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sunchuanzhao

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一，大学人的饭碗
今年贝尔托·博比奥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中文版（陈高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问世了。博比奥这本书出版时，意大利国家政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时期——全国大选前夕，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后，意大利政坛正在发生巨变变化：意共势力日益衰微导致与意共曾多少结成过同盟的1940年代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老一辈主流左翼政治家，与他们生理的衰老一样，影响力也日趋低下。相反，意大利学界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政界极右翼的新纳粹主义政党兴盛起来。当时意大利左翼学人为此忧虑，把这种政治现状叫做“反法西斯者的危机”。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1994年大选结果是中右的力量党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eo Berlusconi）组阁，与新纳粹党的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联合执政。博比奥在这本书中力图说明：在左翼政治势力走向衰弱的时代，今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否还要划分左与右？划分左、右的标准是什么？“左”的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博比奥本人在该书出版不久前（1992年）遭遇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他年轻时参加“自由与正义”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运动，1935年26岁时，被法西斯秘密警察逮捕，逮捕后给墨索里尼写的一封效忠信偶然被发现。博比奥出于恐惧，为了保住自己大学教师的饭碗，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自己将有坚定政治立场、拥有成熟的法西斯者的信念。”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信的暴露，博比奥个人声誉大受损伤，他不仅是著名学者、上议院终生议员，而且更是因为是反法西斯主义老战士、在抵抗组织“自由与正义”基础上组成的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民心目中德高望重；更重要的问题是，尽管80多岁高龄的博比奥事发后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失足作了沉痛、深刻反省（可以参见1996年出版的他的遗著《论老年》），他的名誉受损，给当时老一辈反法西斯战士正在政界影响力衰退势头雪上添霜。同属左翼阵营晚辈学者鲁扎托（Sergio Luzzatto）10多年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封令人讨厌的信件，26岁虽说年轻，但他也已经完全是成人了。尽管这是意大利历史暗处的一件小事，可也是不容争辩的证据。”（《反法西斯的危机》，日文版，《反ファシズムの危機》，岩波書店，1996年，71页）但是，鲁扎托还是为博比奥辩解：他之所以变节，“不仅说明反法西斯者的软弱，更说明法西斯的残忍。……是乔凡尼·杰恩提尔（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著名新康德主义派哲学家、墨索里尼政权教育部长，直至1943年，还参与墨索里尼在德军庇护下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1944年被反法西斯游击队暗杀——引用者）在四年前开了先例：杰恩提尔在1931年强制意大利全国大学教员集体向法西斯政权公开效忠宣誓，全意大利总共1200名大学教员中只有12个人拒绝宣誓，这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普遍追随权力的耻辱的证据，而今天却有人要对这位最终还为墨索里尼效力的哲学家（杰恩提尔）作重新评价。”鲁扎托还认为：博比奥为了保住大学教师职位，“只是宗教改革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知识自由换取俸禄已经成为普遍的事情，并不是新鲜的证据”。（72-73页）鲁扎托的这一句辩词并不算太勉强。因为历史上民主、和谐的社会中的大学教师有时也只能以知识换取俸禄。
凡依赛（Laurence R.Veysey）在叙述美国大学的变迁的《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University,1965；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19、20世纪交替之前美国的学术自由主要涉及教员与学院之间的雇佣关系，而不是教育理念、学术倾向等思想、信仰问题。即使在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支配环境中，也摆脱不了与职业稳定、地位、薪水等问题的联系。
