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从计划到市场的台湾经验
郭岱君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专研政治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发展。自2003年起，推动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计划”，保存研究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及许多中外重要领导人物的私人档案。尹仲容能收能放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收回台湾，结束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当时整个国民党的经济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以国营企业发展为主的方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国家主义盛行，政府主掌国家各方面的资源从事经济的发展。这种背景下，1945年到1948年，台湾71%以上的产业都是公家的，烟、酒、矿藏、糖，以及台湾最有名的物产米、凤梨、香蕉等都是政府经营管理，更不用说铁路、工矿。
国共内战的尾期，国民政府节节败退，1948年12月，蒋介石准备下野，但他同时任命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后来证明这个任命对台湾的发展非常重要。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那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外汇短缺。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人到台湾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政治和经济，恢复农工生产，他们有很大的决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因为他们明白退此一路别无死所。
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立刻做了几个改革，首先是币制改革，将国民政府从大陆带去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做币制改革。另外从1949年开始做土地改革。1950年，台湾也开始了地方自治，就是普选，一人一票，省议员、县市长、乡镇市长全部普选。1950年国民政府在台湾风雨飘摇，居然敢普选，可以想到是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事实上，台湾土地改革，在今天来看都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例子。
国民政府到台湾后，第一件事是成立了一个台湾省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恢复生产、整顿公营事业，其中的主事者之一就是尹仲容，他是湖南邵阳人，交通大学毕业。他曾在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工作过，他年轻时就到了宋子文兄弟的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宋子文到华盛顿之后他也跟着到华盛顿工作，后来宋子文做了行政院长，尹仲容也到了那里，担任机要秘书，参与战后经济重建及发展的规划。
1950年的台湾，国民党上上下下的脑袋都是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他们想到的经济发展策略，都是计划经济的方法。第二年，美国的援助也到了，从195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有1亿美元的援助。尹仲容是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身兼经济规划与发展的重任。当时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蒋硕杰到台湾，希望将市场经济的概念带给他，结果不欢而散。但蒋硕杰走时送了一本英国经济学家的《价格机制》给尹，没有想到就是看了这么一本小书，尹仲容的脑袋变了。尹仲容是国民党财经领导人中最早开始换脑袋的，但是最早的改革者往往处处被人排挤和批评。
当时尹仲容要发展台湾纺织，理由是每一个人都要穿衣，可台湾却用大量外汇从日本进口纱布。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时，很多江浙的纺织企业家跟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有的机器也拆过去了，换句话说，有人才、有机器、有经验。但是当时的“经济部长”、“省主席”都反对，不给他资源，尹仲容只好想出“代纺代织”的办法，他跟美国联系，希望将部分援助改为棉纱。由“中央信托局”统筹收下，然后把棉纱发给过去有经验的纺织业主，将工厂慢慢重组起来。而后“中央信托局”再买回他们织好的纱布，并通过“中央信托局”帮他们卖出，卖给台湾各个要买布的单位。那时做生意多好做啊，所以当年凡是参加代纺代织的人都发财了，因为不需要本钱，上面供棉纱，他还会帮你销售。
