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学与政治——向亨利希·曼致敬

网事情缘

文学与政治

——向亨利希·曼致敬

施京吾

这十多年里，仅读过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不读中国作家（主要指拥有文联、作协身份的职业作家）的小说，是因为我基本不清楚他们笔下的人和事与我们的社会、时代、国家及其命运，甚至，尽管他们是用汉字写作，我也时常搞不清楚他们的文字与汉语言的传统——到底有什么关系？至于基本不读外国小说，那是因为我笨，读不懂。

对中国作家的敬意通常维持在“新文化一代”，比如对鲁迅和梁实秋这对针尖麦芒，不论他们笔下的战火如何纷飞过，都不影响对他们怀着由衷的尊重；而沈从文，虽然搁笔其早，出乎意料，我依然会买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从名噪一时的大作家一转而变为名噪一时的服饰专家，如此大幅度转身又有谁能料到？往后的作家，我觉得柳青和浩然不错，他们的作品具备“大作家”所应该具备的表现力和张力。最后两位是陈忠实和残雪，记得十多年前，花了一夜时间一口气读完陈忠实的《白鹿原》——这是我最后一次阅读中国作家的小说；而残雪，其作品进入了另外一种语境——这也是十多年前的阅读印记，后来只读过她几篇评论，感觉很对胃口。

对西方作家，我则经常保持高山仰止的姿态，既然姿势总呈“仰止”状，对他们作品的解读、分析、诠释多半不会出现在我笔下。沉默，并非是我性格内向，只是知道如何藏拙。在一个神童都略显过剩国度里，如我这般超级笨蛋，沉默是最稳妥选择。

不久前，秘鲁作家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小弟兄立刻发给我一堆略萨的作品目录，说：你看，他的写的多好多好——我当然不会否认略萨有多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而且，我对他的某句话还颇感兴趣，他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只是目前我并不打算关注他，我眼下关注的是人们不太容易想起、或者已经忘记了的德国作家——亨利希·曼。隆重而慎重地介绍一位过气的西方作家，对我而言，算是一次破例。

也许是我们太过热衷现代和时尚，也许压根就是我们的阅读品位下降，亨利希·曼在中国的“可阅读性”不知还剩几何，其名望足够潦倒，倘若再以“获奖”与否作为文学成就的评判标准，他甚至不如弟弟托马斯·曼，托马斯·曼以《布登勃洛克的一家》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亨利希·曼现在过气，并不意味他真的“不行”，他的代表作有《种族之间》、《臣仆》、《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首脑》、《穷人》，等等。其中《臣仆》、《亨利四世》、《垃圾教授》堪称世界名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被称“本世纪以来德语文学最杰出的作品”，而亨利希本人则是“创造我们全体的大师”。他并非浪得虚名。不过，文学成就仅仅是他伟大的一部分，他伟大的另一部分，正如略萨所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亨利希·曼在这个方面极具典型，更加具有显著意义——他以一个作家身份，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统治进行了顽强抵抗。

作家与政治的结合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左拉，他不仅写过《娜娜》，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还写过光彩照人的《我控诉》；我们所以能记得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与他受到过极权统治有关；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令中国读者有“如雷贯耳”的感觉，更是因为前者写过《1984》和《动物农庄》，后者则写过《古拉格群岛》和《红轮》；而这位新近获奖的略萨，更直接跳上政治舞台，与藤森竞选起秘鲁总统。如果说到中国作家与政治的联系，我依然会想到浩然——他的《金光大道》是一部典型图解政治的作品，其作品本身就能准确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一种“介入”，一种功德。

亨利希·曼与政治的连接体现在他与法西斯纳粹主义坚定不移的斗争中，其目光之尖锐、下笔之犀利，不能不给人以油然而生的敬意。

“愤青”亨利希

亨利希·曼于1871年3月27日出生在德国汉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极有名望，若想了解他的家族史，可以参看其弟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译林出版社，傅惟慈译，这是一部家庭小说）。亨利希出生在一个微妙时刻，1月18日，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德意志，在法国凡尔赛宫铠壁大厅宣布德意志国建立——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形式呈现在世界面前。德意志国的建立，使德国民众陷入极度狂欢之中，并且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恶性膨胀，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少年亨利希便染上了阅读爱好，他14岁开始写作，16岁写出第一部中篇小说《证明》，并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不久，他离家自谋发展。

