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哈耶克是我的精神偶像
对于一个有志于探究经济学和宪政科学的学生来说，这话听来有点可笑。因为，根据时髦的见解，一个学者应当大胆而自由地创新。据说，创新是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又据说，创新的意思就是，在知识上没有任何藩篱，在思想上不受任何束缚。于是，学者们、文人们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五花八门的创新：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人数和出版的图书品种大约是世界之最，就是创新盛况的明证。不过，坦率地说，我自己却怯于创新。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某个传统中，他的所谓创新，不过是智力的纵欲而已。
看看哈耶克吧。哈耶克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他置身于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思想传统中，这个传统上溯亚里士多德，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尤其是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在曼德维尔(他的《蜜蜂的寓言》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休谟、斯密等人为首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扬光大，又由柏克、托克维尔、阿克顿千锤百炼，在19世纪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的冲击之下，又由门格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复兴。
传统对于学术发展至关重要
年轻的哈耶克最初也曾经是费边社改良主义的信奉者。中国30、40年代的很多知名社会科学家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费边社的知识分子告诉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会满足年轻人“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个时候，这本书(指米塞斯的《社会主义》)问世了……”(《哈耶克传》，第50页)
从此，哈耶克成为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接续上了那个伟大的政治学、经济学传统。他毕生的努力就是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对这个传统进行重述，并在这个传统的边界进行批评和创新，从而成就了一种“思想的境界”。正是这个深厚的传统，赋予他的论证以无可比拟的知识上的力量。
从哈耶克个人的经历，我们看到，传统对于学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浸淫于一种前后比较连贯的思想传统中，一位后学，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才有可能拥有一套古老、因而也被证明是真正有效的知识工具，才有可能使思考超越具体的时代，能够与几千年、数百年前的贤哲对话，而这种对话乃是思想发展的根基。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多少新鲜事，今天我们思考的问题，与亚里士多德、休谟、米塞斯思考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我自觉地把自己归入哈耶克所重述的那个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同时，我也自觉地把自己归入到同样源远流长的从周公、孔子、司马迁、董仲舒、顾炎武的思想传统中，甘愿做这些中西先贤的门下走狗。他们就是我的精神偶像和灵感的源泉。
今日经典曾是非法出版物
就像任何偶像之成为偶像的过程一样，哈耶克之所以能够成为我的偶像，可能也是缘于最初发现他时的那种惊喜和冲击。而在这种冲击之后，起码我本人，油然而生一种知识上的尊重和敬畏。
我相信，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这样的冲击。哈耶克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恐怕曾经震撼过很多中国人。其实，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无数中欧、东欧知识分子。哈耶克自己就讲过，在二战刚刚结束那会儿，敏感的苏联占领军已经看出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因此，禁止在德国占领区内销售这本书，人们只能零星地从瑞士偷偷地带进德国，并以打字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哈耶克曾拿到一本翻阅了一下，里边有一些段落，竟然自己都不认识了。因为在传抄的过程中，读者加进的评论也被后面的人抄下，跟正文混在一起了。
然后是铁幕后面的东欧知识分子。尽管属于非法出版物，但哈耶克的著作，尤其是《通往奴役之路》是某个圈子的知识分子中的经典。索尔仁尼琴曾经惊讶地写信给哈耶克，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如此清晰地洞察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哈耶克传》，第306页)90年代初，捷克总理瓦尔克拉夫克劳斯执政的时候曾经感叹，他周围的朋友和同僚们，一半是哈耶克的信徒，一半是弗里德曼的信徒。
顾准也没有提过这本书
而与中欧、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哈耶克似乎要迟缓得多。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态，他们中不少人应当知道这本书，但这本20世纪的经典在他们那里却几乎没有激起过什么反响。据谢泳先生研究，似乎只有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发表过评论。而潘教授的结论却是，哈耶克过分地抨击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的措施，太偏激了。这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吃香的，不是别人，正是哈耶克的论敌———拉斯基。
沿着拉斯基的逻辑，潘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地加入到了集体主义狂欢的行列。等到他们自身遭到这个神圣的集体肉体上的批判之后，他们中的若干人幻灭了；但他们批判的武器，也依然是很顺手地抄自同样一座武库：南斯拉夫人曾经风靡一时。其实这时，他们很容易找到《通往奴役之路》，早在1962年，滕维藻和朱宗风两位先生主持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通往奴役的道路》。印数3500册，应当足以满足严肃思考者的需要了。但即使是顾准，也似乎没有提到过这本书。
90年代中国最受瞩目的西方思想家
90年代之后，哈耶克成为显学。哈耶克中年之后的政治学著作几乎已经全部有了中文版，有的已经售出十余万册。哈耶克显然是90年代在中国最受注目的西方思想家。
不过，近两年来，哈耶克的风头似乎正在被一波又一波新的学院时髦盖过。因为我们的学术正在与西方的主流接轨。在西方，即使在近二十年倾向保守的年代，哈耶克也从来就不是主流。主流是凯恩斯、拉斯基、萨特、加尔布雷斯，甚至乔姆斯基。学院教授们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不管是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还是他的政治哲学、法哲学，基本上保持沉默。一个反对福利国家、反对通货膨胀的人，一个主张维护传统道德的人，无论如何都属于“政治上的不正确”。阿克顿似乎说过，人人喜欢自由，但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捍卫自由；我则愿意补充一句：至于学院知识分子，往往更喜欢反自由的知识卖弄。
然而，可以确定，起码在中国，哈耶克将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哈耶克是一个起点。要寻找他所属的那种思想传统，他是一个起点；中国学人面对现实，他也是一个观察的基点。
哈耶克的知识确实不是最深奥的，他的语言也并不具有那种诱人的晦涩；如果我们仅仅要满足知识上的好奇，的确可以绕过哈耶克。但到哈耶克的时代之后，如果我们要讨论自由，则必须从哈耶克开始。归根到底，跟一般学院教授不同，哈耶克对于自由的捍卫，乃是出自一种深沉的道德激情，正是这种道德激情，让他得以洞察反自由的制度的本质，以全部的热情探索获取自由的知识，从而发展出了一门有关自由的科学。
哈耶克的一生就是这门有关自由的科学发育成长的过程。为了探索自由的真谛，哈耶克从经济学进入心理学，又进入政治哲学，最后探索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如炬的自由之光穿透了专业化的隔膜。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具有这样广泛的知识兴趣的人物已不易寻到了。
在翻译《哈耶克传》的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一位见证20世纪全部悲剧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看到了在那个世纪的反自由潮流中，一门有关自由的科学如何艰难诞生的历史。而在迈出我们自己的脚步的时候，我们最好回头看看历史，拜访一下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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