百年前美国私立大学虽然远离国家权力，但是董事会、管理层追求资金来源、收支的盈利最后限制学术自由的终端杀手锏——威胁到大学教师所谓安全、地位、薪水，对于教师来说，说白了就是一个保住饭碗问题、争取更好的饭碗问题。教学、研究上违背董事会、管理层的意向、方针就有被解雇之虞。市场决定财源，私立大学金钱决定发言权，金权——投资者控制董事会，董事会通过代理人校长实施行政化管理，即通过物质、人事资源管理制度调节、控制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教授对任期合同的需求大半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凡依赛在书中援引当事人——大学教授亨利·塞德尔·坎比回忆：
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感到安全，拿着一份能维持生计的薪水待在现在所处的地方，在工作时感到安心，…… 1906年，卡内基基金会意识到了这种教职员担心的现实，当时它实施了一项全国性计划，在教授从现任职务退休时给他们提供养老金。虽然卡内基计划最初的形式仅维持了几年，它对保障教授安全的推动也许是学术自由在1910年之前最重要的收获。（p.479）
当年美国大学教授们都认识到束缚自己脑袋和手脚最大的威胁是丢饭碗，都要保住饭碗，也只有软弱地妥协。最具有代表性的斯坦福大学解雇罗斯的事件，因为老板斯坦福老太太个人认为罗斯过多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虽然当时大多数斯坦福大学教员对罗斯丢了饭碗表示同情，但是，“事实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教授们总有要吃饭的孩子），斯坦福的绝大多数教职员都认可了管理层的立场。”当某人被解雇的时候，“ 人们不会承认他的免职是出于反对学术自由，而是因为他无能。”(p.482)20世纪初，经历了劳资双方冲突、教授与董事会冲突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经历了“罗斯事件”之后，争取学术自由斗争得来的最大成果，只不过是美国大学开始建立对学有所长的教师考核后实施终身雇用教授制度饭碗有了相对稳定性。
但是，民主、和谐社会中大学人感受到压力的背后，没有暴力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威胁，与法西斯意大利发生的事情相比，没有同质性可言。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却是大同小异。洛维特在《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这部回忆录中生动地记录了1933年前后，他熟识的德国知识阶层、众多的大学人对纳粹“革命”的广泛共鸣和支持。1933年纳粹“革命”之后，洛维特因为是犹太人，几乎失去了他原先学术圈内所有的友人，包括最亲近的友人贝塞勒、老师海德格尔及其弟子们。即使流亡在日本时，他也时刻感觉到纳粹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压力无所不在：绝大多数在日本的德国人都小心翼翼地迎合纳粹的反犹思潮。就连1937年到日本作学术演讲的斯普兰格（Eduard Sprager）也一反纳粹取得政权后不久与柏林大学校长科劳施、心理学家苛勒公开宣布与新体制的教育“告别”的那种强硬反纳粹立场，在东京演讲时，斯普兰格似乎“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他只能私下对洛维特诉说自己如何受到纳粹当局的密谋和暗算的折磨，描绘德国大学的沉沦。洛维特把斯普兰格行为作为德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典型，做了如是批评：
他是一个德国人，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接受，┅┅所以放下他的顾忌，把自己投身于一件任务之中，并将之视为一种爱国者的义务，┅┅于是便跟大家一起扛起一件恶劣之事的责任，┅┅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得很好的工作。（140页）
“不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就放弃良知。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用gooogle检索，涉及他名字的网页最多，超过布代罗尔、克罗斯多芬·希尔、汤姆森、汤因比）的名声之所以战后60余年中不断被英雄化、神圣化，除了他的著作和学术影响外，很大部分源自他生涯最后英雄不屈义举的道德感染力。他1942年起积极投身于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6月被盖世太保逮捕，与其他19名战士遭受酷刑后被枪杀。但是，布洛赫真正豁出去全力参加抵抗运动，也是在1942年11月德军占领了维希政府管辖的地域之后，因为他是犹太人，按照维希政府种族法，他失去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之职。之后，申请转往蒙贝里亚大学执教也未能如愿以偿。他不得不“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本来他要献身于历史学的。（ペータ·シェットラー，《さらに学ぶうるものは何か？（上）》，《みすず》2010年8月号，6-14页）