德意志国家主义对年轻的亨利希有着深刻影响，用网络上流行词来形容，他也是个当仁不让的“愤青”。他在给父亲一封推荐剧作《奎佐夫一家》的信中说：“我相信，这种民族戏剧的形式是使德国剧坛复兴的唯一途径。”他否定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满心欣赏日耳曼传说和德意志历史中高大完美形象”，亨利希在1890年2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愿上帝保佑皇帝和俾斯麦。六十名社会主义分子和九十多个中央党人要进入帝国议会了，和多数派一起执政可不会是件轻松的事情。”这封信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贵族阶层“对皇帝的忠诚”。他甚至进一步表示：“我义无反顾地认为，奥托·冯·俾斯麦所造就的德国，已经成了地球上一块保守的乐土，它永远摆脱了威胁。”国家主义的情结在亨利希身上十分浓烈。

1895年4月，他在《二十世纪，德国的方式和福利报》担任了为期一年的出版人，这份杂志具有半官方色彩，在内容上“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崇拜和黩武主义、反议会主义、种族优越论以及非理性天命论——一应俱全。”此时亨利希本人的观点则“反动之极”，他经常用文字诋毁李卜克内西、攻击倍倍尔这些社会主义者。晚年的亨利希·曼承认：“我当时必须与自身太多的‘日耳曼式’的模糊性和偏激性作斗争。”那时，他崇拜尼采，完全臣服于尼采的“强力意志”，亨利希·曼与德国的流行思潮保持一致——赞赏英雄和美。

但亨利希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期却开始了思想的反省，他在该刊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政论文《被盗的文件》，对不久前还倍受他尊敬的家庭、等级、国家产生了怀疑。

1896年10月，亨利希离开德国抵达罗马，开始一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眼光投向法国小说，“开始研究法兰西革命的精神财富”，在思想上，他把青年时代所崇尚的理想“一一丢弃”。

亨利希·曼的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连续写下了《懒人乐园》、《女神或阿西公爵的三部小说》、《皮波·史帕诺》、《爱的追逐》，尤其在《皮波·史帕诺》这个中篇小说里摆脱了对尼采的崇拜，因为他察觉到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内在精神上的联系。

此后，亨利希·曼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法国小说的传统风格，被称为“德国的巴尔扎克”。非但创作风格上如此，他的政治思想更加信奉自由、民主、人权，走上了共和主义者的道路。1904年10月8日他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法兰西共和国，高度赞颂民主生活方式，他以“一名对法兰西共和国深怀感激之情的作家”的身份写到：“共和国并不是通过‘外表文明’而可以实现的。法兰西民族经过不屈不饶的抗争才建立起共和国：他们凭借的是心灵深处对人权的坚定信念；是一种批判的执着精神；是纯洁的智慧本能，因为这些本能禁止人们把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分离开，禁止人们由于生活安逸、有利可图而变得苟且偷安，容忍一种被精神抛弃的国体。”人权和民主成为亨利希本人追求以及他对德意志国的要求。

兄弟阋墙

德意志统一以后，在整个德国弥漫着极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的特征在于，德国民众信奉一个强大、统一、具有征服感的大德意志帝国，他们对德意志强大充满迫切希望，而且希望无止境的强大，德国人心中怀着统一欧洲乃至世界的目的，这为后来法西斯纳粹主义在德国的盛行开辟了道路。而亨利希·曼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在世界观上与自己家族产生了分歧和分裂。先是自己的妹妹尤莉亚，不能接受哥哥对德意志国家主义的强烈批判，与之断绝来往。其后是弟弟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对哥哥的思想转变颇不以为然：“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总觉得你的世界观不大可能发展为自由主义”，而亨利希则从弟弟的作品中察觉到他有“反对人权第二要求，即反对平等的倾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特点就是平等——笔注）并不点名对弟弟进行了严厉批评，把他称作“背信弃义的文人”、“他们仅仅将对人民生活的了解看成自己阅历丰富的标志……他们不了解民主，蔑视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兄弟之间世界观分歧的全面爆发。此时的托马斯几乎堕落为一个沙文主义者，其观念和国家主义如出一辙，他公开宣称忠实于民族及其国体——这距纳粹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把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称为“我们的社会帝制”，用“德意志精神”表达对战争的歌颂。战争开始不久的1914年9月18日，托马斯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由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正义的、并且是庄严的人民战争”，对弟弟所表现出的极端思想，亨利希“怀着愤怒和痛苦的心情”与弟弟断绝了来往。

