内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外贸企业，盈利能力不容乐观。若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外贸企业利润将受到严重影响，或将导致一大批企业倒闭。保持汇率不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对这些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对此，周其仁也认为，汇率变动涉及很多企业，影响太大，因此央行也一再强调了人民币汇率不做一次性调整。
目前我国在汇率形成过程中，央行是最大的外汇购入者，为了守住汇率目标，央行动用基础货币购入外汇。周其仁认为，基础货币初看不花钱，但若从社会角度看，成本是很高的，如果央行过多地投放流动性，物价、收入分配都将受到影响。
基础货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二是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而为社会大众所持有的现金，即通常所谓的“通货”。
“基础货币的投放，是对整个货币形势作出判断之后的一个政策工具。”周其仁认为，当前政策工具要让物价平稳又要让汇率平稳，而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基础货币和财政资金买外汇基本的不同就是对宏观形势的影响。用财政资金去守住汇率目标，不会影响货币的总供求。”周其仁表示，汇率目标也可以像医疗目标、国防目标、教育目标等一样，成为国家的公共目标之一。因此，可由财政资金或者是政府发债所得资金去守住汇率目标。他建议，由央行保持币值稳定，而汇率目标由财政资金来实现。
对于币值稳定，周其仁认为，只有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才有根本的基础。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也能减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麻烦”。而对于汇率目标，周其仁建议，动用财政资金，甚至是发债筹集的财政资金去守住汇率目标。 "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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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TMD JB都插向世界了。 [b][size=6]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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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政府因财政压力而超发货币，是法定货币时代通胀的根源。那是货币的主动超发，因为抽税和发行政府债，还满足不了财政开支的需要，于是靠超发票子过日子。横竖法定货币控制在“看得见之手”，下个行政指令就可以发行，而最先拿到加印钞票的又是政府自己，马上就有了可用财力。至于超发货币的结果——相对价格的变动和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要经过一个时滞后才在市场上显现。因此，主动超发货币也被看作政府在抽取隐蔽的“通货膨胀税”，最后买单的，还是承受通胀之苦的老百姓。
上一篇文章提到，人民币在制度上杜绝政府主动超发货币，是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该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就是说，政府把央行当作财政之外又一个钱柜子的时代，在制度上结束了。以后政府的财政需要，只能靠税收、靠发债、靠国有资源的收益，再也不能靠超发票子。讲过的，作为建国之后又一波治理严重通胀的结果，中国终于在财政与货币之间安排了制度性间隔，意义远大。这么说吧：人民币将来有了与中国经济相称的国际地位，一定有人会回过头来，到这部《人民银行法》里找到其立足之本。
始料不及的是，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这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正如先前发表的本系列评论指出过的，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更准确地说：央行出什么价购汇，汇率就是什么价）。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这里所谓“被动”，比照的是由财政驱动的货币超发。对政府而言，那的确是主动行为——财政有缺口，政府有意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平衡预算。现在从汇率形成机制派生出来的货币发行，则以被动为特征，因为究竟有多少外汇进入中国，究竟多少银行间市场的外汇被央行收购，着眼点不是政府本身的财政需要，也不受财政动力的驱使。
至于是不是“超发”，查查数据好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外汇储备比上年新增50亿美元，1999年新增97亿美元，2000年新增107亿美元；增加的幅度分别是3.6%、6.7%和7.0%。这样的绝对数和增长率，即使新增1美元外汇储备最后真的增加了40元人民币货币总供应，说“货币超发”也言过其实了。但是，以后几年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年度新增外汇储备的绝对量从465亿美元（2001）、742亿美元（2002）、1168亿美元（2003），直到2066亿美元（2004）；年增长率则分别跳到28%、34%、40%和51%。这样的形势真叫好得受不了，因为由此形成的人民币供应压力远高出经济增长的需要，不是“货币超发”，还能是什么？