二，清水几太郎的生计忧虑
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是知识分子“转向”的世纪。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日本的众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也经历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转向。“转向”，在日语中是一个专有名词： 这个词最初是昭和初年司法当局镇压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制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当局通过司法压力迫使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屈服，改变自己的信仰，转向当局认可的思想和信仰。这种思想和信仰的改变，被称作“转向”。 50年前，鹤见俊辅、藤田省三发起组织一个“思想的科学研究会”，进行一项关于知识分子“转向”的共同研究，想通过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战争前后的思想演变的个案研究，强化现、当代日本思想史实证研究之力度。这个民间共同研究，仅有出版社平凡社提供了一部分研究经费，1962年平凡社出版了研究成果：《共同研究：转向》，以1930年代后三次知识分子大规模“转向”时期为区分界限，编辑成上、中、下三册，篇幅浩瀚，总共达1500页。从该书1957年改订增补版的最后“文献题解”的归纳统计的“转向者”来看，映入共同研究视野内的知识界的文化名人达300人左右。
50多年前，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转向》的序言中，对研究对象“转向”的主、客观根源之间关系做了精辟分析：
“转向”其实有时与“思想发展”、“成长”、“成熟”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这些词在使用时都遗漏了“转向”受到权力的强制这个核心问题。相反，从“屈服”、“挫折”等词的词义中，只能看到被权力强制这个侧面，却遗漏了思想者本人自发性的侧面。而“转向”这个词包含了强制和自发性两个侧面。没有其他词儿能同时反映这两个侧面的微妙关系。《共同研究：转向·上》，第2页）
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转向》的序言中，还提出另一个尖锐的重要问题，当时来自权力的压力是否强大到非屈服、“转向”不可？他说：
战后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当有谁拿出关于转向的资料，一提出“为什么当年不得不转向？”这个问题时，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政治家、学者、宗教家就迫不及待出来辩解说“（转向）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对这“为了生活”说法，有必要用“为了维持特定水平的生活”的内涵来限定。根据这个“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平”的前提，也就排除了以下六种选择的可能性：1，死亡、2，发疯或其他病态、3，流亡、4，判刑、5，转业、6，沉默。大部分日本的公共名人（public figures），对这六种选择连考虑也曾不考虑过。……（《共同研究：转向·上》，第8—9页）
鹤见俊辅认为前四种选择对与人生来说，当然太残酷了，避免这样结果是人之常情，那么后两种选择怎么样呢？
转业，在昭和年代几乎没有人尝试过，也是这个阶段日本史的特征。学者必须依然当学者，政治家、评论家也是如此。与固定的身份意识、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身份意识的存在密切相关，所以他们都拒绝转业来维持生计。这个课题值得注意，需要与欧洲、美国和中国作一比较。……沉默，……很多人就此会脱离公共生活，难以确保既有的社会地位，所以沉默对于日本的公共名人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是一个不能使得“转向”仅仅停留在内心（而必须公开的）原因。（《共同研究：转向·上》，第9页）
当年也有身不由己不得不离开大学的：1933年泷川幸辰因为批判“治安维持法”被京大解雇后，成了开业律师。日本制造出一个满洲国后，战争势态带来了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老问题，即使有政治前科的知识分子已不难在转向后找到谋生饭碗。（参见拙文《》）
鹤见俊辅等人关于转向的共同研究中，不是单纯分析转向者思想演变过程，不仅注意到他们遭受外来权力强制的类型和程度，还考虑到他们出身家庭、学历、成年后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方方面面的个人要因。这些要因对转向产生非常重要、直接的影响。中册收录的鹤见俊辅《翼赞运动的学问论》（《翼賛運動の学問論》）一文涉及的清水几太郎转向个案最有趣了。，清水几太郎这个人物可以说昭和史上最典型的“转向”代表人物，集“转向”、“假转向”、“半转向”、“再转向”于一身，因此也是一位日本现代思想史上评价具有争议的知识分子。