可以说，托马斯·曼在这个年代的表现极为糟糕，不仅不断发表歌颂战争、支持侵略的文章，还对哥哥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诋毁、诽谤和诬蔑，“其总方针是把亨利希·曼说成德意志民族的内奸”。甚至在1917年亨利希表达了与他和解的愿望之后，他断然拒绝哥哥的善意，亨利希对弟弟的表现表示“痛苦挣扎、反省、对照、坚定自己。”1918年1月5日，亨利希给弟弟写下一封漫长信件，再度对托马斯进行严厉而中肯的批评：“我觉得你低估了你对我们的生活所存在的自然感受方面的意义，而过高地估计自己在精神方面对生活的影响。这种精神方面的影响由于你不端的品行而被你自己损害了。”在谈到战争结果时，亨利希说：“难道这满目疮痍、陈尸遍野的世界就是我的胜利？……我可不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精神嗜好而置民族与苦难和死亡之中的人，我不是……”然而这封信并没有寄出。而托马斯·曼，直到法西斯纳粹主义极右思潮在德意志全面泛滥才幡然悔悟。

爱国，不能仅仅体现在对国家无条件的赞美上，亨利希以其强烈的批判姿态对爱国主义进行了新的诠释，爱国，还有一种更为深切、更为忠诚的态度——就是对国家的一切丑恶行为和思想进行严厉的抨击，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正如他在德国一战战败之前所说的那样：“不能要求作家在一切都在走向毁灭的时刻去赞美生活”，这不仅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也更加是他良知的要求，亨利希·曼给我们建立了一座坐标。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天才的政治洞见

一战失败，德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尽管在国体上走向了共和，但魏玛共和国极其软弱和动荡，法西斯纳粹主义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并席卷全德意志。

纳粹党建立并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不久，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亨利希·曼是第一个意识到：法西斯纳粹主义是将与德国工业界巨头联合进行垄断的政治怪胎。这促使他在思想上进一步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且把自己变成“泛德意志主义者的敌人”——他几乎是在与全德意志的民族情绪进行搏斗，这需要何其大的勇气。1919年底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论文集《权力与人》，对“帝国和共和国”进行彻底清算。

1920年2月，希特勒在慕尼黑颁布该党的《二十五条纲领》，系统而肤浅地阐述了纳粹党的方针，对德国民众进行疯狂煽动与蛊惑，亨利希立刻指出，这是糊弄“低能儿的世界观”，纳粹党的全部欲望是“夺权高官厚禄、夺取政权，除此之外别无它图”。在1923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预言，在德国“中央集权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极权主义”。亨利希·曼以极为深刻的政治洞见对这个政党的邪恶本质进行了无情揭露。

他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英美的资产阶级经济方式，即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同样，他也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性。爆发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89年苏东垮台，证明亨利希·曼的眼光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

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德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和希特勒发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之后，亨利希意识到，欧洲国家的不能从其历史渊源的相互联系中完全独立，他提出建立一个“帝国之上的帝国：欧洲合众国”的主张——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前瞻性的主张，当代欧洲的联合，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亨利希·曼倡议的结果，或者说是他思想的一种体现。

随着局势的变化，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势力越来越庞大，德意志的纳粹化特征愈加显著，到20年代末，亨利希对德国的政治走向更加明晰，他明确意识到，在德国，“审美，内心深处的道德不再起作用”，作为作家，他对文学具有了新的态度：“文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超越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不存在的。它不可能像音乐那样的纯真，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它是良知，是产生于世界，又位于世界之前的良知。它不断地作用、行动着。”——这与本文开头略萨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由此，亨利希·曼成为德意志的良心。

到1931年，60岁的亨利希·曼已经取得德国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他被任命为柏林普鲁士艺术科学院文学分院主席，此时，魏玛共和国的末日即将来临。在担任文学分院主席不久，鉴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疯狂发展，他以《文学与政治》为题，再度重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共和国已经扎根于每个市民的判断力中，在共和制下，每一个市民对社会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比在任何制度下都要深刻。否则，他们就不会维护共和国的安全。”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共和国即将面临的瓦解而担忧。1931年底，他在《德意志的抉择》一文中写到：“德国历史也许会由此而留下血迹斑斑的一页。冒牌的德国人（希特勒并不是德国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日耳曼人——笔注）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分子建立起来的帝国无疑将在流血中产生。然而，与这个帝国灭亡的时候将要流淌的鲜血相比，这点儿牺牲不足为奇。”他准确预言：“第三帝国将由于他的无能和依附性而失败。”——后来，历史在德国的发展中几乎得到完全的应验：纳粹政权通过流血而建立，经过更大的流血而覆灭。

