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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9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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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自有天龙灭妖孽——萧轶提问孔庆东
1、萧 轶:祝贺孔教授的新书《国文国史三十年》出版了。您在新书中,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文学史”,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人民的立场”?您在新书中也提到“文学史从来都是政治史和权力史”,这句话又如何理解?
孔庆东:文学史从操作层面来说,是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写的。但是学者并非一个固定的阶级,有代表统治者的,有代表统治阶级的,那么当然也就有代表被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也有二者混杂或者是纠结不清的状况。我们的文学史,脱离人民已经很长时间了,往好了说是学者们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往坏了说是迎合资本与权力的合流,置人民的文学美学观念于不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人民丧失了政治权力,当然随之也就丧失了文学和历史领域的话语权。现在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恢复人民的权力的,我不过是摆出一个人民的立场,期待更多的有良知的学者“共襄盛举”而已。
2、萧 轶: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鲁迅的文章近年也如皮球一般在中小学教材中踢进踢出,有媒体曾做过一期专题“今天我们想骂的,鲁迅都骂过”,您也写过关于鲁迅的书,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过鲁迅。在您这个鲁迅专家看来,鲁迅的精神哪些最值得我们这个时代学习与继承?
孔庆东: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继承的太多了。对于今天来说,首要的是反抗精神。反抗权力,反抗资本,反抗流俗。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反抗知识界那些权力和资本的走狗。鲁迅的大半生都在跟文化界的败类做斗争,他的斗争精神、斗争艺术,都是需要认真体会和认真学习的。
3、萧 轶:孔教授经常出镜,点评天下时事。您认为时事评论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怎样的意义?
孔庆东:说到所谓“意义”,不过相当于鲁迅的“呐喊”,意在引起注意,然后施以疗救。至于此外的意义,用鲁迅的话说,“我总觉得很寥寥”。人活着,总该讲点真话吧。汉奸们不许我讲,发动全国的汉奸媒体来围剿我的时候,我可能也正好累了,趁机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肉。但是吃饱喝足了,可能还是要讲。假如我们的主流媒体天天像我这样来评论时事,那我才会真正不讲了。
4、萧轶:我们注意到,您在“第一视频”节目“孔和尚有话说”中,经常点名批评某些国家部委,这会对您的生活带来“麻烦”吗?
孔庆东:有时候会带来麻烦。一个是封杀我的言论,一个是屏蔽我的视频,再一个是通过某种途径向我表示抗议和批评。我批评了人家,就应该允许人家反过来批评我,这是正常的。也有的时候我的批评确实过火了,因为节目是直播,事先没有准备,话到嘴边,措辞不够准确。所以部委也好,省市也好,每个月平均有那么一两次对我表示愤怒。但是我想,站在人民立场说话,就免不了要得罪官方。时间长了,他们会知道我不是故意跟他们作对,我不过就事论事。官方做了好事,我也表扬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嘛。我又不想当官,又不想发财,只不过想追求点言论自由,怕这怕那的,就甭说话了。
5、萧 轶:您对官场腐败十分痛恨,经常发出反腐呐喊。据说,近年北京街面上的各类“移民”广告突然多了起来,“移民”产业相当看好。对于官员海外移民现象,您如何看待?
孔庆东:一般的移民,我不反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移民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群。但是官员移民另当别论,因为官员牵连着国家资源。官员要移民,首先就应该辞去工作。官员的直系亲属,也不应该具有外国国籍。否则,我们就等于是在外国人或者外国人的亲属领导之下了。官员移民,背后往往有腐败的黑幕,所以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禁止,并从已经移民的官员或者家属身上发现腐败问题的线索。
6、萧 轶:微博的出现,似乎给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注入了更加乐观的元素,因此有人提出“围观改变中国”。您如何看待微博现象?如果可以改变中国,这种围观的姿态应该是怎样的?
孔庆东:微博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不必看得太重要。国家清明祥和,怎么围观也不怕;国家乌烟瘴气,没有微博也掩盖不住。微博本身是中性的,需要全体人民负责任地进行健康引导。要在微博上树立正气,鄙视歪风,把中国向着更加文明更加阳光的未来推进,而不是集体起哄,互相残杀,把国家推进无底的深渊。
7、萧 轶:最近佛山“小悦悦事件”让各大媒体发起了对社会的质问,又有媒体做了一期“保卫社会”专题,福柯也曾写下名著《必须保卫社会》。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对社会的伤害?您认为应该如何保卫社会?
孔庆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是20多年来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不顾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虽然社会成员的素质普遍下降了,但党和政府还是应该负主要责任。上梁不正下梁歪,多年来媒体上宣传的多是极端个人主义,学者们也把人都讲成只要个人“人权”的经济动物。文化界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来给大家效仿,其结果就是人的原子化。这样下去,不用外患,国家自然就崩溃了。
8、萧 轶:孔教授在北大教书,每天都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大学生。在您的观察下,时下的大学生是怎样一副面孔?您理想中的北大大学生应该是怎样的?
