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媒体监督对市场经济意义重大
作为较早研究媒体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早在2000年初就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得出，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必要的制度机制。但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并未引起多大关注，其原因在陈志武看来，“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陈志武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媒体作用的发挥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甚至阻力重重。根据陈的理论，中国要实现商业繁荣和市场的健康发展，离开了新闻媒体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新闻自由可缩小信息不对称
经济观察报：提到新闻媒体，人们更多地会关注其承载的政治和社会使命，但很少有人像你一样关注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陈志武：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2002年6月《财经》杂志被世纪星源提出起诉，几句话的诉状搞得《财经》杂志从上到下都要回应，很紧张，没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当时我就在想，一个诉状就把一个媒体从上到下全部人的关注力都牵扯到上面，这么随意就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有问题。如果想指控一个人写的东西与事实不符，那太容易了。这样的话，媒体根本没办法，媒体根本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长此以往，追踪调查报道就越来越艰难，因为没有哪个媒体敢去做。这非常不利于整个经济市场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试图证明，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制度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监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出问题，会出现市场关闭现象。
陈志武：2001年以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很多上市公司违规、违法案件，公司治理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曾提出过“柠檬理论”，他当时主要是以二手车市场来说明一个道理：由于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就会出现一个情况，所有人都说我卖的是好车，由于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买方为了把损失最小化，就只能尽可能的压低价格，最后好车得到的价格与坏车得到的价格是一样的。长此以往，好车的所有者就不愿意卖，最后剩下的都是真正的坏车，那慢慢地市场就会崩溃。
其实阿克洛夫没有太多地从证券市场上来谈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不同的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差异化比较大。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和二手车市场比起来，二手车毕竟卖的是车，你可以上路跑一跑，试一试，检测一下，如果你很有经验的话，基本可以把信息不对称的空间和欺骗的空间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所以后来我进一步做了研究，就想看一下，新闻自由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到底能有多大的作用。我得出的结论是，从经济市场来说，新闻自由很重要，尤其是从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9世纪末期之前，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西方其他的国家的公司，规模比较有限，它涉及到的公众利益也不像现在这样广泛。但1900年前后，美国上市公司股东数量发生一个巨大变化。比如当时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还有后来的汽车公司，他们的持股股东数量已经到了几十万。1900年前后，全美国股民的数量大约是200万，到了1929年就上升到2000万。
所以后来我发现，1900年后公众公司所代表的公众利益、中小股民的利益与1850年前的公众公司相比，完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量级上翻了很多。而且整个美国社会，西欧社会，受到大公司利益的牵连、影响，都在数量级上翻了很多次。所以这样一来，这些公司怎么运作，公司的利益，外部人内部人，管理层和所有者，发生很严重的分离。内部人和外部人发生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以后，给新闻媒体提供非常自由、广阔的追踪报道空间，这已经成为经济制度核心的一部分。（注：根据陈志武的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好的国家的资本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保护中等的国家的该比值平均为16.46％，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差的国家的该比值平均为7.32％。从实证意义上，媒体的监督越自由，资本市场越发达。）
没有第三方监督，中国股市靠不住
经济观察报：你曾表示可以把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分成五层：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媒体、行政监管、司法诉讼。媒体在这个监管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陈志武：如果说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要求每一家上市公司每个季度都披露一次财政状况，那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是，所有的公司都说我们这个季度的财务状况很好，未来的前景也很好，没有任何的关联交易。因为没有一个机制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要讲真话，必须要有第三方来进行验证，进行实际的背景的调查，找到数据和具体的交易细节，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一样。
如果到最后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去验证，那么他们自己说的很可能是垃圾。公众以为他们讲的都是真话，但实际上都是一些欺骗信息。
特别是凯恩这样的公司，它不仅仅涉及到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的问题，还涉及到国有土地国有资产的保护问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讲有更大的理由给媒体提供充分报道的自由。不然中国一个多亿的股民，把他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拿去买股票，他们平时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创业股的背景怎么样，不知道公司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不知道大股东是不是通过内部的一些交易，把中小股东的一些权益转移掉了。全国1600多家的上市公司，他们管理和控制全国1亿多股民的个人财富，到底被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通过管理员交易转移走了，这个必须通过媒体独立自由的监督来看护。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看不出来中国的股市是一个靠得住的股市。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新闻媒体对这些交易的调查监督，尽管今天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最后一定会走一个市场崩溃市场关门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媒体，靠市场上的一些机制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
陈志武：媒体监督必须存在。相比之下，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上市公司作假违规是通过监管部门先披露出来的，有多少是媒体先发现、揭露的？很明显，绝大多数的财务作假、金融欺诈、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案例，都是媒体先报道出来，监管部门再去管。
因为这里面很明显是有不同利益驱动的，所以简单地依赖监管部门肯定是不够的。本来法院可以起一些作用，但即使是正常运作比较可靠的法院也都是被动的，因为没有人起诉的话，法院不能够对作假、欺诈、关联交易作出制裁。必须有受害者去起诉的时候才有可能做这样的事。
你们同事被通缉就更进一步说明实际上在中国仅仅靠法院体系做到保护千千万万个股民利益都不可能的。你们去做报道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动用公检法的力量去通缉、追捕。这个是法制不可靠，公权力霸道的最极端的表现。
新闻自由度越高，市场发达度越高
经济观察报：你最先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是从理论上来论证的，具体是些什么理论？怎样得出这些结论的？
陈志武：就是刚才讲到的阿克洛夫的一些理论，只不过做了一些延伸，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远远比其他商品市场上作假欺诈的空间大很多，而信息的透明、充分、准确这些也比其他市场更有必要。我研究了45个国家，新闻自由度越高的，他们的市场发达度越高，透明度越高。换句话说，他们的股票资产是良币驱赶劣币的市场。
在中国，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度远远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那么高，比如最近唐骏的假学历的丑闻出来后，新华都的股票价格根本没跌还涨了一点。股市根本已经麻木，无法通过对信息的正确解读来定价。这意味着中国的股市是一个劣币驱赶良币的地方。这就是阿克洛夫讲到的柠檬市场的特征之一，即市场没办法区分好坏，好的也是这个价格，坏的也是这个价格。这样一来逼得好的公司没必要做好了，反正市场也没法把好的区分出来；而坏公司就受到鼓舞，慢慢把好公司也变成坏公司。
所以新闻媒体的报道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把信息的充分度、准确度尽量地提升到一个足够的水平，让股市的投资者尽可能地有这个信息基础去区分好和坏，把股市从劣币驱赶良币的市场变为一个良币驱赶劣币的市场。这种转变和发展如果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是不可能出现的。
经济观察报：在发达国家，新闻媒体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市场制度设计的一部分，在中国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以便让新闻媒体更好地对这个市场发挥作用？
陈志武：希望相应部门能够重视一下，原来基于政治方面考虑的新闻管制体系必须要做出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新闻媒体如果不能放开，很难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的新闻媒体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立法层面可以修正，比如“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这样的条款，这个是很荒唐的刑法条款，公安局检察院却可以依据这条法律拘捕记者。所以，第一步可能要做的是公检法要认识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第二步是全国人大要修改法律，特别是刑事犯罪的法律。即便是有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的话，一般的也是作为一个民事责任，通过民事诉讼来进行而不是一个刑事责任。这个区分要非常严格。
另外，三五句话就可以写一个诉讼，然后把媒体逼到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应对的地步，这个成本很不对等。在中国，媒体被诉讼基本上是败诉，而且举证责任在媒体这一边，这非常不合理。在美国，个人或法人起诉媒体败诉率是超过90%，在中国正好被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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