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

李旧苗

中国崛起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
　　中国崛起不是建立在军事扩张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市场规则的基础上。正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对外开放，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冷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中国等东方国家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相比，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空间趋于饱和，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改变了过去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式，也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运行机制和全球财富的分布。
　　首先，随着资本和技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推动了亚太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特别是中国发展很快。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在中国有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有望超过美国。随着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次，全球资本和技术从西向东的转移改变了全球经济循环机制。历史上，美国和西方曾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生产和研发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全球经济循环机制中，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入西方发达国家，以至于穷国愈穷，富国愈富；而现在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回母国，因此美国和西方成为消费型社会。在这一循环机制中，全球财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流，一些富国在变穷，而一些穷国在变富。因为生产基地、资本和技术移至发展中国家，它们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出口及外汇储备增加，整个社会处于快速发展中。而与此相对，因为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发展势头减弱，工作机会减少，中产阶级每况愈下；消费依赖于进口，而进口的增加导致贸易逆差的加剧，于是它们从原来的债权国成为了债务国。
　　第三，由于以上的变化导致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进而导致了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有着因果关系，因为中国崛起，所以美国衰退；因为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所以美国大量就业机会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因为跨国公司将产品从中国返销到美国，所以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债务上升。因此，在一些人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两大巨人间的对决，如同历史上的大国之争，中美关系也是零和对立关系。但是，实质上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都源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同一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结果，一个在衰退，一个在崛起。中国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但并不是美国衰退的始作俑者。真正导致美国衰退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为了生存和追求更高的利润，推动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从而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并由此导致美国衰退。因此，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是资本对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结果。
　　正是由于中国崛起是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所以决定了中国与传统大国崛起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建立在军事扩张或者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其崛起多为自我扩张型的，因而随着崛起，都要求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导致与原有大国和世界体系的对抗和冲突，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而中国的崛起道路则与它们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是在市场规则基础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的结果，即一种双赢的正和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建立在军事与意识形态对抗与冲突基础上的零和博弈的结果。其次，中国崛起是由于中国主动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从而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的结果。第三，中国崛起也是由于全球资本选择中国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和技术的选择、流向将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能否快速发展。10年前，中国加入WTO，在市场规则基础上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见，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基础上的和平崛起，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是有利的。
　　中国崛起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引人注目，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事实上，中国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离开经济全球化，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模式无从谈起。所以，了解中国在目前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是理解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也正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当前发展方式的矛盾性和其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
　　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外生增长模式，它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全球资本和技术的流入是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们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分工和贸易结构，以及全球财富的分布。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根据市场逻辑，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那么为何选择中国呢？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这种选择最初表现为港商、台商合资企业进入中国沿海城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则表现为国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投资中心，同时反过来又促进了全球劳动和产业分工，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希望抓住中国发展的机会，以避免自己被边缘化。正是这种互动和涟漪效应，使中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世界工业化200多年的历程，打破了以往的现代化模式，使中国模式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神奇魅力。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已获得了约1万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第三，资本和技术的迁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第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超过3万亿美元。
　　但正因为中国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所以在另一方面导致了中国的发展方式具有明显不足。首先，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多位，只有日本的1/10，美国的1/12，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其次，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环节，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大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第三，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第四，在民生方面，尽管中国财政收入已居世界第二，但中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还很低，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才刚刚破题。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真正的赢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赢家，它们把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中国，把生产和加工放到中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而是为了利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这些进步的真正源头是那些铁石心肠的跨国公司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利用廉价劳工带来的获利良机，但他们的行动无意间带来了改善大众生活的直接后果。”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矛盾和不足，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需要从过度依赖外资和出口的外生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生增长模式为主。首先，要将发展驱动力由外资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渐渐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位居全球第二，这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经济基础。第二，要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内需。由于全球需求已趋饱和，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不可能持续，必须依靠自己产生的动力前行，逐步从内部市场中取得新的发展动力。第三，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主导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主导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主导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多少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第四，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以中西部的发展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部循环系统的依赖，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
　　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造就了中国的迅速崛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作为非常有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将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投资，它们会把中国作为未来盈利的主要来源。但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世界前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绝不能仅仅依靠外资。能否跨越这一步，将主要取决于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