    中国读者大多只知道清水几太郎是个1950年代日本站在安保斗争前列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和平运动的领袖、大学教授、评论家、社会学学者，殊不知清水几太郎在战争时期附和大政翼赞运动，鼓吹战争新体制下“新国民文化”建设的“转向”言行；中国读者大多也不知道1970年代末起，他从左翼岩波书店的综合性杂志《思想》、《世界》的写手，转变为右翼杂志《诸君》、《文艺春秋》的写手，晚年又在一些文章中[《戦後を疑う》（《中央公论》，1978年6月号）、《日本よ国家たれ　核の選択》（《诸君》，1980年7月号）]，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发表为战前治安维持法辩护，主张日本为了强化国防甚至可以核武装等言论，从进步左派文化人的立场上又急骤向右激进“再转向”。 这个“再转向”当时引起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很大震动。当文艺春秋社社长和《诸君》主编听到约稿的小编辑说清水几太郎愿意为他们刊物写专栏，简直不敢相信，骂小编辑：“傻瓜，清水几太郎怎么可能为我们文春社写稿呢！”有人称这是评论界的洛克希特事件。
清水几太郎在大学时代、昭和初年曾在“苏维埃之友”左翼团体学过俄文、读过布哈林的《唯物史论》，对孔德、杜威、西美尔等人思想感兴趣。1933年因为教授户田贞三不再让他当助教，不得不离开东京大学后，他靠为媒体写时评为生，最开始写的文章多是从自由主义立场批判超国家主义。近卫文磨的大政翼赞运动展开不久，舆论媒体受到严格统制，清水几太郎很快顺应时势，“转向”依附国家权力。1938年至1941年为《朝日新闻》写文化专栏。1941年起到战败一直是《读卖新闻》评论委员，专写社论。鹤见俊辅在文章中，认为清水“转向”主要原由是为了生计：“只有写这样的稿子，才能保障生活，自己没有后退之处，既不能回到大学教书，也没有回到故乡去的可能。”因为到他父亲一代，家境败落，上中学时，遇到关东大地震，只能在马路上搭建的棚户里栖身，因为是东京城市出身，连回家乡务农糊口的可能也没有——少年时代遭受的这次生计威胁的恐惧记忆，贯穿一生。所以，他以写稿为生之后，一贯采用隐晦笔法，晦涩的修辞来表达自己思想，避免遭受审查，失去饭碗。战后，民主社会没有这种写作禁忌了，1956年他在《我的心路历程》（《私の心の遍歴》）一文中坦诚说出自己为何一直小心翼翼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相当距离的原因：
我不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说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去行动，……那样的话，不仅不能够出人头地，而且还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入高中那年，就实施治安维持法了。对于批判天皇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搞马克思主义的话，与出人头地是背道而驰的道路。那时这种思想我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内心一直为此感到不安。（《共同研究：转向·中》，第167页）
鹤见俊辅援引这段回忆文字，证实担忧生计无着落——实际是“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平”是清水几太郎很快“转向”最根本的动机、原由。战后同属左翼的日高六郎等人曾为清水当年所写的社论辩护：认为他是夹带自由主义思想隐微写作，夹带私货为他的战前写作转向辩解。但是，这种隐晦的话语，全都是在肯定大东亚战争必定胜利，宣传了一大通翼赞运动的陈词滥调后才夹带进去的，除了清水的个别知交会注意到，一般读者谁能体察得到他的隐微写作？不久，倒是清水几太郎自己在一篇题为《体验与内省》（1946年6月号《朝日评论》）文章中为自己辩解、标榜时，却坦白了一点自己“转向”的思想根源：
最近的言论中已经不见10多年战争中的那种痕迹了，讨论到战争时，不是说国民是“反对战争”的，就是说“受了欺骗”。总之，这样的前提，以这个为前提，人们都可以避免自我批判了。其实，知识阶层却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从西洋的学术学到的理性精神与经过日常各种社会经验结合之后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民族主义，在知识阶层内心奇妙地结合起来，并存，有时是分裂的。他们对民族、国家投以轻蔑、厌恶的言语，可是在这样言语背后隐藏着爱。这种爱在表达过程中，就转化为对当时政府、军阀所操纵的日本的爱。本来应当爱的东西被某个时候应该厌恶的对象所替换了，在无意识之间，爱上了憎恨的东西——为了纯洁的自我反而加深了矛盾。
清水几太郎的晚年急骤向右转，只是这种“沉淀到意识深处的民族主义”再度浮出水面。这位1930、40年代转向追随大政翼赞运动的媒体人、1950、60年代成为反安保条约的左翼进步文化人、1970年代末起，晚年再度向右转的社会学学者——同一个清水几太郎，都是为了这种对民族、国家纯洁的爱而“转向”的？
清水几太郎和前述的博比奥不一样，博比奥是逮捕后面对酷刑屈服，以后内心还是坚持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假转向”。但是清水几太郎最初的“转向”是为了保证生活质量，防患于未然，晚年却表现出“纯洁”的信仰，一生“信仰”摇摆不定。

