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刊文质疑5.4万亿元灰色收入数据
[i=s] 本帖最后由 梵谷 于 2010-8-25 22:30 编辑 [/i]2010年08月25日 02:10王羚 第一财经日报
[font=KaiTi_GB2312] 昨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刊登署名为王有捐的文章，质疑王小鲁对灰色收入的调查方法与结果[/font]
继本报7月26日刊登对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的专访文章《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后，有关灰色收入的话题，激起了较大范围的讨论。
昨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刊出署名为国家统计局城市司王有捐的文章，质疑王小鲁公布的“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规模在5.4万亿元”的调查结果。而王小鲁当日下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欢迎对统计调查方法的质疑和探讨，他同时表示，自己对于这一质疑“有话要说”。
[b] 灰色收入数据遭质疑[/b]
王有捐的文章题目为《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与王小鲁博士及其课题组关于调查推算方法的商榷》。
统计局网站特别声明：“凡个人署名文章，均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据了解，王有捐为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
文章称，自己在看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王小鲁的文章《不应回避的灰色收入》(2010年7月26日)后，认为王小鲁博士课题组使用的调查和估算方法有值得商讨之处，其估算结果也有过高之嫌。
昨天下午，王小鲁在电话中称，前日已经接到王有捐的电话，并收到王有捐发来的文章。“我很欢迎对于统计调查方法有理性的质疑和探讨，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共同把统计数据做得更加准确。当然对于这个话题我是有话要说的。”王小鲁说。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王有捐本人。
根据王小鲁于今年7月份完成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下称“报告”)，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而这个数字，就是作者对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灰色收入规模的大致估计。
王小鲁说，这篇报告是体改研究会的研究课题，全文发表在《比较》(中信出版社)第48辑。
报告认为，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存在重大失真。最主要是关于城镇高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失真非常严重，关键原因是高收入人群接受调查及提供真实收入信息的意愿较低。
而王有捐则认为，王小鲁利用“滚雪球法”调查得出的结论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其调查城市和调查样本的选择方法也存在主观性。
王小鲁的研究报告使用的为恩格尔系数法，王有捐则认为，恩格尔系数法在当今的中国似不足以作为推断居民收入的主要依据。
他同时提出，报告通过外部数据验证隐性收入的严谨性值得考虑，而个别问题的问卷设计具有较为明显的诱导性。
王有捐承认，王小鲁采用居民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等“外部相关数据”对我国常规住户调查居民收支数据进行验证的方法值得借鉴。其关于居民收入统计存在遗漏现象的观点给统计调查工作指出了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对促进统计调查方法制度完善很有帮助。
[b] 灰色收入被高估？[/b]
此次报告出炉后，5.4万亿元的灰色收入一时引起社会热议。同样的热议发生在三年前，王小鲁第一次公布同名报告时。当时公布的隐性收入规模为4.8万亿元(按与第二个报告相同的计算口径，其中的灰色收入大约是2.7万亿元).
根据王小鲁发给记者的报告全文，2009年的调查在全国19个省份(包括直辖市)的64个不同规模城市，以及14个县的县城和建制镇进行，样本家庭4909个，实际分析采用有效样本4195个。
调查采用的方法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方法不同，让调查者找自己熟悉并了解其家庭经济情况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来做调查，从而取得居民收入和一系列消费结构方面的数据。但王小鲁说，在报告中对所采用的方法已有详细的说明，而王有捐所称的“滚雪球”方法概括得不正确，存在误解。
王有捐文中称，这些不愿意向统计局调查员透露自己实际收入的高收入人群会仅因为调查员是熟人就如实相告？这显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不相符，怕露富是常态，对熟人恐怕也是如此。
而就王有捐这段话的逻辑来说，似乎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高收入居民的收入确实被低估了，甚至在王小鲁的报告中可能也存在低估，这与王有捐认为灰色收入被高估的结论有些矛盾，却正与王小鲁的观点相符。
根据报告，为了消除受访者可能的疑虑，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在调查开始前向受访者提供了调查结果只用于研究的承诺和样本数据保密承诺。在调查方法上，也采取了若干降低调查敏感度和有利于获得真实数据的措施。
王小鲁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表示，他在研究中发现，某些家庭的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其统计收入，这给他一个信号，一定存在着规模巨大的灰色收入。而近几年的两次调查证明了他最初的猜测。而常规调查，很难发现这些隐藏的灰色收入。
报告指出，调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调查样本直接推断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状况，而是在真实可信的数据基础上，推算收入水平与若干消费特征参数之间的关系。
王有捐认为，恩格尔系数法不足以用来推断居民收入水平，因为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习惯存在差异。而王小鲁告诉记者，他在做数据分析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因素，包括王有捐提到的地区差异。这些因素已经通过技术分析手段剔除了，报告中体现的是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恩格尔系数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净”关系。
“他看来没有认真读我的报告原文。”王小鲁称。他同时表示，恩格尔系数法确实是一个新的探索，有人讨论争鸣都是正常的。
王有捐以房价为例，质疑王小鲁通过外部数据验证隐性收入的严谨性。他认为，房价收入比在中国的合理界限为3倍的提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但记者详细阅读报告发现，报告强调的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10倍左右，住房市场却持续火爆，这始终是国内外研究者面对的一个不解之谜。
2008年，商品住宅销售2.1万亿元，2009年猛增到3.8万亿元。报告提出，如果按统计收入算，扣除贷款，这也远远超过了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全部收入总额。这是一个无法用统计数据解释的现象。
“唯一能够作出解释的是，部分高收入家庭的统计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收入，大量的灰色收入没有被官方统计获得，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此外我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国外的经验，可承受的房价与居民家庭收入之比通常是3~5倍，但并没有说过‘房价收入比在中国的合理界限为3倍’。”王小鲁说。
根据王小鲁的调查，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等。
巨额灰色收入被认为是加大中国贫富差距、导致收入失衡的重要推手。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规范灰色收入被列为2010年[url=http://topic.eastmoney.com/income/]收入分配制度[/url]改革的重要措施。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规范灰色收入”的字句在正式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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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王小鲁：5.4万亿灰色收入没纳入“统计”[/b]
2010年07月30日 00:54 21世纪经济报道
“我现在满脑子里都还是之前做课题时候的数据”，对于采访中一两次的出神，[url=http://topic.eastmoney.com/difficult/]中国经济[/url]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有些歉意的解释。
