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市场为何有效
作者：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b]（编者按：本文为茅于轼先生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新著《市场的逻辑》一书所作书评，由该书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FT中文网独家首发。我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令各国政府纷纷介入经济活动、市场调节功能受到质疑之时，本文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b]
我研究经济学三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最使我惊奇的是，我越来越感到市场的有效性。随着对经济变化认识的深化，我这方面的感知越来越深刻。甚至可以说，整个经济学就是反复论证市场的有效性，或者从反面来说，它否定了许多自认为聪明的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干涉，特别是计划经济的设想。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也是论证何以市场是有效的，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我的认识是一样的。尽管各人的经历不同，但可说是殊途同归。他在“前言”中说：“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进行不断深化，我对市场的信念不断强化”（原书第4页）。对这一思想历程，我非常有同感。
我曾经说过，计划经济永远有无穷的吸引力。所以经济学作为反对计划经济的一门学问，也将永远有用。张维迎在他的书中写道：为什么社会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原书第10页）。我们两人对经济学的用场也有极为相似的看法。如何捍卫市场经济？就是要不断说明市场的有效性，用逻辑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
举一个最近热议中的例子。房价高，大家买不起，怎么办？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会说，依靠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能解决普通人买房的问题。但是当前最受欢迎的，却正是这些市场之外的手段。想说明大家买房还要靠市场，普通人能相信吗？普通人的想法是，因为市场才把房价抬得这么高，如果继续靠市场，而不靠政府的力量纠正一下，大家怎能买得起房？比较这两种看法，就可以知道经济学的用处在哪里。再比如粮食安全，是靠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还是靠市场，也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粮食是应该自给自足，还是依靠国际市场更安全，又是一个一般人搞不清的问题。正因为市场经济被怀疑，计划经济造孽，曾经死了几千万人，所以需要经济学家。他们有可能防止巨大灾难的发生。
市场为什么有效？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说明方法。张维迎在他的书中强调了两点。一是个人想得利，首先要为别人创造价值。二是市场还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它防止偷懒，捡小便宜，使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我对市场的有效性有不同的解释。别的经济学家还可能有其它更多的不同解释。这也说明，全面理解市场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它太丰富了。
什么是市场？我认为就是人的自由活动（在经济方面）。人是理性的，不会做愚蠢的事，这是市场有效的根本原因。市场的特征是交换。交换提升了物的用场，也增加了人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使得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也就是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交换生财的原因也在于此。交换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所以生财也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一个人不能生财。这与劳动价值论不同——劳动能生产出物，而物要变成财必须通过交换，所以一个人可以劳动，但不能生财。现在的GDP就是统计交换得出的。两个人所同意的交换，必定对两个人都有利，因此必有财富的产生。交换不是零和游戏，它有净的产出。这和传统经济学所说的“等价交换”正好相反。如果交换是等价的，为什么大家要忙着去交换？交换为什么有动力？得出等价交换想法的原因，在于劳动价值论。它认为一物的价值多少取决于该物生产时所花去的劳动量。交换前后物没有变，所以其价值也不变。殊不知物的价值取决于谁拥有它，以及时间，地点等条件。同样的香蕉在广州消费掉和在北京消费掉，其价值是不同的。广州人经常吃香蕉，北京人难得吃得到香蕉。
如果外界有干扰，人就不能做最合理的事，效率就降低了。举一个例子：埃及首都开罗市政府规定对房产征税，当新房封顶时开征。结果是，几乎所有的新房住人之后仍不封顶，从远处看去，一片烂尾楼。政府的税没征着，倒把城市变成了烂尾楼城。这说明了税收必须中性的道理，也就是市场有效性的道理。非中性的税收破坏了市场原有的安排。中国在改革前，在农村实行合作制（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要求农民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农民不愿意，用怠工来对付，搞得全国人民吃不饱饭达二十多年之久。这都是干涉自由的结果。一直到凤阳县18户农民签订生死合同，自由单干，才结束了中国几亿人吃不饱的历史。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反对自由的人认为，自由会造成冲突，纪律才能导致最优。不错，在战争中纪律无疑是必要的，但在经济活动中并非如此。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寻找最优的组合。和谁交换需要寻找，这就是拍卖和招标。有钱投什么项目，需要考察选择，也需要自由。干什么行业，哪些行业有发展前途，取决于很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没有自由，统统按照一些死规定，肯定缺乏效率。