迅弟儿

清水几太郎是一个几乎被日本学术界遗忘的人。也注定会被遗忘。
但是日本人的转向特质不会改变。还会层出不穷的。
这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稳定性有关。所以转向在日本并不会受到特别严厉的指责和非难，整个社会对转向都比较宽容。
这点与中国很不同。虽然中国也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

老木匠

教师只是一个职业，职业就是饭碗，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吃饭的，没有几个人为了“主义”就要放弃饭碗，“不食周粟”，在古代就可以当笑话看的。

知识分子不等同于“精神领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过是在市场上以知识换取生计而已。“高标准严要求”还是留给政治或精神领袖们吧

何萍

教师只是一个职业，职业就是饭碗，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吃饭的，没有几个人为了“主义”就要放弃饭碗，“不食周粟”，在古代就可以当笑话看的。

知识分子不等同于“精神领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过是在市场上以知识 ...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9-29 19:29

赞同木匠师傅。

在修改刑诉法过程中，在讨论某些敏感案件中，有些学者、律师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英雄，自以为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伟人，而把自己的对立面轻易定性为败类、罪人。好像很难就事论事地平和地讨论问题。
如果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普通法律人，一个以法律职业谋生的人，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泽雄

何萍所说有理，法律人真不必太激烈。
一个法律人，无论法官还是律师，最过瘾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推翻一个旧法，或创设一个新规。
但另一方面，真正的法律人，又必须对这种行为保持高度谨慎，决不能为推翻而推翻，而创设而创设。法律人的自我节制，有时甚至比他们的奋发进取更加重要。

鞍山仁者

3# 老木匠
仁者赞同木匠师傅的说法。

何萍

何萍所说有理，法律人真不必太激烈。
一个法律人，无论法官还是律师，最过瘾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推翻一个旧法，或创设一个新规。
但另一方面，真正的法律人，又必须对这种行为保持高度谨慎，决不能为推翻而推翻，而创设而创设。法律人的自我节制，有时甚至比他们的奋发进取更加重要。
周泽雄 发表于 2011-9-30 09:21

多谢泽雄兄赞同。

法律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说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另外法制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循序渐进的，国外的制度直接拿来也有可能水土不服。
法律人的品性需要因循守旧，需要平和理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的个性还是蛮合适的。

why2282001

一个饭碗而已。

老木匠

转一个：

[原创]中国知识分子面面观
蓝宝宝 于 2011/9/29 16:02:1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此生有幸网上网下，仰视各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状态，笔者暂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分子面面观吧。

记得还在很小的时候，祖父与姘妇搬出我家上海老房子时，祖母才能有住到上海儿子媳妇（我的父母）家中的机会。祖母与隔壁西弄堂的一个老姐妹从认识到亲密无间什么话都说，那时儿时的记忆还很清晰的在我脑子里徘徊。那奶奶告诉我家奶奶，她的两个儿子都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大学生。此奶奶虽然是一个上海平民阶层中的一员，但她与丈夫有很和睦的家庭。儿子在父母的关爱下，相继在解放前夕、初期的大学校里学成就业。在那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是如何的珍贵，更显真才实学是何等的宝贵、重要。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相继有了很好的前程。一个是在科研所任工程师；一个是在医院任主刀医生。两儿子对平民父母孝顺有加，体贴入微。民国末期，解放初期，那奶奶就过着真正的幸福生活，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真还是被利用到节骨眼上，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人羡慕。

我家奶奶与那奶奶情况就天壤地别了，由于祖父那时有婚外恋，没有及时顾到家中的儿子与花烛妻子，而让父亲的聪明才智勋落于尘世间。父亲利用自己智慧、手艺，经营了手工业作坊，发誓要让子女成才，除非他们自己没这个能耐。

