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反炒作的经典文章：论名声-叔本华

李苗

在此，我们必须继续对名声作一番考察。···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名声指的是级别最高、货真价实的那一种；因为太多的名声只是过眼云烟而已。
···但名声涉及的素质则是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们一定具备的。
···但名声却与此相反，它走在别人对我们的了解之前，并且，它把名誉也带到了名声抵达之处。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名誉，但只有少数例外的人才能获得名声，因为名声的获得只能通过做出行动业绩，或者创作思想性的作品。这是获得名声的两条途径。要建功立业，就必须具备一颗伟大的心，但创作巨著则需要拥有一个非凡的头脑。这两条成名之路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但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事功会消逝，但作品却可以永存。最高贵的事功也只具有暂时性的影响。但天才的作品却能传之久远，给人以教益和愉悦。事功留给人们的是记忆，并且，除非历史把事功业绩记录下来，像化石一样地传给后世，否则，这一记忆就会永远不断地减弱、变型，最终变得模糊以致湮没。相比之下，作品的自身就是不朽的，文学著作尤其能够世代相传。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现在仅存的是他的名字和对他的记忆。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贺拉斯却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仍然在直接地产生着影响。《吠陀》及其《奥义书》仍然存在。但对于过去各个时代所产生的行动业绩我们却已经一无所知了〕。行动业绩的另一个不便之处就是它们有赖于机会。因为机会首先为行动业绩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这样，通过行动业绩获取的名声就并不由这行动业绩的自身价值所决定，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势而定。因为正是当时的情势使行动业绩具有了重要性和得到了荣耀。此外，如果行动业绩纯粹属于个人行为，例如在战争中，那么，它就全凭为数不多的目击证人的描述；但是，目击证人也不总是存在的，而且，他们也并不是公正无私、不带偏见的。不过，行动业绩也有其优势，那就是作为实际事务，普通大众还算有能力对其评判。因此，只要掌握了有关行动业绩的精确资料，人们马上就会给予这些行动业绩公正的承认——除非人们只是在以后才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做出行动业绩背后的动机，因为只有对一桩行动业绩的动机有了认识以后才会理解这一行动业绩。对于创作作品，则是相反的情形。作品的形成并不依赖机会，它们只是依靠作品的创作者本人。只要作品还存在，它们就以自身原来的样子而存在。不过，评判作品存在一定的困难。作品的级别越高，评判这些作品的难度就越大。我们通常都缺乏具有才气、不带偏见和诚实正直的评判员。作品的名声不会因为一个评判或者一桩事件而一锤定音。作品有一个上诉的过程。就像我已经说过的，行动业绩通过记忆传达给后世，并且，其传达方式由这些行动业绩发生时候的一代人提供。但作品除非缺失了某些部分，否则，就以自身原来的样子留传下来。这样，我们就不会歪曲作品的面目。并且，作品在创作和面世时所遭遇的当时的不利情势环境，会在以后的时间消失。另外，时间还带来了为数不多的真正具备能力的评判员。他们本身就是非凡的人物，现在他们评判的是比自己更加非凡和出色的作品。他们各自给予有相当分量的意见。当然，有时候历经数世以后，才会产生完全公正的评判结果，而这一定论是不会被将来推翻的。由作品奠定的名声是牢固和势所必然的。不过，作品的作者能否亲眼目睹自己的作品获得承认，却取决于外在情势和一定的运气。作品越高贵、越有深度，这种情况就越少发生。塞尼加曾经很好地谈论过这一点。他说，名声跟随成就如影随形，但当然，像影子那样忽而在前，忽而在后。

