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阴谋论与国家危机
主讲人：任剑涛评议人：秋风 景跃进 李晓宁
张曙光：
今天是天则所第411次学术报告会，我们请到了任剑涛教授来作报告。现在，双周论坛更多是内部的，规模比较小，以便于深入地进行探讨。我们今天请到的评议人有秋风、景跃进和李晓宁。
任剑涛：
感谢张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阴谋论的问题。首先，我想简单申明几点。第一，我不从货币金融学的角度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后流行的阴谋论，虽然这也是视角之一。我主要从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流行阴谋论的角度进行讨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我们对社会经济危机做出反应的机制。第二，我不讨论一般的社会阴谋。所谓的社会阴谋，也就是由一种社会事件引起的阴谋。比如最近学术界的汪晖事件、朱学勤事件等，阴谋论非常盛行。还有海外学者签字抵抗大陆所谓的自由派阴谋，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有点过分。第三，我说的阴谋论是相对于阳谋论而言的。在我看来，阳谋主要是制度运转产生的效果。而阴谋主要指制度之外，一些较为隐秘，不为公众知道，也不为制度操作约束的计谋。
对阴谋论进行了简单的界定后，我想从四个方面分析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阴谋论在中国这么流行。我想讨论的四个问题是：第一，危机中的阴谋论。我不认为我们的危机已经过去了。2009年，中国已经开始讨论后危机。我同意银监会的首席顾问沈联涛的专业判断。沈联涛是国际银行业监督方面的权威，他做过香港证监会主席、银监会顾问。他特别强调，金融危机扩展出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扩展出的全球经济社会危机还在进行中。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经济也好，美国、欧洲经济也好，是否会二次探底的问题，就证明我们实际还深处危机之中。第一部分，我将分析阴谋论的扩展过程，也就是从金融阴谋论向国家阴谋论的扩展。第二，我想从三个方面分析金融阴谋论向国家阴谋论扩展的流行机制，这三个方面是：国际机构的态度，专业人士与社会心理的状态以及信息匮乏时的公众心理。第三，我想分析阴谋论本身得以建构起来的机制。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喜欢转向制度背后来谈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运行状态，搭建起阴谋的架构是什么样的，阴谋论的流行文化是怎么样的？第四，我想分析在国家危机状态下，我们应对阴谋论或者竞争性国际关系需要建构的国家心理。我会谈到竞争性国际关系中的阴谋和阳谋，什么情况下阳谋占主导，什么情况下阴谋占主导，以及这种状态下中国的国家危机，这也是我最后的落脚点。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再往前推就是1987年10月19号的黑色星期一，自此之后的30年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时间比较吻合。这期间流行的阴谋论归结到一点就是，无论从金融还是政治方面，西方国家都在暗算中国。这种阴谋论的流行导致了或者说显现了中国的国家危机。我还将分析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国家认知，而不是专家或者一般的社会认知，分析我们的社会心理为什么越来越脆弱，强调中国在政治经济能力非常低下时，阴谋论就是国家危机的标志性事件。最后，我想表达我近乎乌托邦的期待：塑造国家的阳光心态。以上是我的基本分析架构。
下面，我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讲起。阴谋论本身真正流行是在2008年之后，但是追溯起来，1987年的金融危机时它就出现了。为什么1987年和1998年两轮金融危机情况下，中国并没有流行开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呢？我认为原因简单有以下三点。第一，1987年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不严重。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盛唐时期。1987年，尽管中国通货膨胀比较高，社会局势比较动荡，但改革开放的共识还没有断裂，大家对中国的发展也还怀抱强烈的期待，自信力比较强。当时的危机对西方金融秩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但我们从外部观察时，仅认为是西方国家金融家和银行家的贪婪、欺诈导致了股市的崩溃和银行的危机。所以，1987年和1998年，尤其是1987年，满足了中国自我认知的两种状态：一是我们自信，二是西方资本主义衰朽。这种双重满足导致阴谋论无法流行。而到了1998年，金融危机开始对中国造成冲击。因为1998年中国经济开始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即时显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经过朱镕基的整顿，1992年南巡时基本确定了经济过热的论断。这时，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比如产权问题。这中间有江朱权利交替的问题，本来是朱镕基主导改革，后来江泽民接手。再有就是冗员、国有企业机制的问题。和1987年相比，我们有了大踏步的后退。1998年的金融危机从亚洲开始，最后，中央出重手才击退了索罗斯对港币的威胁。此时，我们认识到，金融危机并不是只存在于离我们很远的西方的事情。1998年的危机其实已经进入了亚洲经济圈，而且迫近了我们乐观其成的香港经济。1997年我们接管香港后，金融和经济问题是维持香港稳定的最紧迫和最现实的任务，而索罗斯的进入给我们制造了非常大的难题。当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开放时，金融危机从西方进入了中国的经济圈，而且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时，我们觉得它和我们的相关性变高了。此前宣传的亚洲第五小龙泰国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我们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金融经济秩序应该怎么建构，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知受制于以上三重动力，大家开始对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进行放大性追踪。1998年金融危机还不完全涉及到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危机。当然，我的判断不一定专业，我的根据是，金融服务业的危机引发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给西方的经济带来过于重大的打击。金融服务业属于金融体系中排第三的组成部分，其他组成部分还有金融规则、金融机构、金融货币。这次金融危机和索罗斯的投机性基金有密切关系，他的基金以弱势货币为重要选择。但奇怪的是，索罗斯本身并不欣赏投机的资本主义市场本身，作为卡尔·波普的学生，他对功利的资本主义怀着深仇大恨。所以，他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冲击来引起大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省，这也是199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奇怪结构。索罗斯的举措冲击了亚洲的经济秩序，尤其是跟我们外贸紧密相关的港币的经济秩序，所以，我们开始追踪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资本家的贪婪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于是，贪欲变成了我们追踪阴谋论、展示阴谋论的个人原因。阴谋论到最后一定归咎于个人，这种做法就始于索罗斯。数个金融大鳄在隐秘的场所，通过密谋，决定搅乱浑水，让个人资产增值，而让公众所握的财富贬值。追究索罗斯的第一个放大的结果就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贪婪有了强化性的结论，而对金融资本家的阴谋取向和反制度取向以及他们取向本身追逐利润的唯一目的性有了断言。第二个结果是人们对金融银行家的痛恨心理。