我的大哥是文革前的大学生，那时上大学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稀罕事情，因为那时考入大学的升学率很低，脑子不是绝对聪明、优秀的人还真难考进。

大哥在上海初中、高中时的学习成绩就是一等一的优秀、前卫。当时大哥考进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在大学期间大哥的学习成绩又是拔尖，是学校有名的高材生。文革运动来临，由于我们家庭出身的原因，大哥被安排到贵州平坝一个军工保密厂工作。在编号保密厂中，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上了中专或大专毕业的青年过了三年的工作期也能被评定为助理工程师的技术职称。大哥因为是本科毕业生，进厂后就被评定为工程师技术职称。

大哥是大孝子，什么话都听父母的。由于婚姻的关系，父母不希望他在外地成立家庭，上海的女青年又不愿嫁给一个外地人，母亲只能在上海原籍老家物色了一个农村中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女青年，让他们成立家庭。当然现在嫂子他们早已是浦东新区保税区的上海新市民，大哥也早已调回上海，早已退休在家，享受夕阳红。

这批60年代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知识分子，虽然也有真才实学，但是他们的真才实学没有40、50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那样扎实牢固，他们的系统性知识的学习被文革运动强行刹车，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

我的表妹夫与我大哥年岁不差上下，也是那时代的大学生，他是上海同济大学的高材生，在上海安装公司的工程监理部从事研究与监理工作。

在这批知识分子中间，有少数人进入党政机关、利益集团之内占据要职的，但绝大多数还是纯粹的工程技术人员，纯技术业务研究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乏读书读成了木木顿顿的书呆子；有的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严重的利己主义者；有的成了铜钱眼里穿跟斗，只有家庭观念，鼠目寸光的目光短浅者，更有甚者成了权贵的忠实混蛋加走狗。

在灭顶之灾的文革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中，大学的殿堂，绿色的校园似乎荒芜了，大多数的有才青年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汪洋大海之中。拨乱反正后，这一部分人中有幸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而进入神圣的大学殿堂。这部分党培养起来的幸运儿，他们政治嗅觉灵敏，阿谀奉承，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歌功颂德，竭尽全力，努力表现自我。他们中有的人爬上了党政领导班子；有的窜上了技术业务领导班子。但是具有真才实学，却不会表现的那些人被丢在不太起眼的暗角落里。这批知识分子中间窜到权贵部门的那些人充当了党的喉舌，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撒尿，坐享其成；另一部分人被贬成会说话的工具，有的虽然是技术业务骨干力量，但是只能做那会搞科技，会说话的机器人。若要有所反抗，等着你的是自掘坟墓，当然这就是更有甚者被贬成庶民的那批人。

在这批知识分子中间，被贬成庶民的这批人成为知识分子奴才中间最低一档等级。悲哀的是这批人还不知道其中性质；有一批人被权贵呼来喝去充当权贵的哈巴狗，权贵两根骨头，能将他引得骨头发酥；更有甚者充当权贵的爪牙，咬人狗，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欺压民众，实属中国大悲。

进入90年代，女儿那时的大学校园，也还是比较难考入的。那时考入大学的升学率还是不高，女儿进的是大学第一志愿——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改革开放进入中期，在人们的头脑里改革开放、自主创业，自立门户，开创事业的新潮思想主导着人们的行为。有相当一批大学生下海经商。但是没有老爸的官位，在这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往往会被淹死。

进入新千年，如今的大学生普及率已是家喻户晓，高中升入大学的升学率普遍在90%以上，进入大学深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稀罕的事情了。如今还有人拿他在大学时期的生活来炫耀“大学时期怎么怎么...”让人听了非常反感。

要知道，在中国社会，聪明人不仅仅只在大学校园里出土。很多绝顶的聪明人被关在了大学校园的门外。如果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些知识分子中间的很多人未必是被关在大学校园门外人的对手。因为中国社会的竞赛起跑线永远是不平等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识浅薄，却吆五喝六，欺压百姓，让人有大跌眼镜的感觉。这些人还不如我在农村曾经遇到过的农民水利站站长的知识来得丰富。