再以后，中国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3000亿美元就不算新闻。直到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号称百年不遇，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遭受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减，还继续新增4500亿美元！幸亏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严格以美元为锚——如蒙代尔所建议的——来决定人民币的供应，而是辛苦异常地不断对冲超发货币形成的流动性，否则，由汇率形成机制被动超发的货币，还不是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不少朋友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看成“对外问题”。这是不对的。在汇率形成机制同时就是被动超发货币机制的条件下，我以为汇率首先是对内问题，涉及的是一部分中国人民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为什么这样说？让我试着阐释一下吧。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要注意了：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问一个问题吧：这样的国民经济——且不论对外关系——究竟靠什么来平衡？
反正“买东西”是不行的，至少靠买国内商品不行。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是不是每样商品和服务都以同等的涨幅涨价？倒也不一定。因为还有所谓“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可能，就是有的商品涨价快、有的涨价慢。倘若巨量购买力无端端地集中到某项商品或某几项商品上，那“行情”可就来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猪价、钢价、铁矿石价、房价、股价、古董价、普洱茶价、还有什么绿豆价等等轮番出状况，其实不单单是这些个别商品的供求出现缺口，而是被动超发货币引起了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表现。
“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倒不是人民币不是硬通货，不能到国际市场上去购物。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有国际竞争力，硬通货是可以挣回来的。那数目惊人庞大、增长迅速的外汇储备，难道不正是中国绝不缺少国际购买力的明证？问题是，无数出口企业挣来的硬通货，结汇给了商业银行，后者又在外汇交易中心悉数卖给了央行。讲过的，今日中国不再实施强制结汇，企业有权留汇，也有权把挣来的外汇卖给别的企业或私人，商业银行也有权不向央行售汇，可以自留、自用外汇，或者售汇给自己的客户和存款户。如今中国外汇的涓涓细流，绝大部分流入央行的库房，惟一的原因是央行购汇的出价最高。讲到底，不是中国人对海外五花八门的商品服务刀枪不入、不动凡心，而是在现实的人民币汇率面前，与其持有外汇购海外之物，不如把外汇卖给央行换人民币更上算！
在以上的例证里，每年2000亿美元的货币购买力，买国内商品不得，购国际商品不值，剩下的出路究竟何在？读者想想吧，我们下周继续。 [b][size=6]出口导向带给国内的麻烦[/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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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上周评论触及到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数目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给国内经济平衡带来的困难。流行之见，谈到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怎么就对中国自己的国内经济没有影响呢？个人的观点，如此“见外不见内”的思维，是很多年人民币汇率与货币问题得不到妥当处理的认知基础。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大量商品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少了无所谓，可是眼见越来越大，其影响就不能小视。统计上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的出口，但这一年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9%。
“净出口”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出口额减去全部商品与劳务进口额之差也。这里要问几个问题了：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在中国国内。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吗？答：当然不是。谁在生产这部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时挣得收入了？答：工人挣人工、老板挣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税、银行收利息，也许还有其他的服务方挣费用。
这就带出上周本专栏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创造了净出口商品与劳务而挣得的收入，对国内市场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讲过的，不是小数，而是每年以万亿为单位计算的大数。也讲过的，这部分货币收入对应的商品劳务悉数出口，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我们要不依不饶地问，这每年论万亿数的购买力，在市场上究竟可以买到什么？