这种心理来源于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金融资本对物质实体财富的生产和增值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对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集团的批判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对金融家影响的危机性感知。因为金融家对真实财富的增值并不发挥实际效用，反而危害了真实资产的增长。这种检讨基本还是现代金融经济学范围内的优化期待。另一种批判是对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对金融资本的断定的强化。马克思天才性地预见到了银行家集团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看来，这些金融银行家为了追逐利益，可以沆瀣一气，结成集团。这在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和《金权天下》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宋鸿兵屡屡用的一个词就是国际银行家集团。我们都知道，这个集团并不是统一的集团，而这种矛盾的描述在宋鸿兵的书中比比皆是。他一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有影响力，一方面又在描述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和罗斯柴尔德集团如何有重要矛盾。这样一来，国际金融家集团表现在哪里？可见，国际金融家集团的表述本身就很矛盾，很滑稽。但由于公众习惯性地使用货币，从来不主动了解货币运行的复杂机制，于是大家觉得很神秘，就以为真的有国际银行家集团在治理、控制。从欧洲开始，首先是英镑集团成为世界主宰的国际货币。二战后，因为国际霸权的转移，国际银行家集团使英镑集团的国际地位衰落，扶持出了美元集团，使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西方国家在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谈论国际银行家集团时，得出了上述第二种趋同的说法。第三种比较趋同的说法是，索罗斯也好，国际金融集团也好，他们并不仅仅是经济集团。从罗斯柴尔德开始，金融家集团或者银行家集团自始自终都在寻求与权力的联姻，阴谋论开始向政治领域扩展。首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五个孩子分赴当时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好的五个国家，被理论家们描述为他们要到五个国家去控制这五个国家的主权，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英国。尤其是英国，一过去就和将军、贵族和皇室挂上了钩。
阴谋论强调，国际金融家集团，尤其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家集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取向或盈利取向，而是权力控制取向。这种权力控制取向与银行家挂钩，就是为使国家经济命脉受到政治家和银行家的共同控制。这种控制被理论家描述为家族化的国际银行家集团，通过控制主权国家的主要权势者，比如通过控制首相、国王、总统，来控制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从而使得统治集团服从国际金融集团或者国际银行家集团的盈利逻辑，凡是不服从这种金融权力或者银行家集团权力与政治联姻逻辑的，在理论家的描述里只有两个结果。一是被干掉。宋鸿兵特别强调，美国有7任总统完全就是因为金融和权力的联姻崩溃死掉了。其实现在并没有这样的定论，但宋鸿兵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说就是如此。按照他的描述，这些人当选总统后受到金融权力的控制，感到非常愤懑，想反抗，希望通过立法禁止金融银行家获得国家控制性权力。泰勒、哈里森等都出身于军人，身材魁梧，无比健硕，但都在一周内毙命，就是因为他们不听金融家集团的指令，所以都被毒死了。尤其是泰勒总统，开棺验尸后确实发现指甲里含有砒霜，虽然政府说砒霜含量不足以致人死命，但宋鸿兵非常自信地宣告，确实是砒霜毒死了他。这两种断定对人们有强烈的暗示性：政权在和金权勾结。宋鸿兵又描述了上了金融银行家一当的著名政治行政学专家威尔逊的故事。威尔逊本人非常愤怒地谴责金融银行家集团对国家权力的谋求，但恰恰是在威尔逊任内，通过了《美联储法案》。这是非常奇怪的。按照他的分析，威尔逊后来发现自己上了一个大当，所以撰写著作抨击金融银行家集团掠夺美国人民，遏制美国经济发展，使美国陷入糟糕的状况。
宋鸿兵的基本描述和国际竞争的态势完全不吻合，但其暗示性非常强。英文文献中描述金融阴谋的趋同性结论是，罗斯柴尔德集团控制着欧美市场。首先，他们通过控制英格兰银行控制了英国。如果真如他所说，罗斯柴尔德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不管国家经济发展，这样的国家应该会衰落才对。但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却是世界的霸主。1913年他们转而控制美国时，美国又是世界的霸主。可见，是私人发行货币比政府发行货币更利于交易活动的展开而带来繁荣，而不是罗斯柴尔德控制了国家权力后导致国家衰退甚至崩溃。他们把金融危机扩展为国家高层权力结构与金融银行家勾结起来，使民不聊生，财富缩水，经济状况堪忧，经济秩序没有保障，随时处于经济动荡当中。这样三个圈层的扩展，从个人的阴险谋私，到金融银行家集团的相互勾结到最后金融银行家集团和国家垄断权势者的勾结，是造成1998年金融危机，进而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进而演变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最重要导因。
以上扩展的轨迹可以说还是在西方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的。而在中国，不管是1998年还是2008年，金融阴谋论扩展为国家阴谋论有个演变的轨迹，即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范围内成立的金融家个人、银行家集团和政治银行家集团的勾结。他们瓜分完了西方国家的蛋糕，有向外扩展做出三种尝试的重要动力。一是金融市场要向西方外扩展以满足盈利的目的，这是直接的经济动力。二是为了赢得向西方以外的金融经济市场扩展的契机，他们需要在西方以外国家有金融经济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需要想罗斯柴尔德集团一样，需要扶持。这些代理人不是一般的活动在经济金融领域范围内的代理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和政治能力，以至于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力运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逐渐成长，中国国力的增强，西方人发现中国成了一块肥肉。按照他们的暗示，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很早被派到西方留学的人士，已经和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国际金融集团不谋而合。随着人民币的实力增强，成为可兑换国际货币和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在可能性展露时，他们进一步想到中国拓展市场。第三重动力是，随着中国逐渐成长，需要对金融货币体制进行改革时，国际金融经济集团以金融经济改革导师面目适时出现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这是金融阴谋论向国家阴谋论转变的最重要契机。英国也是如此，英国通过掠夺世界建立起了日不落帝国，但不知道如何建立货币体系。在其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建立上，罗斯柴尔德是英国人的老师。随着美国的发展，尤其是南北战争时期，政府需要借钱打仗，但又不知道通过发行货币来集聚战争资源，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一次成为了美国人的导师。现在，轮到中国了。我们所以欢迎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是因为我们国家崛起了，但金融经济问题我们不太清楚，他们到北京开办事处，以专家的身份教我们怎么办。这切合了我们强势国家崛起的金融经济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还欢迎，可能最后发现上了他们的当。阴谋论也可以称为上当论。