···一般来说，名声到来越迟，维持的时间就越长久，因为任何优秀的东西都只能慢慢地成熟。流芳后世的名声就好比一株慢慢成长起来的橡树。那得来全不费工夫、但却只是昙花一现的名声，只是寿命不过一年的快速长成的植物；而虚假的名声则是迅速茁壮起来，但却很快就被连根拔掉的杂草。这都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亦即属于整个人类大众，那他就越不为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是他的时代，他为之奉献的是整个人类。因此，他创作的作品并不会沾上局限于自己时代的色彩。因此原因，很容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他的时代。而那些只为短促一生中的事务效劳、只服务于刹那瞬间的人——他们因此属于他们的时代，并且与这个时代同生共死——反而会得到他们同时代的人的赏识。所以，艺术史和文学史告诉我们：人类精神思想的最高级的产物一般都得不到人们的欢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优秀的思想者的出现——他们感受到了这些作品发出的呼唤，并使这些作品获得了威望。凭借如此得来的权威，这些作品也就可以继续保有其威望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根本原因就是每一个人都只能理解和欣赏与自己的本性相呼应的东西。一个呆板的人只能理解呆板事物，一个庸俗的人只会欣赏平庸和俗套，头脑混乱者喜欢模糊不清的东西，没有思想的人则和胡言昏话气味相投。与读者本人同气相通的作品最能够获得这个读者的欢心。
···因此，获取名声是困难的。但保存名声却非常容易。···相比之下，名声不会真正失去，因为一个人赖以取得名声的业绩或作品总是摆在那里，尽管它们的创造者不再有新的创作，但名声仍然伴随着他。如果名声真的减弱、消失，变成了明日黄花，那么，这一名声就不是真的，也就是说，这名声不是实至名归的，它只是由于暂时获得了过高的评价所致···
名声建立在一个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因此，名声本质上就是相对比较而言的，它也只具备相对的价值。一旦其他人和享有名声者都是同一个样子，那名声也就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有其价值——在这里，亦即自身直接拥有的东西——才具备绝对的价值。因而，伟大的心和伟大的头脑所具备的价值和幸福全在于它们的自身。具有价值的不是名声，而是藉以获得名声的东西——它才是实在的，而以此获得名声只是一种偶然意外而已。的确，名声只是某种的外在显示，名人以此证实了自己对自己所抱有的高度的评价并没有错。因此，人们可以说：正如光本身是看不见的，除非它经过物体的折射，同样，一个人所具有的卓越之处只是通过获得名声才变得无可争议。不过，名声这种外部显示可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盛名之下，其实可能难副。另外，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人却有可能欠缺名声。所以莱辛的话说得很聪明：“一些人声名显赫，另外的一些人却理应声名显赫。”另外，如果一个人是否具备价值只能取决于这个人在别人的眼中所呈现的样子，那这样的生存将是悲惨的。如果一个英雄或者天才所具有的价值真的只在于他所拥有的名声，亦即在于他人对他的首肯，那么，他的一生就确实够悲惨的了。但真实的情形却恰恰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根据其自身本性而生存，因此，他首先是以自身的样子为了自己而活。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自身本性，不管其存在方式为何，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个人的自身本性欠缺价值，那他这个人也就欠缺价值。相比之下，他在别人头脑中的形象却是次要和枝节的东西，它受制于偶然，对他本人也只能施加间接的影响。除此之外，大众的头脑是可怜、凄凉的舞台，真正的幸福不可能在这里安家落户，只有虚幻不实的幸福才会在这里栖身。在名声的殿堂里，我们可以看到多么混杂的各式人等啊：统帅、大臣、舞伎、歌手、伶人、富豪、庸医、犹太人、杂耍艺人，等等。是的，在这里，所有这些人的过人之处比起不一般的精神思想素质——尤其是高级的一类——更能受到人们真诚的赏识和由衷的敬意。对于杰出的精神思想素质，绝大部分人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敬意而已。从幸福学的角度看，名声只是喂养我们的骄傲和虚荣心的异常稀罕、昂贵的食物；除此之外，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名声只是一种次要之物，它只不过是成绩贡献的映象、表征、回音；并且，能够获取赞叹之物比赞叹更有价值。所以，让人们得到幸福的并不是名声，而是藉以获得名声的东西；因而，它在于成绩、贡献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人得到幸福的是产生出这些成绩和贡献的思想和能力，不管这两者的性质属于道德方面抑或智力方面。