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我的中西历史观与新民主主义历史观

拙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出版后，中外媒体有大量的采访。书出来就不属于自己，品头论足，小骂怡情，大批足诫，都是应该的。但瓜田李下，李代桃僵的事，在正文之前，我还要说一说。
　　我说掏心窝的话，大实话，信不信由你。
　　关于我与刘源的关系。刘长序中讲得很清楚，不用多说了。我们的心当然是相通的，需说明，我的书是2009年写的。因我书中内容和李零的大量著作是讲战争、兵法史，刘当时在军科院当政委，他想在军科出版，向军人们推荐，本是善意抬举。刘因此写了序言，提出“三问”。序是2010年写的，他当时是军科院的最高领导。
　　有不少人说刘源是政治人物，不是学界人物。军科院就是军队的社科院，不研究学？罕见了。还有网文联系到军人干政。这显然是不了解，外行了！军科院就是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战略、战术的，他是政治委员，当然是“政治人物”，当然要“干政”。而他作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史学会的领导，现在还仍兼着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不算学界？是否算学者？恐怕不宜等闲视之吧？最简单的，去调查一下即可知，他已于2011年调总后，而至今军科院上上下下可随便打听，大家一致公认，刘源的理论功底、学术底蕴、知识结构，甚至被认为是历届政委中学识最好的领导，我所接触的学界领导和学者，把他在军科成功的原因，甚至归结为他的知识结构好，在战争理论、兵法战法、军史战史上，还不说政治、历史理论上，他可不输任何专家，而且深受尊重。背靠背，不需多少调研，一个电话，即可了解。
　　他希望由军科出版社出版我和李零的书：又为我写了序言。书出版前，2011年4月，他刚调总后。召开新书发布会，本来第一召集人是人家军科出版社，该由人家主持，我要求安排在税务杂志社，由我张罗，我请了主持人，刘源来参加，并带了几个学术部的领导，都是军界大专家，太正常。被网上炒成“军方力挺”的怪事，显然是不究就里了！本来就是军科出版，应人家主持又是政委写序，各学术部参加发言，建议军官参考阅读，有什么不正常的？顺便说一句：原总参副参谋长张黎上将看书后接受腾讯网采访，没商量过，不约而同他也特别提到建议全军团以上军官阅读，而且还特别称赞刘政委序言好，推荐了好书！
　　因为我的书是“读李零”，李零是公认的古兵法、军战史专家。我的书，近一半也是讲战争，而刘源又是军事科学院政委，序言“三问”里第一问就是“战问”。这比较专业了。本想“史问”、“路问”大家会更感兴趣。正相反，后两问没多少人提出什么疑问，咄咄怪事，还真出了里勾外连、内外结合的个别学霸，此辈对军事、战争、兵法、军战史一窍不通，却什么都敢评敢批，高声反对，断章取义，刻意歪曲。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至今我没听到一位军事学专家提出异议。相反，军人们是一片赞扬！无知不可耻，不懂装懂，以无知为荣，无知又无畏，就是无知无耻了。
　　战争，决定古今中外一切大格局的变化，这是常识。一边说人家不是学者，一边自己这等学风的自吹学者，太丢人了吧？！太外行了吧？！
　　再一层，想澄清一下：刚才说，发书会应是人家军科出版社主持，我揽过来，军科出版社社长也在场。我请的人，大都是熟人，有许多人与我常见，互有切磋，都是搞理论的，也都是办报纸杂志的。尽管见解相异，也不失为同行，应可以容纳歧见，甚至还可交友。发书会是怎么回事？该讲什么，谁不知道？刘源重视，又是序言作者，一来就先声明半小时后还要参加另一个会。许多人要与他合影，误了时间，本来应该给他发言时间。吴思上来先讲，书刚拿到，没怎么看，但有不同意见。
　　人家尊重你，请你来，你一上来就说书我没认真看，然后就一大段讲朱厚泽质疑新民主主义。刘源忍不住打断：“怎么又扯上朱厚泽了？”我理解，意思是说，讨论新民主主义，不讲毛、刘、张闻天，说说胡、赵、杜润生也行，朱厚泽他又不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发明者和重要执行者。
　　我心里评价，讲到新民主主义，朱厚泽的权威性还真没有刘源高呢。我想多数学者也会如此认为。刘接着说：“在这种场合，别说讨论新民主主义，就是讨论你《炎黄春秋》的事儿也说不完！”这话背后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了：刘源是《炎黄春秋》最早的创刊人，他当郑州市副市长时，因在邙山筹建炎黄二帝塑像，刘为筹资组织了民间委员会，请出大批老干部和大学者当委员。肖克老将军任主任，刘是秘书长，需有个杂志，就办了《炎黄春秋》。所以，他当之无愧是创刊者，一手操办了杂志诞生。久而久之，杜导正先生都记不清是谁办的杂志了！近些年，刘源对该杂志的倾向性和大量文章导向有意见，曾正式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吴思才知道有这么段历史，所以刘点了他一句，意思明确，这是发书会，别扯太远，别当成你的发书会。之后，吴思为此还真道了歉，承认失礼。并说：“不过我还歪打正着，讲的那些，为木生的书做了广告。我成了个托儿！”对此话，听者恐怕也只能一笑了之吧！
