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怎么看人民币升值？

亚平

随着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人们自然要问：人民币升值能纠正现在人人都谈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吗？尤其是，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会在减少贸易失衡同时，把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使美国贸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时会使其进口商品价格抬高，让利率也升高，但未必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人民币升值本身不太会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尽管全世界都想看到这一点。只有当中国政府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让普通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国民间消费才会发生根本性增长。
　　二十多年前，为了办手续准备来耶鲁大学读书，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发了一份电报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到美国每分钟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业务！跨太平洋通讯缓慢又艰难，信息流量也严重受限。在那时的运输与通信价格那么高、容量那么小的情况下，跨国贸易的成本和壁垒如此难以克服，以致于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还是不用担心，制造外包还没成气候。
　　即使人民币升值50%，制造业也不会流回美国。
　　然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不仅越洋通讯近乎免费，信息传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际运输成本也非常低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升值50%，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升至美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制造业仍然不会流回美国。至多是美国零售商不从中国进货，而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货罢了。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就业问题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积极影响。
　　正如几乎所有中外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全球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提升国内消费。许多人说挑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只喜欢储蓄。——肯定并非如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喜欢消费，喜欢过更好的日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国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7.4%，这与今天美国的71%并没有多大差距。之后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民间消费急剧下滑；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民间消费所占GDP比下降到48.7%。
　　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保持平稳。到1997年，是49%。那时候，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相对消费水平太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太高，开始呼吁调整政策，让民间消费对推动增长发挥更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愿望强，但接下来民间消费仍继续下降，现在只略高于GDP的35%！为什么这么难？
　　已经给的解释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规避未来生活风险的金融产品还不丰富，还有就是银行储蓄利息被人为压低，让百姓的收入因此没有应该的那么高，变相由百姓给国有企业补贴；这些当然是家庭不敢消费、必须多储蓄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些，民间消费之所以一直没有跟上中国GDP的增长步伐，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国有经济，政府拥有社会最主要的资产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国家享有，并且也因为征税权和财政程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监督，缺乏民主运作机制。
　　中国太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国民收入流进了各级政府的金库，个人收入占比当然就越来越少，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GDP的35%。然而，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拥有。
　　如果算上企业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诚然，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土地、企业股权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都升高了，但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个人手里。
　　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因为它使百姓不能从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中直接获益，使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人们会认为，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会惠及所有公民，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公民交税的必要。但是，在中国，实际征税权主要掌握在国务院和其部委手中，并且很少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核查。
　　所以，不奇怪，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6.7倍，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期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低于GDP增长率。
　　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失控地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政府靠税收和卖地收入就够了，无需国企上交利润，甚至在各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出售资产之后，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国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上交利润，上交国企资本所得。实际情形是，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会期十天，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对国家负责。
　　于是，国企能把大部分利润留下，也能把资产出销收益留下，然后按照国企自己的意愿进行再投资，不断投资。当然，即使把利润交给了地方政府，政府也会拿这些钱去投资。这两方面就解释了如下现象：中国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41%增长到最近的 51%；在新增的这十个百分点中，有七个百分点归功于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余三个百分点归功于政府储蓄的增加，而私人储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停留在21%左右。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
　　简言之，资产由国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约征税权的民主机制，一并造成了如下这种循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和资产价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和比例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都流进政府金库，变成了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
　　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jianmin

陈志武：货币化是市场化发展的基础

　　“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下面文字为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讲演。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知道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原来计划超过了20分钟，所以就我讲的话题快一点讲，我首先要特别感谢中国企业家论坛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因为10月份跟企业家论坛理事长陈东升先生在台湾，他说要我过来，我以前也一直听了很多关于亚布力论坛的故事和报道，一直让我感觉到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特别是让很多有思考，喜欢思想的企业家，每年有这样一次机会汇集在一起，这一次终于来了，确确实实让我感觉到，大家不仅仅是谈商业模式同时也会谈很多跟企业不一定那么直接相关的话题，特别是很喜欢思想。比如刚才陈东升理事长就谈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话题。这个话题跟我现在要讲的关于钱和自由的这个话题关系相关。我们都喜欢自由也都喜欢钱那有什么好谈的，但是我希望稍微退一步去想一想，人类社会不仅在中国，在西方社会几百年，一直看到的货币化的进程越来越深化，自由的进程对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到底起到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核心是，如果没有货币化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如果没有货币化的发展，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家，在座的亿万富翁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的。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是因为中央电视台，上次华尔街剧组总导演李成才，在过去两年让我有机会参与剧组，作为剧组的主要学术顾问之一，几个月之前他又跟我商量下一个10集的纪录片叫《货币》，我当时想货币这么抽象的东西，尽管钱跟每个人每天都非常相关，但是从什么角度来编制出10集的纪录片，来给普通的大众来介绍货币，货币为什么重要或者为什么不重要，我想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背景，李成才总导演我知道最近几个月在微博上这是他谈论最多的话题。