这三层关系就把原来限定在西方国家范围内的金融阴谋论或者银行家阴谋论，扩展为银行家集团逐渐扩张到非西方世界里，使新的金融经济秩序有利于银行家集团。在金融阴谋论扩展为国家阴谋论时，金融阴谋论向政治阴谋论的演变产生了“三级跳”。首先，从金融阴谋向经济阴谋。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让资本增值，他们不承认货币运用在四个层次上的复杂结构。这四个层次是：私人层次上的个人理财结构，公司运作上的企业理财结构，政府运转上的公共财政结构，国际金融上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复杂结构。他们通过收缩性的表达，把复杂的国际经济、国家政治、公司运转和个人理财简单归结为复杂的现代金融的一个环节——货币发行。所以，金融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简单归纳为货币发行阴谋论。这点是理论家根据美国经验做出的概括。
从美国建国到南北战争期间，一直有私人发行货币还是政府发行货币之争。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非常主张货币由私人机构发行，但几任总统，尤其是杰弗逊，强烈主张由政府发行货币。这种争论在制度层面上是两种主张不断博弈的正常现象，但货币发行阴谋论把由联储作为私人货币发行机构的制度竞争结果，描述成一个货币发行阴谋，一个暗算的结果。整个国家到最后因为金融家和银行家控制了美国的政界，导致凡是反对金融银行家集团的人统统要牺牲性命。这让人们意识到，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已经变成一种私人权力。货币发行百年之争的尘埃落定，不是以政府取胜，而是以金融银行家取胜作为结局。其中的暗示是，政府发行货币，就能保证人民财富的增长；而一旦私人银行发行货币，一定会使人民手里持有的货币财富贬值。放到中国，中国之所以改革开放30年经济能够强势增长，就是因为我们由政府发行货币。到后面，我会进行反驳：中国是全世界最典型的国富民穷的国家。根据计算，1000块钱在银行存一年就要亏损16块钱，财富是不可能增长的。于是，我们进行畸形的投资，要么股市，要么房地产。其根源在于，政府发行货币也在剥夺公民的财富。
金融阴谋论特别强调，当银行家谋取了权利，剥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后，国家就陷入了阴谋的泥潭。另外，金融阴谋的成功有非常绵长的过程。在美国是经过了差不多100年的反复较量，公共权力终于败给了私人权利。这样的金融阴谋论强化了人们对阴谋三个方面的感知。第一，阳谋胜不过阴谋。因为阳谋发生在议会辩论中，而此前，他们已经通过贿赂、收买、威吓、恐吓、暗杀等等阴谋手段，把权势人物弄服帖了。第二，人们相信阴谋论的制度代替密谋。也就是说，制度是密谋的结果，而不是大家在议会里讨论的结果，不是权力分割制衡的结果，不是金融制度建构的结果，也不是金融规则和日常规训的结果。第三，一切现实政治的运行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制，神圣的君权败给了神圣的民权，神圣的民权最后败给了神圣的金权。金融阴谋论刻画了现代的颓败，这种颓败是因为金融阴谋使得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在金融银行家手中。而现代国家的一切活动以经济为基础，于是，金融阴谋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金融银行家集团控制了国家的金融运行状态。这样，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也就不可能是通过三权分割制衡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是政治阴谋。而政治阴谋和金融银行家集团为了控制经济命脉产生的各种密谋、暗杀和其他阴险手段相配合。
政治生活中，比如在英国担任国家高级首长，在美国竞选总统，都必须有金融银行家直接在背后密谋产生。威尔逊本人也一样，他非常激烈地抨击金融银行家集团在国家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特权。所以，金融银行家反而觉得不懂金融银行运作的威尔逊是个傻瓜，我们要利用他，所以扶持他做总统。这种描述看起来非常过瘾。你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才作了两年，怎么能当总统呢？宋鸿兵有种阴暗心理，他认为校长必须要作20年，变成老政客了才能当总统。在他日后的描述里，可能也会把奥巴马写出这种感觉来。因为奥巴马才刚被选作参议员，不懂政治，怎么能当总统呢？所以银行家一看，奥巴马是个傻瓜，我们把他扶植起来，他就会制定对我们有利的规则。没有想到，奥巴马上台后，如此努力地打击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核心利益，比如花旗、高盛。当然，他们有别的解释，比如其他财团为了打击罗斯柴尔德集团。可以说，这时阴谋论把一切的社会规范生活都湮没到金融阴谋、经济阴谋和政治阴谋的背后。在中国可能成为金融银行家集团财富的新生增长点的情况下，国家阴谋论就逐渐盖住了金融阴谋论和经济阴谋论，变成西方国家共谋，政治家和银行家勾结，暗算完他们的国家又来暗算中国了。国家阴谋论的流行成为非常具有社会公众认知、政府认同和专业信用的结果。
更关键的是，因为两重动力，国家阴谋论开始变成中国的主流认知，即国家阴谋论的流行是中国人历史记忆和现实印证双重强化的结果。历史印证就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暗算我们。曾经，中国的财富占到世界财富的1/6，甚至1/4。而西方通过暗算，通过经济、金融、军事和政治阴谋，使我们强盛的晚清变成了衰退的没落帝国。因此，西方暗算中国在中国人看来是由来已久。我们对西方的高度警惕和内在怀疑可以对阴谋论的流行加以推动。现实印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和美国做生意总是我们吃亏。尽管我们贸易顺差有数百亿美元，但阴谋论不谈这个。举一个阴谋论谈的例子，中海油在新加坡做期货，由高盛公司策划。结果搞得中海油新加坡公司破产，总经理被判刑，而高盛则大赚一笔。金融银行体系改革，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重要设计师之一就是高盛。宋鸿兵就告诫我们，开放人民币千万不能找美国的金融银行家集团帮我们设计，否则就会上当。比较讨厌周小川的金融经济专家特别强调，中国的中央人民银行已经被美国人控制了，因为我们司级以上官员要么就是留美博士，要么有美国访问学者背景。中国的现实印证显示，中国金融秩序的政策供给单位或者说核心金融机构和金融银行集团这两个重头都被美国控制了。中央人民银行是制定金融规则的机构，所以金融规则也被控制了。另外，人民币也要成为国际货币。总之，我们金融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控制了，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我们不能轻视危机中阴谋论的扩展。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和《金权天下》出版后，虽然有陈志武反驳，但网上基本不认可陈志武的金融创新论和金融制度论，流行的还是金融阴谋论。《金权天下》是明显的国家阴谋论，而《货币战争》是明显的金融阴谋论。宋鸿兵把西方等而下之的趣事轶闻性的金融经济制度的变迁转化为汉语里人们对金融货币体系的认知。金融阴谋论向国家阴谋论的扩展是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政治生活持有非常偏狭的态度的结果，这种不健康的心态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第二方面和第三方面，我要分析从金融阴谋论到国家阴谋论的流行机制和建构机制，以找到瓦解它们的办法。
下面，我分析一下金融阴谋论的流行机制。第一，国家权力机构责任的转嫁和诱导。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微观领域的企业制度、企业运行和企业绩效是有问题的，宏观方面的货币机制和金融体系的建构、金融政策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微观的企业运行机制还是宏观的货币政策供给，乃至货币的发行中，政府对失误和滞后都不敢承担责任，也不敢进行攻坚性的改革。我们知道，现在对国家金融财富和真实财产的控制，以至于对金融服务业的控制，是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今天，有人称之为私募基金代，即控制私募基金运作，进而控制金融服务业，再进而控制国家金融经济的人，基本都有比较强的权势背景。可以说，权利约束、控制金融已经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牟利的最新取向。这种取向在改革开放30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对有形物质的控制是权力掌控者最强烈的期待。他们搞实业、办工事、做生意，非常艰苦。90年代开始，变成对实体经济命脉的控制，或者说对国家的生产要素进行控制。生产要素就是我们通常强调的能源、交通和通讯等。跨世纪初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即对国家金融命脉的控制。现代经济的发展如果缺少了金融经济的支持和控制，不可能有有形物质财富生产及再生产的强势扩张。所以控制金融就是控制经济，控制经济就是控制国家。