1932年12月，亨利希·曼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超民族的信仰》（他自己也将其称为“最重要的文章”）他认为，德国存在着一种始终如一的反民主主义的国策，而且，这种反民主的国策至少从1848年起就为人察觉，而1871年的德国统一，正是建立在这种反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而魏玛共和国也没有对此进行改变：“共和国承袭的统治体制，是陈腐的体制，同样在准备着一场战争。它仍然像以前一样不公正，只是一味地有利于从不放过任何东西的获益阶层，有利于要求特殊利益的阶级。”他对这个时代的进程进行了总结性的表述：“反理性的复兴为人类弱点重新抬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完全听凭本能行事。本能是不会受到检查的，因为它埋得很深。本能也不容受到检查，因为它的深度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正因为如此，国家主义这场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运动才能够不断发展，最终超境离界……在非理性的时代结束之前，这个运动是不可能停止的。”他甚至精确预言国家主义将在1940年结束——1941年12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宣告了第三帝国覆灭的开始。

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国家的态度：“我抛弃了旧的民族强权国家，因为它已经失去了道德内容……人成了国家主义谎言的牺牲品。整个人类都成了国家主义的牺牲品。我听够了这类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最高的使命不是为了人类而斗争，而是进行反对人的斗争（指反对犹太人——笔注）。”一个国家，不论表面上如何光鲜华丽，给人以如何华美的视觉盛宴，一旦丧失基本道义就是崩溃的开始。

亨利希·曼在担任文学分院主席最后阶段，于1933年2月与珂勒惠支、爱因斯坦等人联名签署了一个请愿书，呼吁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即将在3月进行的议会选举中联合，反对正在面临的法西斯纳粹的极权统治和独裁专制，以阻止德国“坠入野蛮状态”之中，得到的回应却是，如果他们不沉默，就将解散这所学院，他立刻以辞职加以抗议。随后，普鲁士文化部帝国中央特别委员会于1933年2月15日以亨利希“因党派政治活动原因”作出开除亨利希·曼的决定，同月21日，文学院发表声明，对他的辞职深表遗憾。这一天，亨利希·曼在自己的袖珍日历上只写着一个字：“走”！

从此，亨利希·曼离开了德意志开始了流亡生涯，再也没有回到他挚爱的祖国。1933年8月，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政府发布“帝国公告”，一大批流亡者被开除德国国籍，亨利希·曼位列公告的第一批、第一名。

笔后余墨

前两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指责过中国作家“胆子小”，顾彬的指责引发了国内不少争议。对于作家而言，“胆大”从来不是写作的必备武器，无法想象作家的创作成就会与“胆量”大小形成比例关系。但是，作家作为知识的精英，尽管与普通大众一样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却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认识如同生活一样也混迹于“普通大众”之中，不论是自命或被他人称为“作家”，作家只能成为生活的观察者、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拥有区别于“普通大众”的视野就成为“作家”所必备的基本要素——文字，不过是这一“视野”的表达，对社会的腐朽乃至罪恶进行批判，就成为作家的使命和道义。在我无法想象作家因“胆大”而成就的同时，更不能想象一支被豢养的笔能够塑造自己的人格尊严。

不能期待每个作家都像亨利希·曼一样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也不必苛求每个作家都气宇轩然地选择战斗，但作家的集体沉默乃至附炎趋势，却是作为“作家”——这个职业的羞耻。既然以“写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论在笔下表达是现实或者是历史，在善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我们应该懂得选择什么。也许，作家真的可以“胆小”，甚至还可以懦弱，但不能丧失的——是自己心灵世界对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爱的追求，也许它无法追寻得到，也许它永无止境，终究不该的是，在这样的抉择面前停下脚、向后转。倘若一个作家果真面临着巨大政治的压力而不能自主，那就放下自己的笔，回到“普通大众”中，一同混迹，一起沉沦。

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亨利希·曼，是否令人有所触动？

《随笔》，2011年第五期

老西安

先沙发，再细细品。

老西安

非常赞同楼主这段话：“对于作家而言，“胆大”从来不是写作的必备武器，无法想象作家的创作成就会与“胆量”大小形成比例关系。但是，作家作为知识的精英，尽管与普通大众一样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却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认识如同生活一样也混迹于“普通大众”之中，不论是自命或被他人称为“作家”，作家只能成为生活的观察者、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拥有区别于“普通大众”的视野就成为“作家”所必备的基本要素——文字，不过是这一“视野”的表达，对社会的腐朽乃至罪恶进行批判，就成为作家的使命和道义。在我无法想象作家因“胆大”而成就的同时，更不能想象一支被豢养的笔能够塑造自己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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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个手！

