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兴漾：市场与自由——一个须警惕的悖论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存在三个隐忧。隐忧的第一个来源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被许多人冠之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之名，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人们普遍丧失了目标感，变得琐碎、平庸与狭隘。隐忧的第二个来源是工具主义理性，工具主义理性是一种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即韦伯的“目的取向的合理性”，它的度量尺度是效益的最大化。工具主义理性首先带来了解放，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广泛与深刻地不安，它有着控制我们的生活的威胁，生活的某些独立目的，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将个人主义与工具主义理性带到政治的层面，便形成了隐忧的第三个来源。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限制了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而个人主义使民众习惯于封闭在自己的心中，形成政治冷漠，从而为“一种新的、形式特别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危险”敞开了大门。托克维尔称这种专制主义为“温和的”专制主义。在此基础上，泰勒点明了现代性的三个隐忧：“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涉及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地晦暗”以及最为本质的“关于自由的丧失”。泰勒并非空穴来风，他的忧虑来自对现代性独特而敏锐的观察及思考之上。“现代性”是一个包涵复杂而极难定论的概念，但众说纷纭中，它的几个基本特点得到了普遍认同，这几个基本特点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在这三者中，尤以市场经济最为根本，它的内涵或包容、或相近于个人主义及民主政治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如遵从泰勒的视角，问题也可以是，市场经济带来了自由的沦丧。这一转换使市场直接处在了一个尴尬位置。因为自市场经济肇始以来，其所内涵的精神实质一直是反对传统专制、倡导现代自由的一面旗帜，当仁不让的，市场经济是现代自由的真正发祥地。但是如今却又倒过来说，市场经济导致了自由的沦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客观的分析，市场所内涵的诸原则如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经济自由及其所孕育的现代民主政治对自由而言，都具有两面性。
个人主义。市场，简而言之是资源配置与社会整合的一套运行机制，亚当·斯密在揭示这一机制时称，尽管人们“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一场合，象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也并非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一以利己始而以利他终的图景充分揭示出个人主义为市场的核心理念之一。个人主义是现代自由平等理念的建基点，托克维尔说，“人在与自己相等的人往来当中和作为个人的生活习惯而永远享有的这样完全独立，使人对一切权威投以不满的目光，并很快激起关于政治自由的思想和对于政治自由的爱好。”但是个人主义促成现代自由的同时，也隐含了颠覆这一自由的危机。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里区分了两种自由，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前者以德性为核心，后者则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贡斯当敏锐的捕捉到这种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现代自由的危险，他说，“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利的权利。”贡斯当的这一逻辑也正是泰勒关于现代性之隐忧这一思想实验中的逻辑。由于个人主义的上升，人们将一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对他人社会及政治漠不关心，这一切往往会为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抬头创造条件，最终损害公民的自由。深刻的教训是今年的法国总统选举。由于极多的选民放弃了选举权，极右的国民阵线主席勒庞才有可能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获得仅次于传统右翼的候选人希拉克的选票。勒庞的出线不是最为广大的选民的意愿，勒庞出线后民众的反映激烈与后一轮投票希拉克以绝对票数胜出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过去的事实，勒庞出线了！与其说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悖论，不如说这一现象深刻的反映出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漏洞与危机四伏。
经济自由与工具主义理性。一般而言，对于前者讨论的重心往往集中在论述其与政治自由的积极相关处。新自由主义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论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哈耶克通过对福利国家中的自由的考察，认识到福利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涉使其成为一个“家族式国家”，而这种干涉最终会损害公民的自由，从而，哈耶克主张应该实行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这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市场安排中的自由对促进一个社会的政治自由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虽然经济自由有助于政治自由的实现，但它并不必然地导向政治自由，弗里德曼补充说，“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经济自由首要的负面影响是，它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的工具主义理性提供了合法化基础，从而为后者向社会各领域纵横扩张创造了条件。当然，工具主义理性并不是一无是处，黄仁宇批评古代中国的缺少“数字化管理”，即是对工具主义理性某种程度上的肯定。但是，工具主义理性的过度扩张，则无疑是政治自由的大敌。马尔库塞指出，工具主义理性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追根朔源，是其“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把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韦伯的担心是，“目的取向的合理性”的膨胀必然损害“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如果这种损害无节制的延续下去，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铁笼”。在这个“铁笼”里，“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有着与市场经济相近的内涵，即自由与平等。但是民主政治也不是没有导致专制主义的可能，这一点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有着甚为精辟的论述。托氏指出，平等可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小道走向被奴役的状态。这种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奴役状态，其实质是一种专制，这一专制具有特殊的性质，它的范围将会很大，但它的方式将会很温和；它只使人消沉，而不直接折磨人。出现这样一种“温和的”专制主义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同时，在这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这一监护性当局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们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
对于市场有可能带来的丧失自由的后果，阿伦特有其独特的论述。在《人的条件》一书中，他区分了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仅是满足生命必需性的手段和服从于生物本能的活动，因而在古希腊被归入家务的私人领域。工作既不是一种自然的活动，也不是天赋的，工作营造了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行动则是通过他人的在场标定个人存在以及揭示个体自由的一种活动，它的实现场所和条件是一个人们在其中能够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公共政治领域。阿伦特认为，如果工作是非政治的，劳动就是反政治的，市场的困境就在于市场有可能带来的是一个劳动社会而不是一个行动社会，由于个人主义与工具主义理性的膨胀，人类的活动局限于劳动，从而丧失了行动。这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她定义的“群众”一词深刻的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群众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民，或者由于人数过众，或者由于漠不关心，或者两者兼具时，而不能整合进任何组织、政党、市政府、职业组织、工会。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这些个人主义、追求物欲、政治冷感、生活意义丧失的“群众”极易为任何势力所鼓动以及所压迫，因而，一个由大量“群众”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时时隐藏着极权主义的崛起与自由丧失的危险。
我们民族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的追求已逾百年，但是最近二十年，才得到进入到市场经济的宏大叙事中来。的确，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欣欣向荣，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乐观的以为自由与民主是市场经济大树上顺理成章的果实。必须指出的是，在人们放松戒备的时候危险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确构成了一种互为必要条件的关系，但这种条件关系是否同时也是充分的，则还是有疑问的。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特殊条件的限制，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必然成为一种充分的民主政治的全部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至少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如此”。这段话值得仔细推敲。我们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这一传统通过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根深蒂固；而市场经济则夹杂着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强化了社会离心的力量，民众倾向于物欲之满足，变得琐碎、庸俗与自私。这两种力量的一旦结合，一个社会的批判与反思精神往往会变得贫瘠。对这一问题我们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力，对于个人主义抬头以及社会离心我们往往只是从道德滑坡、人文精神丧失这一角度去考虑，而缺少政治层面上应有的关怀，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便市场经济最终促成了一种民主政治，对自由的维护和追求也依然是我们一项未竟的事业。 沈兴漾的舌头这个绕呀，最后也没捋清自己的逻辑。显然，他是想说“市场与民主——一个须警惕的悖论”，而取题竟作“市场与自由——一个须警惕的悖论”，拎不清自己，却使着劲儿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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