这是威尔逊痛定思痛后做出的理论阐释，在中国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前任政府首脑和现任政府首脑权力背后的运作都和金融经济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有形物质财富，国家的生产要素，进而国家的金融命脉。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特殊利益集团对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有了特权性的和非竞争性的控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改革非常困难。此时，社会认知的逐渐健康化使人们认识到80年代普通中国人没有意愿认识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症结。第一是为中国公众所指责的经济学家集团带来的认知结果。我在自由派里特别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者带来中国人经济意识的健康化，我们自主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是我们天赋权利的构成部分。政治自由主义者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说经济自由主义倡导丛林规则，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享受对自己财产的自主支配权，而国家既然是公有制主导，我就享受国家财富中我那部分财产的财产权，以至于我作为纳税人对政府开支享有知情权甚至影响权，这是经济学家做出的重要贡献。让经济学家缺乏公信的背后推手，并不是致力于打击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团体的新左派或者老左派，而是权力背景在背后推动。经济学推动着人们的社会认知，这在权力基本走完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三个阶段的情况下，构成了正面冲突。所以，它是个威胁。不能让经济学家进一步推动人们的认知。比如秋风这样，我对秋风的时评非常推崇，他的读者面非常广，影响巨大。人们对经济权力的觉悟就可能导致政治权力的经济控制成为夕阳事物。
第二个普遍认知源于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推进的权力哲学。如果说经济学家帮助人们认识到了经济权力和政治国家控制发生的冲突，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则强调国家权力一定是人民主义，由人民控制，而不能由特殊权力集团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传统逻辑，亦或是推进改革、积累财富的举国体制和政府主导逻辑，在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对权力哲学的阐释和普及里，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现在不怎么谈法制的问题了。法学家曾欣喜地说他们骗出来一个rule of law。法制是刀制，不是水治。法学家说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水治，于是，有关方面就说上了一当。很明显，这是要把一切权力降低到法律之下，来保障公民的自由约束权力。等到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叩首，也就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相扣合，变成勃然兴起的中国维权运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诉诸阳谋，因为权势者不愿意权力退让。一方面要求权力分享，一方面拒绝让渡权力，如何能够缓解要求分享权力和让渡权力的社会紧张呢？阴谋论。没有坚强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发展呢？我们要警惕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银行家的阴谋，我们要仰望星空。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有这么大的阴谋，如果不是我们执政党或者权力集团代表国家的利益，国家早就被国际金融家集团和银行家集团的瓜分了。这时，我们频繁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和洪湖赤卫队。这恰恰应印了阴谋论的唱红打黑。上次天则讨论重庆的唱红打黑，我认为分析的非常准。有人说，重庆的唱红打黑为某个家族在三个月内增加了16亿的资本。所以，唱红打黑也是有收益的，不仅是“杀文强、重庆安”，这是政治收益，关键是还有经济收益。
国家权力机构责任的转嫁诱导了公众。我们经济不发达，很难改革，我们要捍卫主权，要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所以，阴谋论才能那么顺畅地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右派稍微维一下权就要走人，而宣扬国家阴谋论的都是国家权力的座上宾。罗斯柴尔德第六代传人到中国，中央二台的《对话》节目邀请他去做访谈。听到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的常务理事的提问，我这个金融货币学的外行都恨不得钻到电视机里给一耳光。他们问罗斯柴尔德集团有什么主张，怎么进入中国经济，控制中国经济，明显地在诱导现场观众罗斯柴尔德到中国就是搞阴谋的。姑且不论这种提问是否有礼，作为金融专家提这种问题简直是无聊透顶。我的解读是，政治学家心理比较阴暗，一想就想到权力。这种诱导在我看来是一种合盟。
另外，专业人士对社会心理投其所好。所谓的专业人士，一是像金融协会的这几个理事，第二就是宋鸿兵这种到美国学过金融的。他们对社会心理的投其所好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社会心理是无知的。公众对于银行贷款的经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还贷能力的评估都非常主观，而这种主观的印象也非常片面，是通过自己的感知和经验得来的。他们无知却又想享受美好生活，于是相信专业人士提供的判断。第二，公众自命不凡。认为自己具有某种专业知识，但缺乏在专门机构工作经验的专家，比如金融体系之外的所谓专业人士，他们认为自己有判断能力，而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专业人士描述、分析的历史故事和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混杂。这些专业人士也很容易成为金融不稳定的原因。第三，社会普遍存在贪婪的心理。我们期待自己的财富增值，同时期待财富增值的时间缩短，从而在可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财富能最大化地增值。有了这三重动力，专业人士对经济金融秩序的描述常常不为人们接受。
乔治·考夫曼特别强调，两个对金融来讲最重要的尺度常常被人们忽略，其中一个尺度对说明另一个尺度本来是必不可少的，但人们常常在拿一个尺度作为衡量经济活动标准的时候，把另一个尺度遗忘了。这两个尺度分别是风险和收益。人们被劝导进行投资，谋求财富增长时，风险仅仅是耳边风，而对收益的强烈期待变成了普通公众，乃至金融专业人士和金融机构的唯一取向。人们的经济行动带有自然的偏好，即明天会更好。对收益的单纯期待带来了盲动和准盲动。考夫曼还强调，在风险和收益一方离开另一方，双方都不能阐明的情况下，金融决策，不仅仅包括公共决策，还包括私人理财和公司理财决策，需要确定实现既定目标最合适的风险和收益的组合。他说他所以要写一本厚厚的书，就是因为人们常常对风险和收益的组合掉以轻心，并不认为二者是个组合。人们对风险的认知逐渐逼近于0，但实际上，随着投资的增长和投资风险的自然增长，人们的收益反而递减。于是，事后收益对人们来说永远低于预期收益，虽然个别可能高于，但从总量上看是低于。
货币、金融资产和真实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组合是普通公众完全不能把握的事情。普通公众唯一能把握的是真实资产，即物质生活的有形物品。当他们要以货币形式直接兑现为真实资产的要求权，以金融资产可直接、间接行使的真实资产要求权来进行支配时，就越来越陷入含混状态。究竟什么时候用证券兑现真实资产，公众是缺乏专业判断的，尤其在行情大起大落的时候。货币和金融资产相对真实资产的不同组合更进一步加大了风险。由于专业人士的专业立场和专业偏好，尤其在金融机构供职的人员，为了诱导人们进入金融资产的经营场所，担保金融风险的降低和金融收益的增长，使得公众在金融经营方面显得无能。这种无能使得人们对金融体系运作背后的故事大感兴趣，因为他们无法掌握专业知识，尤其是复杂的收益计算，即使有专业能力，计算可能也不可靠。于是，金融阴谋是公众对金融产生兴趣的唯一通道。