的确，太自由了会引起利益冲突。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利己不可损人”。市场经济是一个双赢经济，也因此它具有非凡的财富创造能力。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充满着掠夺、剥削、欺诈、威胁等非双赢的活动。所以社会的进步非常慢。直到十八世纪后期，人权观念逐步确立，特权逐渐式微，人与人之间有了平等，尤其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得到保护，这才出现自由人和市场经济。自由是和消灭特权相联系的。所以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使人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其自由的环境中，人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在市场经济中，人人追求利益，但是每个人都不得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只有在消灭了特权的社会中才做得到。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在于此。
反对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理由是，市场具有盲目性。这个判断不错，市场确实有盲目性。因为市场由许多独立的个人做经济决策，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决策。由于信息不全面，决策有可能是错的。但是市场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它随时随地在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我们指望一个不犯错误的经济，恐怕是乌托邦思想。事实上，计划经济不但犯错误，而且极难纠正。死了上千万人，还要继续坚持。人类历史上这种瞎指挥多不胜举。人们迷信计划经济，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计划永远是正确的。人们绝不会要一个错误的计划。但是恰恰这个前提并不存在。计划都是人做的，即使是聪明人也会犯错误，何况面对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谁也不可能永远正确。用18亿亩耕地来保护粮食安全的错误就在于此。谁也无法计算出，为什么18亿亩比19亿亩更安全，或17亿亩就不安全。我反对韩愈千里马的那篇文章，它的错误在于假设存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伯乐，却没想到从哪儿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伯乐。发现千里马固然难，找伯乐一样难。用找伯乐的难代替找千里马的难，问题一样没解决。韩愈的这篇文章中国人念了一千二百年，谁也没发现它逻辑上的毛病。它假定有一个不犯错误的伯乐，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对计划经济的信任。
不受阻碍的自由交换还有一个非凡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只有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钱才能够度量商品的价值。不受阻碍意味着钱可以流通无阻，钱可以和商品自由交换，永远不发生买不到或卖不掉的问题。在经济学里这称为一般均衡状态。只有在这时候，商品的价格才能够度量其稀缺性或价值。任何对自由交换的妨碍，凭票凭证、审批、价格管制，身份限制等等，都会减少钱对价值的度量功能。计划经济中由于没有自由交换，钱失去了度量价值的功能，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该进口的在出口，该增产的在减产，真正创造了财富却表现为亏损，管理好企业的被误认为管不好。经济失去了是非，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最终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交换。所以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
但是自由交换的市场确实有失效的时候。这是由于有外部性（比如污染），有自然垄断，使市场偏离了最佳效益。这时候可以由政府来纠正，也可以由其它机构来纠正。但是要注意，纠正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永远正确。我们只能说，由于市场有可能失效，对市场的干预是能够成立的。
纠正了不良外部性、控制了垄断后的市场，是财富生产最有效的制度。但它仍然未必是财富分配的理想状态。所以我说，一个社会，经济上的两大问题是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这两件事都做好了，经济就没有大问题。但是什么样的财富分配是合理的，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并不存在对和错的区别。有时候为了大家同意的财富分配的调整，牺牲一点财富的创造，改善一点财富的分配是可以的。但是切忌做那些既不利于公平分配，又不利于财富创造的愚蠢之举。经济适用房政策就是一例。 茅于轼还算写得客气，但已经被骂得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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