　　另外一个背景，现在大家都说中国通胀压力非常大，我也非常的认同，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流动性确确实实太多了。但是大家一谈到现在的广义货币供应大概 73万亿左右，一看到、听到那个数字就会让每个人产生一个很糟糕很不好的反应，觉得这么多的货币没有通胀才怪，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图，从1980年一直到2009年，当然也可以把2010年的数字放上去，全国每年广义货币供应总量相当于GDP的百分比，80年不到40%，就是中国货币化程度在1980年只有0.38倍，那么到去年，每一块钱GDP相对应的有两块钱的广义货币在周转，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看到这个数字很容易觉得现在的货币太多，中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太分了，但是我希望接下来花10分钟15分钟时间给大家讲一下，这些数字背后反映着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故事，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理解。我现在不想谈通货膨胀的问题，更多的是想货币化的发展到底好还是不好，特别是我要讲到的个人自由，跟人类社会自由化的发展，这是积极的东西还是不怎么积极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包括我自己可能会觉得现在什么都要钱，一切都向前看，往往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总的来讲是非常负面的价值判断。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儒家最早的时候，大家去看义利之争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最近，基本上没有哪个朝代停止过讨论义和利，义和利这两种不同的主张，跟我今天讲的货币化关系很大，货币化更多的主张以利益的诉求来规范、定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或者非利益交换，人际关系以钱来结算，人员之间的利益交换以钱来做结算，而不是以其他的货币。话说回来，正因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争使得中国社会整体上，最近30年之前市场化的进程一直非常慢。

　　我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个图？要说明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在60年代末、70年，正好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个时候我父亲是农民，我的背景跟张维迎教授的背景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但是有一个到今天都无法忘记的背景，那时候我父亲是村里的干部，他每次一出差就要带回三样东西：一包米，几十斤，还要带菜，第三样是带上被子。大家想象一下，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那么反市场、反货币化的环境下产生这个结果不奇怪，你要远行时必须要带菜、带米、带被子，我之所以把货币化发达不发达跟自由连在一起，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每次到亚布力来旅行要自己带米自己带菜，你能够走多远，你能够离开家多久，我上中学的时候读寄宿学校，根据我的经历以后过了五天那个菜就没有办法吃了，那个经历告诉我你可能可以远行五天，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坚持除外远行走到美国，根据这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货币这种通货，让你每个人在你所在的地方把这些米、菜等等其他的东西，都换成通货的话，像现在带上一张信用卡或者支票或者ATM的卡也照样可以让你走很远。大家会发现自己远行的空间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家正好是在繁忙的路边，每次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只要有任何外出的人经过我们家，肯定要邀请他跟我们一家人吃饭，如果没有地方睡必然给他找个床睡，主要是什么？在原来货币化程度很低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社会，毕竟还有这么几个李逵或者武松要外出远行，因为他没有办法带上那么多的米、菜，那么怎么办？整个社会必须通过文化价值观方面，通过新的风俗强调集体主义、大家共享的文化价值。否则的话李逵、武松这些外出比较久的人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回过头来想一想货币化发达不发达，跟社会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结构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话说回来，既然义利之争在中国延续了至少两千多年，使得基于以钱来结算人际利益交换的安排，从来就没有一个太大的、太多的空间发展，回过头来想一想，在唐宋商业发达，达到新顶峰的时候，那时候就为后来的新的义利之争和宋明理学的出现提供了前提，今天中国货币化发展又达到了新的水平，实际上又出现了一场关于新儒和现代化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在中国历史绝对不是第一次，也许也不是最后一次。那么我们继续想，如果不是以货币来结算、了解、确定、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那么以前的社会是靠什么东西来实现人际互动、利益交换或者非利益交换的安排，我们尽管今天听到货币跟人民币或者跟美元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但是实际上货币的形式既可以是显形的，像人民币、钞票这样的东西，也可以是非显形的，大家想一想，所谓的人情，人情实际上也是一种货币，只不过这个货币跟我们今天熟悉的钱那种货币不太一样。但是人情或者亲情，尤其是我们很熟悉的义利里的义，儒家看那个义首先是三纲五常的次序支持的，你掌握的相对于我们的亲情的货币的多少，又跟亲疏远近关系连在一起，如果你跟我的学员关系越近，那么你拥有我无形的发行的亲情货币相对来说就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兄弟也好、侄子、侄女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找工作干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在我看来就是我有五个兄弟，有很多的侄子侄女，后来在我到美国之后跟他们没有太多的感情的交流，因为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长大，但是这个没有，在他们看来我欠他们很多人情，他们拥有我很多的人情货币。实际上亲疏远近是决定亲情货币多少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然还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货币。