在信息匮乏的状态下，公众常常陷入误信。信息匮乏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融经营信息匮乏，供给不足。第二，金融经营信息虽然及时提供，但公众缺乏判断能力，等于是信息匮乏。这时，人们就相信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的影响力。比如中国股市里，大家就相信大户室的操作，认为跟风最能保证收益，而自己的理性分析反而不能。经济学家已经告诫人们，这种状况是很危险的。凯恩斯就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人们历来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大大言过其词。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有类似的告诫，包括金融经济专家考夫曼。他希望人们抽出短暂的时间阅读关于金融经济学和金融体系的著作，以化解信息匮乏状态下人们对金融信息的误信。但是，金融经济学专家的告诫并不能产生专业人士的奇闻轶事所产生的轰动性社会效应。所以，没有人听取这种告诫。考夫曼在写书时强调，凯恩斯数十年前的教诲被人们当成了耳边风，人们太过相信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我开篇分析到，罗斯柴尔德集团今天控制了50万亿美元的财富，但其财富是分散在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或者英国的机构里的，同时，这些机构的经营是其和其他可以参与、控制、影响决策的股东博弈的结果。因此，并不是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足以支配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控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金融、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描述显然是夸大了。但是因为信息匮乏和判断力不强，人们产生了误信。
通过对阴谋论本身的建构机制的分析我发现，从金融阴谋论到国家阴谋论的建构有三个机制。第一，转向制度背后。从乏味的制度分析转向趣味横生的轶事描述。现代金融的运转非常复杂，金融体系涉及四大块：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规则。普通公众对这种制度分析不感兴趣。而且，在金融规则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像美国议会提供给银行业的规则，我们也都看不懂。另外，包括央行在内的涉及货币创造和分配的机构构成了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央行怎么通过微妙的方式调控金融运行是非常复杂的。哪怕央行专门研究金融的人士，也搞不清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在市场波动的峰顶和峰谷之间，如何通过货币政策控制经济的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格林斯潘不得不在成功控制金融秩序十几年后的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感叹其控制发生了重大失误。格林斯潘掌握联储的时候，两党都仰仗他。但2008年后他发现，政府放松管制的管制出了问题。很多人把它解读为政府纵容金融家的贪婪，这是不对的，政府放松管制是一种管制，不等于不管制。控制货币体系的运转有天然的风险。金融的功用非常复杂。从正面来讲，金融越发达，交易越频繁，自由度越大，物质状况就会越好。但另一方面，金融越发达，交易越复杂，自由度越大，物质运转越微妙，经济运转出现波动更频繁，波动的控制难度也越大。这就使得现代金融业本身多向发展时，无法越过一道天堑，即人类经济自身的不可控性。很多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障碍。当现代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时，金融天堑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导致的货币金融体制弊端，而是人类经济活动无法克服自己对经济观察的局限。无论商业银行、借贷机构、保险公司，还是股票经纪公司，他们在金融经营过程中仅仅观察到金融体系的某个环节和某个局部的运作，于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理性决策。因此，某个环节始终会发生崩溃，或者衰退、变异。在19世纪产生金融危机后，经济基本呈现出以10年为一个周期的规律。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描述到，从1857年一直到1998年，经济基本都是10年一波动。当然，其中有大波动，有小波动。最好的一次是1857年，美国仅用了一年就走出了危机，一般情况下要用2-3年。制度分析是专家圈的封闭讨论，不可能成为公众乐于接受的知识。所以，大部分能流行的金融经济学著作总是那些趣味横生的轶事描述著作。这也是为什么宋鸿兵两部著作一定会超过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的发行量。网民的意见是，陈志武作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讲的东西大家都看不懂，宋鸿兵的文章一看就懂。宋鸿兵的著作所以发行量大，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金融阴谋论到国家阴谋论，搭建了阴谋的架构。这个架构有三个元素：第一，探幽索隐；第二，政经现实；第三，戏说历史。宋鸿兵的描述非常过瘾，说19世纪罗斯柴尔德考虑买不买英国国债，要看欧洲和英国的外交、战争和经济状况。罗斯柴尔德在欧洲大地上布满了经济间谍，甚至有自己专门的交通系统。当他们发现英国可能会吃败仗，就赶紧通过火车、轮船和私人交通工具当天跑回伦敦告诉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当机决断大量购进英国国债。等其他人三天后才做出决定时，已经晚了。这本是正常的信息收集过程，但宋鸿兵把这个过程，尤其是赶船赶得如何惊险而时间又恰到好处，描写得充满了文学色彩。公众一看，这个不得了，玩阴谋也玩得如此惊险，让人们觉得其味无穷。宋鸿兵不把政治经济现实的运作当做常态，不作“经济信息收集有利于经济决策”或“相对充分信息下经济决策的理性保障”的解读，而是戏说历史。这种阴谋架构故意把人们引导到运转机制的背后，让大家看到正式的运转是一个个阴谋串联的结果，所以，与其看正式制度的运转不如看背后阴谋的运转。这样，大家会对阴谋抱有更高的警惕性，而不会去筹划阳谋。
第三，金融阴谋论到国家阴谋论成功地引进了流行文化机制。流行文化机制也有三重元素：激发阴暗心理，浅白表述方式和出版炒作结合。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封面上就印着网上一月点击超过百万的语言。在这个网络时代，网民达到4亿多，网络在成年人中的普及率达到98.1%。能有这么高的点击率，大家自然会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书。表现出一副书里有秘密的样子，就激发了大家的阴暗心理。《货币战争》和《金权天下》也好，中信出版社的美国类似著作也好，书中的表述从来不引用金融的专业术语。这种表述人们都能看得懂，哪怕是没有任何经济金融专业知识的人。这些著作通过出版炒作，迅速流行开来。
最后我想说一下在国家危机状态下如何应对阴谋论。第一，在16世纪正式落定，19世纪完全成型的竞争性国际关系中，阴谋和阳谋替代出场的基本态势是，阳谋不立，阴谋出场。我们以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的美国经验为例，美国之所以到今天还能控制经济秩序成为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因为它长期以来阳谋胜过阴谋。因为没有时间分析了，我引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就是著名的出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专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里强调的，西方国家虽然有法西斯这么深重的灾难，但仍能绵延十几年，是因为有多中心治理的传统。而多中心治理的传统演变为魏特夫特别期待但左派人士可能不太理解或者阴谋论者刻意描写成非常污秽肮脏的状态：大市场、大社会和大政府的积极互动。在我看来，《美联储法案》的通过应该被解读为货币发行权的大市场和大政府相互较量、制衡的制度结果。而在美国和中国作者的解释里，经过百年的金融货币战争，《美联储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国家经济命脉受极少数的金融银行家控制，美国要完蛋了。实际上，这个法案通过后的百年里，美国经济没有完蛋，虽然有起伏有波折，但总体成为世界上的大经济体，到现在还维持着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实力。