因为每个人为着自己的缘故都有必要发挥自己最出色的素质。他反映在别人头脑中的样子，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其重要性都是次一级的。因此，配享名声而又不曾获得名声的人，其实拥有了那更加重要的东西；他所缺乏的尽可以用他的实际拥有作为安慰和弥补。我们羡慕一个伟人，并不是因为这个人被那些缺乏判断力、经常受到迷惑的大众视为伟人，而是因为这个人确实就是一个伟人。他的最大幸福并不在于后世的人会知道他，而在于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耐人琢磨、值得人们永久保存的思想。他的幸福是被自己所掌握的。但名声却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在另一方面，假如他人的赞叹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引起赞叹的东西的重要性就配不上赞叹本身了。虚假的、名不副实的名声就属于这种情形。获得这种虚假名声的人享受名声带来的好处，但却并不真正具备名声所代表的东西。但虚假的名声也有变了味的时候。尽管为了自身的利益，这些人自己欺骗自己，但处于自己并不适应的高度，他们会感到阵阵的晕眩；或者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过就是一个赝品而已。他们害怕最终被人剥落面具和遭受罪有应得的羞辱，尤其在有识之士的额头，他们就已经读到了将来后世的判决。这些人就好比伪造遗嘱骗取了财产的人。最真实的名声，亦即流传身后的名声，并不为这名声的主人知晓，但人们仍然会认为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的幸运就在于他具有藉以获取名声的非凡素质，同时，也在于他能有机会发展和发挥了这些素质，并能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事他满怀喜悦地投身其中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获取后世的名声。他的幸运还在于他具有伟大的情感或者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并获得了后世人们的赞叹。还有就是他的思想智慧。思考、琢磨他的思想智慧，将是在以后无尽的将来那些具有高贵思想的人们所乐于从事的工作。流芳后世的名声的价值在于这一名声的实至名归，这才是这种名声的唯一报酬。至于获取身后名声的作品是否也能博得作者同时代人的赞赏则视乎环境、运气，但这一点并不很重要。按照一般的规律，常人缺乏独立判断，尤其缺乏欣赏高级别和高难度的成就的能力，所以，人们就总是听从他人的权威。高级别的名声纯粹建立在称赞者的诚信之上，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样的情形。因此，对于那些深思的人来说，同时代喧哗的赞美声价值很低，因为他们听到的不过是为数不多几个声音在引起回响罢了。而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声音也不过是一时的产物。如果一个小提琴手知道：他的听众除了一两个以外，都是由聋子组成，这些聋子为了互相掩藏自己的缺陷，每当看到那例外的一两个人双手有所动作就跟着热烈的鼓掌回应，那么，这个小提琴手还会为他的听众所给予的满堂掌声而高兴吗？甚至当他终于知道，那带头鼓掌的人经常被人行贿收买，为那可怜的小提琴演奏者制造出最响亮的喝彩声！由此看出，一个时代的名声何以极少转化为身后的名声。这就是为什么达兰贝尔〔36〕在其对文学殿堂的优美描写中指出：“文学殿堂里住满了死去的人，他们在生前并不曾住在里面；这殿堂里面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生存者，但一旦他们死去，他们就几乎全部被抛出殿堂。”在这里顺便说上一句，在一个人的生前就为他竖立纪念碑，那就等于说：我们不放心后世去评价他的价值。但如果一个人真能在生前就享受到延绵后世的名声，那这种事情就绝少发生在他达致高龄之前。或许，这一规律的例外情形更多发生在艺术家和文学家的身上，但却甚少发生在哲学家身上。那些通过著作成名的人的肖像就为我的这一说法提供了例证，因为那些肖像大多是成名以后才准备的：这些肖像一般都表现着作者年老的模样，有着花白的头发，尤其是哲学家。但从幸福论的角度看，这又是绝对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我们凡夫俗子来说，名声和青春加在一起简直太奢侈了。我们生活这样的贫乏，我们应该珍惜生活的赐予，把它们分开享用。在青春期，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宝贵财富，并能以此得到快乐。但到了老年，当所有的快乐和欢娱犹如冬天的树木一样凋谢以后，名声之树就犹如冬青一般适时地抽芽长叶了。我们也可以把名声比作冬梨——它们在夏天生长，但在冬天供人享用。到了老年，我们没有比这更加美好的安慰了：我们把全部的青春力量都倾注到著作里面，这些著作是不会随着我们一起老去的。