尹仲容在扶植台湾纺织业时，同时增加了日本的棉纱进口的关税，来保护台湾岛纺织业。1951、1952、1953年这三年是台湾纺织业的蜜月期。但是尹仲容不同凡响的是，三年后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放了廉价的日本棉纱，让台湾的纱布和日本纱布直接竞争，当时许多人反对，尤其是纺织业业主，但是，尹仲容说：我们的目的是扶植台湾本土的纺织业，但是不是扶植温室产业，所以你们必须要跟外面竞争，如果不能竞争的话，该倒就倒吧。当时确实倒了不少，但是也有不少站起来了。自1956年之后，纺织业成为台湾近30年间重要的出口产品。管制很容易，一个行政命令就行了，但是，在适当时机有决心、勇气去放，却很不容易，尹仲容不同凡响，就是在于他看准时机，敢收敢放。
公营与民营大辩论
1949年失掉中国大陆，对所有跟国民党有关的人而言，心里的愤恨都是摆在面上的。到了台湾，大家并没有算你国民党怎么将中国大陆搞丢这笔账，但是到了1953年，经济慢慢恢复，社会相对稳定了，这时就有人开始说话了，国民政府过去这么多年来控制经济发展、控制工业发展，资源委员会控制一切资源，不但没有达到经济发展，反而将中国大陆给搞掉了，是不是过去的经济策略是错误的？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提出问题，到底我们应该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到底是管制经济还是自由经济？到底应该是发展公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很多很多疑问慢慢暴露出来。正在这个当口，1953年，土地改革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实现耕种有其田。钱从哪里来呢？政府没钱，怎么办？陈诚非常烦恼，但他决心土改。严家淦就想到一计，虽然政府没有钱，但是可以挑几个公营企业出来，用股票跟地主换地。这个想法在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不得了，公营企业股票怎么可以给私人呢？以这样的方式跟地主换地，触动了国民党民生主义“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神经。另一方面，地主也反对，他们觉得我那么多地，你就给我几张纸吗？
这样的一个辩论其实已经隐忍了3年，很多人参加，包括尹仲容。这个辩论到了1954年初有两个重要的人出来讲话，首先是陈诚在“总统府”动员月会上表示“今后我们要走民营企业的道路”。1954年胡适也批评说资源委员会虽然把持了工业，私有企业或被它蚕食鲸吞，或被它窒息而死，但经济仍无法起色。这场财经大辩论的结果是，尹仲容成为“经济部长”、“工业委员会”主委、“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银行董事长。他当时几乎不睡觉，和一批年轻人夜以继日，一个月修改十几个法律规章。在1954、1955年时，台湾的民营企业突然就像决堤一样爆发了。
本来公营企业做得好好的，但是突然要将很多资源拿去发展私营企业，首先是既得利益者会反对，第二是头脑转不过来的人会反对，更不要说其中有政治权力的斗争、派系等。改革是很惨烈的，今天的人都不知道台湾曾经1954、1955年有那么波涛汹涌的日子。当时台湾绝大多数产业都是公营企业，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政府和党内的，包括当时的财经首长。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尹仲容年谱里说，“我的脚才抬起了，还没有放下，别人就说我踩到他了！”可以说动辄得咎。
尹仲容这样一路过来得罪了一堆人，大家都想办法要将他拉下来。1955年发生一件事，他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中央信托局”贷了700万台币给杨子木材公司，结果在还款时略有延误，当时一个“立法委员”郭紫峻就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俞鸿钧，说“中央信托局”局长图利私人。一件稀松平常“立法委员”的质询，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俞鸿钧却立刻将案子交给“最高检察总长”。说穿了这些都是计划经济、国营企业的人，早就等在那里了，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藉口，正好整治尹仲容那些主张民营经济的人。尹仲容很有风骨，既然“行政院长”不支持他，他便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在家里自己打官司。
当时尹仲容非常惨，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或是讲话。他的幕僚王作荣先生说，陈诚两次托人送信过来，里面大概装了3000块钱，叮嘱尹仲容“不要说话”。陈诚这时已是“副总统”，让尹仲容不要说话，就是说你安静地休养，不要再得罪人，风头过后，我还会重用你。尹仲容下台了，“行政院长”马上换了一个“经济部长”叫江杓，他是国营企业的支持者，轰轰烈烈发展私营经济立刻缓下来了。
汇率及外贸大辩论
虽然如此，台湾经济仍然继续在走。1956年台湾开始面临生产过剩市场饱和的问题，另外因为管制，发展出一个畸形的汇率制度。1955年，台币对美元有9种汇率。政府说国营企业要去进口国防物资，可以给个好的汇率，因为要支持。有一些太太小姐要购买高档化妆品，这是浪费，政府就给个高汇率，等于惩罚。这样下去，9种汇率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更不可能外贸，因为没办法计算成本。