上周本专栏先排除了两点。第一，买不到国内商品与劳务。道理简单，因为这笔购买力对应的商品劳务已经全部出口了。这当然是从总量（宏观）来看的结果。微观上，出口企业挣得的收入，分不清究竟做的是净出口还是总出口，横竖发到手里的钱都有权购物，正如就是不做出口生意、靠内需挣得的收入，也有同等购物权一样。但是，当所有的购买力一起购物时——这又是从宏观看问题——那块绝对多出来的“纯购买力”，就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劳务。因此，当人们非要一起行使购物权时，过量货币追逐不够量的商品劳务的现象就可以被观察到，结果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通胀是也。
第二，也买不到国外的商品劳务。阐释过的，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比较起来，进口关税与服务便利等等因素的影响，倒还在其次。
剩下还有什么出路吗？那就增加储蓄吧。这也是近年中国的储蓄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原因。相关的解释五花八门，从中国人喜欢储蓄的文化特性到社保不足带来的强制性储蓄等等，不一而足，有机会以后再作探讨。这里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无论中国高储蓄的成因为何，增加储蓄并不能为中国日益增加的净出口带来的人民币购买力，找到市场平衡之路。
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导致这部分货币彻底沉淀、退出流转，否则，储蓄越多，市场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的不匹配就越严重。这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如果你我把钱存到银行，那银行是要把钱贷放出去才可以维持下去的。从银行再贷放出来的款子，还是要追逐商品？很明白，如果存入银行的款项本身就来自净出口创造的货币收入，那么它断然不会因为到银行转了一圈，就能够找到对应的商品与劳务。恰恰相反，随着存入-贷出次数的增加，更大量的货币被银行创造出来之时，就是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矛盾变得更为严重之际。
统计数据称，2008年年底我国各项存款余额46.6万亿，各项贷款余额30.3万亿，分别比2004年增加了22.5万亿和12.5万亿。去年更不得了，仅第一季度新增的银行信贷就达4.5万亿。我看势头不对，为文质疑 （见：“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http:/zhouqiren. log.ohu.om/115197918.html）。有不同意见辩护说，中国信贷膨胀的来源不是增发钞票，而是储蓄，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对该论调不以为然，因为在顺差巨大的出口导向经济里，本来就有相当大一块储蓄，根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经由银行贷放出来，陡然增加市场的物价压力。
讲到底，净出口挣下的货币追不到商品，存到银行里贷放出来后更加追不到。这就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最后总归会“平衡”的吧？还以2007年为例——全年净出口2.3万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约9%——如果放任价格不管，年度物价总水平上涨9%，过量货币追商品的游戏，是不是可以不平自息？
有两点困难。其一是我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一文里提到的，过量货币流入经济时有粘性，可能一时集中于某个商品或某个市场。那样的话，某商品的价格上涨就可能远超过9%。其二，出口导向非一日之功，积存在经济体内的过量货币如笼中之虎，一旦放出来，其胃口可能不止增加9%。把这两点合并，加上人们的自保、投资与投机行为分不清楚，在预期紊乱之下“牛群”受惊吓后可能过度反应，局部的市场失衡可能冲天而起。
物价伤民之际，人言滔滔。要政府无为而治，搞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学家可以建言，但听者藐藐。政府以看得见之手频频干预调控市场，由此而起。管来管去，政府部门很辛苦，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也许可以遏制货币追商品于一时，却不断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为釜底之薪——出口导向经济创造出来的过量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记住了，货币从来不会死，它像泛滥的江河之水一样，永远寻找着新的出口。
究竟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思来想去，逻辑上的出口惟有一处，这就是把经济体内原本不是商品的资源动员到市场上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靠新增的商品与劳务吸收过量的货币。这方面，中国经济有经验、有教训、有挑战，也有机会。下周再谈吧。 [b][size=5]水多了加面[/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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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周其仁[/i]
讨论货币问题始终要牢记一点，货币别无他用，只能用来购买商品与服务。虽然有报道说，美国什么地方的心理实验证明，人们在点钞票时会感到格外的开心，应该是真的吧。不过我以为货币本身并不是开心的直接原因。人们不过是基于经验，预期钞票总能买到享受，正是数钱的时候联想到了享受，欢愉之情才油然而生的。