老西安

这一段也同为洒家的心声：“不能期待每个作家都像亨利希·曼一样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也不必苛求每个作家都气宇轩然地选择战斗，但作家的集体沉默乃至附炎趋势，却是作为“作家”——这个职业的羞耻。既然以“写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论在笔下表达是现实或者是历史，在善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我们应该懂得选择什么。也许，作家真的可以“胆小”，甚至还可以懦弱，但不能丧失的——是自己心灵世界对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爱的追求，也许它无法追寻得到，也许它永无止境，终究不该的是，在这样的抉择面前停下脚、向后转。倘若一个作家果真面临着巨大政治的压力而不能自主，那就放下自己的笔，回到“普通大众”中，一同混迹，一起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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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于糊涂哥们之中是多么容易、多么痛快的事情，我经常想堕落一把，但是好像有些不甘，nnd，就这个不甘害了老夫。

周泽雄

老网慷慨。壮之壮之。
好像有不少误植。

showcraft

没抢到沙发，只能在地下室顶网兄雄文了。

网事情缘

谢谢老西安兄、泽兄和秀逸兄抬爱。

还望泽兄指谬——俺唯一敢保证的是，抄书的时候不会出错的。这本关于亨利希·曼的小册子出版年代颇久，在阅读的时候，个别地方亦确有点疙瘩，苦于不能查对原文，只好按照译文照搬。涉及历史方面的，我几乎都找过旁证，但翻译方面的则无此信心。好在“随笔”这种体裁，在精确度上的要求不特别高——当然，我不能以此作为对自己的要求，更不会借此开脱。

周泽雄

“而沈从文，虽然搁笔其早，出乎意料，我依然会买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从名噪一时的大作家一转而变为名噪一时的服饰专家，如此大幅度转身又有谁能料到？”
——搁笔其早，那个“其”字，怕是笔误。而沈从文变为“名噪一时的服饰专家”，似有点问题。我看到的是，一些文化人经常把沈从文由小说家变为服饰专家的经历作为一种谈资，而专门针对其“服饰研究”的研究，则还较为寂寥。
“如果说到中国作家与政治的联系，我依然会想到浩然——他的《金光大道》是一部典型图解政治的作品，其作品本身就能准确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一种“介入”，一种功德。”
——这里的“功德”，应该是反话，但老网的笔调里未有足够提示，结合上下文，倒有正面肯定之意。而斟酌全文，那肯定不是作者的真实意思。
凡此种种，我都以“误植”待之。

网事情缘

回泽兄，为啥要用个“其”字，还真有点想不起来了，估计就是说搁笔早的意思，但记不得为什么会这么写了。

关于沈从文是否仅为“谈资”的问题，我有个朋友，是专门研究服饰史的（不是专门研究沈从文），我曾经听他聊过沈氏服饰研究的问题，从其他一些相关文章看，沈从文的“服饰史”水平恐怕还不是一些文化人“谈资”所能表达清楚的。

关于浩然的《金光大道》，这是我没说清楚的地方，这里的“功德”主要是指其作所品具有的文献价值，如果说带有“肯定”色彩的话，也仅仅从“文献”角度考量的。

虽然文章写完了，看来事情还没完，还有需要斟酌的地方，抽空我再做些材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调整。

谢谢泽兄。

showcraft

亨利希曼，萨哈罗夫等人是各自民族的先知啊。
转了篇乔姆斯基讨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在竹林，网兄有空不妨瞅瞅。

童志刚

这文章，第一段我就看着不爽。别的不说，那个问号就是“误植”。

这三十年，中国没出现鲁迅、梁实秋他们那样的大作家了，这是事实。而且，整个小说创作也真的是垃圾大大多过精品，作家们自身又多不检点，看着挺来气的。但你要从根本上否定他们（指作品）——说“他们笔下的人和事与我们的社会、时代、国家及其命运”没关系，甚至“他们的文字与汉语言的传统”也没关系，这说法也太“慷慨”了，慷慨得很不符合实际。基本上，大部分作家还是怀有着良好的愿望在写作的，当我们认定教授里、政治经济学家里、各类人文学者里拥有一批追求普世价值、批评政府恶行的人物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作家这个行当并不会例外，其中也是有着类似思想和人物的，他们所写，如何可能跟我们的时代、社会、国家及其命运没有关系呢？何况，老网在下结论的时候，已经有10年没读他们的书了，那又怎么可以下这种与他们的书的内容密切相关的结论呢？