这时，第二波的财经辩论又开始蓄势待发了。经过第一次大辩论，民间已经很清楚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路。但因为计划经济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是既得利益不肯放，所以政府反而走得比民间慢。这时有两派意见，一派是认为台湾是浅碟经济，必须要从过去的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就是发展外贸。另外一派比较稳健、保守，认为台湾没有能力做外贸，过去的进口替代做得很好，自行车、肥皂、棉布等等，接下去可以把进口替代升级，继续来做，风险较小。为什么不愿意走出口呢？因为汇率问题摆在那里。如果要走出口，必须改革汇率。但汇改牵一发而动全局，反对者担心外汇改革必然牵动到社会和政治制度，特别是当年在大陆时金融的问题，让他们余悸犹存，所以最大阻力来自政府内部。
1957年，尹仲容复职担任“经安会秘书长”。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马上挑起第二次财经大辩论，这次的辩论主要是政府内部的辩论，稳健派以财政部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委徐柏园为主，认为必须谨慎小心，不可大幅度改革，因为隔着海洋的中国大陆随时可能打过来，政府必须对财政金融有所掌握。徐柏园也同意9种汇率有问题，要改革但不能一次改革。可尹仲容认为要改就要一次改革，而且相信台湾的外贸会有发展。辩论非常激烈，不仅是外汇改革，而且还包括台湾发展策略，是继续进口替代还是进口变为出口。
两派相持不下，经常出现很多奇怪的事，报纸上今天“财政部长”徐柏园说我们外汇贸易是要改，但是必须稳健，大家不要忘记1949年财经失掉中国大陆的惨痛教训。第二天尹仲容又说我们必须要大胆改革。就等于是两个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隔空打来打去的。
陈诚难以委决，这时严家淦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严家淦支持尹仲容，说服了陈诚，1958年3月陈诚决定采纳尹仲容的意见。1958年3月19日“行政院”改组，陈诚当时已经是“副总统”，却回头再兼任“行政院”院长，严家淦也是回头再任“财政部长”，尹仲容任“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曾任“经济部”部长。1958年的外汇改革风起云涌，凡是研究台湾经济的人都说这是台湾经济史上最大的改革。
后面台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且被誉为“Econom ic M ir-acle”。台湾很幸运有尹仲容。尹仲容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他从1949年整顿国营企业开始，开放民营企业、发展策略产业、提倡进口替代，到最后改为出口，一路上他都是领头羊。例如，1958年外汇贸易改革非常成功和顺利，按照理由他应该志得意满，但是他在1958年10月写道，这次外汇贸易改革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我们只从外汇贸易着手很难收效，必须有其他环境的配合。他很清楚，经济财政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个各方面的配合。尹仲容非常了不起，可是很可惜，死得太早，一个感冒马上诱变成肝炎，死时才61岁。
很多人都说尹先生如果再多活几年，台湾的经济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只有尹仲容也是不够的，只有他，可能早就被抓到牢里，或者是在野，落魄一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蒋介石、陈诚这些人，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教训里知道经济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知道自己不懂经济，所以将经济交给专家来做，最重要的是，他们支持改革。另外当时台湾那一批财经官僚非常优秀，严家淦、尹仲容、杨继曾、李国鼎等等。当然美援帮助也是一个原因。
综合起来，改革最重要就是要换脑袋，是要上面的人换脑袋，不是经济学家换脑袋，也不是媒体的人要换脑袋，最重要就是负责财经的官员和最上面的执政者。改革光是点点滴滴也不够，需要全盘的改革，这样改革才可以持久。经济改革最后是要制度化，也就是法令规章的完备，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今天中国大陆特别要用心的。尹仲容对纺织业用管制的方法培养，可是等到他觉得台湾纺织业可以站起来时立刻就放了，让外国的纺织品进口跟台湾竞争，换句话说他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是中国大陆最可以参考的，要赶快去做，因为越晚做，越复杂、越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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