上期我们谈到，出口导向加上汇率机制方面的问题，导致国内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情况发生。也提到，那不是一笔小数目，2007-2008年之间由此净剩在国内的货币购买力每年在2.3-2.4万亿人民币之间，占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7%-9%。这个数量呈加速累积之势：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净出口的总量略微超过10万亿人民币，其中7.4万亿是2005年以后创造的。这就是说，现在每年净出口的商品劳务，相当于2005年前25年中国净出口的总量。这带来的可不是小沈阳式的幽默——商品出国去了，巨额货币购买力却留在了国内，买什么好啊？
一般之见，由财政压力驱动的“主动超发货币”带来的通胀，痼疾难医，因为那是大权在握的政府有意为之，谁也没办法的。但是中国这些年的经验却说明，即使在法律上制止了主动超发票子，“被动超发”甚至可以造成更为严重的市场压力。难道不是吗？2005年以来累积起来的总量7.5万亿人民币的净出口，要多大魄力的“主动”才可能造得出来啊！
经济逻辑是不管主动超发还是被动超发的。横竖货币购买力一旦形成，持币人就有权购物。你我以及天下所有持币人，本来就无从分清手中的哪一块人民币是来自“净出口”。就算可以分得清，也不能总是禁止持币人花钱的权利吧？昔日那位罗马皇帝的创见——当他的儿子反对他征厕所税时，他应答“货币没有臭味”——至今还纠缠着我们。是的，累积净剩下的天量货币，一旦要一起“行权”，市场大厦将倾的危险，不是说着玩的。
似乎是一道智力题：给定以上约束，要避免严重的通胀，或避免某些市场、某些商品（叫消费品、投资品还是资产，悉听尊便）的价格冲天而起，还有别的出路吗？中国的经验说，有的。这出路不是别的，就是将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拉到市场里来，任由人们买来买去，由资源转化而成的商品就需要货币来流通了。
我上世纪80年代到云南、广西等地调查，有一个现象到处可见——公路修到哪里，砍树就砍到哪里。原来“要想富、先修路”，其中也包括修通了路才容易把乱砍乱伐的木头拉到市场上去卖钱这层意思。我自己下乡时也是砍过树的，深知砍树致富可不等于“劳动”致富。不信打量一下砍树劳动的战利品吧：一棵轰然倒地的大树，在阳光雨水里生长了十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它在市场上卖得的大价钱，只有很小一部分与砍伐劳动的辛苦有关。当年可卖300元的树木，砍伐的人工费不过3元而已。就是把工具折旧、运输等七七八八的花费都算上，砍树的“剩余价值”还是很可观的了。
买家当然管不到生产者的成本。他们的着眼点只在两处：一是所买之物可带来的享受（使用价值），二是要放弃多大的其他享受才能获得此项享受（花费）。买家的行为逻辑是，以较少的花费争取尽可能多的享受。因为很多买家互相竞争，大家被迫提高出价，直到在边际上他们的出价等于心目中“物有所值”的那个点位为止。买家以出价影响生产者，后者权衡的是自己的生产成本与买家意愿出价水平之间的差额。对生产者而言，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售价是上选。问题是生产者之间也面临竞争，于是大家被迫降低向顾客索要之价，直到在边际上价格等于成本。
这样来看，“砍树致富”一定发生在以下区间：市场对木头商品的出价，远高于砍伐树木的成本。修路在这里助了一臂之力，因为运输代价太高，势必抵消砍树劳动能挣到的额外好处。在这个交易区间里，砍树所以致富，无非是砍伐者把大自然造物主的“成本”，顺利地转化成自己的收入。
举一反三。砍树可致富，挖矿也可致富，种粮、种菜、种果，养猪、养牛、养鱼皆可致富。推而广之，举凡在市场条件下能够把“自然生产率”变成生产者收入的一切行当，均可致富。这解释了经济增长的路线，差不多在工业革命之前先有农业革命或矿业革命，也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先从农业改革开始。“初级产品”的高附加价值率，率先吸引进入、激发竞争。问题是，初级产品的需求一旦满足，造物主的恩赐就转为消费者剩余，投资人和生产者就转到工业和其他方面去打主意了。
回到本文的话题。树木在山上生长无需货币，砍下来的如果自给自用，也不需要货币。但是，把砍下来的木头运到市场上去卖，就与货币结下不解之缘。倘若每年砍伐的商品树木构成一个流量，源源不断地砍了卖、卖了砍，那就需要一个增加的货币量为之提供流通的服务。这是说，自然之物一旦被需求吸到市场上，货币数量就要增加了。这提示我们，货币的平衡之道可能是双向的：或者根除主动、被动超发票子的体制毛病，或者用本文标题所说的办法——水多了加面——把原本没有支付货币成本的自然资源送到市场上来“消费”货币。多少年来，“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代表的就是后一条路线。
再翻开国民经济统计表，200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5.9万亿人民币，其中净出口的商品和劳务2.3万亿。讲过了，这笔净出口的商品劳务出国了，但工人、老板、政府和各类服务商在生产过程中挣到手的货币却留在了国内。如果不喜欢普遍的通胀，也不喜欢如此巨量的货币冲击某个商品或资产的市场，要怎样处理才对？砍它市值2.3万亿的木头吧——砍伐的人工另算，砍下的木头不准净出口，这超额供给的货币缺口应该就可以平了。
当然是夸张的答案。意在揭示国际收支的巨额出超，可以对国内市场的平衡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事实上，当超量货币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独木难支天下，光靠砍树是挡不住的。我的观察，这些年市价波动出大状况的商品，诸如前几年的生猪、这两年的房地产和人工，还有最近的蔬菜、绿豆等等，多少都类似木头——造物主赋予它们很高的价值、需求上有空间、过去又从未趟入市场之河。这绝不是偶然的。
下周我们讨论，货币攻击大敌当前，这些包含较多自然资源成分的商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吃”掉那过量的货币，成为平抑物价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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