政府发行货币有利于公众财富的增长和国家主权的维护，这种断定假定单一中心的治理逻辑。政府主导使得市场和社会都听命于一个道德化政府的说辞，道德化政府公共性的天然权利。在魏特夫看来，其实没有天然的偏向公众利益的道德化政府。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的一个重要预测就是，政府是道德化的，而市场是卑劣的。《经济学300年》的作者指出，经济生活从古希腊的隐私状态走出来，变成现代公共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时，人们的普遍反应是焦虑的。经济生活成为主导之前，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并不以牟利为前提。现在，只有牟利性生活提供了休闲资产后，我们才可能进行公共生活，治理、限制公共权力，发挥公共能力，要求公共政策推进公共建构。人们对大政府、大社会和大市场的巧妙互动这种崭新的现代结构不适应，对经济生活也不是特别理解。如果一个国家在竞争性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或者长期失败记忆或者企图建构新的成功记忆的状态，人们总愿意把清算阴谋作为阳谋出现的前提条件。于是，阴谋论的流行有开阔的空间。
第二，在竞争性国际关系中，中国因为长期不能克服自身的国家危机，带来了三重有利于阴谋论流行的因素。首先，我们以弱者认知产生两种国家理念，对强国时代的怀旧和对成为未来强国的期待。我们唯独对国家危机没有正视过。从满清到民国再到今天，国家始终处在盛世说辞中。哪怕在晚清的宪政改革期间，国家已经非常危急的时候，慈禧太后仍然认为正当盛世，改革要雍容大度，要在四个满足的前提下进行。我们现在也是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样，很多改革就无从进行。过去的强者和未来的强者的期待隐含着我们对现世强者的期待。而对现世强者的认知，我们怀的从来不是理性的心态，总认为他们是玩阴谋玩出来的，是不值得期待的强者。其次，我们的社会心理普遍脆弱。我们从来没有独立的社会文化，面对权力我们历来都是脆弱的。权力诱导我们的看法，即使我们以反抗权力的心态去看待权力，掌握者在引导我们的看法时，我们依然在权力诱导的看法圈子内形成我们的社会心理。我们现在的社会心理之所以对西方满怀仇恨，民粹主义流行，对金融阴谋和国家阴谋深深铭刻于心，就是这种脆弱心理导致的。最后，我们的国家危机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能力相对低下。105岁的周有光老先生在最近一次谈话中讲到，在强调强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多个方面都是落后的，但这种落后不能被理解成民族无能。中国人在脆弱的社会心理下，常常认为国家在多方面低下就等于民族无能。所以，我们宁肯以探知别人的阴谋来理解别人的强大，也不愿意建构自己的阳谋，在竞争性的国际关系中提升自己的政治经济国家能力。
这种情况下，我的期待是，我们要塑造国家的阳光心态。民族精神要健康，不要在过去和未来的强者期待中隐瞒真实的国家状态。民族要致力于发展，所有的制度化建构，所有制度创新，包括金融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是民族的希望。政经制度的法制化是健康心态的保证，我们不要到政经制度背后去进行探究。这样才能使社会心态趋近于正常化，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国家的竞争态势，国家面对的艰难的改革深度难题得到解决，而不至于通过激发人们的阴暗心理使人们对民族未来发展产生晦暗的心态。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曙光：
感谢任剑涛教授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报告。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接触到了，但认真思考的不多，所以，任剑涛教授的报告启发我们对这方面进行思考。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2008年以后阴谋论流行，第二和第三是阴谋论的流行和建构机制，第四是我们在现状下如何破解阴谋论。下面我们有请秋风首先进行评论。
秋风：
对任剑涛教授的看法，我基本都是同意的。但我也有点失望，因为，这篇报告过于集中地针对宋鸿兵的著作。讨论中国的阴谋论，也许可以放宽视野，纳入更多的现象。比如汪晖事件，按说大家都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但一出事，很多人立刻按照“阴谋论”进行思考。这实在是很奇怪。我想，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心智方面的问题。下面，我谈一下对我启发比较大的两点。
第一，阴谋论有个很重要的人类本能上的依据，即对陌生人的恐惧，或者对陌生人不了解引起的怀疑和猜忌，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部落心智”。你生活在你的群体，我生活在我的群体，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就先把你想成坏人，你对我做什么肯定都没安好心。这种心理是人的本能，而现代社会的种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把这种心理放大了。现代社会是个开放的大社会，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市场，其抽象程度，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比如，我们吃的大米是从东北来的，豇豆是从海南运输了3000公里到北京的，这中间，谁知道商人是不是添加了什么东西，这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繁荣起来后，对资本主义的猜疑就越来越强烈。19世纪初期开始，市场越发达，人们对市场的怀疑越深刻。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知识现象。我们看到，反资本主义和反市场似乎是人文学术的主流，这表达了人们的“部落情绪”，对遥远陌生人的行为和他们提供的东西的猜疑。这种心智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金融市场就更典型了，因为，金融市场大大超出了人类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它是高度抽象的，又是跨越时空的。市场上交易的产品我们看不见，资金、符号来来回回地流动，人们很难理解金融家在干什么，其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人们当然就会用阴谋论来解释金融家的行为。
第二，现代社会是大众社会，决定什么是舆论主流的人是大众。精英可以提出意见，提交给大众，由大众来选择。结果，大众选择了宋鸿兵的著作，而没有选择陈志武的著作。中国的舆论生态，在有互联网的时代大约要比没有互联网时更为糟糕，因为，有很多大众加入进来，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可能有点精英主义的倾向。但大众的理解力确实有限，常常根据“部落心理”做出选择。只要有一个人说大米不行了，马上就有普通网民相信。但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精英们可能是不会相信的。所以，大众社会也是阴谋论盛行的重要原因。经济领域如此，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如此一来，就让社会面临强烈的情绪冲击。如何平衡大众意见与专业意见，更宽泛地说，如何平衡情绪与理性，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景跃进：