夜深人静了，呵呵，作家们如果此时看到老网的误解，会夜不能寐的。

网事情缘

铜板消消气，正因为俺10年不读，所以才“搞不清”的嘛，如果不停地读，岂不就“搞得清”了？

对中国“作家”的意见，并非是我对“作家”的要求特别高，我从来不奢望他们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也不指望他们成为反抗强权的勇士。但文学创作相比任何职业，文学的本质是一项心灵的事业，具有独特的独立性，这使得任何一个作家，不能、也不应该接受权力的束缚。

我承认中国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但更应该看到权力在式微，和毛时代大不相同的是，离开“作协”这样的机构，作家并非不能写作、不能生存，经济的相对独立，原本为作家开辟了脱离依附性的道路，明明就有大量的作家生存于体制之外，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笔、或以其它方式养活了自己。在这种对照、比较下，我更不会去无端赞美那些“拿工资”的作家们。同样是写作，凭什么张三就可以以纳税人的税款作为补贴，而另外一些人则需要为稻粱谋？就因为一个批判了权力，而另一个默不作声？

在德国书展上，那几位“作家”可真令人心冷啊，俱为同类，不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不就是因为拿了官家的俸禄吗？他们以为自己是曹雪芹还是把自己当莎士比亚了？怎能如此绝情。就是他们再写一部红楼梦，大概我也得在内心打个问号。

所谓“作协”就是一个帮闲的恶机构，我已经从中找不到一点合法性和正义感，加入者，其行为就是“附逆”。

李苗

亨利希曼，萨哈罗夫等人是各自民族的先知啊。
转了篇乔姆斯基讨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在竹林，网兄有空不妨瞅瞅。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9-11 01:27

乔姆斯基是个超级大左左，和李苗是一路的， 老网不会感冒的。

李苗

11# 童志刚
说句倚小卖小的话，最近看了老童的几个回帖，发现一两年没见，老童的文字成熟多了。
可老网同学却真的没啥进步，好像还多了点毛病，喜欢旁征博引起来，那技巧像极了中学时代的追求，不知道该说是退步了还是该说那是返璞归真了。

周泽雄

12# 网事情缘
上次我就说过，老网把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合并归类了。而实际上，两者只有一小部分会重叠。将两者强行归类，并不符合作家这个行业的整体特征。老网是把个别人文素质极为优秀的作家（如亨利希·曼）作为作家的当然代表了。虽然，老网又不住地强调：自己对作家的要求并不高。
和老网一样，我最高的崇敬，肯定是给予那些能够对权力说“不”、同时在文学生涯中捍卫公民良知的作家。在目前的中国，我们尤其希望作家能够担负起良知、成为社会的良心，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优秀作家的必经之路。
另外，要求一个作家放弃曾经到手的经济利益，总是有点强人所难。同样，我们能要求那些在体制内发出勇敢异议声的老者，主动放弃自己享有的种种特权吗？（比如入住高干病房的医疗特权）。比方说，如果沙叶新先生享有某种医疗特权，你能仅仅因为他没有放弃，就质疑他的批评声音和人格力量吗？
按民主社会的要求，这些特权都是他们不该得的；但依照基本人性，要求任何人出于理念的原因放弃到手的利益，都是一种苛求。
结合人的丰富性、复杂性，一个人既是民主的坚定追求者、腐败的十足厌恶者，同时又对自己获得的特殊权益恋恋不舍，这并不矛盾。对利益的贪求，常常居于理念之上。
底线与标高，不宜混为一谈。专制环境下的作家底线，应该是不为专制歌功颂德。而反抗专制，则属于标高。我相信，不少作协会员，都是能站在底线之上的。个别作协会员，还能追求那个标高。触犯底线的作家，相对较容易被我们看到（比如老网提到的那几个在德国书展上的货色），但容易引逗视线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与这类作家在作协中实际拥有的百分比，不是一回事。

showcraft

呵呵，李苗兄应该也清楚，西方左派与中国左派间的差异往往不见得会比中国左派和中国右派间的差异要小。

李大兴

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魔山》当年还是蛮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