　　下面因为时间，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货币。除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钱作为货币，还有亲情、友情、人情作为货币以外，实际在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所已经经历过的实现人际互助，互相进行交换安排的方式，除了市场以外，除了家庭、家族、宗族这个体系以外，也除了教会，或者是像唐朝的舍已组织以外，另外一种就是基于行政权利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重新配置，利益的交换。换句话说，我们讲的处级、局级那个级别也是一种货币，是要求权利非常大，在社会里根据不同的级别，把每个级别相对应的好处和利益都规范下来。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行政级别，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米和菜一样，它不是一种通货，如果行政级别不是一种通货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在国内是正部级或者副部级，但是尽管这个级别让你在国内可以得到相应的好处，你如果到美国或者到俄罗斯，你这种行政级别相对应的货币就没有任何价值。这就说明基于行政级别的专门货币，最终也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让你即使作为副部级官员或者正部级的官员，就像张维迎教授说陈东升董事长他的日子比正部级官员的日子好过多了，差别就是一个掌握的通货比较多，另外正部级的官员虽然他掌握的行政级别的官货币比较的多，但是他的官货币是没有办法像钞票一样可以走到埃及，也可以叫埃及的警察和服务员根据你手中掌握的通货给你提供服务，相对而言一个正部长跑到埃及跟警察说我是正部长，我官货币的量非常多，但是埃及的警察不一定认这个通货。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比多，其实想来想去还是最后一个结论，除了我们熟悉的通货之外，然后根据这个通货所带来的货币化的发展和市场化的发展，除了这个安排之外，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实现人际之间的利益互换的安排，都会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作为前提，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大家也熟悉粮票、油票。为了支撑整个计划经济体系，每个人所要做出的牺牲多少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总体来说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必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货币化，你必须通过货币化的深化发展，才可能有市场化的发展。

　　比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或者可以思考的话题。如果没有货币化在座的各位亿万富翁是不是有可能？当然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第一如果生产只是作为自用，那么现代化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亿万富翁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生产可以用来作为交换，甚至于生产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交换，但是交换的结算方式是以货议货，而不是用钞票来做结算，如果这样的话现代化是不是也有可能，亿万富翁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第三种问题，如果企业追求的是货币利润最大化，那么由此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企业家或者创业者要追求发大财就不再以东西作为标准，而是以货币利润来作为实际要追求的目标，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安排的话，对于今天实现亿万富翁的目标带来的促进作用到底有多大。当然我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如果生活只是为了自用或者用来交换，最终以货议货最终是什么局面，如果我是生产拖拉机的我企业可能生产了很多拖拉机，如果我卖房子的时候只能与张三公司生产的拖拉机与李四生产的桌子、椅子作为交换方式的话，我最后发现我这辈子怎么可能会用了这么多的桌子椅子，这样就会使创业者在自己的物质财富一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没有任何新的激励我，当然我强调的是物质财富，物质财富不是以货币结算的财富，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财富。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最终的对整个市场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到底会起到多大的阻碍作用。

　　正因为这一点，最后我想说两个结论：一是货币化是市场化深化发展的前提或者说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跟李成才总导演建议的原因，整个10集货币的纪录片，最终要以亚当斯密的市场化发展促进专业分工，专业分工促进经济总体的发展，来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而为了实现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分工促进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如果没有货币化作为前提，那实际上很难达到那种效果的。货币化从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市场化。

　　二是货币化的发展也是个人的前提。当然说到这个结论我顺便也补充一下，因为五四运动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谈到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宏观，是基于一种情绪。但是实际上为了实现自由它的所所需要的基础除了制度以外，还需要很多的基础工具的支持，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工具就是货币化，当然另外一个，我强调比较多的就是金融市场，如果缺这两块实际上自由作为一种愿景、目标和理想很难实现。以后你会发现自由所需要的东西是包含很多方面，所以正因为这一点，当我们以后自己不大习惯或者比较反感，什么都要以钱做结算时，你千万要记住，正因为人类社会越来越货币化才有了现代化，才有了人类社会的自由度整体上升，因为货币化以后让市场化成为可能，一旦有更深入的市场化的发展，就使得我们对儒家的依赖度，对于宗教基于共同信念所完成的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互相包括，对那种体系的依赖度都会减少，文艺复兴时开始的西方的个人化、自由化的运动跟市场货币化的深入是连在一起的，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也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货币化的进程。关于对儒家体系的依赖度在中国社会越来越低，这也是因为货币化带来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的一个角度的理解。

　　谢谢！

shaya

陈志武是俺的老乡啊，不敢相信。俺看过他的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他在书中一再强调：中国金融创新不够，呼吁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可俺还是比较认同郎咸平的说法：先挖好沟渠，再放水；先完善法制，再搞金融创新。可当今天朝法制等于狗屁，想闷就闷，想放就放。
想要富有，底层的老百姓又在做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