与迅速获得的名声归于同一类的是虚假的名声。虚假的名声就是人为的炒作、不实的颂扬、一众好友和收受了贿赂的批评家的帮腔、上头的暗示和下面的合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以大众缺乏判断力为前提条件。这种虚假的名声就像人们用充气水泡在水里浮起重物。这些充气水泡会在水中浮起这一重物或长或短的时间——视乎这些水泡缝合得是否完好。但水泡里的空气终究慢慢漏走，重物也终将沉没。这也是所有不是依靠自身获取名气的作品终将遇到的命运。虚假的赞扬声逐渐减弱和消失了，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谋约也寿终正寝了。识货者开始发现这一名声其实名实并不相符；随着这一名声的消失，换来的只是人们对其越发鄙视。相比之下，真正的作品，亦即全凭作品本身获得名声，并因此在各个不同的时候都重新能够引发人们赞叹的创作，却像特别轻盈的浮体，依靠自身就能浮上水面，并沿着时间的长河漂浮。
···由此可以轻易看出：虽然获得名声是很难，但名声一旦到手，要保存这一名声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样，垂手可得的名声，其失去也是转眼间的事情——这在拉丁成语中叫做“来得快，去得也快”。其中的道理是明摆着的：某一成就的价值能为常人所轻易认识并为竞争同行对手所愿意承认，那做出这一成就的能力就不会比常人和同行的能力高得了多少，因为“每人只会称颂自己有望和期望达到的成就”。再者，由于同气相通原理的作用——这一原理我已多次提及——迅速冒起的名声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信号：也就是说，这一名声就是大众所给予的直接赞许。这一大众的赞许意味着什么，是福康〔17〕最清楚知道的，因为在他演讲时，他听到了热烈、响亮的喝彩声，他问站在他旁边的朋友，自己是否无意中讲错什么话了（普卢塔克〔18〕《箴言录》）。基于相反的理由，能够维持长久的名声，却需时很长才奠定起来；要得到延绵多个世纪的名声,经常必须以得不到同时代人的赞许为代价。这是因为要能够持续得到人们的重视，就必须具备能人所不能的非凡之处，甚至只是看出别人的这一非凡之处就已经需要非比一般的头脑思想了；而具备这样非比一般思想能力的人，却不会随时都有，起码不会随时凑够数目让人们听得见他们的声音。而总是警觉、提防着的嫉妒却会不惜一切把这些声音扼杀在萌芽之中。相比之下，平庸的成就很快就会获得人们的承认，但这些成就的寿命却很有可能短于作成这些成就的人。这样，在青年时代享有如雷贯耳的名声，到了晚年，却是默默无闻。而作出伟大成就的人却变得恰恰相反的情形：他们长时间内生活在默默无闻之中，但以此换来的却是晚年的赫赫名声。但如果显赫的名声只在他们死了以后才到来，那这种人就像约翰·保罗〔19〕所说的：涂抹死人的香油却成了新生儿洗礼的圣水。他们也就只能以圣人在死后才获封圣徒来安慰自己。···
与此相应，文字著作史普遍显示出：那些追求思想和认识的人写出的作品备受冷落、不为人知，而貌似追求和拥有认识与见解的人却获得了同时代人的赞叹和金钱上的进账。
这是因为一个著作者要让其作品发挥作用，就必须获得号召力，让人们知道他的作品是必读品。但许多根本没有价值的作者通过玩弄花招、通过偶然的因素和与大众的同声相应，轻易就可获得这一号召力。而真有水平的作者却迟迟无法获得这种名气。也就是说，前一类作者可谓知音遍天下，因为庸常之辈总是大量存在；而后一类作者招徕的则只是敌人，因为智力上的优势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都是在这世上最招人讨厌的东西，尤其对于在同一行学问中想混出个名堂的混混，就更是这样〔30〕。如果大学里的哲学教授认为我在此暗指他们，暗指他们这三十多年来对我的著作所采用的战略战术，那他们是猜对了。
既然现实情形就是这样，那真要成就一番伟业、创造出一些能流芳后世的东西，主要的条件就是：不要理会同时代人及其意见、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赞语，抑或批评。这一条件是自动形成的，只要其他人抱成一团的话。而这却是幸运的事情。这是因为在创造伟大作品的时候，如果作者考虑到广泛的意见，或者同行的判断，那所有这些都会在他迈出的每一步把他引入歧途。所以，谁要想把作品留给后代，那他就要摆脱自己时代的影响。当然了，如果他这样做，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也就只能放弃对同时代人发挥影响：他只能牺牲同时代人的赞美，以换取延绵数世纪的声名。···