他所说的课题是指刚刚完成的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他认为，被官方统计遗漏掉的这5.4万亿元灰色收入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他很担忧社会上和一些政府官员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简单的涨工资，“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工资，主要还是只能惠及‘体制内’，可能会拉大而不是减小收入差距。”
“目前的改革既需要有政治决心，也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改革机构来推进”，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改革难获实质推动。
[b]官方数据存在巨大遗漏[/b]
《21世纪》：据你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这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这是什么原因？你所说的灰色收入是怎样产生的？
王小鲁：统计局采用的是规范的统计学随机抽样调查方法，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中会面临被调查者拒绝调查或是提供不真实的信息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对高收入阶层而言，很难获得真实的收入数据。
当然，这不单纯是个统计遗漏问题。之所以称为灰色收入，就是因为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收入不透明、不公开、来源不清楚。有大量的灰色收入，说明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和漏洞，导致围绕权力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和寻租行为。在公共资金、资源和土地的管理制度上也存在大量问题，导致公共资源的漏失和不合理配置。在自然资源收益和垄断性收入的分配制度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以及垄断性行业内部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悬殊。
[b]补上体制漏洞才能消除灰色收入[/b]
《21世纪》：根据你的研究，按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差65倍，你认为目前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改革三十年中，城乡、地区、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总的看来是在扩大，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来自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为了保证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上个世纪在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务这些方面进行了很多制度变革，建立起了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制度。
但这些制度我们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建立健全过程中。调查发现，社会保障更多覆盖的是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者，低收入者的覆盖程度仍然较低，而且实际享受到的保障程度也更低。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服务差异很大，存在机会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与制度有关，跟腐败和灰色收入有关，导致少数人通过非正常途径暴富，侵占社会资源。而之所以产生如此大量的腐败和灰色收入，是因为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存在弊端和漏洞，存在不健全之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补上这个体制窟窿，才能解决因为制度不健全带来的分配不公的问题。
[b]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的涨工资[/b]
《21世纪》：你认为如何才能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王小鲁：要真正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防止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集体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简单的涨工资。
《21世纪》：有学者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民众疑虑的是实惠能落到哪些人身上。数据显示2003-2007年五年之内体制内的人的收入已经翻了一番了，但是体制外的收入没有改变。
王小鲁：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工资，那最后落实到谁身上？最容易改变的就是公务员涨工资、国企单位涨工资。如果凡是真正靠市场调节的部分动不了，去动那些靠行政权力能改变的那些人的工资，结果是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如果真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全面涨工资，取代市场调节，很可能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影响就业。这些是我特别担心的地方。
[b]改革需要升级版体改委[/b]
《21世纪》：对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你有哪些建议？
王小鲁：首先要清楚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同时清楚界定其财政来源。对于地方政府履行正常公共服务职能所需要的钱，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预算，这就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财政资源在各级政府之间可能要有相当规模的重新分配。但相应地，各级政府的财权应该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保证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实行阳光财政，但现在这些做得很不尽如人意。
我们需要建立制度，要求各级政府把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账目都如实地、详细地向社会公开，否则就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21世纪》：除了财税制度改革，你还提到了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你觉得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问题在哪些方面？
王小鲁：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公共资金、资源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第二是需要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转换。前几年的行政许可法是个好的开端，但没有继续下去，也没有全面落实；第三是整个政府管理透明度不够。
这些需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权威机构通盘考量，才可以推动改革。
《21世纪》：此前有过体改委这样的部门，你的意思是现在需要体改委的回归？
王小鲁：体改委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期间起了很大作用，是因为体改委不像当时的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这些负有一方面职责的职能部门，它能够超脱部门利益和部门视野，以比较客观中立的态度考虑整个改革。
后来体改委撤销了，最终合并到发改委，保留一个局是管改革的，中国改革这么大的事，一个局能管得了吗？
况且发改委本身也是一个权力部门、职能部门，一方面他要下场踢球，另一方面要当裁判。这就存在角色冲突。
我们需要的不是体改委的简单回归，而是一个升级版的机构，这个综合部门不仅要承担经济体制改革，还承担政治体制改革的职能，至少要能够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但真要下决心推进改革，这个机构也不能关起门来制定改革方案，而需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倾听社会呼声，逐步形成共识。还要防止改革方案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不知到底有多大，反正大得惊人，大量国家科研项目，钱都由各种各样的发票，变成了灰色收入。 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问是否需要开发票的短信，邮件，以及放在挡风玻璃上的小名片，特别是建筑材料的发票。
主要是在4万亿刺激后，一直到现在，而且最近这类短信又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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