我想从政治学角度谈一谈这个问题。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我们国家对此非常敏感。颜色革命以后，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讲要注意NGO，尤其是国外的NGO。这个讲话之后，我们一直在修订相关的条例，但因为有不同意见，所以条例始终没有出来。国家对NGO的管理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出了事后就有两种心理，一种是任何阶级性的活动肯定有组织，另一种是在开放的时代，事件背后都有黑手。如果说因果论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太大了。我不知道，竞争性国际关系中的是不是弱者更容易产生阴谋论？我们落后的情况很简单，装备不如别人，炮不如别人，GDP不如别人。但自从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后，我们对此也开始重视。随着GDP的增长，我们好像开始乐观了。我们的城市化，我们的内需可以挖掘，我们还能持续增长15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是很清楚，但我感觉我们在慢慢地自信起来。我们也越来越重视软权力，拨了很多钱给新华社。因为我们认为西方误解了我们，或者我们很多事情没有说出去，需要增加沟通。我最近参加了一个项目，是中方12位政治学者和美方12位政治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政治问题。这个活动就很有意义。我们开始重视话语霸权和中国模式的问题。另外，中国说的话别人信不信，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假定我不是左派，不是自由主义者，撇开价值立场来看中国的改革历程，我现在有点悲观，或者说很现实。我不是从否定意义上去讲党国体制的，而是把它看成中性的，是特殊类型的政体，在特定的时代出现，有其必然性。党国体制有它的逻辑，假定我们的党现在要改革，不是革命，我发现，党国体制的逻辑制约了改革的逻辑。如果不是革命，体制的逻辑会限制你的选择，从党政分开到党政分不开。我们期望这个国家朝自由方向改，部分可以，但理想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政府把媒体完全放开，希望存在自由多元的格局，这和党国体制的逻辑相悖。总之，改革的逻辑和党国体制的逻辑不符，而且体制的逻辑制约改革的逻辑。刚才任剑涛教授讲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树立阳光心态，但问题是这种制度创新在现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我只从经济角度讲，不涉及价值判断。30年的改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李晓宁：
阴谋论主要体现在媒体上，学者中专门研究阴谋论的很少，我们评论媒体的内容时不能像评论学者那样要求那么严格。开玩笑地说，大众媒体现在八卦得非常厉害。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基本就是电视解说词的翻版，材料90%来自于国外的媒体。国外的媒体说是阴谋，他也这样说，只是翻译了拿到国内来。我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太苛求了。看到别人说的有10%是好的就赶紧吸收了，现在这个时代有90%的营养的东西很难找。宋鸿兵其实很聪明，他是搞房产评估的，给我们补了一课，即全球金融高度组织化后，谁在关键点按动按钮会造成巨大的反应。西方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印证。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匮乏。20年前，我在北大讲罗斯柴尔德，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报告中提到了中央2台的《对话》节目，陈伟鸿问大卫·罗斯柴尔德他们家族有多少钱，这第一个问题就很蠢。其实，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拿钱干什么，也就是投资的价值体系。后来又有人问内森·罗斯柴尔德是不是因为先人一步得到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大赚了一笔，大卫·罗斯柴尔德回答说，第一，他不知道家族里有没有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个人；第二，即便有这个人，也不是他们家族所推崇的，他们家族不推崇投机，他们推崇价值投资。这几天，我发明了一个句式，经常和我孩子讲，即什么什么是常态，什么什么是例外。比如，小孩子喜欢打闹是常态，不打闹了就是生病了，是例外。商人投机是常态，政治家搞阴谋也是常态。从古到今，政治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要做文学性的描述，媒体瞎说，我们也跟着瞎说。
以前战争是占领性的战争，A国把B国占领了，把资源控制了，把人民奴役了。但是现在，占领性的战争很不容易了，是控制性的战争。经济学研究资源最优配置，政治学研究权力的最合理配置。我在北大讲政治学概论的时候问学生，古代什么人离政治学、政治家最近。学生想不出来，其实就是军人。当时没有家伙，没有权力，那还不是一边凉快着。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军政治，政治的核心就是强权。弱国无外交，没有强权就不用讲国际关系。而今天，军事强权在弱化，不是不管用，还管用，但不是绝对管用。比如，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怎么都拿不下来。美国不能把当地人全干掉，这在21世纪是行不通的。军事手段还能用，但政治家们已经开始启用金融的手段了。这个手段对长期以来研究权力，使权力配置到达目的的政治操纵者是很重要的。攻击伊拉克的时候，美军有一整套的方法控制媒体。我把它称为多领域政治学，就是政治的多领域控制。“软权力”是中国式的描述，一种文学式的描述。其实不同的领域，比如媒体、金融，尤其是金融，是很重要的。索罗斯就证明，他按了一下按钮，大家就栽了个跟头，他再施个计，大家就更麻烦了。我们现在依赖的金融体系其实是很容易被某些人利用，搅得一塌糊涂的。并不是一出危机，大家就能把原因搞清楚。那种简单的，大笑两声就把原因说清楚的学者是不足取的。影响巨大的事件都有深层次的原因。金融危机远远没有过去，而且对金融危机怎么产生，如何防治，怎么界定和制衡，不管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了解都不够。
现在很多大学开金融工程，我问过他们，有几个做过IPO或者在PE里面干过，谁在对冲基金里操过盘。没有。什么都没干过，那还教什么呢？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不超过42%。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以前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现在就是尽力影响也达不到原来的程度了。金融组织创造的IPO等方式本来是要更新技术，结果菜刀买来不是切菜的，反而变成了杀人的工具。现在，连奥巴马都对华尔街无能为力。我向来反对阴暗心理和胆怯心理，但这种心理的形成是事出有因的。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中国确实在现代被多次阴谋陷害。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欧洲人有自己的打算，奥巴马看到最后推门而入，和四国签了一个协议。大国之间能随便推门而入吗，能事先不知道吗？现在，政治家、国家和金融组织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谋，有的害处不大，有的对全人类都影响深远。我们讲经济全球化，甚至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化。现在，大家都向钱看，钱确实太厉害了。我去美国时就问了那8个智库他们研究什么问题，谁来研究，成果如何。他们研究的很多问题不是学者确定的，而是由提供钱的机构决定的。我看了一下，那些智库十有八九是石油公司支持的。所以，研究的问题都是支持机构关心的，有些问题就被忽略甚至禁止研究。这些智库，包括兰德公司，都有大量的谋。西方说我们中国人有阴谋，哥本哈根会议上把我们从77国集团分离出来，把我们从道德高峰踢了下来，说我们就是搞污染的，使我们一下失去了道德高地。其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谋。所以，高喊几声没有问题。但是要想成为大国，想从容不迫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交往和更平和的心态，而不是简单地说谁就是笨蛋。即便真是笨蛋，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国民和学界的水平都不可能一下提得太高，我们要包容过激甚至很傻的言论。现在，金融太重要，对我们的生活太息息相关了，我们需要去掉阴谋论中不对的地方，对其中重要的地方产生警醒并多加注意。
最后，我对任教授的演讲提一点小意见。好的演讲首先应该有尽可能多的确定的依据和清晰的论证。论点可以向左向右，这都没有关系。但如果说别人是随便抄的，可自己又没有让人信服的依据，那么自己的说服力就差。其次，逻辑性要非常强。我想在全中国初中开设形式逻辑课，高考的时候也增加形式逻辑的考试。中国人文学式的、汪洋恣肆的描述太多了，论理的部分太少。
盛洪：
感谢任剑涛教授的报告，他主要从宋鸿兵的著作出发，但这个问题是个更根本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哲学问题。所以，下面我试着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任教授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阴谋。我想，一个更基本的概念是，人作为自利的经济人，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利益：一种是和人合作，实现双赢或者多赢；另一种是通过损人来获利。而后者又分两种，一种是阳谋，一种是阴谋。所谓阴谋就是把自己的行为的有关信息掩盖起来，让别人上当或者不知道损害从何而来。损害有很多复杂的变形，可以不直接，比如通过货币。货币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一般人很难研究透它。货币可以不直接损害别人，而是间接损害。布罗代尔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葡萄牙人在非洲发现一个部落使用的货币是贝壳，而附近的海域盛产这种贝壳，葡萄牙人就把这片海围了起来，专门派船捞贝壳，捞出来就拿到部落去换。这并不直接伤害那个部落，但那个部落的货币一下贬值了90%。货币很容易导致这样的间接伤害。