孔庆东:大学生应该是富有朝气,富于理想,既忧国忧民,又乐观活泼的青年人。而时下的大学生,能够这样的比较少。北大等重点大学的还不错,我接触过许多非重点大学的学生,精神苍白,品格低下,既没有理想,也不爱学习,整天上网却什么正经知识也没有,整夜整夜地在宿舍里看韩剧日剧,有时候还做些不道德不守法的事情。他们也很痛苦,但是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就不说北大的学生应该如何了,那太崇高了,我只希望现在的大学生能够自重自爱,对得起自己的身份就行了。
9、萧 轶:近年来您十分关注重庆的发展,还多次赴重庆调研。能谈谈您对重庆模式的看法吗?
孔庆东:重庆自己没有提出什么“重庆模式”,大家公认的所谓“重庆模式”,其实都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打击黑社会,这不应该吗?比如我看到各地城市的公园里,都有很多市民自发地唱红歌,但是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重庆政府这样做了,目的还在于焕发人民的精神,搞好民生。现在广大的重庆草根人民亲身感受到了生活环境安全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山清水秀到处是绿树草地,没有黑社会动不动来敲诈勒索,想唱什么歌再也没有汉奸来嘲笑打击了,从干部到居民,都喜欢读书了,人均收入提高了,晚上每一条街上都是欢声笑语,火锅热气腾腾。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纷纷落户重庆,重庆也到海外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公租房进展也是全国的领头羊……当然也不要把重庆想得太好了,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需要一届一届的领导人不断治理。中国光有一个重庆也是不够的,上海北京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都应该这样做,国家就越来越有希望了。
10、萧 轶:近年大众媒体的兴起,让知识分子更具公共性,您对时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怎么看?您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应该是什么?
孔庆东: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并不准确的概念。难道还有“私营个体知识分子”吗?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关心公共事业,并以自己的专业,为公共事业服务的。美国推举出一些中国的所谓“公知”,意思是他们经常对社会问题发言,影响比较大。但是美国的那个推举名单,标准混杂,居心叵测。其中有些人,就不愿意承认。当然另外一些人受宠若惊,以为自己成了美国的亲儿子了。不料近年来公知的名声越来越臭,人民发现其中很多是文化汉奸。其余不是汉奸的则觉得很郁闷。所以,好好的一个词汇,就像“小姐”这个词儿一样,活活地被糟蹋了。
11、萧 轶: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左派与右派的言论经常对峙交锋。您觉得他们的交集在哪里?应该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共识?
孔庆东:正常的社会,永远存在着左中右,彼此应该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模式下进行善意友好的交流和讨论。左派右派里面,多数都是好人。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国家发展得更好,让人类更加幸福。但是总有一部分人品有问题者,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他们在左派掌权的时候,就比谁都左,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打成右派;反之,当右派掌权的时候,就比谁都右,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打成左派。目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所以同时出现了极左和极右,他们的共识,跟一般的左派右派不同,他们都是要争当美国的“带路党”,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认为广大的左派右派应该联合起来,警惕和反击极端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
12、萧 轶:这一代知识分子似乎对社会和国家都有着一种悲观意识。您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为什么?
孔庆东: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乐观的,因为中华文明才是“普世价值”。众生平等、多元共生的中华文明一定会普及到全球。但是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眼前中国自身的问题太多,面对这些问题,不妨悲观一些,怀着鲁迅“绝望中战斗”精神,去一个一个地解决。
12、萧 轶:这一代知识分子似乎对社会和国家都有着一种悲观意识。您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为什么?
孔庆东: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乐观的,因为中华文明才是“普世价值”。众生平等、多元共生的中华文明一定会普及到全球。但是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眼前中国自身的问题太多,面对这些问题,不妨悲观一些,怀着鲁迅“绝望中战斗”精神,去一个一个地解决。
13、萧 轶:我们注意到,北大教授韩毓海誉您为“马列风骨,毛鲁精神,北大文章,中国气派”;语言学家抱冰庐主人誉您“机趣横生,妙语解颐,寓正谊于幽默,弘至道于诙谐,天下博客第一”。您如何看待这些褒奖?
孔庆东:这些褒奖,我看做是一种鼓励和引导。我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夸赞的境界,我其实也不去追求什么境界,我只是对得起“此时此地之心”而已。但是这些褒奖所推崇的那种境界,真的是当下中国所缺乏的,有志之士应该心向往之。
14、萧 轶:岁尾之时,请孔教授写一段新年献词吧。
孔庆东:2012,谐音就是“恶灵已饿”或者“恶灵依饿”,反正是黑恶势力过得不舒服,过得很痛苦的意思。我们要小心他们穷凶极恶,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幸好春节过后是龙年,是孔和尚的本命年,是中国人民的图腾年。任凭恶灵逞凶残,自有天龙灭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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