　　之后，不少网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心中之块垒，完全扭曲了，逢官必仇，闻官必恨。把真专家、真学者说成非学者，以人废言，不以对错论是非，而以是官非官定对错。人家非要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好在多数聪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妇，一窍不通的石中取火，水中捞月。其实削足也好，刻舟也好，对足和舟都不公平。
　　书上明明印着军科出版社出版，将军们都讲了话，评我的书总是明摆着，评我的书哪怕唇枪舌剑，甚至口诛笔伐，也是算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但许多将军前来本是善意待我，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蜚短流长，信口雌黄，只能见笑大方了。
　　只好我借此机会讲讲。刘少奇建国初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挨批，文革中毛整刘有路线之争。像陈伯达、纪登奎这样的老人，文革后都说过，“要是一直坚持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好了。”毁誉同担，刘源讲这段历史，讲新民主主义，还有点权威性吧？
　　就新民主主义理论，我曾直面侠骨刚肠、快人快语的刘源。作为党史专家，他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新民主主义引领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他对父辈们热血冷泪铸就的辉煌理念充满敬意。但当我问到新民主主义在今天能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时，作为“政治人物”的刘源回答得光明磊落、斩钉截铁：“我坚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以，新民主主义作为今天的行动理论，我也代表不了刘源，我只能代表自己。
　　关于“最大公约数”，我说几句。吴思在阳光卫视采访中最后说：“对木生讲的，我心服口服，确实包容了理论精髓，作为一个政策，我完全拥护。”这有影碟为证。与“乌有之乡”座谈时，他们讲，木生对毛泽东理论的论述，比我们所知深得多。分歧只是对毛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不同，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不下几十场，都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点头，更不要说对封建、民主、自由词汇概念，大家基本有了个共同的定义。算不算超越左右，弥合左右？
　　怎么会又说连共识都没有？关于胡德平座谈会。他们邀我参加，我并不知他们要讲什么，我只准备了我要讲的。我讲的似乎与会上发言的气氛、倾向不合拍，限时已到，我没讲完。
　　关于我召开研讨会，是发了通知，确定了主讲。后因技术性原因，提前两天取消了。之后，我起码参加、召开了几十场讲座、座谈会。不明白有人怎么总抓住那一场没开成的作文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等王小强伤愈，我们一定将那未开之会开了。到时，我们拭目以待，海外那么多专评这场未开的会，他们会失语吗？不会。
　　关于“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是泛指，上下皆有。如明明管经济，偏偏说普世，明明腐又黑，放下眼前说天边，当然是拔旗易帜的先声。
　　最后一个问题，恐怕最易说明，可又最易引起误会：即我与“第五代”的关系（所谓代言人）。我1980年代被杜老调入农研窒。当时一大批精英，像王岐山、王小强、翁永曦、陈锡文、周其仁等都是，但我不是，我很边缘。习近平、刘源等在农村县乡里工作，杜老也把他们（可能是四人）定为通讯研究员。他们回京时，常到我们这里座谈。老熟人，又有几乎相同的经历，以后几十年，有的过往渐疏，有的甚密，如此而已。我能或容易理解他们，相信他们也很容易理解我的论述，特别是老一辈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仅此而已。我不是网上说的代言人，我从没讲过代表他们讲话。我只代表我自己。中外媒体采访，我都讲过，但还有人好那一口。
　　不仅好那一口，几乎“八国联军”都采访过我，而且是数次。我书中的军事思想概括成一句话：“能战方能不战”。而西方给我的定位：“共产党好战左派”，而且还捎带上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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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