第二，阴谋是否能主导人的历史？我认为不可能。因为阴谋一定损人利己，所以不可能存在好几百年仍然在主导。阴谋可能事先不被人知道，但事后总会被知道。而一旦阴谋实施了，人们第一次可能会上当，下次就会变得警惕。所以，实施阴谋的结果只有两种，或者被人识破，这样阴谋就不称之为阴谋了；或者永远不被人识破。但阴谋不能在全世界实施，只能在部落实施。比如一个部落都是傻子，都被骗了，占有的资源少了，却还认为这是合理的。那么这个部落一定会衰落下去，因为阴谋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其实际利益是受损的。这个部落和别的部落竞争就会失败。所以，阴谋不可能主导历史，只会在某些时候起作用。真正的历史靠的还是阳谋，或者说正义的秩序，即儒家讲的天道。很难看到哪个繁荣昌盛的社会是靠阴谋发展起来的。
第三，既然如此，大家会不会认为我们不搞阴谋，只搞阳谋算了？虽然阳谋占主导地位，决定历史，但很多人认为短时期搞阴谋是值得的，所以我们经常还能看到阴谋。成功的阴谋多不多？不多。因为搞阴谋的人只是一小拨，而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货币制度很复杂，搞阴谋的人也不能完全把握。在无法掌握全部信息的情况下，搞阴谋的人并不能保证事态向着他们设计的方向发展。所以，阴谋的成功率比较低。其实，搞阳谋都很难。计划经济就是个最大的阳谋，计划经济委员会集中了全国的精英，最后还弄得一塌糊涂，更不用说只有那么一撮人去搞阴谋了。人的理性有限，阴谋家的理性也有限。之所以人们认为有些家族搞阴谋搞了那么多年，可能是因为有些家族很理性，一开始就是损人利己，但他们渐渐发现这种做法不能持久，就开始跟人分利。渐渐别人也不觉得受损了。另外，技术因素也是一个方面。近代西方和东方的技术差距使得西方能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占取东方的便宜，因为东方得先学西方的技术才能富国强兵。至于对信息的把握，在涉及货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凯恩斯是参透货币的人，他曾说过，“要颠覆现存的社会基础，再没有比破坏货币体系更精妙而且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的经济规律的破坏性隐藏了全部力量，是无人能明白的法则。”凯恩斯看到了这点，把货币搞懂了，就能颠覆社会。因为货币体系的信息的隐蔽性非常强，所以货币方面确实容易引发人的猜想。尽管有这些因素，但我认为，最终还是阳谋或者说天道占主导。至于我们的态度，套用中国的那句俗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敏感、太在意。现在还有一种倾向是，看到别人在搞阴谋，我们为了国家利益也要搞。本来别人搞阴谋不一定能搞成，现在中国却有人认为搞阴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非常可悲的。
最后，我谈一下中国的心态。近代以来，东西方的冲突以西方对东方的侵害为表现形式，西方可能没有阴谋，但是有损人利己的举动。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肯定要防范别人所做的短期侵害，但对此不要过度强调。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赵农：
我想区分一下阴谋和阴谋论。阴谋大家都知道，那么阴谋论是什么呢？我认为阴谋论是一种思维方式：但凡遇到问题，有相当高的概率把它归结为阴谋，并把它变成程式化、习惯化的思维方式。阴谋论是不可取的，无论对事情已知还是未知。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大多数场合不是有人有意侵犯，损人利己，而是双方都占了便宜，只不过一个多点，一个少点。在市场经济和交易中尤其是这样。而一旦形成阴谋论的思维模式，反市场倾向就会非常明显。
第二，阴谋论流行除了心智方面的因素，还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阴谋论的流行可能和政府、民间和知识分子有关。以不正当的手段使自己处于不正当地位的机构，最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当成阴谋，因为自己就是阴谋的结果。所以，它们常常认为别人是不是也在用运动或者阴谋的方式颠覆自己。这是其本身缺乏正当性所致。至于一般老百姓，可能无知的因素多一些。而对知识分子，可能其负担太重无法承受，因为问题本身就很难，即便考虑清楚可能他们也担负不起，所以宁可退一步，把它归咎于阴谋。
我把正题讲完了，下面就开玩笑的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就可以看成资本主义最大的阴谋。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自己不用。马克思在图书馆里研究了那么多年，都说恩格斯给他提供资金，我说是政府在给他提供资金。还有，列宁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他不希望资本主义被瓦解。最后，他承认所以割让阿拉斯加，是为了支持新生的美国的发展。谁会相信？所以，我认为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即但凡遇到障碍就诉诸阴谋，是不可取的。
张曙光：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也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阴谋也好，阴谋论也好，是跟着人类的。人要前进，前面的路却不知道怎样，出错肯定就不可避免了。而怎么观察危机，怎么应对危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阴谋论的存在是合理的。阴谋论的存在和人性的缺陷有问题。人们对风险和收益，成功和错误，能和不能的看法都是不对称的。想让人们对这些问题有恰当的估计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自己的估计。既然如此，阴谋论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阴谋论在中国特别流行？国外不是没有，但能不能像国内这样成为很多人思考问题的模式呢？恐怕不见得。阴谋论的产生可能和这几种心态有关。一个是弱国心理。失败了不承认失败，也不承认自己无能，总要找个借口，于是就说别人搞阴谋，以求心理平衡。这种心态可能是阴谋论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奴隶心态。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独立自主。第三，我们看鼓吹阴谋论的往往是激进人士，中国落后是要赶，但要遵照规律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赶，两步并作一步则往往会失败。第四就是无知加上信息匮乏。
今天的题目值得我们好好讨论，只要这样才能找到破解阴谋论的办法，建立阳光心态。这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任剑涛：
非常感谢各位的评论，我很受启发。我解释一下我的想法。中国的社会阴谋论、经济阴谋论和政治阴谋论泛滥，以至于让我们觉得这个社会不正常了，大家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都不正常了。于是，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追踪一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宋鸿兵可供分析的地方多。而汪晖、朱学勤的案例不好拿进来分析是因为他们属于更为流行的社会阴谋论，而我现有的分析已经非常多了。我主观上想通过把金融阴谋论扩展开，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今天的政体改革走不下去。大家的心理太阴暗。制度不行，所以开始讲阴谋；政治分析无人理睬，所以开始讲故事。我想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遏制一下这种从宋鸿兵的戏说金融，到戏说历史，戏说社会经济生活的风气。
张曙光：
今天的双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10年0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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