80年代，我们工资还是很低，每月36元的工资。那纯粹农民水利站站长，凭着国家垄断的皇粮牌头，每月是我们5、6个跟斗的工资，每月还有月度奖，收入让人十分的羡慕。但这样一个真正的农民站长，在他的嘴里却能说出这样一句话，不得不让人佩服，我看真还不亚于这些知识分子的眼光。

他时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每个人头上都有一片天，哪怕将死的井底青蛙，他的头上也有一片天。”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怕穷得沦落成贱民，只要他是人，他的头上就有一片天，他就应该有一份权力。那井底青蛙，在井中吃不到食物了。哪怕快饿死，在饿死前，他的头上还有一片天，更何况人呢。

这农民出身的站长这话还真有哲理呢，当然这农民站长最终因为农民出身的原因，被挤出编制。但是他还是利用在职时的权力，也就是他所谓头上的一片天的权力，把经济转向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求学之后进入事业单位；另一个儿子复员军人回到他的单位，继承他的官位，并进入编制，在外面豢养小二、小三，几处房子金屋藏娇。

这样的人也懂得贱民头上也有天，再看看这些知识分子，却把民众当阿斗，没有你民众说话的份。在他们的眼里民众什么都不是，什么权力都不应该有。只能听凭既得利益者的调遣。虽然当今社会民众确实活在专制中，什么权力都没有，但这不是人类社会该有的现象。当今社会民众正当合法的权益被剥夺、吞噬，但他们起码有发出言论、声音的自由、权力。而这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却上蹿下跳，极力维护利益集团的反人类罪行，充当既得利益者的急先锋走狗，向民众大开杀戒。

世界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瘫痪状态的形式摆设，不能不使人感到惊愕，中国要兴起，只有靠觉醒了的广大民众。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悲哀。

赞同，这是必须的，因为新设的法例也是适用他们自己的。 5# 周泽雄

sunchuanzhao

2楼迅兄的跟贴这么说
    ‘清水几太郎是一个几乎被日本学术界遗忘的人。也注定会被遗忘。
但是日本人的转向特质不会改变。还会层出不穷的。
这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稳定性有关。所以转向在日本并不会受到特别严厉的指责和非难，整个社会对转向都比较宽容。
这点与中国很不同。虽然中国也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 ’

    一直想对这段跟贴写点回复，又缺乏勇气，不仅因为迅兄是有威望的网友，而且听说他已经是日本的公务员，而自己也非如孙歌那样北京、东京两头都认可的学术圈内的人，只是自己好奇心驱使，常要在公共图书馆找点材料，找点与日本有关的事情在网络上说说。而且以前很少在公共场所谈论日本话题，只是眼看中国学术界没有多少人谈它，也且做个南郭自娱，推销自己，一种票友的情结。
     要说日本学术界已经忘记清水，很难说。鄙人视野受经济条件限制，日前，也看到两处比较新的资讯。1，2007年《大航海》64期特集‘近代日本的学者101人’，通过当代哲学、民俗学等13领域学科活跃的一流学者回顾这些学科史上的带头人，大泽真幸执笔介绍的社会学史上10人。一位就是清水几太郎。《大航海》是学术界有档次的不定期集刊。

2，最新11月出版的竹内洋新著《革新幻想的战后史〉（中央公论社）中有专门章节谈清水战后的言行。

另外迅兄说日本传统不稳定，这样的说法也容易引起歧义和反论，限于自己的学力不足和篇幅，这里不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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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东洋西

日本人的转向确实很多见。清水几太郎不过是其中显著的例子。
从好的说：从善如流；从坏的说：见风使舵。似乎一切评价以结果好坏为转移。
但是日本人文化中也有顽固不变的东西，变与不变，自有机微。
所谓传统不稳定，不知道具体指哪些传统？——是神道教？是佛教？还是天皇崇拜？
迅弟儿或许只是凭一般印象说说而已吧？

鞍山仁者

教师是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想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还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