相比之下，才具平平的人所写出的作品却遭遇更好的命运。这些作品在时代总体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与这一时代的总体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这些作品与特定时代的精神，亦即与正巧在当下流行的观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着眼于为刹那瞬间的需要服务。所以，这些作品真有那么一些优点的话，人们很快就会认得出来；并且，由于这些作品深受同时代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两者也几乎融为一体，这些东西很快就能吸引住人们的兴趣。这些作品会得到公正的待遇，甚至经常会得到远远超出公正的待遇。它们也不曾给予嫉妒者多少能让他们嫉妒的材料，因为就像我已说过的，“每个人只会称颂自己所希望做出的成就”。但那些非凡的创造，那些注定是属于整个人类、要在多个世纪中存活的著作，在其产生之时就已走在了远远的前列。正因为这样，这些巨著对于同时代的文化和同时代的精神而言就是陌生的。这些巨著并不属于这些时代文化和精神，并且与这些东西格格不入。这些著作也就无法赢得与时代文化和精神同时迈步的人的兴趣。这些作品属于另一更高的文化阶段和某一仍然遥远的时期。这些作品的运动轨迹与其他作品的运动轨迹相比，就犹如天王星的轨迹与水星的轨迹相比。所以，这些作品暂时是不会得到公正待遇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它们。这样，人们就只能让这些作品自个儿走着自己的蜗牛步子。地上的爬虫的确是无法看见天上的飞鸟。
···假如最高级的精神产品通常只能从后世裁判庭那里获得承认和赞赏，那对于某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错误思想，等待它们的却是相反的命运。这些错误思想由颇有才华之士提出，看上去似乎有理有据，人们为维护这些错误见解花了不少脑筋、动用了不少知识。这样，这些错误思想在当代人中获得了名声和威望，起码在提出这些错误观点的人在生之时是这样。这一类谬误包括许多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批评，还有就是由时代的偏执定见所带来的某种虚假趣味或者风格，以及根据这些而炮制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所有这些虚假的东西之所以取得威望、风行于一时，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有人懂得如何指出、证明或驳斥那些虚假所在。通常要等到下一代才会产生有识之士。那些冠冕堂皇的谬论也就寿终正寝了。只有在个别的情形，谬论才苟存长一点的时间。···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谨记时间在纠正认识和判断所必然发挥的作用。这样，无论是在艺术、科学，抑或在实际生活当中，每当我们看到某一严重的错误思想观点出现和流传开来，或者，某些不当，甚至根本荒谬、反常的事情造成了影响，而人们又对此表示赞许，我们就能让自己平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用不着气急败坏，也用不着沮丧和气馁，而应该记住：那些人终将要从迷途折返；他们只需要时间和经验就会自然发觉明眼人一眼就可认出的东西。如果真理是以事实说话，那我们用不着急急忙忙以言词帮腔，因为时间自会雄辩滔滔地为真理主持公道。所需时间的长短，当然得取决于所认识对象的难度和虚假道理以假乱真的程度。但不管怎么样，这些谬误还是要走完它的路。在很多的情况下，试图提早揭穿这些东西是不会达到什么结果的。这些荒谬的观点或者做法大不了由于所向无敌而变得更加大胆放肆。情形变得越发离谱和疯狂，到最后，人们的醒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甚至在理论思想方面，荒诞的东西由于愚蠢家伙们的盲目自信而越闹越不像话，到最后，就算是最呆滞的眼睛也会一眼洞穿其中的荒谬。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人说，“尽管疯狂吧，越疯狂就越好！”回头看一下那些曾经得意于一时、然后就销声匿迹的狂想和怪行，我们就能更加坚定信心。在语言的风格、语法、拼写等方面都有这样的一些怪诞玩艺儿，各领风骚三四年。至于异乎寻常的谬误，那我们就只能慨叹人生苦短了，但在看到这些终将走上回头路时，切记不要跟风，因为不想与潮流俱进可以有两种方式：要么在潮流之先，要么在潮流之后。
《叔本华美学随笔》，韦启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